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消费的三种模型

4.1.2 公共物品消费的三种模型

1. 萨缪尔森的纯公共物品模型

2. 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模型

俱乐部理论是由公共选择理论的创立者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65）首先提出的，后又经济学家麦圭尔（Martin McGuire，1974）进一步完善。布坎南将“俱乐部”（Club）定义为“一种消费所有权——会员之间的制度安排”（Consumption Ownership-Membership Arrangements）。①

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只有非纯公共物品。对于任何一个俱乐部成员，假定他要同时消费私人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并力求从中获得最大效用。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取决于私人物品与非纯公共物品即俱乐部产品的消费，消费量越大效用越大。每个成员可享受的商品数量或质量，可能取决于成员的数量与构成，因而个人效用也取决于成员数量，成员增加到一定数量时会影响原有成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使俱乐部变得拥挤起来，让成员感到不适，从而降低其效用。因此，俱乐部成员在自有收入、私人物品价格、俱乐部物品成本和成员数的约束下，购买与消费两种产品，以谋求最大效用。

在布坎南的模型中，俱乐部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只有那些对这种物品感兴趣并且愿意支付一定费用的人才可以加入俱乐部成为会员；

①James Buchanan (1965).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J].Economica,February,pp.31.

而是有排他性装置，且排他成本经济上可行，从而不存在“免费搭车者”；三是俱乐部的规模是有限的，会员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人们失去加入俱乐部的激励；四是成立新俱乐部没有限制，即俱乐部的数量不受限定。很明显，在布坎南这里，萨缪尔森所讨论的私人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只是俱乐部物品的两个极端情况。严格意义上的纯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都十分少见，绝大多数物品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其最优的消费集体成员数量大于1，但小于正无穷。

布坎南的研究从一个游泳俱乐部开始。他假定游泳池的总成本（F）是固定的，而且游泳俱乐部成员的偏好和收入也是一样的。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游泳俱乐部人数N的问题。图。。。。。。

3.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模型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86年，哈丁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有挑战性的文章《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在这篇文章中，他的本意是隐喻人口爆炸问题，却从此使“公地悲剧”成为人们描述公共物品时的一种象征，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他从一个理性的放牧人角度考察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的情形结构。在该情形中，“每个放牧人都从自己的牲畜中得到直接的收益，但在他或其他人的牧场上过度放牧时，每个放牧人又因公共牧场的退化而承受成本。因此，每个放牧人都有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的动机，因为他从自己的牲畜圣上得到直接的收益，承担的却只是因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的一

份。”①这种悲剧的根源于“……每个人都被锁定进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无节制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是所有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的”。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对“公地悲剧”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奥斯特罗姆夫妇（V.Ostrom & E.Ostrom）的研究室开拓性的。他们从公共物品理论出发，认为消费的非排他性和共用性是独立的属性，并指出消费的非排他性和共用性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绝对排他或者彻底共用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夫妇进一步把这两种特征又分为两类：可排他的和不可排他的、高度可分得分别使用和不可分的共同使用。当没有实际的技术来对一种物品进行打包或者控制潜在的使用者进入时，排他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当排他的成本太高时，排他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由此他们给出了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CPR）的定义：所谓公共池塘资源，就是共同使用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一般来说，公共池塘资源是一个资源系统，如公共渔场，牧场，地下水资源等。公共池塘资源的两个特征即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这样描述：一是这种资源的使用不受限制，而是这种资源是稀缺的。

可见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眼里，公共池塘资源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达到足以使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

①Garrett Hardin (1965).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V ol.162,pp.1243-1248.

潜在收益者的成本很高（但并不是不可能排除）。①在对公共资源（CPR）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奥斯特罗姆夫妇发现资源供给自身的约束、人口的压力、支配人们行为的机会主义、“搭便车”与自利倾向的存在等，使得人们在使用和消费CPR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资源时，往往会出现资源因过度使用而供给不足，最终枯竭的现象。因此，要考察和分析公共池塘资源（CPR）问题首先要考察公共池塘资源（CPR）的攻击问题和使用或占有问题。

一般来说，公共池塘资源是由多个个体或许多企业使用的，但是，占用或使用和生产又是不同的。E.奥斯特罗姆也把从资源系统提取资源单位的过程称为“占用”，把提取者称为“占用者”。而相应地，把那些计划和安排公共池塘资源提供的人称为“提供者”，而“生产者”是指实际从事建造、修理或采取行动确保资源系统本身长期存在的任何人。提供者和生产者常常是同一的，但也并不必须如此（V.Ostrom, Tiebout, Warren,1961）。

他们夫妇对于公共经济学的贡献是显著的。尤其是E.奥斯特罗姆，甚至被阿罗（Arrow）称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②在CPR理论框架内，后来的研究者考察了大量的额案例，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例如：科斯（Coase）对“牛与谷物”、“糖果生产商的噪声污染”、“亚特兰大飞机场噪声扰民”等一系列案例的考察③，德姆塞茨对美国拉布朗多（Labrandor）的蒙特哥奈印第安人（Montagnsis 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56

页。

②1997年9月27日，肯尼斯·J. 阿罗在Frank E.Seidman政治经济学大奖颁奖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称Elinor Ostrom 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③科斯在对这些案例进行考察与分析之后，写出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定理”由此诞生。

Indians）海狸毛皮的狩猎与交易案例的考察和分析等。其对人们思考和解决CPR问题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