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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82周年党课讲稿(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

原创材料仅供学习

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

同志们,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安排,今天我围绕“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主要讲三个方面。

一、哪几支队伍参加了长征

红军长征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好像就只有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央红军。其实不然,参加长征的红军共有“三方四路”:①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②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③红四方面军;④红二十五军(小长征)。长征初期应该是六路,另外两路就是“探路”的红二军团、“诱敌”的七军团。这四路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不同,长征的路线不同,到达陕甘的时间也不同。大概情况如下: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出发,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于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结束长征;②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湖北出发,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结束长征;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北部突破嘉陵江西进,经四川、西康、甘肃(期间因张国焘错误指导的干扰在川西和西康往返行动,三过草地),于1936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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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达陇东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④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经贵州、云南、四川,在甘孜同红三十二军会师合编为二方面军,最后经青海、甘肃,于1936年10月在甘宁交界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各路红军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红一方面军

中央军事顾问:李德(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博古(临时中央负责人,27岁)、张闻天(34岁)、毛泽东(41岁)、朱德(红军总司令,48岁)、周恩来(红军总政委,36岁)、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8岁)、刘少奇(36岁)、邓发(28岁)、凯丰(28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红一方面军下辖两个纵队、五个军团。

1.两个纵队。即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两个纵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组成的,主要由机关、老弱小和女同志组成。

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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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一军团。共19880人。辖3个师即第1、2、15师。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第2团政委邓发(24岁)。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第4团团长耿飙(24岁)、政委杨成武(20岁)、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政委萧华(18岁)。

3.红三军团。共17805人。辖3个师即第4、5、6师。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政委钟赤兵(20岁)、第10团政委杨勇(22岁)、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第12团政委苏振华(22岁)。第6师师长曹里怀、政委徐策。

4.红五军团。共12168人。辖37、38、39团,长征出发前夕整为辖2个师即13师、34师。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该军团人员多数原为国民党第26军,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

5、红八军团。共10922人。辖第21、23两个师。中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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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长张云逸(42岁)。湘江之战严重受损,取消建制,后并入五军团。

6、红九军团。共11538人。辖3个师即第3、第14、第22师。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晚间出发,共约86789人,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是国民党军重点剿灭对象,经历的艰难险阻最多、最艰苦,牺牲的人员也最多(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仅剩2000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的干部讲话时,哭了),同时影响也最大。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结束长征,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红六军团提前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周恩来当时提出叫“探路”)。10月底,转战80多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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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在黔东会师后,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于1936年7月初在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15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32军(32军即红一方面军的第9军团。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革军委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3、5、9军团改称为第1、3、5、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1.红二军团。辖1个师、1个团。军长贺龙(兼任,后孙德清代)、政委朱勉之。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警卫团团长贺佩卿,前身就是贺龙在湖北洪湖一带建立的洪湖赤卫队。

2.红六军团。辖2个师即第17、18师;军团领导机关成立后,17师师长萧克(26岁)、政委王震(26岁)、参谋长谭家述(25岁)。18师师长龙云,政委甘泗淇。出发时大约1.7万人,到达陕北时1.1万人。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共有8万余人,到达陕北约1.2万人;下辖5个军(人多枪多,和中央红军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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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四军。辖2个师即第10、11师。军长王宏坤(25岁)、副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周纯全(29岁)。第10师师长陈再道(25岁),第11师师长张才千(23岁)。

2.红九军。辖2个师即第25、27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27岁)、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3.红三十军。辖3个师即第88、89、90师。军长程世才(22岁)、政委李先念(25岁)、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4.红三十一军。辖3个师即第91、92、93师。军长王树声(兼,29岁)。

5.红三十三军。辖3个师即第97、98、99师。军长王维舟(47岁)、政治委员杨克明。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5月为迎接中央军委,西进至松潘、茂县一带。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其中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带队,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队,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先行北上,掩护左路军主力跟上北进。但张国焘按兵不动,9月9日晚至9月10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分离。此后,红四方面军(左路军)南下,先后转战川康边和康北地区,直到第二年1936年7月上旬在甘孜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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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辖4个团即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并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北上,西征北上,于1935年9月15日最先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结束长征。出发时共约2900人,到1935年创建鄂豫陕苏区发展到了3700余人,是长征中唯一增员的红军。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约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人的“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太少,未能牵动敌人。后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不幸在怀玉山陷入王耀武的补充旅和追赶上来的敌军重重合围,不但没有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全军覆没,仅存的约400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军团长寻淮州负伤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等被俘,蒋介石密令顾祝同等人多次劝降不成,仅顾祝同就亲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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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劝降,次年(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秘密杀害于南昌,胡天桃被俘后与王耀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令王耀武想了二十五年也没想明白,王耀武1948年在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济南战役中被俘,1959年国庆十周年被特赦。而胡天桃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泰山般的意志和决心,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1948年9月16日,差点被王耀武所俘的粟裕指挥32万大军重兵合围济南城,而守城的正是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国民党补充旅旅长、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打响时,粟裕大将一定想到了战死的寻淮州、被枪杀的方志敏、刘畴西、慷慨饮弹的胡天桃。粟裕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8天后,济南城解放,王化妆出逃,在寿光抓获。“捷报飞来当纸钱”,那些在天的英灵们,一定有知!

二、红军为什么长征

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土地革命并创建红军后,一直以受到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南方地区为主要斗争地区。1931年11月7日,赣南瑞金城内举行了一次“开国大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从此,“毛主席”一词传遍天下,瑞金在三年时间也成为全国革命首都,人称“北京南京,比不上瑞金”。

1931年至1933年间,除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外,国内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川陕边、湘赣、湘赣鄂等十几块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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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革命根据地总人口近1000万,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最多将近30万人。

1931年3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绕道武汉化名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来而被捕,随即叛变。虽然钱壮飞事先得到情报避免了一些损失,但上海的中共中央还是遭到巨大损失。恽代英本来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因顾的指认旋即被处决。顾亲自带人带香港,抓获了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被惨遭杀害。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即将返回苏区时,也落入顾布下的陷阱。只因陈赓早年对蒋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人的营救下,蒋才对陈赓特赦,陈才逃过一劫。许多同志由此而被害。顾的叛变被称为我党历史最危险的叛变。顾的叛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这是中共的“正途”。在顾叛变以前,让中共中央迁往乡下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没有谁主张把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连遭失败,工人运动连遭镇压,最终工作重心才从城市转向了农村。

1933年初,因顾顺章叛变,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难以立足,被迫迁移到瑞金。此时的中央苏区发展到全盛阶段,由21县300万人口,由红一方面军改成的中央红军将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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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应该说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到了1934年秋天,为什么中央红军要被迫放弃根据地呢?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条。从外因上看,主要是国民党对我根据地“围剿”的加强,“铁桶计划”的实施;从内因上看,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存在,尤其是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

(一)外因—国民党的全力“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国民党当局却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1932年秋天,蒋介石亲自督师“围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当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未能打破围攻而突围转移到川陕边区。与此同时,原来活动在洪湖地区的红三军也被迫放弃湘鄂西根据地,转移到湘鄂黔边山区游击作战。从1933年起,蒋介石又集中50万兵力“围剿”以江西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央苏区。这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蒋介石同德国顾问赛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逐步压缩根据地,以图涸泽而渔。

(二)内因—中共中央出现左倾错误

面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以及完全不懂中国实际的洋顾问(“国际顾问”李德)改变了过去毛泽东等人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照搬苏联模式,实行“堡垒对堡垒”、阵地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奋战一年仍无法打破敌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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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

国民党“铁桶计划”决定于1934年11月发起总攻。此时,国民党广东系将领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身边的项与年是中共中央特科派出人员。9月下旬,莫雄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得知“铁桶计划”,马上通知了项与年。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写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向老上级周恩来报告。至1934年秋,中央苏区被压缩到只剩下七个县,10万红军被50万敌军围困在方圆不过一百余公里的范围内,最终不得不选择突围,开辟新区。

此时,红军被包围的地域狭小,陈毅形容“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南线的广东军虽停止进攻,其他三面的中央军却即将总攻。在危急形势下,临时中央最后下决心,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在赣粤交界处有意放开的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突围西征。中央红军虽然成功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却毕竟撤出了奋斗多年建立的根据地,陷入无后方作战。

整个撤出苏区的重大决定,一开始毛主席就没有参与。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并且激烈争论的时候,被排斥在核心圈外的毛泽东,每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有一首《清平乐》:“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毛主席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从毛主席这首词来看,我们从中看不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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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来。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常人是无法察觉的。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领导人博古等人,不想让毛参加主力红军突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10月2日,即在长征开始前,毛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带一军团和九军团部分官兵留在苏区打游击,请中央批准,几年后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回苏区。看完信后,博古找周商量。周坚决不同意,第二天一大早,周带着警卫员,冒着小雨,披着蓑衣,骑着马去于都找毛谈。第三天周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几个字的一句话,多么简单又多么的重大而又深远。此时离中央红军出发已不到10天。和毛谈了些什么,周没有对博古说。据周的随行警卫员后来回忆,周毛在毛的住处一直谈到深夜,警卫员送水都不让留在屋里,四个警卫员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屋檐下站了大半夜。这同样是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一个夜晚。

如果毛没有参加后来演变成长征的突围,中央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如果毛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在那种空前严峻的白色恐怖下,毛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也没有假设!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说服毛随队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重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三、“三方四路”会师的简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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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红军从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经不同的路线开始长征,历经艰难险阻,最后都到达了陕甘会师。据统计,参加红军的各路红军曾经历七次会师,其中在西北高原上的三军(主力)大会师,是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主力红军会师。这七次会师,如果按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①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探路”的一路,1934年7月23日出发)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黔东会师,开始长征。

②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师。

③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26、27军在陕北的延安附近会师。

④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11月6日,在甘泉的象鼻子湾与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徐海东、刘志丹)。

⑤1936年7月1日,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⑥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⑦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

关于会师地点的选择,有一个小故事: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中共中央在讨论时曾有一个带寓意的说法。当时毛主席回顾了头一年(1935年6月)一、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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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军会合后的情形说:“上次和张国焘会和选了两河口,结果分道扬镳了,这次再不能重蹈覆辙。”周总理当时接着说:“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北控靖(远)海(原),西障定(西)临(夏),南蔽秦(安)通(渭),东跨隆(德)泾(源),素有‘秦陇锁钥’之称,古代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周认为,主力选在会宁会师即占领了交通枢纽,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毛主席随即点赞会师点的地名,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后,残存约8万人。同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1/2),加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组成的“西路军”约2万人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想打通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经宁夏、甘肃、青海时,消灭了总数超过自己数量的马家军。但又先后于1936年12月、1937年1月和3月,遭马家军的歼灭性打击,几近全军覆灭,残部大约400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于1937年4月到达新疆的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俘虏。

1936年12月12日(“丙子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7年8月25日,北方的工农红军改编为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南方的红军游击部队和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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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全部投入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仍为我党牢牢掌握。

下面我重点和大家说一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按时间顺序说三个方面基本情况,即会师、分歧、分开。

(一)会师

1.先头部队会师。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师。

8个月的艰苦征战,行程万余里,中央红军不知倒下了多少烈士,前面遇到的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凶恶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拥抱握手,发出了山谷共鸣的欢呼。这些令我们无限崇敬的钢铁汉子热泪夺眶而出,其中所包含的意之切、情之深,是我们这些今天的后人所无法想象的。

大家知道,一军团本来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更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热情相聚,王开湘和熊厚发紧紧拥抱。

王开湘(1908—1935,江西弋阳人),当年才27岁,是中央红军的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后接替耿飚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1935年9月17日,林彪亲自到四团指挥,王团长则率领两个连突破腊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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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厚发(1914年—1937年,湖北大悟人),当年才21岁,也是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17岁当营长,19岁当团长,20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四方面军所有主要战斗无所不与,如此年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

可惜的是,我们十分崇敬的两员猛将都没能看到将来。4个月后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王团长突患伤寒。11月上旬在医院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熊师长于1937年3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2.彭、徐会面。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传》,详细描述了彭德怀和徐向前两支部队主要指挥,在维古河渡口会面的的情形:

“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喊话。徐也挥动八角帽答语。但因水声太大,谁也没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彭、徐虽都知道对方,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彭朝徐打了个手势,接着扔过来一块小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一部,在此迎候你们!--彭德怀。徐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这块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得知对岸就是徐,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徐亲切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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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通信部队想办法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徐第一次通了电话,互相问候。徐定次日在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见面。第二天见面时,这个地方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只能隔河相望。徐的随从在一段河面找到了另外的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挂着竹条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因急着同彭会面,等那老乡下来,就急着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往岩石上用力一蹬,向对岸滑去。刚到对岸,徐就急着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在一起。彭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会这一着啊!”,徐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弄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头和箩筐完成了这次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3.毛、张会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见。

1960年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又一次会见了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二十四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两人连续谈了好几天,时间长达九个小时。谈话的氛围非常友好愉快,斯诺却以他职业的敏感,感觉到毛主席由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虽然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突然翻脸,国内形势确实不太乐观,于是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出乎意料,毛主席表情凝重地说:“那是1935年长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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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可见这件事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

为了两军会合,毛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①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②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③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发了热情洋溢的电报。

毛、张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茅。两人在两支主力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远迎。(张的回忆:在离抚边约3公里的地方,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高级军政人员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候我们。)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外一位领导人物。

张很风光。与中央领导人坐担架不一样,他骑着一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多名卫士的簇拥下,由远及近疾驰而来。

【说明】毛、张相遇第一次是1918年。毛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此后争取到旁听生的资格。而张当时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的学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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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激进学生聚集地。张对毛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毛回长沙后办的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由于当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成了一大的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而毛在一大上是担任记录。在北大图书馆是记录每天到图书馆读者的姓名,现在又记录每名代表的发言。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5个分部,毛在湖南分部当主任。此后,张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只有在1927年8月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和张的地位才算扯平了一些。张因八一起义牵连(八一起义前,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去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因筹划领导秋收起义被提升为中央候补委员。但这个平衡没有维持多久。秋收起义后因为没有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大城市长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取消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毛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被迫同意这一建议。消息传到井冈山,还误传成毛被开除党籍。

由此可以看出,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年轻四岁的张,其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不表现出来,那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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