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学院：历史与政治学院

班级：2013级历史学

姓名：许玲

学号：130301010026

学科：西方史学史

题目：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谈及法国大革命，就不得不提一下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部连王岐山书记都曾大力推荐的书。关于这本书，在我阅读之后也产生了许多心得。

对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家并不陌生，它第一次对延续了上千年的法国封建制度发起了根本上的冲击，最开始的革命结束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社会仍然在贵族专制与人民民主制之间摇摆。而托克维尔正是有感于祖国的动荡不安，写下《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部著作，以求为法国走出跌宕的政局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其中，《旧制度与大革命》乃是其对那场改变法国命运的革命最直接的研究。

托克维尔从1851年起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

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还采用了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重视各国之间的比较，书中托克维尔写到“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所以这本书相对于其它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来看，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严谨性。

全书主要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大革命如何是一场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第二编主要讲述封建权

利在法国比在其它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平等、没有公平、一些旧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并剖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三编则主要讲述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和最后大革命如何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

在文中，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人们可以遇见大革命决不是某些具体时间引导的，也不是凭空的一时奋起，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不管外面如何，它的实质都是一场社会革命。要使无政府状态条理化，但是法国这个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古老的制度与欧洲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还有相关的附属物——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使大革命显得更加的激进和伟大。使人惊异的是，这么激进的大革命却迷糊不清，混乱一团。如果用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革命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没有教养、最粗暴的阶级进行来解释，那也便不会让人们觉得惊奇。

托克维尔在书中描述，穷人被强迫单独维修道路，无常提供时间和劳动。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受苦。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

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反复多次，永远的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到，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旧制度下的法国是等级社会，社会士族对基层百姓不断地打压和刺激，喜欢当着人民的面前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互相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社会两级分化极为严重，农民作为最穷的群体却享受最少的公共福利，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农民完全被抛弃，所以托克维尔感叹到；“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13世纪还糟？”农民被各个阶级抛弃，被说成是卑贱的农民，无知粗野、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加的悲惨并且无法改善。

托克维尔发现，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法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不仅是其他欧洲国家中最少的，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轻的，大部分的法国农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达到了目前数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如果考虑到从那之后，法国的总人口已经增长了四分之一还多，那么这个数字已经显得很值得注意了”。可是成为土地所有者却又面临另一种负担，这对他们而言之所以难以接受并不是因为这个负担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似乎是应该免除的，如果与贵族和教士们享有的特权相比较的话。大革命前夕，法国国王连续施行的中央集权化已经完成，贵族治理本领地上事务的职责和权力得到免除，对地方进行治理的任务改由中央派出的总督及其代理人承担。作为交换，贵族们得到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免税特权，同样享有这些特权的还有与封建

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会领主。这种即不负有义务又享有利益的特权越来越激起平民的愤怒，如果农民们没有土地，这些本不是负担，但在拥有土地已经成为当时几乎所有人的愿望的时候愤怒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开了。

同样引起人们愤怒的还有来自特权者的轻视。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上层社会的人们热衷于从理性与自然法则中汲取的简单规则来探讨社会的来源、政府本质和人类的首要权利，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引领舆论导向，维护本阶级的特权。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然把讨论的内容引向下层人民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一时间上层社会对平民充满同情，政府和特权者们公开谈论平民所遭受的苦难，全然不顾他们本人就是这些苦难的来源，“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消磨时间，一边惬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豁免权和特权，一边从容地论述着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是何等荒谬”。特权者本来希望通过这些美丽的词藻来攻击竞争对手，没有想过要减轻平民的负担，反而由于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导致新的税负不断增加。他们虚伪的言行加速了平等思想在平民中的传播，并亲自成为平民苦难的造就者。

在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贵族、教士和平民，三级会议是旧制度下由法国国王控制的议事机构，其设立的本意是使国王能够从中听到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意见。其中教士和贵族属于特权等级，他们虽然在法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不到2%，但是他们占有的土地和享受的封建特权赋予他们在旧制度下对法国政策走向的巨大影响。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尽管人数远多于第一第二等级，

可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缺少土地和必要的教育，必须依附于特权等级，需要后者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状态限制了第三等级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并且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一直存在。

第二个平民可以参与政治的平台是城市自治。托克维尔发现城市政府一半委托给两个会议，城市官员组成的会议和全体会议。城市官员会议来自于国王的授权，或者是城市向国王就相关职位进行赎买，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权力被收归中央，城市官员会议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全体会议会议最初由全体人民组成，城市官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到了18世纪全体会议变成代表制并由贵族组成，随着时间推移全体会议成员的越加失去代表性，与在城市中生产生活的大多数人脱离了联系。最后在国王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下，城市自治最终也被总督和他的代理人所侵吞。最后，通过查阅档案，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乡村也曾经有过与他在美国农村社区发现的自治制度那样的机构，两者非常相似。可是由于国王将领主的治理责任予以剥离并赋予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上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逃往城市，事实上使得乡村的自治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在最后，同样也是中央集权化，自治机构的最终决定权被剥夺，任何决定都要得到中央枢密院的许可。

可以看到，由于法国国王对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行，平民参政议政的平台不断被关闭，平民与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需要彼此靠近和互相倾听；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独立于

对方，但是也同样彼此更加陌生”，平民和贵族间的距离在税负的不平等下更加疏远。当法国在 1787 年重新建立自治制度时，两个阶级间的鸿沟已无法弥补，对抗既发生在总督和自治机构之间，也发生在自治机构内部。陡然放开的闸门不仅没有对平民中郁积的不满起到疏导作用，反而带来了暴烈的后果，“我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要求竟是同时将国家现行地所有法律与惯例系统地废除；我马上就看到这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规模最大、最危险的一次革命”。

法国国王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剥夺了地方自我管理的权力，把一切事务揽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断地把管理的权力伸向原本属于人民私人事务的领域。在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进下，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在欧洲的演进了几百年，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政策实际上加速了平等原则在法国的深化。通过剥夺贵族对领地的治理权，打破了平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得益于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出资，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法国的工商业在大革命前一二十年得到快速发展，属于平民等级的一部分人的财富也快速积累，使他们得以向国王购买一官半职进入特权者的行列。但是与公众财富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繁荣相应的却是政治合作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消灭。

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蚕食，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同阶级之间缺少讨论共同事务的基础，制度上的如此设计使得处理现实中涉及不同群体事务的责任不得已只能交给中央政府。平等原则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疏离，人们缺失了妥协让步，互利共赢的

协商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后重新得到政治权利以后，也不由自主地把公共事务交给一个超越彼此的力量来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中央集权并没有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面对持续扩大的管理职责，行政资源越发捉襟见肘，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管理事务。

当最后政府由于不堪重负决定放开对地方的管制，重新赋予他们政治权力时，国王所面对的是已经长期远离政治生活的法国民众，“个人完全失去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在事件中读取经验的习惯，人们运动的经验，几乎丧失了人民的概念”。与此同时，由于认为压迫无法摆脱而逆来顺受的法国人民，忽然发现改变苦难的权力就在手中，去除一切旧弊的情绪由此变得空前强烈。急于消灭一切封建特权的情绪，突然得到的政治权力与缺少政治实践相结合，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法国社会的改革不是由各方协商推进的渐进式，而是迅猛的、无法控制的革命。从其间种种来看，法国大革命的产生其实是必然的。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了平民等级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主要力量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而非他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境遇。随着法国国王集权的不断推进，平民自我表达的渠道被封住。集权后国王的治理又没有使平民的诉求得到满足，当旧制度企图做出一些改变时，累积的弊病化为暴力革命把专制政府一举摧毁，同时也导致了法国政局长久的动荡。反思这一切，托克维尔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领法兰西民族走出迷途。这也是这本书所要向读者表达的关键。

掩卷深思之余，把目光转回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将不得不认真聆听中国好声音。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遭破坏，水资源、空气质量恶化。更堪忧的是国人精神层面出现断层，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不断受到贬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不断遭到挑战，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临界点。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警惕。显然，新一届党中央不仅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且敢于直面问题。中央誓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而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再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在当下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尤其要坚定改革的决心，唯有改革才能解决流弊，才能使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央已为我们立下了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则是找准了解决问题的命门，中央相继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曾经权倾一方，位高权重的官员相继落马，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大力反腐的坚强决心，城镇化继续强力推进，网络乱象也得到了遏制，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而人民法院在保障改革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法院同时又是保障社会公平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

一名历史学师范生，我愿意为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公平正义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也坚信，公平、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