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半月谈》全年完整版

2014年《半月谈》全年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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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月谈》第1期

2014，激扬中国力量

我们走进了又一个朝气蓬勃的清晨。2014的到来，是又一页日历的翻过，也是新一章历史的书写。

2013，中国人怀揣满腔的改革期待，感奋崭新的改革图景。中央吹响集结号，中国改革再出发。2014，中国人将焕发更大的改革热情，创造更多的改革红利。一种更为充沛的力量在涌动，在凝聚，在激扬。

这力量，源自民族梦想的引领。

“中国梦”的民族宏愿，已推涌起中国人心底里最炽热的情怀，提升出老百姓生活中最美丽的憧憬。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它是从辽阔的大地上蓬勃生长的希望的升腾，是从深邃的历史中奔流而来的精神的汇聚。

这梦想，将催促我们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倾注丰润的价值滋养。自然，历史并未终结。我们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时代的课题，并非一成不变地应答人民的期待，并未一马平川地铺设发展的大道。我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现代化的行进中，道路还在开拓，理论还在发展，制度还在建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仅需要负起历史使命：如何顺利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和人民幸福？我们还当解答明日之问：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发展空间、生存环境和圆梦机会？

这梦想，将催促我们从僵化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建树起价值的支撑，从而在物欲的弥漫中眺望精神的灯火，在困难的重负中贯注前行的动力，在时尚的裹挟中拥有自强的定力。一个摆脱了精神萎靡、崇尚着奋斗品格的民族，方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光明的前途，赢得世界的尊重。

这梦想，将催促我们从改革年代滚滚向前的潮流中，举世瞩目的辉煌中，更多地关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关注弱势群体的艰难生存。我们应当明白，“中国梦”的价值支点和本质依归是“我的梦”，是要解放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鲜活的梦想，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这力量，源自社会变革的激荡。

坐标轴上看世界。在应对呼啸而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中，力量在重组，格局在转换，规则在演变。全球视角看中国。我们面临连续高速增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亟应消解刘易斯拐点影响，摆脱比较优势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挑战倒逼转型，转型呼唤改革。2014年，注定是在历史上留下深深改革印迹的一年。社会共识着改革的基点，明晰着改革的焦点，振奋着改革的亮点。

同时，我们也当清醒，改革还有不少疑点要辨析，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宅基地能否自由买卖？小产权房能否就此走进阳光地带？改革还有许多难点要突破，如什么样的制度笼子才能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如何破解比利益固化、阶层固化更严重的机制固化？改革还有一些痛点要化解，如政府简政放权中的富余人员何处安置，资源价格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利益如何保障？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同样需要民众创造。民众的期待和利益是改革最根本的指向，民众的支持和实践是改革最坚实的基础。改革需要政治智慧，同样需要破冰勇气。（文档由天津中公教育整理）

寻找改革的动力，正在于勇敢地打破制度性的束缚，激发民众的热情和意愿，顺应民众的选择和创造，保障民众的尊严和权利。改革需要战略定力，同样需要风险意识。我们不能盲目冒进，但也不能犹疑动摇，更不能倒退回潮。循此，改革将接续最丰沛的地气。

这力量，也源自全民创新的潮动。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洗礼、经济转型的等待和煎熬，众多的中国企业正急切地行动起来，努力从多年来政府主导生成的政府依赖、小农心态孕育的小富

即安和一夜暴富诱惑的投机文化中挣脱出来，去开拓希望的新路。新一轮改革蕴涵的发展取向，正是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的思维和创造的活力。

政府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障公平竞争，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思维的根本转换……无疑，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和催生经济内生力。

瞩目2014年的地平线，正冉冉升起一缕缕温煦鲜亮的创新的曙光：国际化企业在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全球布局中分享成本红利、结构红利和风险红利，成为撬动中国发展新转型、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生力量。

低碳型产业正引领风骚，新型能源，绿色制造，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一个个“生态产业园”“环保科技城”气象更新。互联网经济已赫然崛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打开了改变世界的一扇扇机会之窗，演绎出日新月异的企业价值革命、商业模式革命和产业业态革命。

梦想激扬着我们的力量，改革解放着我们的力量，创新强盛着我们的力量。转型的中国就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巨轮上的每一个水手，心中都有一个发动机。把十三亿个发动机全都启动，传递的，那将是何等动听的交响；展示的，那将是何等豪迈的壮行！

2014年《半月谈》第2期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

中国乡村正经历一场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

“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开始了加速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构思，在更为宏大的空间中加快二元体制的变革；“美丽乡村”的指向，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统筹中兴起又一波乡村文明建设的潮头。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我们还当有更深层的叩问，和更长远的追寻。

首先，我们应当跳出城市与乡村“两极化解读”的话语陷阱。

城市文明是先进的，是一个现代性的符号；乡村文明是落后的，是一个过去时的遗迹。这一两极化解读，已深深嵌入社会意识的思维框架，而它又全然是一个被集体误读被舆论因袭的错误认知。由此，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就是用城市形态改造乡村形态，用城市文明覆盖乡村文明。

其实，这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沉淀，是长期城市倾斜政策的路径锁定，是单线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思维的必然结果。

乡村与城市，本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自有其不同的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推进城乡一体，建设美丽乡村，不是追求城乡一样，不是让乡村全然变成城市，而是要尊重不同的文明，顺应不同的规律，走出一条生态、生产与生活契合，自然、文化与历史和谐的城乡差别化互动型协调发展道路。从文明的演进看，我们不可以割断历史；从社会的变迁看，我们也不可能消灭乡村。

令人警醒的是，正是两极化解读的错误认知，已经造成了一些地方将农村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农村城市化的实践误区。

本来，中国的城市化跃进已经显露其种种弊端：政府强势主导，投资强力驱动，热衷跑马圈地，盲目贪大求洋，结果千城一面。如今，当乡村发展执意从这一城市建设模式中寻求灵感和摹本时，其种种弊端便肆意地向乡村污染、扩散。

于是，我们看到，当初的“新农村建设”，在不少地方止于单一地改善村容村貌的新村庄建设，流行为涂脂抹粉的政绩展示；后来的“新型社区化”，有不少官员盲目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以大拆大建开路，撤村并居驱赶农民上楼，演变成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当下的“美丽乡村”建设，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充分尊重乡村文化特色，尊重村落布局特点，尊重发展阶段特性，激发那种“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栖居诗意？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本质的回归。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这是乡村魅力的解放。

乡村的魅力在自然生态。人们在与乡土的厮守和融入中，感受着土地的博大与包容，体验着生活的质朴和厚重。上海作家王安忆有一篇纪念陕北作家路遥的文章，忘不了其中的一个细节：“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

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那是在人生的峰回路转之中，一枝永远可以湿润我们心灵的桃花。

乡村的魅力在历史记忆。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空间，建筑风格，镌刻着一圈圈生命的年轮，印载着一个个家族的谱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是我们生长的摇篮，也是我们立人的基石。

乡村的魅力也在文化认同。礼失求诸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乡土人情，村规民约，生活智慧，草根信仰，传递着乡土的道德规范和交往规则，馈赠给我们宝贵的价值资源和心理归依。

“美丽乡村”的建设，就是让乡村更像乡村，让文明照耀文明，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焕发其独特、永恒的魅力。

当然，文明的进步需要回望，也需要前瞻；需要汲取，也需要创造。

市场经济的侵蚀，核心人群的外流，发展主义的泛滥，还有人口和资源日益严重的危机，村庄边缘化、空心化日益加剧的趋势，都给乡村文明的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记得住乡愁，不是一味地沉湎于牧歌式的怀旧和幻灭性的伤逝。“美丽乡村”建设的旨归，绝非去孤独地株守每一个空心化的村庄，也不是简单地还原每一份从前的模样，而是要从乡土文化中汲取传统营养，从城市文明中吸纳现代元素，塑造崭新的村庄形态。（文档由天津中公教育整理）

“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自然有村落民居的科学规划，也当有乡土文明的开发传承，还得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切入，努力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可以是政策指引的政府领建，也可以是资本下乡的村企共建，但都应是尊重农民意愿尊重乡土传统尊重自然生态的自主性建设。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

不是现代的城市文明，也不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而是在汲取和创造中的新乡村文明。

2014年《半月谈》第3期

政务诚信一马当先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特别提出政府要以身作则，带头推进政务公开，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以政务诚信示范引领全社会诚信建设。这就抓住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因为，政府的行为对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所以，政务诚信建设必须一马当先，并且要抓实抓好。

不可否认的是，政务诚信问题不是第一天出现，在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政府失信问题不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不透明，公共权力“跑冒漏滴”，不良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二是一些部门办事流程冗长，关卡林立，服务意识淡薄，部分群众和企业把与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当成负担，不敢接触、不愿接触，但又不得不接触;三是一些权力部门存在乱决策、瞎指挥的行为，政策朝令夕改，口头承诺变成“空头支票”;四是一些部门决策失误、违法行政、数据失真后，不能正确对待社会的批评监督，找理由搪塞，想办法诿过，千方百计辩解，甚至用虚假信息来误导社会公众。这些现象或问题的存在，加剧了全社会对诚信问题的焦虑。

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政务领域内的诚信建设，从落实“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修订法律法规，从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下猛药、出重拳、治根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这也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树立了榜样，带来了新风。

政务诚信建设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维度，其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务必须诚信，已成为社会共识。在政务系统内，人们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正在不断推进。

这是一个重要的建设窗口期，需要治标治本一起抓，从根本上促进政务诚信建设不断完善。

政务公开透明是政务诚信的基石。公开透明一直以来是人民群众对行政权力运行状态的一种要求，也是政务环境建设、加强权力监督的主攻方向。近些年来，各地各部门围绕政务公开想了不少办法，做了不少探索，有些改革举措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赢得了群众支持。比如审批流程公开，随着各地政务大厅建设的推进，集中办公、网上审批、串联审批、留痕监督等，已经成为政务审批中的一种常态化流程和机制。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减少了环节，节约了时间。同时办事群众或企业能够知晓审批事项的进展，对批准或不批准的理由能够充分了解，审批的可信度大大提高。

当然，目前的政务公开程度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离监督的需要，离取信于民的宗旨，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设置隐形门槛、过度收费和公开领域还不够宽、情况还不够细等方面，这些都是下一步不断完善公开程序和内容的主攻方向。

依法依规是政务诚信的保障。政务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无论是决策管理，还是行政执法，全体政务人员都必须有强烈的法治意识。政务行为要越来越多地靠法律法规来约束，大大减少用红头文件来管理政务活动的行为。

审批活动中，是批还是不批都要有法律政策依据，那种靠“拍脑袋”审批，靠“走后门”入围的做法，是对政务诚信最大的戕害;执法活动中，是罚还是不罚，是罚多还是罚少，都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和公开的尺度，如果“打招呼”就能不罚款，或吃顿饭就能少罚款，那就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也破坏了公平的规则;监管活动中，是松还是紧，为什么松、为什么紧，如果不是在规则的框架下来掌握，而是凭监管者个人喜好，那么就容易造成松紧变形，出现人情监管等问题。因此法规和纪律是政务活动中带电的高压线。当前，公务人员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政务活动的依法依规问题还需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全社会来监督。

深化改革是政务诚信的关键。从过去出现的一些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不难看出，政府还是揽了不该揽的权力，管了不该管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务失信的问题就容易发生。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经过数次行政审批改革，权力开始逐渐被放到制度的“笼子”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日渐清晰起来。

加强全社会的诚信建设，政府部门既要做好诚信榜样，又要搞好诚信管理，让群众对政府有信任感，对社会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政务诚信建设一马当先，那么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必然会迎来万马奔腾的生动局面!

2014年《半月谈》第4期

除了移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生活在别处”。这曾是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一生动荡不定的生命寻觅，也曾是捷克着名作家昆德拉笔下饱含哲理的激情人生。如今，它已成为我们身边不少中产人士毅然决然的共同选择：逃离雾霾，移民他乡。

回首这几十年，一波波工业化浪潮猛烈地拍打着传统生活的堤坝，刷新着城市乡村的面貌。我们从经济的迅速崛起中感受着无比的自豪，同时，也在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咀嚼着深切的痛苦。尤其是在大气污染中爆发的“心肺之患”，已经成为国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于是，我们在社会流动的版图上看到了一簇新的人群：环境移民。他们无奈地告别都市，向着远方，去寻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回归生命的本真、生活的自然。这是理性的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

只是，国人如此之众，究竟有多少人能逃离得起？家国诸多牵挂，是否移居者都能放心得下？

除了移民，我们还有什么选择，还能做些什么？

率先跨过门槛进入移民行列的，应属社会层化中的先富人群、中产阶层。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潮动和市场经济的挺进中，捷足先登，捕捉了更多的机会，释放了更多的能量，也分享了更多的成果。

无疑，他们在遏制因GDP崇拜带来的城市病蔓延中，在治理因追求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奢华型生活方式带来的资源无度消耗、环境急速恶化中，同样应该担起更大的责任，投入更大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比移民更为重要的是参与治霾行动，比抱怨更有意义的是推进发展转型：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创造绿色低碳型生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央已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从调整能源结构着力，从防治大气污染突破。

国务院已经出台专项计划，为未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勾勒出一幅明晰的路径图和时间表。政府主导治理，还须全民参与。市场经济中的先行者们，改革开放中的先富者们，尤应在发展转型中及时跟进，奋力作为。

发展转型，转的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低碳型的可持续消费，振兴一场以文明、节约、绿色为标识的新生活革命。

看一看社会生活中正成为大众羡慕仿效追逐的一些消费潮流，恰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忧虑的。一些被网络热炒的率先进入“土豪时代”的消费者，或是为了补偿往昔艰难困苦生活贫穷中的物质匮乏，或是为了屏蔽当年体制转轨法治缺失中的财富原罪，或是为了维护自己脱胎换骨扬眉吐气中的身份尊严，追求豪车、豪宅、豪乐的生活享受，热衷炫富式、奢侈型、快时尚的消费方式。

不久前，有海外网站报道了一名英国女大学生来杭州给一个家庭做外教兼保姆的一段经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对奢侈品的偏好，在周末还会拥有奢华的、包含50道菜肴外加茶水和饮料的宴会，也会开着这一家人中诸多保时捷中的一辆去开车兜风。我们确应自省。所幸的是，在生活方式的转型中，种种可持续消费的形态正在蓬勃生长。

绿色人居，已经成为百姓的生活追求。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园”，依靠自然通风采光、应用科技智能技术的“未来之家”，利用太阳能和先进的保温节能技术建设的“光伏屋顶”，正装点着既节约又环保、既现代又舒适的家庭生活。

低碳消费，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英国公司早于2007年就率先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包括薯片、奶昔、洗发水等消费类产品。它是把商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数据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

如今，碳标签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推崇。在中国，大众的商品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求质量过渡到后来的求安全，现在正跨出新的一步，求低碳，开始普及一种符合低排放要求的生活理念和消费导向。

简单生活，也在渐渐显示它的独特的魅力。在物质日益充裕的时代，它主张不为物役，回归简朴，气定神闲，自然而然，更理性地追求生活的本真，提高生活的品质，发掘生活的意义。

欧洲作家多米妮克·洛罗的《简单生活的艺术》一书向我们讲述的，正是如何摆脱物质的束缚，倾听自己的心声；如何从清理身边的杂物开始，规整自己的生活。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治理雾霾，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生活方式革命。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发展中，建设更文明、更健康的消费理念。治理雾霾，也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越来越多的中产人士、社会达人，已开始积极

行动起来，踊跃投身保护环境的公益事业，让更多人的生活洋溢盎然的绿意，沐浴灿烂的阳光。

环境移民，毕竟还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且，移民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选择也越来越难。看国外，最近加拿大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便是一个信号。看国内，有着好山好水好空气的丽江、大理和巴马等地，随着逃离都市蜂拥而来定居人群的集聚，随着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趁势而上的开发，也已渐渐变得喧嚣起来，那一方纯净自然的生态还能保持多久？先期移民的住户已心生去意，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又在何方？

生活在此处，共同去奋斗。在奋斗中建设更美好的家园，创造更文明的生活。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现实也更有意义的生活抉择。

2014年《半月谈》第5期

改革再发力

新一轮改革深化的蓝图已经出台，“六十条”顶层设计的构想已经明晰，我们正疾步踏上一条崭新的起跑线。

如何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敷衍应付，真正将构想付诸实践，让蓝图融入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难关需要跨越。

改革30多年一路走来，危机逼进而非利益诱致是其显着的特征。底层与生活贫困的抗争，公民对权利保障的求索，企业与国际规则的接轨，政府对转型危机的警醒，都在倒逼着改革艰难前行。

我们自应呵护这种倒逼的力量。如今，我们已经拥有共识怀揣蓝图踏上新的改革起跑线迈开万里长征又一步，更需要激发强大的推动力量，加快突破既有的利益屏障。

政治的权威是一种推力。顶层设计，强势推动，是新一轮改革的鲜明特色。

行政改革是焦点，也是攻坚。简政放权，无异于一场自我革命。过去附着在行政审批、资源配置上面的种种寻租的空间、职务的特权，将要被彻底动摇，被大大压缩。

但是，触及灵魂难，触及利益更难。多龙治水各自为政，跑冒滴漏阳奉阴违，“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再坚硬的改革举措，也有可能被化解于无形。

在中国的现实权力体系下，借重政治权威，在顶层设计高层主导中强势推动，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克服官僚主义障碍，保证改革政令畅通，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催生新型的治理体系，自然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效能的改革抉择。循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路径而转换而强化的政治权威，还是十分宝贵的政治优势和改革资源。

听高层的改革声音：“改革要啃硬骨头、涉险滩”，“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这一串串朴实的改革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看中央的改革部署：阵容强大的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地及时跟进，项目化、责任化提出改革清单，分解改革任务。这一系列坚定的改革动作，真抓实干，蹄疾步稳。

法治的规范也是一种推力。于法有据，依法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政治宣示。

改革伊始，多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勇于解放思想，解放思维，敢于挑战陈规陋俗，打破框框套套，在旧有的制度束缚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今天，我们已经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大力强化法治中国的执政理念，全面深化改革，自应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推进。

法治对改革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导引。据以矫正改革的随意化、选择性、运动式，保障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它是一种锁定。将改革探索中有效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沉淀下来，适时转换为定型的制度和刚性的法制。

过去，不少改革决定写得都好，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总会遇到一些折扣。不少改革新政振奋人心，但结果往往难如人愿，或停顿回潮，得而复失，或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其深刻的教训就在这里。它也是一种规制。

以立法的形式，集中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破除坚固的利益藩篱。前不久，国务院部https://www.wendangku.net/doc/48450300.html,署各部门向社会公开“晒”出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无疑，这是政府的一场“透明革命”。

“权力清单”的公布必将带动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进。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是为了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行。

民众的参与，是一种更其深厚的推动力量。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是新一轮改革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政治的权威，不能替代民众的作为。上下紧密呼应良性互动，才是改革的大道。缺失民众踊跃的参与、自主的创造，很难保障改革实践与民众意志的全面契合，很难保障改革成果为广大民众公平分享。

法治的规范，也不能缺失民主的支撑。民主是法治的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发展民主才能制定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确保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缺乏群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很多法律有可能成为一纸公文。

激发民众参与的改革力量，首要的是畅通民意的表达，拓展更宽阔的公共平台，建立更多样的表达渠道。同时，还要呵护民力的生长。缺乏组织化、社会化的孤立的弱势个体，往往难以有效应对多元社会的利益博弈，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往往难以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民力的生长，就是社会合作的培育和民主政治的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尊重民众的创造。遥想当年，家庭承包，乡镇企业，村民自治……广大农民伟大的壮举照亮了中国改革的天空，推涌出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当然，今天已非改革的初始阶段，利益在分化，动力在消长，主题在深入，更需要顶层设计、政治权威、法治规范的推动。但是，改革毕竟是亿万民众的伟大事业，动员、支持、引领全社会力量积极地投身改革，正是新一轮改革全面深化的根本保障。

2014年《半月谈》第6期

改革公信力不得损害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红利就是社会创造活力的解放、发展自由的保障，就是公民民主权益的张扬、民生福利的提升。

然而，新一轮改革刚刚迈开脚步，我们就已经听到了声声警钟……

政府改革，实施简政放权是一次攻坚。有企业作证：一些政府部门与“红顶中介”沆瀣一气，假放权真放水，不少审批权力摇身一变，跳出了政府的壳，沾上了市场的边，前置的名目更多了，收费的自由度更大了;农村改革，放活土地

经营是一个热点。有媒体披露：多路资本争相下乡，打着“土地流转”“助农增收”等幌子，乘机圈占囤积，控制大片土地，争夺农民财产权利，攫取政府的政策红利和土地的增值潜力;国企改革，发展混合经济是一条路径。有领导告诫：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改革再出发，我们又一次燃烧着激情，憧憬着梦想，但还应保有清醒的理性和高度的警觉。改革的运行不能被扭曲，改革的红利不能被截留，改革的公信力不能被损害。

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新一轮改革的政治宣示和价值取向。改革的社会公信力正在于此。还原改革的真谛，维护改革的形象，焕发改革的力量，就当努力践行这一宣示，始终坚守这一取向，让公平正义成为广大百姓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去感知、从个体生存发展中去触摸的生动情景。

对政府部门，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改革本是要清除官员特权，为什么官员又腾挪出新的寻租空间?改革本就在为权力打造制度笼子，为什么权力依然有随意破笼而出的能耐?看来，仅有政治权威的震慑、触及灵魂的洗礼和问责制度的施行还不够，还需有权力清单的规范、公开透明的监督，还需以人民当家做主的进步、社会法治文明的建设去引领，去倒逼。

对强势资本，必须把市场规则坚持到底。资本的天性就是要市场逐利。但是，这只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靠创新的经营管理赢取。政府放权于市场，还得监管好市场。社会需要解放资本，也需要节制资本，任何依仗行政垄断借势权力依傍冀望于超规则竞争和超国民待遇的行为，都是对市场的亵渎和对社会的破坏。

对普通百姓，必须把改革真正赋权到位。为人民改革，其要义就是真正赋予他们平等的改革参与权、改革自主权和改革获益权。

改革是阳光的事业。有公开才有参与，有参与才有监督，有监督才有到位。一如行政审批改革，尽管有壮士断腕的雄心，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并不能回避基层的种种异化。症结在哪里?暗箱操作空间大，权力监督制约少。其实，项目审批的环节哪些最该放，承接职能的中介究竟中不中，权力下放的动作是真还是

假，市场中人最清楚。只是，在一个缺失公众有效参与的自闭式运行中，很难避免出现应景性改革、挤压性改革和选择性改革，这样的改革能不跑偏吗?

改革的推进，应当尊重民众自主的选择。在当下展开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中，广大农民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本来，作为农村改革的主体，农民最明白适合自己双脚的鞋子是什么。土地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家庭经营精耕细作仍然契合留守人力的特点，仍然有其投入产出的效率，为什么在一些官员的意识中就被否定了呢?有些在地方政府追捧中的资本，不顾农民意愿纷纷下乡以租赁、入股等形式强势圈占土地，他们的经营主业与农业本无牵连，他们的项目开发对当地农民的发展也并无助益，显然是另有所图。而仅靠土地租金收入的农民生活水平必然下降，发展机会也必然压缩。农民真正盼望的，是更为便捷的社会化服务，更为广阔的合作化平台，还有更多保障的财产性权利，从“三权分离”中更多地享有农地的各项权能和增值收益。

让每一个百姓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应是改革的底线伦理。遥想当年，在轰轰烈烈减员增效的国企改制中，一些地方政府“一卖了之”，大批职工被一次性买断工龄下岗，一些人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他们更多地支付着改革的成本，承受着改革的阵痛。而在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中，又有多少人急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写就了自己的暴富神话。如今，国企新一轮改革开始了，发展多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是一个路径选择。社会舆论特别关注，当年改革的教训是否已经汲取，会不会重演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幕。我想还应考问，员工的权益如何保障?改革“六十条”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不失为一个良策。

多少年来，我们从未疏于改革意义的宣传，从未怀疑改革初衷的真诚，从未放弃改革目标的进击。但是，不少社会曾经寄予热望的改革，往往被特殊利益集团扭曲，甚至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的掠夺。于是就导致一些改革的停滞，回潮，变味，于是就诱发一些民众的疲劳综合征，集体冷漠症，改革恐惧症。改革又已涨满风帆，我们绝不能浪费改革的宝贵机遇，绝不能损害改革的社会公信。

2014年《半月谈》第7期

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改革宣示，也是新一轮改革深化的鲜明特征。

改革的路径选择，已由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30多年前，全社会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向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固堡垒和高度集中管理的僵化模式发起冲击，推涌起一波波改革开放的新潮。当时的改革流行语，就是“敢闯敢试”，“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提着脑袋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民间还有“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的说法。如今，改革已进入另一片天地。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中，方向已经明晰，框架已经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表”已经赫然在目：到2020年，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改革需有更加充分完善的合法性依据、更加科学可行的规范性指引和更加有效及时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的难点突破，在调整利益关系，在重塑权力结构。改革由此进入深度博弈阶段。多年遗留、积累的问题大多触及深层矛盾，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束缚依然难于消除。在市场经济扭曲和权力资本勾结中做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自然不会轻易转身，从此金盆洗手。那些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政府权力部门，虽经历反腐败反“四风”的洗礼，在简政放权转换职能的改革中，也并非都能自觉地以历史担当精神自我革命。改革的难点突破需要政治权威，同时还需要法治力量，更有效地凝聚社会共识，摧垮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革的深层攻坚，使其风险也骤然加大。“深水区”的改革，更为复杂敏感，既不能敷衍了事割韭菜，也不能颠来倒去翻烧饼，稍有不慎，改革者就可能闯入雷区，一当出现颠覆性失误，很可能覆水难收一泄千里。如何保障改革的运行不被扭曲，改革的红利不被截留，改革的公信力不被损害?特别需要法治的引领和规范。

改革在催动立法，法治也在推进着改革。

法治取向，将改革全面导入新的运行轨道。

我们要在改革中扩展市场自由，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以法治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界限。我们要在改革中发展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以法治促进政治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我们还要在改革中创新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取向，就是要以法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正在推进的信访改革，就是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当然，要使信访制度改革顺利到位，还须努力拓宽信访渠道，完善信访功能，放低诉讼门槛，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质量，保障司法公正。

法治建设，正加快融入更为深广的改革内涵。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进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涵。改革的进程，也是加快法治建设、强化公民法治教育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就以时下热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例。不少地方政府急着放活土地经营权强力扩大土地流转量推高家庭农场经营数不惜人为垒大户，不少工商资本揣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的牟利预期，以“下乡投资”为名，联合地方政府强势圈地屯地，也有不少农户盼着允许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和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早日落地。其实，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早有很明确的政策解读：要推进农村土改就要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改革，包括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中相关规定的修改。在这里，法治跟进意味的是改革政策的突破，也是改革实践的纠偏。

法治思维，也在提升着全社会的改革意识。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出发点，按照法治精神求解问题的思维模式。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负面清单”制度，就是以法治思维推进改革的一次实践。它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此形成对“权力清单”的倒逼作用。国务院雷厉风行，发力推行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法无授权不可为”，锋芒所向，直指权力部门的暗箱操作、寻租腐败和灰色地带。划定权力边界，晒出权力家底，让公共资源回归公众视野，让权力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当然，权力清单制度要实施到位，还需进一步减权简权，确权制权，杜绝摆设，走过盲区，立法锁定，严格问责。

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法治也应在改革中提升文明的品质。这就需要始终坚持法治的前提是民主立法，摈弃部门利益法律化和权力扩张法律化，始终坚持法治的核心是保障民权，是扞卫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始终坚持法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信仰，让法治精神流淌进改革的每一条脉络，照亮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法治是推进改革的强大力量。它引领改革的行进，维护改革的秩序，巩固改革的成果，同时也保护着改革者的先行先试，激励着改革者的开拓创新，灌输着改革者的价值能量。

2014年《半月谈》第8期

草木葱茏是生态

新一波京津冀一体化的热潮甫起，社会舆论就涌动出种种首都“副中心”的热烈争议。显然，舆论走进了误区。

一体化所召唤的，不是几棵参天的大树，而是一片春意盎然的原野，一座草木葱茏的森林。

森林是什么？有乔木，也有灌木，有大树，也有小草，有藤萝，也有苔藓，还有一脚踩上去沙沙作响的满地落叶。这里就是一个小气候，小宇宙。

看珠三角城市群，除了广州、深圳，引领风骚的是如虎门、乐从这样的一个个传奇小镇；看长三角经济区，除了上海、苏州，根深叶茂的是如江阴、昆山这样的一个个百强县市。

提及京津冀经济圈呢？则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先生散文《秋夜》的开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孤独的两株枣树，一株是北京，一株是天津。

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决策，为环京津地区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如何从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我们还当深度考问——一问周边：凭什么去承接京津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

京津冀一体化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要素流动自由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中，实现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你以什么样的优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去吸引京津要素的外溢？你以什么样的支点，

地缘区位，承载空间，人才支撑，去撬动首都板块的扩张？你以什么样的切口，产业基地，合作平台，市场机制，去链接区域发展的转型？

许多年前，笔者在长三角调研，曾经对江苏的发展提出过“三个时代”的解读：率先的是路的时代，是苏南的时代，沪宁高速铁路公路将苏南与上海紧紧衔接，领跑中国市场经济的征途；紧接的是桥的时代，是苏中的时代，一座座大桥将天堑变为通途，苏中由此深度融入苏南，获有了更为强劲的增长能量；后续的是港的时代，是苏北的时代，沿海港口群的新兴，为苏北面向全球化发展重化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版图上，我们又已看到相似的景观。京石高速公路，为涿州、保定等地提供坚实的依托，借一体化之势，一条北方重要制造业产业带或隐或现；京津城际铁路，给廊坊、武清等地带来丰富的遐想，举同城化旗帜，一条京津高新技术新干线已欲腾欲飞。

二问周边：如何催生经济发展的自主创新、内在活力？

京津冀一体化的突出难点，既在于政府权力的行政级差，更在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落差。周边地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先天不足，给京津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平添了更大难度，也给周边地区跨越发展提出了双重课题，经济增长连着产业升级，承接辐射倒逼自主发展。

这就要以改革为动力，更多地投入政策资源和释放市场力量，鼓励全民创业，放活中小企业，壮大民营经济，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

看一看珠三角的专业小镇，可谓万家灯火，遍地英雄。专业化，集群化、品牌化，草根经济撬动起一个个板块，显示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实，环京津周边地区，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辛集皮革、蠡县毛纺、容城服装、高阳纺织，等等，都曾享誉一时，“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那个清河，也曾叫响过“北方温州”的名号。只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能不能破解发展的瓶颈，走出“成长的烦恼”？还是一篇沉重的答卷。

三问周边：怎样去解放陈旧保守的惯性思维、发展心态？

京津冀一体化，有行政的改革，经济的协同，也有社会心态的转换，发展观

念的提升。

大城市情结必须解开。政绩导向，短期效应，激发了多少官员的畸形“都市梦”，圈地囤地，贪大求洋，酿成了多少地方的现代“城市病”。

京津冀一体化绝不是又一场造城大跃进。还是要让更多的地方都逐步融入共同推进一体化的进程，让更多的百姓都能参与创造共同分享一体化的红利。等靠要依赖也当祛除。在环京津贫困带，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何其艰难，不少村民还是习惯于两眼向外两手向上。其实，这样的依赖，村民有，官员也有。篱笆墙心态还待消解。行政壁垒，地方保护，还有公共服务的落差，生活水准的悬殊，也带来一些民众的心理隔膜和心态失衡。

有记者在偏远乡村采访，看到有企业污染排放，询问村民感受，得到的回答竟是：没关系，一袋烟的工夫就飘到北京了。京津冀本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亟应走出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界限，结成一个真正的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建设京津冀的一体化，我们须有生态化的发展观。不能一树障目，不见森林，不能奢望一个早上就跑步进入均等化的发展平台，一声号令就全面实现科学化的功能疏解。

悉心营造肥沃的土壤，播撒充足的阳光，让每一株大树、每一丛小草都自由地生长，我们就必将赢得一个郁郁葱葱的春天，还有春天里蓬蓬勃勃的生机。

2014年《半月谈》第9期

高考改革要向更加公平迈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高考改革是公众最为关注的改革之一，之所以这项改革牵动着社会神经，是因为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我国最大规模人才选拔，更重要的是涉及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和价值追求。因此，无论是高考本身，还是高考改革过程，向着更加公平迈进，都是不二的选择。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项制度的一个价值底色，就是用公平

的方式实现对人才的选拔。无论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来自哪个地区，来自城市或是农村，高考都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起点，也给你一个让梦想照亮现实的机会。多少励志故事在这项制度里闪光。

我国的高考制度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每个不同时期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是顺应社会对高考改革的期待，都是在尝试用更多公平的方式来推动高考制度向前发展。当然，高考领域内的一些改革，也正是因为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而及时跟进的，比如特长生加分政策，由于出现了造假现象，于是一些省份对这项工作进行了限定和完善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仍停留于一般的小修小补，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高考改革的需求。总体上说，四个方面正在拷问着现有高考制度的公平性：

一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性打破的背景下，现有的高考制度局部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统计显示，近10多年来，农村孩子上名校的比例和机会越来越少，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农村基础教育薄弱，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差距拉大是个源头性因素，同时，这个问题的出现与高考选拔方式本身也有很大关联，虽然这个现象已经引起国家重视，并通过定向增发名额的办法来予以统筹，但制造不公平的制度性问题仍然存在。

二是“分数定终身”“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设计越来越不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才选拔的需求，成为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亟待突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三是现有的高考制度在竞争性选拔人才的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人才培养路径的新不公平或者说“负面”效应。比如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前者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和学历教育的投入不断提升的情况，后者则出现生源少、投入不足等问题，而这种循环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四是学科之间因考试分值不同而出现的不正常的冷热、贵贱、大小之分，导致有的学科长期被打入“冷宫”，而有的学科出现了不正常的热度。上述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可以解决的，因此高考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期”，同样需要注重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顶层设计是关键。

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都在高考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