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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影响

摘要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一个野蛮、专制、愚味的“宗教时代”,并且许多人把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西欧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基督教是古典文明“基因”火种的保存者,它充当了中世纪学校教育舞台上的主角,其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西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推动了中世纪对大自然的探索。

关键词:基督教;西欧中世纪文化;积极影响

The Middle Age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period of cultural decline ,or a religious era full of wildness ,despotism,ignorance ,and many people attribute the decline or darkness to Christian churches.In fact,the churches,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European culture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 Christianity,the main inheritor of classic culture,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accelerates objectively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thnic fusion among the West European nations,and promot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ame Nature in the Middle Ages.

Key Words:Christianity;Western European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positive influence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Ⅱ)

目录 (Ⅲ)

引言 (1)

一、基督教是古典文明“基因”火种的保存者。 (2)

(一)×××××××× (4)

(二)××××××× (6)

二、×××××××××××× (8)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后记 (11)

引言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往往认为西欧中世纪只是横亘在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

和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黑暗时代”,一个野蛮、专制、愚味的“宗教时代”。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其实是将早期中世纪的某种暂时的曲折、倒退或局部的精神文化现象,夸大为中世纪全部历史的本质,并且完全割断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欧近代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诚然,相对于希腊—罗马式的文化而言,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是一种“倒退”,经济、政局、文化都不景气。但要是仅以此来评判和反映中世纪是不公正的,而这种把“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成见,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的。事实上,致使中世纪西欧文化处于低谷的始作俑者是酿成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万恶的奴隶制度。残酷的阶级和民族压迫所产生的反抗不仅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使经营了几百年的文化艺术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另一方面,罗马帝国自进入3 世纪以后,它在文化上的发展状况已趋于衰落。如果离开了以上这些原因,同时又无视当时“蛮族”的实际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他们“没有书面文献记载,没有城市,没有石器建筑”[1]。“如果不是基督教会在这个崩溃中的文明里维持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则其破坏性可能更为严重”[2]。

一、基督教是古典文明“基因”火种的保存者。

恩格斯指出 ,中世纪欧洲“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失掉文明的城市”[3]。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保存了作为一种崇拜秩序、一种思维结构和一种生活原则的基督教文化的丰富传统”[4]。在日耳曼人横扫西欧后,使得基督教在当时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作为基督教教会基本机构的修道院在中世纪初期整个社会蛮荒愚昧的状况下,充当了社会文明教育的实际承担者和主要的文化活动中心。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修士们除了抄写宗教书籍外,还抄写大量古典文本;修士和神甫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还传授语言、艺术和科学,这才使得古典文化在蛮族入侵的浩劫之后免于彻底湮灭,从而为进一步塑造中世纪新型的基督教文化奠定基础。

同时,基督教的神学大师们在构建基督教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为了使教义更富有理论性 ,更具有说服力 ,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学说搬到了“圣经”的侧旁。第一个把希腊哲学引入宗教教义的关键性人物是斐洛(公元前 30 年—公元 45 年) ,他把斯多噶派的“宇宙精神”和柏拉图的“巨匠”等同于犹太人的“上帝”,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说成是上帝的本质属性 ,上帝凭借它进行创造 ,并改变人类的命运。在斐洛看来 ,当“逻各斯”被人格化时,便成了上帝的化身,或上帝的长子,如摩西等圣人都是具有肉体的逻各斯。这样一来,斐洛便迈出了基督教哲理化的第一步。早期基督教教父查士丁在向皇帝安敦尼·庇乌和皇子马可·奥勒略进呈的“护教书”中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就是罗马人所喜爱的希腊哲学,耶稣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性”和赫拉克利特的“逻

各斯”的人格化,柏拉图惩恶赏善的概念实际上与基督教善恶报应的教义是同一回事,基督徒与希腊哲学家同信一位上帝,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5]。另一名教父奥利金也认为 ,古典学术与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6]。

古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和融合始于斐洛,而其集大成者则是奥古斯丁(354 —430 年)。奥古斯丁最初是摩尼教徒,崇奉摩尼教达9年,30岁才归信基督教。他的思想中既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新柏拉图主义蔑视现实,探求的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这个“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永恒的理念世界,与基督教的“天国”主张吻合。奥古斯丁在运用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时,竭力将它修改成适合基督教的思想,为基督教神学作论证。在《上帝城》一书中 ,奥古斯丁系统地阐释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堕落、预定、拣选、恩典、拯救等主题 ,叙述了基督教救赎的历史过程及其哲理 ,奠定了教会至上权威和教会之外别无拯救等神学教义的理论基础。

另外,基督教还从古典文化的其他方面以及东方神话中广泛地汲取营养。基督教《新约》中的许多故事 ,如圣灵降孕于童贞女生下了基督,基督所行各种神迹,基督以死给人类带来新生以及基督死后复活等等,据认为实际上是东方和希腊罗马古代神话的翻版。甚至连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受难、复活等,都不是基督教的创新,而是对地中海地区古老习俗的承袭。难怪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 ,特别是斯多噶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7]。

被摧毁了的东西不能再生,被扭曲了的东西却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重新被扶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在如同莠草一般蔓延的蛮族世界中惟一保持着古典文明“基因”火种的基督教文明确实为中世纪以后古典文化的复兴和科学的产生打下了地基。[8]

二、中世纪学校教育舞台上的主角。

中世纪初期,由于野蛮落后的日耳蔓人的蹂躏,使得西欧大量的图书馆、学校和文人学者毁于兵燹,社会的教育与文化实际上已彻底崩溃,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余晖逐渐消失。日耳曼征服者在文明层次上远远低于罗马人,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需要签字时,只会划个“十”字,“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极大多数都是文盲”[9]。公元6世纪都尔城主教格雷戈里在他所著的《法兰克人史》中写道:“在高卢的城市里,……那里已找不到一个在层次分明的写作艺术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来把发生过的事情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描绘出来。……”

[10]而“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11]。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 ,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唯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教会不仅收集、翻译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编写史籍,起到了承先启后、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教会还直接创办了学校。教会学校包括修道院学校和在主教驻节的大教堂兴办的大教堂学校,构成了当时学校教育发展的主线。

中世纪早期的寺院,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又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法兰克王权和基督教会的共同支持下,本尼狄克派寺院迅速兴起和发展。它首先盛行于意大利, 约于7世纪时传入法兰克, 到8世纪已遍布整个法兰克王国全境, 到9世纪末, 仅高卢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狄克派寺院, 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

另一类教会学校—大教堂学校, 由于直接由主教管理, 并且由牧师会的一个成员负责, 称为牧师, 故又称“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创始于英格兰,约在公元7世纪时, 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和约克已经有了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这两者都是大教堂所附设的学校。歌咏学校创办之初, 其任务是培养教会唱诗班歌手, 以后逐渐演变成一般的初等学校。约克郡的大教堂学校是当时英格兰最好的学校之一。

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大教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上在“七艺”范围之内。“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到公元6世纪左右,卡西奥多(480-575年)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 并强调世俗文献对于基督徒也有重要意义。“七艺”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在中世纪, 七艺中的各科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根据拉班(784?-856年)的《牧师教育》,文法是“一门科学,使人学会解释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它是一种艺术,使人能正确地写作和说话, 人文学科之本就在文法”。当时的文法为拉丁文法, 因为当时拉丁文既是教会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 也是《圣经》所用的语言。修辞是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利用世俗谈话的艺术, 是为了传授阐释教义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是理解的科学, 它使我们能很好地思考、下定义、作解释和区别真假”, 是为了提供从事神学论证和反驳异端学说的形式推理方法。算术“是可以用数字测定的抽象广延的科学, 是数的科学”,“数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它对解释《圣经》的许多段落有莫大的价值”。因此算术是用来解释《圣经》中数字的神秘意义。几何“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形式”,“几何学在建筑教堂和神庙方面也有用途。测杆、圆形、球形、半球形、四角形以及其它形体都运用了儿何学”。不过当时讲授几何主要是根据《圣经》的叙述来描绘大地形状;音乐“是关于音调中被感觉的音程的科学”,音乐的内容是礼拜圣诗, 其曲词均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吟唱。天文学则“是用来说明天空中星体的法则”, 教士要努力学会建立在探索自然现象基础之上的天文学知识。其目的是用来推算教会的宗教节日。“确定复活节、其它节日和圣日”, 按教会传统来构设宇宙模式[12]。

当时七艺教学普遍使用的教材有伊西多的《词源》、卡西奥多的《神学与世俗学导论》等。其中《词源》是一部二十卷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除了圣经教义和七艺的内容外, 还包括医、法、年代学、教会、语言、人、兽、鸟、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公共建筑、农业、战争、船、房屋、衣服、食物、器皿、家俱等等。

教会学校培养的对象不仅仅是修士和教士,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13]。比如一些修道院学校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是教育新入修道院的新信徒, 他们作为未来的修道士而受教育, 即过寺院生活的人。外学是为非本院的外界俗人而设, 他们学成后仍为俗人,即走读生。文法学校不仅仅是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而且也招收富有人家的子弟。他们保存了罗马帝国晚期正在衰退、即将逝去的拉丁文化传统。尽管这些教会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无疑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但也传播了一些世俗知识,培养了一些人才,中世纪早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

如“英国历史之父”比德,7岁进入韦穆修道院,不久转入贾罗修道院,终生在那里研修学术。他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精通希伯来文,他广泛涉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维吉尔等人的著作。比德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学问的学者之一。其著作《英吉利教会史》长期被视为英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法兰克都尔城主教格雷戈里(539—594年),青年时代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著作十卷本《法兰克人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爱因哈德19岁进入修道院,学习成绩优异,才智过人,刚过20岁就被推荐到查理大帝宫廷任职,著有《查理大帝传》。6世纪维瓦留姆修道院院长卡西奥多的《圣规与古籍》,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修道院生活指南和历史文献著作。其选置与管理图书的指南成为以后数百年间历史文献工作的标准。拉巴努·莫鲁编有教科书《论神职的教育》、《无序字典》和《有序注解》。

另外,在西欧中世纪学校教育舞台上还占有一定席位的有宫廷学校和大学。在西欧中世纪早期,一些统治者基于某种政治目的也曾以较大的热情提倡教育,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法兰克王查理(768-814年)和西萨克森王阿尔弗烈德(848一900年),以宫廷学校为基地,四处罗致人才,培养有文化的官员。但是,在当时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西欧,这种“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查理大帝邀请来的英国教士阿尔琴始创宫廷学院,其以培养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帝国政权的为宗旨,所教科目所教科目为文法、修辞、逻辑、天文学等“七艺”,文法中当然也包括一些与教会精神不相悖的诗作及教父著作。为了教育王家子孙,西萨克森王仿照查理大帝创办宫廷学校,他积极延揽人才, 教授拉丁文、萨克森文的读和写以及七艺中的某些科目。学校里除了重视《圣经》诗篇的学习外,特别重视萨克森的诗篇。除教学外,也注意德行的培养。从上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教育有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由于中古初期的学者教师基本上是教会的教士僧侣,其研究与教学也自然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无论是各地修道院、教堂学校还是世俗的宫廷学校、教师教授文法、修辞等“七艺”,都是以服务于教会为其宗旨、这也反映了教会在当时西欧的地位。

西欧中世纪中期(11世纪末-15世纪)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学的产生以及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世俗行会学校、城市学校的出现。这尽管打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但是也是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中世纪教会达到繁荣和鼎盛的产物。因此一般都和教会有着各种依附关系。从大学的产生方式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是在修道院学校或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巴黎大学是在巴黎三所颇具规模的教会学校,即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圣根尼威夫大教堂学校和圣维克多修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剑桥大学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是1284年伊利主教雨果·德·鲍尔塞姆创办的。从法律上讲,中世纪西欧大多数大学不是经由皇帝的救令、就是经由教皇的训令而创办或批准的,即使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这样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也都试图通过从教皇那里寻求对其毕业生教学权利的明确承认,以加强他们的学术地位。从大学的教学内容看,中世纪大学分为文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院。早期巴黎大学四个学院中以索邦神学院名望最高。由于罗马教皇的支持, 使它成为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正统的神学教学中心。到13世纪,大学课程的内容渐趋定型,教皇救令或大学法律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文学课程为“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普利士兴的文法等,神学课程为《圣经》和彼得伦巴德的《意见集》。此外, 对法学、医学课程也有规定。从教会在大学中拥有的权力看,虽然大学从教会和国王、皇帝那里争得一定的自主权,但大学一产生,教会就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以巴黎大学为例。巴黎圣母院大主教最初享有发放巴黎

大学教师许可证和审核教师资格的权利,虽然经过巴黎大学师生的长期斗争,教师资格审核权始得由学校教授负责,但圣母院大主教仍享有教师资格任命权。教会对巴黎大学的控制,还表现在派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会士去大学任教。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欧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在欧洲教育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既要看到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必须看到,教会早期创办的学校毕竟是此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先驱,它为日后大学提供了一大批师资,中世纪前期一些著名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而且从欧洲教育史上看,一些教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基督教会分不开。如世纪夏特教堂学校以索斯伯里的约翰为代表的一批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认为学校的首要目标应是道德教育,因此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大学指定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项制度,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三、基督教是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促进者。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基督教会适应时势,不仅承认了“蛮族”所建立的国家,而且还向那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以便重振西派教会。而当时生活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的“蛮族”有一些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只不过接受的是被正统基督教斥为异端的阿里乌斯派,有些在陆续地放弃原有的原始多神教,逐渐皈依基督教。这种客观形势显然是对罗马教会有利的。公元 496 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罗马基督教,在549年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上将其正式定为国教。大约在公元五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到不列颠,六世纪末大不列颠基督教化,七世纪六十年代,罗马基督教会在不列颠的地位已牢固地确立了起来。在西欧大陆,六世纪初,勃艮第国王也在奥尔良宗教会议后改信了基督教。到公元六世纪中叶,高卢全境的居民在名义上都成了基督徒。公元 587 年,罗马教会主教格雷戈里设法使西哥特王接受了罗马教会的神学思想 ( 当时主要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 ,“成为罗马基督教的实际拥护者”[14]。在意大利,经过格雷戈里的努力,伦巴德人大多数皈依了罗马教会,并重新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亚尔勒等地的教会事务。世纪以后,边远山区也设立了教区。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也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圣卜尼法斯(约680 —754 年)承认“没有查理·马特的支持,他的传教工作将是不可能的”[15]。

基督教在这些“蛮族”中的传播,使得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不仅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且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内容。“一种新型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修道院传教士和修道院学校的活动而被植入到未开化的土地上”[16]。

这些“蛮族”在“他们天然的老师”[17]“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18]—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化下,迅速臻于“成熟”。这些“蛮族”不仅逐渐放弃了“流动迁徙”的思想,而且从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教组织形式中学到了“社团”、“定居”和“国家”等观念,农业生产已成了这些蛮族新居民的主要生产形式。从表面上看,尽管其文化发展水平不如古代文化,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却已是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当我们把视野从罗马帝国故土拓展到整个欧洲时,便不难发现:西欧乃

至整个欧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派教会在西欧乃至北欧地区传教的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因此,基督教西派教会的传教士们到蛮族地区去传教就是送去了“黑暗”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此外,基督教西派教会积极从事对蛮族的传教活动客观上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西欧以基督教为纽带联结成一体。

随着蛮族王国纷纷皈依基督教,西欧国家的基督教化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对情绪,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以及两个民族间的通婚,还有语言的融合。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无可讳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以后演变为法语);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蛮族”王国中的传播和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踏上了中世纪的文明轨道,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短的一二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在与罗马人的长期接触中最终被迫与后者融合,推动了西欧历史的向前发展。不仅如此,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罗马教会的独立与发展,“对冲破迄今为止教廷生存于其中的狭小范围起到了积极作用”[19],罗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西欧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格雷戈里一世是“欧洲之父”,是“西方文化之父”。因为事实是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了”[20]。

四、基督教是中世纪对大自然探索的推动者。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普遍的思潮认为,中世纪禁止人类自由思辨,众多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受到宗教迫害,因此基督教统治是自然科学继承古希腊遗产并不断进步的灾难。不可否认,基督教与科学有相对立的一面,托勒密地心说基础上产生的儒略历在325年被确定为基督教的历法后,它的微小误差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同观测资料大相径庭;希腊女几何学家海帕西娅于415年被基督教的暴徒们凶残地用贝壳剥掉了皮肤并被烧死,即是范例。但如果只是从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一面来思考的话,就既违背了科学发生与进化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原理,也无法理解与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兴起于“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的西欧基督教世界而不是其他时间和其他地方。笔者认为在中世纪,基督教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推动了西欧对大自然的探索。

首先,基督教与科学在自然观上有着内在的学理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一,将世界分为主客体,外在世界相对于人而存在;二,外在世界必有一位统摄的主宰;三,外在世界由于有这位主宰的存在而有规律性,有着严格的内在秩序和因

果联系;四,外在世界由于其合规律性,因而是可以认识的。

正因为上述四个方面的一致,所以古代学术,特别是中世纪的学术,神学、哲学、科学三者打成一片。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人,就很难区分他们的学术属性。他们的研究,既是神学,也是科学与哲学。而且神学与科学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即对真理的追求。神学的真理在于上帝;科学的真理同样在于上帝,而且同样都是为了上帝。上帝的存在,既保障了信仰的依凭,同时也保障了科学研究之可能。因为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世界的合规律性,二是世界的可知性。如果外在世界没有规律没有秩序,一切都是偶然的和杂乱的,即意味着它的不可知。这样的话,则一切科学的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了。那么,外在世界的规律和秩序如何可能呢,以什么作为其保障。关于这一点,丹皮尔的理解很是精辟: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可是他们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持了而且还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性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与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的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揭示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推毁了。”[21]

第二,基督教的信仰热情是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探求真理的活动具有典型的非功利性,因为探索真理的活动往往不仅不能给探索者带来经济上的、物质上的好处,而且由于这种活动常与传统势力相抵触而可能招来灾难。还由于探索真理的活动没有尽头,因而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探索真理的活动具有更强的非功利性,它需要更少带有功利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宗教信仰也就更接近。宗教信仰是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对神产生自觉的、彻底的献身精神。难怪有学者作这样的假设:宗教信仰如能与科学研究、艺术创造等创造性劳动相结合,成为这些劳动的精神支柱,使这些劳动带上为上帝(自然)作贡献的性质,无疑会对这些创造性劳动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劳动更有成效。[22]科学家信仰基督教,既能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又无须考虑物质上的得失,这是宗教能给科学发展以积极作用的深层原因。

那么同样是宗教,为什么古典文化的另一重要保存者东方的伊斯兰文明就没有对科学的发展做出多大的贡献呢?众所周知,在基督教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上帝为自然或宇宙设定秩序”的信条深为人们所接受。在经院哲学中就蕴涵着这样的思想:上帝创造宇宙是有法则的,宇宙每个部分都按各自的规律永恒地运动着,而人的职责则是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和法则,对自然的探索是合乎上帝的道德标准的。可见经院哲学在维护“上帝是可以理解的”信仰的同时,也证明了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对自然探索是必要的。于是在中世纪后期,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角度去观察自然,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研究去发现上帝创造的威力、智慧和善行,通过认识自然来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正如17世纪英国学者巴克斯德在《基督教指南》一书中所将到的:“促进对上帝之爱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自然、神恩和天福向人们宣示上帝的形象。所以,首先要加强理解上帝在自然中的体现,从其杰作看到造物主,并通过对这些杰作的认识和爱升华为对上帝的认识和爱。”[23]这在客观上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探

求自然规律并以这些实实在在的自然规律去填充“上帝法则”这一漂亮的外壳便成为学者们从事研究活动的天职和目的。

第三,基督教对古希腊哲学在中世纪存续及发展作出了贡献。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对古希腊人在哲学上和其他领域中的成就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24]恩格斯这段话无疑指出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作用。

的确,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缺乏哲学指导的科技缺乏高远的发展目标,只能是“雕虫小技”,难以取得进展并获得重大成果,甚至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在科技发展史上,大部分重大的科技发明都是在哲学指导下诞生的,或直接由哲学家(也可以说科学家)提出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莱布尼茨与牛顿同时创立微积分理论,都是很好的例证。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首先得益于古希腊哲学的指导。

然而,正当古希腊哲学一代又一代相传下来,到公元5 世纪时发生了一件对于古典文化来说是灾难性的事情。还好基督教出来担当了保存者的角色,而且“基督教从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古希腊哲学”[25]。

更可贵的是,基督教也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希腊哲学理性至上的本质主义,使得人类理性就成了存在的真实性的衡量尺度, 思维与存在在本质的意义上被同一, 一切现实事物在思想中的存在比在时空中的存在更为真实。既然本质主义舍弃了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那么,惟一可以作为这种思维方式之前提的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这样的不证自明的公理,经过希腊思想家的不懈努力,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最终都没有得以确立。于是,希腊思想家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试图寻找一种自足的概念作为推理知识的前提。用“逻各斯”来解决如何获得事物本质知识的这一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古希腊时期导致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作为希腊思想的遗产,以其应有的惯性释放出来,并达到空前的活跃,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希腊思想终因对理性的执著而陷入困境。正在这时,基督教传入了欧洲,这一方面为当时罗马帝国的芸芸众生填补了生活的精神空缺,另一方面也为克服希腊哲学中的怀疑论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信仰)。这样以来,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出发点及其内在动力不是在希腊智慧中得以确立,而是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得以确立。这种从理性的确定性到通过信仰上帝来达到感觉经验的现实确定性,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至14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深入,托马斯创造性地发挥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的“存在优先”的基本原则,扭转了长期存在于形而上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倾向,形成了从原来传统的本质优先,把存在等同于本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转变为存在优先、存在不同于本质的从感觉经验中把握现实存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而“近代科学只服从于已知的确实存在的事实,只服从于给定的和已经形成的事物,而不论其是否符合于理性,虽然理性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是必要的。”[25]可见基督教的这条存在主义认识路线的确为科学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结论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丹尼斯·哈伊甚至认为,在“意大利,不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在15世纪末以前早已发生。”[27]可见,在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地位的中世纪决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僵化和黑暗,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文艺复兴的纯属自然主义方面的成就也取决于它的作为基督徒的先辈们。……文艺复兴的伟人们,都是精神境界高尚的人,即便他们深深地沉浸在世俗秩序里。从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经历所聚积起来的资源中,他们获得了占领物质世界并建立一个新的精神文化所需要的能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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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丹尼斯〃哈伊.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后记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段别样时光。当我为论文暂时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心中有了些许轻松,但却并不因此释然,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贾宝维。在讲授基督教选修课时,贾老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的教态,深深激发了我学习这门课的热情,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贾老在论文选题、结构框架、阐述角度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并一直以一种父辈的真挚感情鞭策着我。

同时,还要感谢政法与历史学院的各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并对我的论文选题和内容提出宝贵建议。

感谢05历史班的全体同学,大家对论文的交流启发了我的思路,同时因为大家的关心与帮助,让我愉快地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感谢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以及电子图书馆,给我提供了诸多相关资料,启发了我的思路,方便了我的论文写作。

此外,本文还引用和参考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和学术观点,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