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_基于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

２００７年５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５卷第３期马克思最早提出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逻辑体系直接建基于科学劳动价值论之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企业分析和批判视角完全不同，当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着重在“现代阐释”层面间接揭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意义。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企业定价理论——

—企业视角的剩余价值分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工资决定分析——

—相对应的关于企业定价的分析及其理论。作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一个现实发展，现代企业定价理论研究乃是广义劳动价值论在定价理论方面的一个特别运用，从而构成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主流企业理论的重叠部分或理论共同点。

一、企业间接定价

还是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说起。Ｃｏａｓｅ的论文部分说明为什么劳动过程不是由市场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调节，这种作用过程在该领域内是麻烦和费用巨大的；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概念上的区别，确实因为市场机制实际上不能调节劳动过程而加强了［１］。因此从企业定价而言，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之间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亲缘性。

众所周知，Ｃｏａｓｅ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从逻辑上证明了企业在新古典价格理论中存在的合理性。

Ｃｏａｓｅ最早申明企业是有别于市场定价机制的另外

一种特殊机制［２］。这一认知被简化为企业－市场的两分法。但年轻的Ｃｏａｓｅ使用的“经济修辞”明显是好辩和律师式的，其初衷不在于宣扬企业与市场的完全不同，而在于极大地凸显两者的差别本身；反过来说，Ｃｏａｓｅ尽力寻求和展现的仍然是在“一个共同基础”（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影响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最大差别。因而可以肯定，Ｃｏａｓｅ据以分析的出发点正是权衡和比较市场组织生产方式与企业组织生产方式所显现出来的对于要素定价方式的根本不同之处。Ｃｏａｓｅ丝毫没有忘记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①。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深谙马克思的广义一般思想②。Ｃｏａｓｅ把心目中的共同基础规定为“交易”，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性质，试图为劳动和商品在经济存在上找到某种程度的联系中介。Ｃｏａｓｅ注意到利用价格机制的定价成本具有“可以削减，不能消除”的性质，而相反，利用企业机制的定价成本则具有“可以削减，可以消除”的性质。这意味着企业家（作为协调者）需要关注企业阶段的

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

摘

要：马克思最早提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企业定价理论；与此同时，主流企业理论的契约理论也不排

斥企业定价分析。因此，从一般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入手，剖析当下几个主要的主流企业理论学者企业定价研究流派，可以给出关于企业定价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一工作有力启发和佐证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范式重构”，既为实现现代契约理论与定价理论的逻辑融合奠定可靠的基础，也进一步为既有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及其现代阐释形式的科学扬弃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企业理论；定价；契约；价值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２６Ｘ（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４８－０８

许光伟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基于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视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９

作者简介：许光伟（１９７１－），男，安徽滁州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政

治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经济学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年５月第５卷第３期

Ｖｏｌ．５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０７

４８

契约特性，即必须充分注意企业中被雇佣的生产要素是怎样进入的［２］。这就在企业分析中引入了议价的视角，同时表明合约似乎是自我实施的。并且在Ｃｏａｓｅ看来，企业家应当始终处于企业内部等级制体系的最高点，而不是如马克思认为的，作为物质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应当始终处于这个体系的最高点。

做出这些推断之后，Ｃｏａｓｅ因而能够一般地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视为企业的存在本质。但马克思仍然不无先见地同时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３］Ｐ２２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指向恰恰击中了Ｃｏａｓｅ的“软肋”。Ｃｏａｓｅ认为能够用上面给出的企业规定对“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做出精确的解释，却仍旧不能给出“企业交易费用”的区别性规定，仅留下关于“企业成本曲线”的泛泛讨论［２］。

Ｃｏａｓｅ的不足和留下的难题激发了Ｃｈｅｕｎｇ的后续探讨。Ｃｈｅｕｎｇ沿契约视角的理论讨论可以综述为：（１）由于“Ｃｏａｓｅ主要关心的是，在每个人行为或贡献不能直接定价的范围内，需要私人投入所有者授予使用权的替换方式，这意味着用替代指标进行衡量，从而企业家得以出现”，所以“说‘企业’替换‘市场’是不太正确的，毋宁是一种契约形式替换另一种契约形式”；（２）由于“Ｃｏａｓｅ主要关心的是一种契约形式，投入所有者通过让渡明晰的对他投入的使用权以交换收入，因而受到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所以，“只是通过非凡的洞察力才会看到，当这种契约形式增加时，产品市场就会减少”；（３）进一步看，企业边界也因此是模糊的，“说边际条件真正决定企业规模，毋宁是决定契约替换的范围”［４］。③

Ｃｈｅｕｎｇ的进一步推理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批判。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所规定的“一般”。由于缺失必要的历史维度作为约束而完全排除了“特殊”，在经济范畴上的体现就会是试图直接以交易费用范畴完全取代价值范畴，体现了效用主义在个体分析上的滥觞的实质特征。所以，马克思进一步深刻针砭道：“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３］Ｐ２５不过，顺着Ｃｈｅｕｎｇ的思路，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企业的产生不过是用一种定价方式（可以称为“间接定价方式”），替换另一种定价方式（可以称为“直接定价方式”）。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进一步用数学模型精细化和形式化了Ｃｈｅｕｎｇ的研究。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作答，无论Ｃｈｅｕｎｇ还是Ｃｏａｓｅ本人，却是完全没有的④。

Ｄｅｍｓｅｔｚ最终以“企业理论的中心依然是新古典理论”的断言，彻底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这种努力划上了句号。Ｄｅｍｓｅｔｚ体认到：（１）新古典理论从本质上对作为资源配置者的价格制度提供诸多解释的同时，还包含着一个简单的工商企业模式，简言之，由新古典理论概念化了的“企业”并不仅仅是这种理论的纯粹附属物，它构造了一种为别人生产物品的专业化制度，从而家庭内的生产和工作中的消费被排除了，所以它也可以被作为“专业化理论”；（２）根据专业化生产理论，企业不能消失是因为物品仍然是为了销售给别人而生产的，企业简单实现了最大可能的分工，或者达到了独立管理单位的最大可能的数量，因而，凡是在Ｃｏａｓｅ看到企业替换市场的地方，专业化生产理论看到的是用企业生产方式替换自给生产方式，但无论市场或企业两者均不能替代价格机制，价格机制的任务是解决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相互依赖性，是价格机制决定价格；（３）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没有明确区分企业组织与企业存在并混淆这两个问题是导致理论混乱的根源，而事实是，对企业存在的不同的解释与对企业内部组织的解释没有什么关系，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新形式的“两分法”：市场以竞争和非人格的方式决定价格，并导致市场中的每一方均以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对价格进行反应，企业则作为中心订约人，它负责把企业的组成要素联结起来——

—签约中心的职责是把完成不同任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内在化，并对它们实施监督、计量以及相应的定价工作。［５］可见，Ｄｅｍｓｅｔｚ既明确区分了市场定价和企业定价，同时又不适当地以“企业的人格化的市场定价”进一步混淆了两者，从而重新回到Ａｌｃｈｉ－ａｎ＆Ｄｅｍｓｅｔｚ的结论：企业只是作为高度专业化的代理人市场而发挥作用［６］。

二、议价与计量

对于企业定价分析，Ｃｏａｓｅ只是提出问题。Ｃｏａｓｅ

许光伟：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

４９

２００７年５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５卷第３期

之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进一步明晰了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企业定价分析思路：一是给出合同人的行为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二是给出界分各种交易的标志：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其具体化和可操作的概念是“资产专用性”。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甚至认为，在这些规定中，资产专用性是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中最硬的概念，如果缺乏资产专用性，交易费用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７］Ｐ５６。但基于资产专用性的定价分析框架，也没有有效地弥补Ｃｏａｓｅ的分析缺陷，因为除了在规范分析层面把企业最优权究竟“应该”如何配置的认识大大推进一步外，这种思路也不能真正解决市场与科层的关系问题。如就解决敲竹杠问题而言，这种分析逻辑上面临事后的适应性效率与机会主义假设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甚至根本没有考虑一体化后的权利配置［８］。更为关键的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试图用最优企业契约设计理论阐发Ｃｏａｓｅ关于在企业里是由“企业主—协调者”（作为企业家）来分配企业内部权利，即契约由第三方实施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效率观点。它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最优化契约设计理论假定企业以效率作为目标函数，企业内权力运作的目标函数也是效率最大化，假定所设计的契约条款能被自动实施；另一方面，则强调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区别仅在于企业内部是命令与控制，但因为契约设计专家不是法庭，所以不清楚企业契约中的权力到底从何而来，即在没有第三方强制的约束下，为什么企业主可以对雇员发号施令？从而进一步紧张了Ｃｏａｓｅ体系内的企业契约究竟是“自我实施”（意味着企业是一个纯粹的“自觉力量的小岛”）还是“第三方实施”（意味着企业是一个“人为设计物”）的逻辑冲突。这样，我们也就不知道企业分配或定价究竟是如何做出的。说明需要在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业已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其他的更适合于企业定价分析的理论框架形式。

简言之，Ｃｏａｓｅ之后的企业定价理论是分别沿着议价和计量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的：前者直接把分配看作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后者则致力于把生产和分配联系起来考虑。但不管怎么说，两者的讨论都还居于契约理论框架下进行，反映了西方主流企业理论欲在个体主义实证分析方法层面，寻求企业定价基础的进一步努力。

Ｒｏｂｅｒｔｓ＆Ｍｉｌｇｒｏｍ的分析表明，从议价角度看，交易费用就是实施交易的各项议价费用，主要涉及三项内容：一是买卖双方在讨价还价过程中面临可能出现多个均衡点的选择费用；二是信息度量费用；三是由非对称信息带来的议价费用［９］。所以，他们认为议价分析视角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首先把企业看作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议价费用）的结果，而是首先把企业看作企业要素为了占有各自准租而进行讨价还价的必要的场所工具或制度装置⑤。这一洞见无疑是深刻的，但仍然没有明确博弈双方的具体权力状况。而从议价视角最早真正给出这种明确评论的则是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说：“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谁雇佣谁实际上并不重要。就让资本来雇佣劳动吧。因为老板对工人的权力并不比工人对老板的权力大，所以没有实际的权力需要分配。”［１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结论意味着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中，无论资本雇佣劳动或者劳动雇佣资本与否，结果均是无关的。但这个结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实质地显示出来，说明剩余权的控制地位界定给资本或者劳动，并不像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所说的，是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却是资本雇佣劳动，劳动雇佣资本反过来只具有一种边际的地位。Ｄｏｗ给出了不同于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分析［１１］［１２］。按照Ｄｏｗ的模型，均衡条件下的企业由谁所有，不取决于效率和总剩余最大化，而取决于谁管理企业能保证承担了专用性投资的一方能够在事后得到其沉淀成本的准租，换言之，在现实中资本总是更多地雇佣劳动，乃是因为它使专用性实物资产（相比于专用性人力资产这种形式更为普遍）的投资者可以得到更多的准租。Ｄｏｗ不认为劳动雇佣资本企业的效率必然会比资本雇佣劳动企业低。相反，Ｄｏｗ认为如果资本和劳动在物质与制度方面的投入完全对称，那么就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可观察到的组织产出会不对称。无论企业是由资本提供者雇佣劳动运行还是劳动雇佣资本来运行，二者之间没有区别［１３］。尤其没有理由预期两者在效率上的差别。因此，任何天然地认为劳动雇佣资本企业相对于资本雇佣劳动企业低效率的观点可能最终都建立在公开或隐含地假设两种投入的性质不对称基础之上。即Ｄｏｗ潜在地认为：如果劳动力事前对专用性人力资产进行了投资，就是使资本管理型企业产生更多的总剩余，那么劳动雇佣资本企业也能够占统治地位［１４］。

５０

由于Ｄｏｗ的结论不是对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结论的否定，而是某种形式的扩展和补充，从而形成“ＳＤ分析模型”。ＳＤ模型的内涵特点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遵从对称性逻辑或分析前提；第二，认为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与社会经济的雇佣关系是等价的，服务于企业的准租最大化的目标；第三，它以非契约化投资为前提，即通过假设投资事先无法约定、产出事先无法约定，保证管理者在生产的议价阶段直接以权威决定产出水平。因此，ＳＤ模型事实上是关于分配权力与权威合二为一的一个分析框架。进一步，围绕契约的能否证实性，使ＳＤ模型即具有了两个更为贴近现实的理论变种。一是完全契约下的以“资本雇佣劳动”为既定讨论前提的代理理论，后来发展成为更为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委托－代理理论或激励理论；一是不完全契约下的以“物质资产所有权（剩余控制权）概念”为既定讨论前提的企业产权理论（ＧＨＭ模型），目的则是试图全面地给出资本管理型企业的规范性的一般分析框架。这里，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的主要区别：前者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下当事人的权责，因而问题的重心就是事后的监督问题；后者不能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责，而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再谈判来解决，因而重心就在于对事前的权利（包括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８］。从而，通过强调议价成本和仰仗于由资产所有权规定的控制权谈判所派生的隐性激励，主流企业理论勾画了一个广义上的契约分析框架，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但基于不完全契约的模型分析仍然完全忽略了订立正式契约的可变成本，而经验工作表明：计量问题能够与不完全契约分析有效地结合在一起［１５］。

所以从互补的角度，ＡＤ（Ａｌｃｈｉａｎ＆Ｄｅｍｓｅｔｚ）模型则给出了不同于ＳＤ模型的另一种思路。ＡＤ模型从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力供给的非契约化提炼出“团队生产”概念，赋予其一般的内涵：常常比一个相当数量的孤立个体生产更有效率。在此基础上，ＡＤ模型把企业看作是由“中心订约人”所精心设计的一个关于团队生产的特别治理装置。ＡＤ特别声明：“与普通契约依据比较优势能够促进有效率的专业化同时，一种在一组联合投入下的团队生产过程中的特殊种类的契约，被一般地运用于团队生产。一个由共同的中心缔约人订立的双边契约集合，替代所有投入所有者的多边契约，作为促进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的有效率组织而出现。这些契约的条款形成了被称为企业的这一实体的基础——

—特别适用于有组织的团队生产过程。”所以，ＡＤ与ＳＤ的出发点虽然相似——

—如果以资本存在或资本雇佣劳动的假定开始企业分析，就是在回避企业存在的基本问题［１６］，但在分析重心上，相比于后者，它仍然过多地倚重了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中心议题：计量问题，或者说分配难题⑥。根据张维迎的归纳，ＡＤ模型（作为团队生产理论）在三点上有别于他的企业家－契约理论：（１）所有的团队成员以同质为初始条件。这一点说明团队生产理论普适于新古典世界的所有类型企业，它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通过计量和分配难题的解决带来更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又是知识主义导向的，强调企业对于不同质的经济资源具有可以进行整合的知识采集与处理的能力属性。（２）监督者是监督劳动者。这一点说明团队生产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劳动管理”或“资本管理”，由整合知识的采集与处理者——

—中心订约人（中心所有者）充当监督劳动者，意味着一种意义的“企业内资源定价机制”的形成［１８］。（３）外部委托人假设。这一点进一步说明由于外部委托人可以作为“监督监督者”，通过对企业权力起源的界说，以团队缔约组织企业分工的生产形式则完全可以为转换为一种替代形式（如“科斯猜想”）［１７］。表明作为中立的“中心订约人”的知识性质，又使之可以适合于对各种企业类型加以统一的形式解释。

总的看来，ＡＤ模型应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团队生产契约理论”看待，其对应的内涵特点是：第一，以专业化和合作生产方式回避了对当事人权责的直接规定，进一步模糊了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的界分；第二，由中心订约人缔结的“双边契约集合”，保留了围绕内部控制权进行权利再谈判的契约特征，推论了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第三，企业被看作关于剩余索取权的制度设置，剩余权利的相对集中或对应分配——

—企业最优所有权安排，均是围绕生产功能进行的，目的则是实现企业协作生产的效率水平的提高。因此，ＡＤ模型的实质内容是从管理工资论角度看的并且具有知识生产背景的一种特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即在这里，分配权力与权威有了初步的分离，并具有了可相对选择的机制。进一步，说明团队协同性的生产作用可以部

许光伟：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

５１

２００７年５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５卷第３期

分弥补代理成本对于“企业内的知识与控制的匹配”的削减作用，从反面说，代理问题只是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复杂化了［１９］。这一点也意味着ＪＭ（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ｃｋｌｉｎｇ）在其后的观点［２０］，仍然可以看作是ＡＤ的一个“管理者论”的翻版［１７］。

三、转让权、决策权、进入权

顺着“管理者论”的论证思路和沿用既有的概念，ＪＭ进一步从知识生产、知识分工和知识社会分散化的角度，研究了知识与企业内部权利的匹配性问题，从而得出了“转让权的缺位，是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的结论［２１］。这一研究进路因而可以统括为“ＪＭ分析模型”。ＪＭ模型的基础是ＳＤ、ＡＤ模型，但深化了对两者的各自的认识，达成了新的综合水平。ＪＭ模型的意义在于这三点理论认知：其一是转让权概念的提出，从所有权组织的角度进一步精细化了人们对于企业边界的认知。企业所有权，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是决策权和转让权的结合和统一；转让权就是“转让决策权”，包括出售或转让权本身以及通过交换获得收益的权利，起源于专门知识的高转换成本性质。因此，市场和企业作为两种不同的所有权组织，前者的侧重点在于转让权的创造和维护（意味着市场是以转让权为基础有效运转的，通过使知识和控制相匹配，转让权确保了价值最大化），后者的侧重点在于决策权的创造和维护（意味着工人无权转让所控制资源并将收益据为己有，或决策权不可能被授予每一个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分界则取决于决策权的具体的可转让性程度。

其二是通过“信息成本”（或知识成本）的设定，企业组织问题被解析为“信息成本与代理成本之间的一个权衡”，从而企业最优所有权的契约安排问题被内化为经济体系内部的集权与分权的不同配置的技术，以及在企业内部的分割相关决策权（包括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的经营决策权和与计量问题或控制问题相关的决策控制权）的一门技术。

其三是决策权的非转让性质最终意味着在企业组织内部，分割决策权并配置给拥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代理人的交易机制是不起作用的，企业控制及权利的总价值最大化问题必须通过建立适当的内部博弈规则来解决，涉及在组织中将决策权分配给代理人的制度，以及包括绩效计量在内的各种控制评价制度等。而且，企业内的博弈规则并不能够像市场体制中的转让权一样，有效模拟真实的资本价值所有权——

—对其予以准确定价，所以，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企业必须充分运用组合权利实现收益补偿，以足以补偿由牺牲转让权引致的损失。

另一方面，ＲＺ更为关心资源进入优先权，即“进入权”（ａｃｃｅｓｓ）理论［２２］。所谓进入权，就是使用紧要资源的一个通道或与之一同工作的能力。ＲＺ认为，进入权在提供激励方面是比所有权更好的机制，因为已经获得了资源进入优先权的某个代理人，可以针对这一特定的资源将其人力资本专业化并使其更有价值，从而凭借“退出”威胁，实际上使其有能力创造一个他所能控制的紧要资源。从而作为对ＧＨＭ模型相对重视实物资产所有权思路的一个的推进，Ｒａｊａｎ＆Ｚｉｎｇａｌｅｓ提出ＲＺ模型［２３］［２４］［２５］。如果简化ＲＺ的观点，可以说与资源依赖理论的企业权力观点几乎没有区别，即二者都认为，谁控制了对企业来说更为关键性的资源，谁就拥有了更高的讨价还价能力，谁就在企业内部拥有更大的权力，且同样都没有认真回答企业内部权力本身（直接作为分配权力）的真正来源问题。这样，ＲＺ模型的理论内涵特点即集中在试图全面回答和解决企业内部定价问题：

其一，立足于权力视角。通过将分配权力处理为独立的经济变量，ＲＺ将自己的理论直接称为“企业的权力理论”。进入权作为一种能力和关系，直接与“权力”相联结，或天然以之为基础：“当一个人天生拥有一种资源（如才能），他就直接拥有权力”。进入权是分配权力的一种机制。由此，与ＡＤ模型不同的是，ＲＺ模型不是直接从协作生产的需求中引出权力（所有权），而是相反从权力（所有权）中相对引出对协作生产的需求。这一点意味着ＲＺ模型支持内部组织在提高企业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参与人一旦把自己的能力专业化于某个领域，内部组织就会阻止他低效率地从其他领域获得权力，并促使企业协调和全面提升自身的专业化。同时也意味着经理（雇员）的进入权越大，他可以夺取的所有权就越多，在与企业家进行讨价还价时就越有效。

其二，立足于对产权分析视角的拓展。进入权本身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广义的所有权作为对紧要资源的实际控制权，而紧要资源则同时被定义为对企业组织租金创造有价值的关键资源。ＲＺ模型获得的基本命题是：如果专用投资是替代的，则把

５２

进入权赋予惟一熟练经理所得到的扣除投资成本的净产出水平严格更大；如果专用投资是可加的，则把进入权赋予两个经理将会得到更大投资总量，而在生产收益的二阶导数弱单调时，则把进入权赋予三个经理比赋予两个经理会得到更大投资总量；如果专用投资是互补的，则把进入权赋予两个经理比赋予一个经理将会得到对每项任务的更低的专用投资水平。反过来说明：与狭义所有权相比，对于所有者而言，进入权是一种真正有意义和有效的激励专用投资的机制。进入权提供企业组织边界的经济定义。按照此定义，只有当一个实体的关键资源被该经济组织控制，即获得进入权时，它才是该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而无论该经济组织是否实际地拥有这个实体的所有权。

其三，对人力资本因素日益重要性的充分重视。专门知识作为紧要资源，凸显了决策权的非转让性质，即当雇员获得进入权，进行专业化投资后，与其先前存在的人力资本剩余控制权（由人力资本合约的不完全性产生）结合，可以创造出雇员自己控制的紧要资源（如信息、创意、知识和能力等），并演变为企业的关键资源。这些专用性或专有性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企业内的有别于物质所有权的重要的“权力源”，决定人力资本必然进一步会参与企业治理以及直接参与围绕剩余分割的讨价还价。

总之，虽然ＪＭ模型基于转让权－决策权框架一般地扩展了所有权的内涵，使之可以涵盖所有权在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比较分析，但是，其在企业所有权方面的更为深入和精湛的研究则仍然进一步为ＲＺ模型所取代，换言之，后者事实上成为了目前主流企业理论体系之内的名副其实的企业权力理论。

四、结论及展望

根据以上的综述，企业定价分析本质上不排斥劳动价值论。表现在：（１）问题是相同的，进一步，理论方法也是相同的，主流企业理论不可能绝对游离于价值理论基础，所以部分当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学者能够客观上“逃离”了纯粹的资源配置分析思路，或多或少地将企业作为一个“价值体”来看待；（２）秉承上述思路，即便是在主流企业理论框架内，企业也仍然被看作不同于市场的特殊定价机制，即不是像在组织学那里，直接从资源依赖性的角度来实质地预设企业组织（作为一个要素相互依赖系统或“资源集合体”）的存在性［２６］Ｐ１１６，而是试图将企业权力（作为一个特别的“要素定价权”）分析内生于企业内的博弈过程；（３）进一步，企业定价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既直接触及了价值转型理论的广义内涵，也分别触及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两个不同的问题核心：劳动合约内部缔约关系的形成以及权力与效率的辩证关系的形成，等等。

另一方面，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分析虽然同时不排斥劳动过程研究，但最终不能够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说明现代阐释形式本身仍然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缺陷。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历史维度的严重缺失。这决定现代阐释既不能以科学价值理论作为基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理论学说的悖论性质，也不能进一步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结合来消解嵌入其理论体系的内在悖论，从而权威与合约、权力与效率，在其体系之内成为不折不扣的理论逻辑悖论［２７］。

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将主流企业理论简约为“一个交换范式”，对应将马克思企业理论简约为“一个生产范式”，或者简单地，将前者等同为关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逻辑集合，将后者等同为关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逻辑集合。这些“两分”本质上均不利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成长，割裂了既有研究文献在增量上的连续性。在扬弃主流企业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企业理论应以更加开放的理论胸襟把现代经济科学的有益成份真正地吸纳到自己的体内来，使自己的体系成为一个始终推动劳动价值论理论创新的具有多维结构（包括工具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归根结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视角的总体特点和不足之处，既显示了“现代阐释”的意义，直接展示出二者之间的在可以客观地相互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融合的可能性，又显示出需要进一步进行科学范式研究和理论构建的意义。或者说，把当今最有影响力和看起来性质差异很大的两大企业理论体系的研究文献逻辑地捏合在一起，本身即需要一个崭新的理论综合框架。劳动过程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逻辑的内在结合提供了这一可能性。也表明马克思体系内的“范式重构”本质上不应该是对既有理论逻辑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积极构建，是对狭义企业理论框架与广义企业理论框架的一种方法论打通和理论重建。展望未来，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现代范式研究将真正有助于原典意义的

许光伟：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

５３

２００７年５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５卷第３期

马克思企业理论经由批判视角向现代视角转化。

注释：

①Ｃｏａｓｅ同Ｋｅｙｎｅｓ一样，深受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计划经

济的思想影响。Ｃｏａｓｅ后来在回顾《企业的性质》一文的写作思想起源时指出，在计划经济中，如果国家接手计划某个产业，它所做的正是价格机制过去做的，而任何一个企业家在组织他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时，也是在做可以由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事情，因此，在一个竞争的体制中，存在着一个计划工作的“最优”数量。这充分表明其在“竞争性市场”的方向和基础上进一步谋求最优经济计划的理论分析立场。

②关于这种广义一般思想，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言》中说道：“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４６卷，上卷，第２２页）

③Ｃｈｅｕｎｇ进一步在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中将之明确为

“这是因为在一个自由企业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活动是由契约联结的，而要告诉人们一个企业从那里开始从那里结束是困难的……结果是，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经济学意义上将企业看作是独立的实体，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企业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理解现实世界。”（参见《契约经济学》，中文１版，第７２页）

④Ｃｈｅｕｎｇ实际上是用“契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轻而易举

地代替了对问题的具体解答：“Ｃｏａｓｅ和我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分歧，大概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是重要的。我们可能在谈起组织或契约安排时，并不去考虑如何将一个企业看作是独立的实体……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规定可观察的契约或制度安排。”（参见《契约经济学》，中文１版，第７３页）

⑤Ａｏｋｉ认为，如果企业内客观存在共同利益，如果这个共同

利益可以构成对利益各方的共同约束，那么，企业议价视角同时也就是一个企业合作博弈的框架（参见《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中文１版，第８页）。

⑥在ＡＤ看来，计量或者考核，也是指分配；人们可以计量、

考核产出，也能同时地分配、控制这一产出。

参考文献：

［１］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Ｈｏｄｇｓ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ａｄ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Ｍａｒｔ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１９８２．［２］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１９３７，４（３）：３８６－４０５．

［３］马克斯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４６卷，上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ＳｔｅｖｅｎＣｈｅｕ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８３，３６，（１）．

［５］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ｉｒｍ：Ｓｅｖｅ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６］ＡｒｍｅｎＡｌｃｈｉａｎ，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２，６２（５０）：７７７－７９５．

［７］Ｏｌｉｖ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Ｆｉ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８］杨瑞龙，聂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２）．

［９］Ｊｏｈ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ａｕｌＭｉｌｇｒｏｍ．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Ｊ．Ｅ．Ａｌｔ，Ｋ．ｓｈｅｐｓｌ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５７－８９．

［１０］Ｐａｕ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Ｗ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Ｍｏｄｅｒｎ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７，４７（６）：８８４－９１２．

［１１］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ｏｗ．Ｗｈ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ｉｒｅｓＬａｂｏｒ：Ａ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３，８３（１）：１８－１３４．

［１２］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ｏ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ｖｅｒｓｕ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ｎｌａ－ｂ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ｄｆｉｒｍｓ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ｗｏｒｌｄ？［Ａ］．Ｓ．

Ｂｏｗｌｅｓ，Ｈ．Ｇｉｎｔｉｓ，Ｂ．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７６－１９６．

［１３］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ｏｗ．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ｍ：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４］杨瑞龙，卢周来．对劳动管理型企业的经济学研究：一个方法论的述评［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２）．

［１５］Ｂｅｎｇｔ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Ａ］．Ｌ．Ｗｅｒｉｎ，Ｈ．Ｗｉｊｋａ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２：１８１－２１１．［１６］ＡｒｍｅｎＡｌｃｈｉａｎ，Ｓｕｓａｎ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ＴｈｅＦｉｒｍｉｓＤｅａｄ；

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ｔｈｅＦｉｒｍ——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Ｏｌｉｖｅ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８，２６（１）：６５－７９．［１７］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１８］ＡｒｍｅｎＡｌｃｈｉａｎ，Ｓｕｓａｎ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８７，１４３（１）：１１０－１３６．

［１９］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

５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Ｌ．Ｗｅｒｉｎ，Ｈ．Ｗｉｊｋａ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２：２７５－２８１．

［２０］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ｅｎｓ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７６，３（４）：３０５－３６０．

［２１］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ｅｎｓ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Ｌ．Ｗｅｒｉｎ，Ｈ．Ｗｉｊｋａ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２：２５１－２７４．

［２２］杨继国．“进入权”：企业理论发展前沿［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１，（１０）．

［２３］ＲａｇｈｕｒａｍＲａｊａｎ，Ｌｕｉｇｉ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Ｐｏｗｅｒｉｎ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８，１１３

（２）：３８７－４３２．

［２４］ＲａｇｈｕｒａｍＲａｊａｎ，Ｌｕｉｇｉ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ｍａｓａ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Ｆｉｒｍ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１６（３）：８０５－８５１．

［２５］ＲａｇｈｕｒａｍＲａｊａｎ，Ｌｕｉｇｉ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ｒｍ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１，９１（２）：２０６－２１１．

［２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ｃｏｔ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Ｏｐ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ｐ－ｐｅｒＳａｄｄｌｅＲｉｖｅｒ（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２７］许光伟．企业本质：技术、权威、合约——

—以对企业家团队内部联接的理论分析为例［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

（责任编辑：许桃芳）

许光伟：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ｉｒｍ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

ＸＵＧｕａｎｇ－ｗ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ａｂ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ｖａｌｕｅ，Ｍａｒｘｂ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ｒｓｔｌ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ｄｏｅｓｎ＇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ｉｃｉｎｇ

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Ｍａｒｘ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Ｃｏａｓｅｉ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ａ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ｉｒｍ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ｐｐｅａｌｓ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ｌａｙａｓｏｌ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ｕｓｅｆｕｌｗａｙ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ｇｒａｓｐ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sｐｒｉｃｉｎｇsｃｏｎｔｒａｃｔsｖａｌｕｅ

５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