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第8卷 第4期
Vol .8 No .4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JOURNAL OF HUANGHE S&T UN I V ERSI TY
2006年12月
Dec 12006
收稿日期:2006-03-13
作者简介:章可敦(1948-),男,浙江临海人。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文史研究?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章可敦
(台州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摘 要: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新变的一个例子。此时的文学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体现个性化。魏晋名士对个性的解放,对婚姻爱情的大胆追求,强烈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汉儒及其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抗争,同时给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世说新语;士人;风流;离经叛道;唯色至情;纵情越礼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424(2006)0420053204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透露出新的生机。此时的文学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个性化,体现出其自身的文学魅力。《世说新语》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冯友兰先生说,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的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1]609
。袁行霈也说:
“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
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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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新的社会思潮,玄风炽煽,佛理妙语,熏染了一代士人,也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一种新的追求目标。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新的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新的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一代。“这一种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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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在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所提倡的名教是人生自由、个性解放的一大障碍;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除这一障碍,打开人生的新窗户,还自我以本来面目。
一、离经叛道———刑于东市———阮籍、嵇康的真
性情真血性
魏晋时期,文人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可谓名士派的形成。他们以放诞任达的举止言行自觉地向传统礼教开始了全面的反叛。正始时期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以倒行逆施、饮酒放诞著称于世。他们与曹操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不同,邺下文人紧紧围绕在统治者身边,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在与统治者的合作中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在与黑暗政治的对抗中,在放诞无礼的言行中体现自我,体现久已丢失的人的尊严。如七贤之一的刘伶,不但醉酒裸身,还做《酒德颂》一篇,鼓吹老庄思想和放荡纵酒的生活,以此来表示对司马氏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的不满和反抗。阮籍更有甚之,做《大人先生传》,否定古今上下,怀疑鬼神。作为大名士,他明知屈伸两难,故而纵酒谈玄,佯狂避祸。司马懿欲与其联姻,而他“沉醉”六十天未醒,使司马氏只好作罢。尤其是他佯狂弄痴,行为怪诞,无视礼法,受到一班士大夫的嫉恨。《晋书》、《世说新语》中对他多有记载,诸如“哭穷途”、“青白眼”、“丧母无礼”、“叔嫂话别”、“哭邻女”等,皆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放诞痴狂而坦荡淳至的个性行为来抗争人世间的黑暗、沉闷、虚伪和不自由。然而阮籍“虽不守礼法,而内心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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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礼意。此正戴叔鸾所谓‘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之微旨,此等思想情感若非具高度之内心自觉,而敢于对一切游行之观念与习俗皆抱持批判之态度,即断不能有也”[3]329。所以阮籍虽“痴狂”,却不愿儿子效仿他,诫其“不得复乐”!这一方面说明他潇洒放诞背后的痛苦,另一方面恐怕儿子唯效其表而难解其意———失却真精神、真道德、真血性。他的痛苦忧愁和理想追求以其行为狂放表于人间,又以文字隐含于诗文之中: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在八十二首咏怀诗中,一再把受到残酷迫害的恐惧哀伤和屈伸两难的矛盾痛苦强烈地抒发出来。正如沈德潜所言:“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于此之前,“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所谓魏晋风度和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4]103。
竹林七贤的另一中心人物嵇康,则以另一种姿态与世俗及黑暗现实抗争。魏末晋初,司马氏假借礼法之名阴谋夺权,对于异己横加迫害,政治十分黑暗。为此,嵇康纵酒呼啸于山林,以明不与统治者合作之志。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中说:“作为名士,嵇康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对反。”嵇康曾作《难自然好学论》,以矛头直指儒家经学:
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固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
余英时先生谓:“叔夜此论最能道出儒学鄙而道家转盛之症结所在,惟其旨意,盖由于重精神之自由也。”[3]377特别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承认自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其性格刚直峻切,其本性是非分明。嵇康痛斥好友山涛举荐自己出仕,推崇老庄,强调任真,力言本性不堪出仕。而且信中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针对司马氏统治下的虚伪、残酷作了愤怒的揭露和批判。然而,他蔑视名教,离经叛道的行为,终招杀身之祸。
《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则如此描写了嵇康的就义: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晋书》更记载了这位为司马氏集团、为世俗所嫉恨的“无道”文人临刑前后的情景:
康将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可见嵇康精神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的新精神,他的才识、人品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同情。
二、唯色至情———获讥于世———荀粲人性的率直任真
荀粲是魏晋正始清谈家之一。他宗奉《老》、《庄》玄奥幽远的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清谈“论议”,并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荀粲虽然年仅29岁即永辞人世,但他思想活跃,为人极富个性。尤其是他对男女关系及婚姻爱情的认识,充分体现了他率直任真的感情世界。虽然获讥于世俗社会,背悖了传统礼教,但他却全然不顾,毅然行之,泰然处之,我行我素而心安理得,充分体现了他人格的真美。《世说新语?惑溺》第二则云: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悲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他对传统儒教都敢于公开抗辩,当然更不会在乎一般的世俗之讥了。封建社会苛求妇女“三从四德”,而荀粲对于用礼法名教之“德”,作为评价女人之优劣的根本准则,嗤之以鼻,这在当时是一种公开对抗传统礼法的大胆挑战,难怪他要得罪名教之徒而“获讥于世”了。有关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从《荀粲别传》中加以具体说明:
粲常以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燕婉。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聘也,遗才存色,非难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岁余亦亡,亡时年二十九。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时俊杰。至葬夕,赴期者裁十余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恸路人。粲虽褊隘,以燕婉自丧,然有识犹追惜其能言。
荀粲以为,“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石破天惊之言,大胆狂妄之说。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重视外貌之美而轻视内在之美的片面之言,同样具有歧视妇女的倾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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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美的人必须兼修内外,二者缺一则非完美。所以无论古今,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社会舆论一般都有重内而轻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社会的虚伪本质所决定的。礼法名教本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所炮制的,它是捆绑被统治者的准绳“规范”;而对炮制者———士大夫而言,则很少有什么制约作用。因为礼法中的“德”,主要是说给女人听的,而男人本身无须遵守实行。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汉儒所称礼法名教,冠之以“德”,实是套在广大妇女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锁;男人是女人的主子,又怎会把这具枷锁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呢?于此可见,表面称“德”,内实缺德。这种礼法规范,男女不平等是明显的。为了不让女人觉悟,名教又宣扬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来加以欺骗和愚弄。只要求女人禁欲守节,而无视男人纵欲淫乱。这就是传统礼教所苛求于女人的“德”的具体内容,它并非真是指妇女的内在资质之美,而是强加于女人身上的一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因此,在评价妇女时,封建卫道者的“唯德论”和荀粲一类玄家名士的“唯色论”,以今人看来,二者各有其片面性;但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比较,则在魏晋时的“唯色论”,要比封建礼教的“唯德论”进步得多。“唯色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对自己所爱女人的真情,表现出对妇女做人的权利有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和尊重。传统名教的“唯德论”和荀粲的“唯色论”,前者主张禁锢妇女,包括其身体和精神;而后者则要求身心相对的开放和自由,二者性质判然有别。
荀粲的“唯色论”,实际上并非否定一切的道德标准,而是以直率自然之心为基础来思考两性之间的关系的。荀粲本人对自己那美丽的妻子还是很有感情的。他是色动其外,而情动于中。他把“色”作为女人本性的一种表现来加以欣赏和肯定,这和今人所说的“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意思相近。当妻子生病而高热不退之时,他想到了丈夫爱护妻子的责任,跑到冰天雪地的庭院中去挨冻取寒,然后用自己那冰冷的身体熨贴妻子,希望能为她隆温祛热,驱逐病魔。特别是当爱妻病故后,他悲恸欲绝,感天动地,欲哭无泪而黯然神伤,虽然因此而获讥于世俗,但他却全然不顾,终因悲伤过度,一年多后随爱妻西逝。如果他们夫妻之间缺乏深挚的真情交流,能装得像吗?荀粲为真挚情爱而献出了生命,他是当时士人才子中一个不折不扣的情种,犹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今天有些人,以为有了钱就能买到一切,腰缠万贯,酒食征逐,秦楼楚馆,渔猎女色,自以为是在享受人生,其与古昔情种荀粲相比,能无愧乎?
三、纵情越礼———禁锢仕途———阮仲容只为鲜卑婢的人格美
阮仲容,指阮咸(公元234年～公元305年),“仲容”其字。魏晋间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咸精通音律,纵酒率性,不拘礼法,故为名教中人所疾;官至散骑侍郎、始平太守。鲜卑是古代中国东胡中的一支,汉末一度强大,曾多次侵袭中国北方。遥集是阮孚之字。孚为咸子,故事中的鲜卑婢即其母亲。阮孚是混合血统,智商极高,妙语玄理,精赏文学,颇具政治预见性。其性格旷达而重感情。《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五则云: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这则小说很生动,它发生在魏末时期,其主人公阮咸的言谈举止,常是不假思索的潜意识的爆发,也即是不计后果的感情行为。刘孝标引《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与其叔俱是竹林七贤之中的人物。陈留阮家,是当时的一个高门士族。祖父阮],颇为曹操宠任,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咸父熙,即籍兄,武都太守。如阮咸这样的出身,在魏晋门阀时代,只要与最高统治者保持其政治上的协调,则将是高官任做,骏马任骑,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但阮咸却偏是不屑于走这一条终南捷径。他受老庄思想的影响,“纵情越礼”、“任达不拘”,所以为当政的礼法之徒所疾。对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其感情生活,他有自己的理解,而不为礼法名教所拘束。鲜卑婢虽出身奴仆,且又是少数民族出身,但是阮咸却选择了这样的女人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是一种勇敢的越礼行为。如果说鲜卑婢在姑母家时,阮咸已和她发生了关系,开始有可能是一见钟情,被“色”所动而引发了性行为,但后来则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了。在一个受封建道德管制而日益麻木不仁的男女世界中,肉麻的温情和真挚的激情之间的分界线常是模糊并存的,但阮咸却实现了从前者到后者、即从低级到高级的感情转化。据《晋书》本传,阮咸“幸姑之婢”,其姑母不仅没有指责他的私情,而且开始还曾答应把鲜婢女留下来侍候侄儿。不过后来姑母突然变卦,个中原因,史无明言。但据理推之,当与亲友及世俗舆论的责难和压力有关。但阮咸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一听消息,遽然跃起,“借客驴追婢”,并且公然“累骑而返”,而没有给鲜卑婢另雇车轿以遮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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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因为他不想活得太累,认为违反礼教,小事一桩,根本不放在心上。但世俗社会的传统礼法偏不因此而原谅他,在朝当政的礼法之士“世议纷然”,不仅是一般的指戳讥讽,而且采取了坚决的行政手段,对他实行了强制性的仕途禁锢,阮咸为此而失去了数十年做官的富贵前程。今日社会,读书人不做官可以做生意、办教育,仍有谋生前途;但在古代中国,一个封建士人,失去了做官的资格,不仅是失掉了政治生命,而且也断绝了优厚的经济来源,动辄得咎,事业、理想将化为泡影,其后果代价,可谓大矣。作为一个当时的士人精英,阮咸心里当然明白,但他毅然行之,根本不把礼法名教的非议放在眼里,也没有考虑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这一方面,与其任自然而越名教的所受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有关;但另一方面,更与其重视与鲜卑婢的感情生活有关。像他这样一个名门出身的青年贵族,如与鲜卑婢只是戏弄调情、豪无感情的话,那么他随时都可以一脚踢开,随时都可以找其他漂亮的女人来开心,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与鲜卑婢的关系,日久生情,真情挚爱,难舍难分,故用“人种不可失”作为借口,去堵住礼教之士的嘴巴。不过,他的“借口”不现实,执政的礼法名士对他仍是不饶不依,因其不顾身份,“纵情越礼”,而对他大加挞伐,成为对他实行仕途禁锢的行为依据。阮咸也为其一腔男女真情而作出了牺牲。但是,有了礼教的严重压制,也就引起了魏晋名士的愤世嫉俗,后来阮咸行为之“怪诞”,正是对于传统礼教的一种蔑视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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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sonality Beauty of the Schol ars i n W ei and Ji n Dynasti es
ZHAN G Ke2dun
(Taizhou Institute,L inhai317000,China)
Abstract:The book
Key words:W ei and J in dynasties;
[责任编辑 陶 谦] 65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魏晋玄学的 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哲学博士、教授，曾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1967年的美国心理学会的年届主席。 马斯洛1908年4月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鲁克林区，他父母是从苏联移居美国的犹太人。童年时代的马斯洛常感到孤独、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在犹太人之中的犹太儿童，没有亲朋好友。马斯洛只好在书的海洋中遨游着。 马斯洛1926年入康乃尔大学，两年后又转学威斯康星大学，并于1930年获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在即将转学威斯康星大学时，马斯洛同高中时代的恋人古德曼·伯莎结了婚，马斯洛十分珍视这段时光，认为他真正的生命是从结婚和转学到威斯康星时开始的。1934年，在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哈利·哈洛指导下，马斯洛完成了题为“关于猴群中支配地位的建立”的博士论文，而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在论文中，马斯洛认为支配似乎源于一种“内在自信心”或“优越感”，而不是通过肉体攻击取得的。获得博士学位后，马斯洛重返纽约，以卡内基会员的资格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后又到布鲁克林学院，直至1951年。这期间，他把有关支配研究推广到对人类支配问题的研究上来，他发现具有强支配型的个体总是倾向于创新、很少遵奉宗教和具有外倾型性格，他们也不易焦虑、不易妒嫉或患神经症。从研究对象上看，马斯洛最初关注的是健康的、卓越的、占据支配地位的典型人物。在
二战期间无数思想家逃往美国之际，马斯洛也相应地把研究对象转向到极杰出人物上来。并因深深钦佩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魏思麦，而立志于个体自我实现方面的研究。 1951年至1969年，马斯洛在布兰迪斯大学工作，全身心研究心理最健康的个体。这期间，他曾任布兰迪斯大学心理系主任兼教授，并成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导者，担任美国心理学会1967年一1968年度的主席。1970年7月8日，马斯洛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享年62岁。 马斯洛的主要著作有：《动机与人格》(1954年)、《科学心理学》(1966年)、《存在心理学探索》(1968年)、《人性能达的境界》遗作等。《动机与人格》是关于人类心理自然基础的研究。《科学心理学》介绍了马斯洛的科学观和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证明了科学生活也可以是对人类怀有希望和发现新价值的生活，是热情美好的。《存在心理学探索》、《人性能达的境界》是他关于人性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即他自己所说的“规范社会心理学”的探讨，其中，《存在心理学探索》是马斯洛对1954年至1960年间发表的演说、论文加以修订和扩展的汇综，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他的观点，并对未来发展做出了纲领性推断；《人性能达的境界》是马斯洛的遗作，由马斯洛1969年亲自选定的文章组成，探讨了健康与病态、创造性、价值、教育、社会、存在认知、超越和存在心理学、超越性动机八大类问题。 马斯洛是世界闻名的心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在西方、苏联及我国引起很大反响，并在教育、工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得到实际应用。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阅读附答案
《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阅读附答案 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李泽厚 魏晋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在对日常人事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 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愈显其沉郁和悲凉。这种感喟，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与其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密不可分。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于是，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也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 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成了重点所在。“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无不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 “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千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这种美学趣味和标准，与前述人物品评一致，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节选自《美的历程》，有改动)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魏晋风度”出现的原因的一项是 A．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祸不已，原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学解体，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兴起。 B．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原因，人生短促而多苦难，但一些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努力思考把握人生的方法，这种探寻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 C．当时对人的评议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九品中正制度为代表，门阀士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法学与社会学院 2011级1班 摘要：汉代哲学中，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承接汉代的魏晋人便疑问人是什么？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回到了人类粗朴自然的初始状态，踏上了真正的归乡路径。 关键词：魏晋风度；超越生死；谈玄论道；哲学；人格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 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新语·方正》）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宣言，他们以自我的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自我个体的高度觉醒，而这种觉醒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先秦、两汉，这是一个万物皆贱、惟人为贵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伴随着这种个体自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转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人生追求。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我们知道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生死问题采取理性态度，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 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即所谓“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迨及东汉末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尽管期间也出现了西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太平繁荣景象，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爆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所替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仇恨，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所 陕艳娜 荩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玄学的繁兴及其儒学特色(一)
魏晋玄学的繁兴及其儒学特色(一)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繁兴。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玄风。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形式上的否定，却又是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玄学与经学这两种思潮，既在理论形态上相互对立，又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 一、玄学家的儒学渊源 东汉末期，一些儒者、经学家面对道德危机和经学的没落，开始逾越儒家的礼度和经学的师法家法，不拘儒者之节，杂采老、庄之说。譬如：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1），又训注《老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夫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戺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一代经学大师已津津乐道于老、庄之言，况论一般儒生文士？马融的弟子郑玄，不为经学所拘囿，“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汉书·郑玄传》载：“（袁）绍客多豪谈，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上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叹服。”所谓“依方辩对”，使“竞设异端”的四方豪俊“莫不叹服”，可见老师大儒郑玄也已脱离经学窠穴，杂采百家了。至于经学深奥并曾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则憧憬一种“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2）的淡泊和空灵的道家境界。此外，汉末的杨厚、范升、虞翻、荀淑、顾凯等儒者，或修黄老之学，或为《老》、《庄》训解，或清淡而不涉世事，都已多少杂具道家色彩。 魏晋玄学正是循此路数发展而来。细案魏晋史籍，便会发现，玄学家大多数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受儒学濡染，谙熟《诗》、《书》，注解儒经，与儒家经学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兹以几位主要代表人物为例举述于下： 何晏（？一249年），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因曹操纳晏母，遂为操之养子，又娶探女为妻。史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不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3）以神自况的何晏，除了着《老子道德经论》和《老子杂论》外，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周易说》一卷（4）、《孝经注》（5），《论语集解》十卷则是何曼等集诸家之解而成。《晋书·郑冲传》说：“（郑）冲与孙邕、曹羲、荀凯、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以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何晏等“集孔安国、马融、包氏、周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义，并下己意，故为‘集解’。” 王弼（226一249年），“好说儒道”（6），通辩能言。《世说新语·文学》曰：“何晏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问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何晏“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7）王弼的《易》学渊自经学的荆州学派。汉末，刘表据荆州，兴建学官，编定经书，士子学人多相依附。荆州学者宋忠等治《易》重义理，与讲究阴阳象数的汉末《易》学不同。刘表青年时期曾师事王粲的祖父畅，后粲与族兄凯避乱荆州，投靠刘表，表以女要凯。蔡邕亦尝以数车书与王粲。王粲死后，其二子及宋忠因参与魏讽的谋反而被诛杀，而蔡邕所与的旧藏书遂转入王凯子业之手。而王业之子便是王宏、王弼。其后，曹操取荆州，宋哀与王氏北上，玄学遂盛于洛下。王弼曾着《周易注》十卷（8）、《周易略例》一卷（9）和《论语释疑》（10）。此外，见于诸史著录的有关《易》学著作还有《周易大衍论》、《周易究微》、《易辨》和《易传纂图》。 阮籍（210一263年），“容貌魂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善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11）。《世说新
1.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李泽厚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终学的崩溃．烦琐、汗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魏晋文人生死观 孟骞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触及到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希冀建功立业。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
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着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这种苦闷和感慨，正是英雄人物的苦闷和感慨，是烈士的一种悲心。再如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拥有三千年寿数的神龟、能够乘云驾雾的腾蛇，生命终结之时也会和蝼蚁一般，化做土灰，更何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面对这有限的人生我们该有何作为？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可违背“天命”，也就是自然规律，但也不能听凭“天命”，丧失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活着就要有“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死观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并使我们的国民精神多了几分不可摧折的乐观。 二、寄情山水，任真自得。代表人物：陶渊明。 生在魏晋，是陶渊明的不幸。当时，外有异族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玄学概述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代表人物：王弼 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找寻世界统一性的原理。其主要范畴是讨论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即本体论世界观的范畴。(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属于运动观的范畴。(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属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围。(四)性与情的关系问题，属于人性论的问题。(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玄理哲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 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 核心思想: 1,本末有无:“贵无论” “贵无论”是探索现象界背后的真实本体，作为世界本性的“道”，是绝对的“无”，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的。王弼用“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道”是超言绝象不可名状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的对象，只有“与道同体”的圣人才能把握。 2,动与静:“本静末动” 王弼认为“凡有起于虚，动直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 3,言意之辩:“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
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
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 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混乱的时代，三国纷争，八王之乱，晋室东 迁…人们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异常的发达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的大背景下所展现的风骨和风貌更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的，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人格之美令人心折，而这种人格美又体现在了形美和神美两个方面。在古代的十大美男中魏晋时期的就占了七个，美男并不会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魏晋时期的美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他们风流倜傥，英俊伟岸的身姿，那种围绕在他们周身的自由狂放，潇洒不羁的气质才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而魏晋时期的审美标准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原因？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的纠缠和交织又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关键词：魏晋文人、形貌、才思、神韵之美 魏晋时期，这样一个黑暗又动荡的年代，战乱频繁，天无宁日。“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写到了整个村庄的灭绝。”①人们却将仪容和人体美作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内容。很难想象，在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连温饱都需要烦恼的时候，还要分出精力来关注仪容仪表，这仅仅从表面上看是矛盾和难以理解的。但当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的分析文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之后又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自古以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更加注重人们的内在美，即精神美。而魏晋时期时对于人的形体之美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色。在儒家的审美中，着力强调美与善的联系，甚至直接将善转化成美。美与善可以说是孔子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善是美之所以为美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善美也就不能称之为美。徒有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善作为内核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孔子在论语中写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②“里仁为美”③这种种言论都可看出孔子对美的阐释。文质彬彬就是“美”与“善”的一种统一，而善甚至是要超过于美的。可以说儒家是更注重内在美的。而道家强调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的自然之美，持一种无为自在的审美态度。认为自然的天然的就是最美的。庄子就主张万物各随其性，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道家在论述人格美的时候，也更推崇人的精神美，认为精神美远重要与外表形态之美，常常以形貌丑陋的人来反衬人物精神的伟
动机与人格
读书笔记 一个人除非在他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敢于倾听自己，倾听他自己的自我，否则他不可能明智地选择生活。 ——亚伯拉罕-H-马斯洛 作者简介 马斯洛（1908—1970）现当代全世界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心理学家。他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发起者和理论家，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有“人本心理学之父”之称，智商高达194的天才。1934年马斯洛获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1年被聘为布兰代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斯洛开始对健康人格或自我实现者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并担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马斯洛在其心理学理论中指出：“人在满足了生存、安全的需求之后，就渴望被尊重，希望人格与自身价值被承认。”《纽约时报》评论说：“马斯洛心理学是人类了解自己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还有人这样评价他：“正是由于马斯洛的存在，做人才被看成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里，他看到了光明与前途，他把这一切与我们一起分享。”如果说弗洛伊德精神学派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本能乃至病态的一面，华生行为主义学派展示了物理、化学的一面，那么马斯洛人本主义学派则展示了人类健康、积极与主动的一面。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与“追求卓越”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从而，马斯洛心理学又被称为“第三思潮”。 《动机与人格》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奠定了马斯洛的学术地位。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精彩的理论，包括人本心理学科学观的理论、需要层次论、自我实现理论、元动机理论、心理治疗理论、高峰体验理论等。需要层次论是马斯洛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至今仍在多个学科领域和实际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本书内容 这本书分为四部分：动机理论、心理病态与正常状态、自我实现、人类科学的方法论。第二部分“心理病态与正常状态”纠正了我对健康人格的错误认识。第四部分“人类科学的方法论”让我学会了让自己变得优秀、健康的方法。但本书主要讲的是第一部分“动机理论”的“需要层次”和第三部分“自我实现”。 马斯诺的《动机与人格》提出了许多精彩的理论，包括人本心理学科学馆的理论、需求层次论、自我实现理论、无动机理论、心理治疗理论和高峰体验理论等。即奠定了马斯诺的学术地位，又标志着其“后人本心理学”的萌芽。《动机与人格》自提出以后，一方面得到引用、引导、应用；另一方面也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尽管有的批评家试图提出更完整的需求理论，但迄今仍然没有一种需要理论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人类动机理论”是马斯诺关于需求层次的经典阐述，马斯诺将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巧妙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马斯诺指出，所有人类的需要可以根据层次进行排列,从对空气、食物和水的生理需要开始，接下来是心理需要的四个层次-安全、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诺强调，我们的高级需要与我们对事物的需要同样是真实的，不可缺少的。在人类的需要问题上，他尽量避免了行为主义学派和弗洛伊德的过分简单的观点。“基本需要”的满足中马斯诺讨论了需要层次论的一些含义。包括需要的满足，需要满足的后果，以及需要满足与学习，性格的形成，心理健康、病理学与其他各种现象的联系等。“重新考查本能理论”是马斯诺重新考察传统心理学本能出的理论，这一套理论将生物学的本能概念应用到人类行为之中。本能学派的学者在遗传性的本能中寻找所有行为的根源。而与此相反的是，行为学派的学者倾向用学习来解释所有的行为。在这里，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