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研究_以_红楼梦_英译本为例_赖祎华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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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赖祎华欧阳友珍

中国典籍外译应重视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与可达性，过度的异化只会阻碍原作的通达，导致文

化的自我边缘化，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解读以及译本在目的语

社会的接受和反应证实了文化翻译观关于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钱钟书的“化境论”中的“诱”对我们

今天的典籍外译很有启迪作用。在现有的接受环境下，中国典籍外译不必拘泥于译本的形式和深度，应先做

出适度妥协，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期待，提供他们可以接受的跨文化产品，从而译出异化程度

更高的作品。

[关键词]中国典籍外译策略；文化翻译观；跨文化语境；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12－0239－05

赖祎华（1967—），男，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对外宣传语言及其翻译实践；

欧阳友珍（1970—），女，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江西南昌330031）

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外语专项课题“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2WW335)的

阶段性成果。

典籍外译是现阶段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研究热情也很高，这与当前的世界全球化潮流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文学经典的翻译，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元曲和明清小说的翻译，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两种译文并存的情况；哲学宗教类的老、庄、孔、孟、禅宗等理论性作品也有多语种翻译。中译外，尤其是中译英状况日益兴盛，令人欣慰。“但实际上，中外翻译策略之不同，翻译效果之差距以及发行渠道的畅通与否，现今已引起很多方面的关注，是进行专门研究和评论的时候了。”[1]（P5）

要实质性地推动翻译工作的顺利进展，很有必要审视当前的跨文化交际的条件和环境，思考怎样用西方的语言和思维来讲我们的事情。在此，笔者以文化和翻译的关系为出发点，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基础上，解读《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和大卫·霍克斯英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而探讨当前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的选择。

一、文化与翻译

中国翻译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五个时期：佛经翻译时期、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时期、清末以学术翻译为主的综合翻译时期、20世纪上半期的综合翻译时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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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下半期的综合翻译时期。[2]（P92）

中国目前处于第五次翻译高潮，翻译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着紧密联系，脱离翻译来进行文化和信息交流是难以想象的。文化具有民族性、

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文化交流的需要是翻译产生的根源。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批文化大师都非常关注翻译问题，并不断从翻译问题中发掘出许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同时，一批翻译理论家也不断从文化层次阐述翻译，使人们认识到翻译并不只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它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学观念，与译者本人的翻译态度、立场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990年，Bassnett Susan ＆Levfevere Andrē在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文化翻译观，探讨了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3]

文化翻译观的核心内容是“操纵”和“文化构建”。“翻译史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塑造的权力

史。

”[3]

“文化翻译观”认为：一方面，文化对翻译有制约或“操纵”作用。从文本选择开始一直到译本生成后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和流传，都要受到目的语各种文化价值观的调节，具体表现为译者总会出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考虑而“操纵”原文。另一方面，翻译一经产生会对目的语文化的演进产生巨大影响，即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来塑造或构建文化。翻译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它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是文化构建的一种方式和文学更新的重要工具。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着不同的原则和规范，其目的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译者所代表的文化势力如何以及译者本身对这一文化所持的态度怎样都会在译者的不自觉中以某种方式制约着他的语言选择和翻译策略。在Venuti 看来，

“归化就是在翻译中采取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异化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

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

外国情调。”

[4]

以色列学者Evan Zohar 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 )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就会采取归化式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策略。

理论上讲，多元系统理论也可解释中国的文化地位和中国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但在回顾和梳理中国翻译史上几次翻译高潮的基础上，学者王东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在译者本人。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主观认定。就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说，目标文化在译者心理上的主观地位，或称译者的文化态度，从某种意义上

讲比这一文化的客观地位更为重要。

”[5]（P4）

纵观中国翻译历史，笔者认为：在特定的目标文化中，译者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或主观态度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有受操纵的一面，也有反操纵的一面。

二、跨文化语境下对《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解读

通过对翻译的外部宏观环境（文化、政治）研究，Levfevere （1992）提出了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是目标语文化操纵翻译的三大权力因素，认为翻译是目标语文化中的改写，是服务于权力的文本操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为何要翻译、谁来选择翻译作品、谁负责译作的出版、谁负责选译者等，还提出目标语文化的操控还包括读者和市场等因素。在后期的理论研究中Levfe-vere 充分肯定了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在译者主体意识和主流意识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反操纵和译者主体性被正式提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有

受操纵的一面，也有反操纵的一面。受操纵指的是译者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宗教等“权力话语”的潜意识操纵；反操纵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原文和译文的各方面进行制约、影响和操纵。反操纵突出地表现为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有意识的行为。[6]

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在强大的社会时代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具有选择和改变的能力。同样的，译者也会主动寻求操纵和反操纵之间的平衡，在译文中实现其主体性。

《红楼梦》的两个主要英译本已问世30多年，翻译界对他们的评价也逐渐达成共识：杨译本以原文文本为指归，多采用异化策略，在源语文化信息的保留传达上受到普遍肯定；霍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在语言、艺术的再创造上更见功力。在此，我们来解读一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深层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对译本生成的影响。

（一）赞助人、翻译目的和预期读者

霍克斯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早年任教于牛津大学，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后辞去工作专心翻译《红楼梦》。他既是译者，同时也是翻译活动的策动者，在“为何要翻译、谁来选择翻译作品、谁负责译作的出版、谁负责选译者”此类问题上拥有主动权，不存在其他“赞助人”来干预他的翻译行为。我们可以把赞助人理解为某种权利（人或机构），对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改写施加影响。在译本序言中，霍克斯写道：“假如读者能稍微感受到我读原著所感到的快乐，我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了。”他的译本是由颇具影响力的英语文学出版社——

—企鹅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他的翻译目的和预期读者都非常明确：向英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传递他在阅读原著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因此，他更看重译文的艺术性、娱乐性和观赏性。在翻译过程中处处为读者着想，对原文进行大量的改写、替换甚至省略等归化策略，为了不影响读者阅读的兴趣，正文较少用脚注。

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在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属于公职人员，是受政府的委托翻译《红楼梦》的。因此，翻译活动的策动者不是译者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外文出版社（赞助人）是一家主要从事将汉语作品译介给外国读者的出版社，目的是对外介绍中国文化。预期读者也很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交伙伴一直是以亚非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中国文学更多是与这些国家的文学发生交流。“我们不仅在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作翻译，也在为亚非国家中懂英语的读者而工作。”[7]因此，杨氏夫妇的翻译实践是以外文出版社主体为主导的一次政治性交流任务。为了传扬中国文化，必然采用异化策略，强调译文忠实于原文。

（二）意识形态

Eva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指出：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就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当时，中国文学在西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霍克斯无需为本国文学输入新的元素，翻译《红楼梦》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希望他的译文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他本人读原著时的快乐。他的翻译文本选择和文化心态与当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

霍克斯独特的文化意识以及与英语世界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把原文书名《红楼梦》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在人物形象处理上，按照自己的观点重新塑造了袭人、焦大、贾雨村等形象。故事编排上，他倾向于“人生如梦”的文学主题，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深层叙述结构，“突出了宝黛爱情而难免牺牲宝钗副线”等。[8]（P68）

《红楼梦》在“五四”时期被中国主流文学界视为自然主义的爱情小说，1949年后被评为反封建的政治历史小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的“红学”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红楼梦》的主题被认为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冲突”。因此，杨宪益的译本不像霍译本那样重视戏剧性和娱乐性，而是更为强调作品的内容，因为过于强调写作技巧可能会削弱作品主题的严肃性。

（三）译者的文化态度

在特定的目标文化里，译者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或主观态度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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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作用。而译者的文化态度与译者本人的身世背景以及对译文的心理定位密切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策略的选择又有导向作用。

霍译后四十回的译者闵福德在就《红楼梦》翻译研讨会致刘士聪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而霍克斯也反复强调他翻译《红楼梦》是希望能把“所感受到的小说魅力传达一些给别人”

。很显然，他们只是把《红楼梦》更多地定位为一部充满魅力的流行小说。

杨宪益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深受传统汉学的熏陶，是“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夫人戴乃迭虽是英国人，但她童年在北京度过，在牛津大学专攻中国文学，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学生，与杨宪益结婚后一直生活在中国，曾对朋友戏言：“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文化。”深厚的国学素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潜在的政治交流任务使他们在翻译《红楼梦》

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时，加重对源语文化的倚重，较多采用直译，并采用脚注的方式来弥补原文译成英文后的文化缺失。杨宪益曾说过：“《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了让西方人真正读懂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我们尽量避免对原文做出改动，也不做过多的解释……”。可见，《红楼梦》的经典文本地位在杨先生心目中的分量。

三、跨文化语境下典籍外译策略选择

在21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典籍外译来说非常重要。为了提升译作的可读性而采用过度的归化，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上肯定不太适宜。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以及正视接受环境和条件，陷入“中国文化本位论”，那么，译作将难以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教学领域，难免变成译者和学界自作自评和自我欣赏的对象。

夏志清在他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版序言中，提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忽视，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今日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高。但西方读者似乎对中国文学大致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的，西方读者大抵已被惯坏，早已习惯阅

读归化式的翻译，动辄便抵抗和阻抗异化翻译。

[9]（P17）

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不平等的。霍米·巴巴认为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存在一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作用。这一空间的产物即为文化杂合体，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由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译文都是杂合的，是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一直以来，中国学者们围绕归化和异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谭惠娟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尽量采用异化的译法……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语言在当代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与渗透的重要作用”

。[10]徐筙则认为“译者应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持平等态度，不能厚此薄彼。”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因为“译者应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潜在的文化接受力，尊重原作的文化特色和风貌，将其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在译作中，给目的语读者留下文化阐释的空间”。[11]（P93）

上文我们分析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对译本生成的影响。我们看到赞助人、

翻译目的、预期读者、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文化态度在翻译策略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译文的接受环境和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交流状况要求译本归化、异化结合的比例不同。事实上，由于目标语社会的接受环境和条件在不断地变化，每个译本都有一定时间的历史适用性。《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在学术界和社会的接受和反应，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霍译本译文流畅，充满艺术性、娱乐性；杨译本忠实原文，尊重原作的文化特色和风貌。两译本皆有各自的读者群，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需求来选择：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仅仅想通过阅读来获得娱乐的可选择霍译本；反之，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并感兴趣的可以选择杨译本。因此，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两译本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在归化和异化问题上过于纠结。钱钟书的“化境论”中的“诱”对我们今天的典籍外译很有启迪作用。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指出：“‘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

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

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译者首先要设法诱使预期读者阅读译作，典籍外译也应首先定位在能够唤起目的语读者的兴趣，诱使他们来欣赏和研究我国文化。也就是说，先做出适度妥协，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期待，提供他们可以接受的跨文化产品。随着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逐渐强大和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再译出异化程度更高的作品。[12]

四、结语

伴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加深，出于文化互补和共进的需要，异化翻译策略逐渐显示出它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具体到典籍外译，就是要做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不能被抹杀。

另一方面，典籍翻译也应重视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和可达性，过度的异化（源语文化信息的生硬强加）只会阻碍原作的通达，导致文化的自我边缘化，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从完全陌生到逐渐熟悉、再到逐渐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那些博大精深的经典名著的翻译中，目的语读者往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逐步理解原作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11]（P93）循序渐进地增加文化信息，才是可行之道。也就是说，要根据时代的需求、目的语读者异域文化的接受力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变化来调整异化、归化的比例。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有足够的读者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培育潜在读者。翻译是为一定文化里的不同群体服务，不仅有学者，也应有普通读者。因此我们的典籍外译不必拘泥于译本的形式和深度，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译本出现，而不是只局限于一个标准的译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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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高玉兰．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4]Venuti L．Translation as a social practice;or the violence of translation．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Hu-manistic Dilemmas:Translation in the Humanties and So-cial Science，26－28September，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Binghamton，NY，1991．

[5]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

[6]陈丽霞．文化观与翻译观[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

[7]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8]张敬．从霍译《红楼梦》看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改写中的表现[J]．中国外语，2011，（3）．

[9]孙艺风．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J]．中国翻译，2012，（1）．

[10]谭惠娟．从文化的差异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1999，(7)．

[11]徐筙．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汉文化经典外译策略探索[J]．外语教学，2009，（3）．

[12]赖祎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J]．江西社会科学，2011，（10）．

【责任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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