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王蒙《语言的功能与陷阱》（南开大学演讲）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人们研究文学时对语言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兴趣。我在这儿讲一点个人的体会，这些体会可能都非常粗浅，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碰到真正的教授，特别是在座的还有语言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可能让你们见笑。希望你们包涵一点，我只是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我先说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功能实在是太大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他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当然有他非常科学的根据，我就不仔细说了，因为当年我到中央团校学习的第一章就是猴子变人，而猴子变人就是劳动所起的作用，恩格斯专门写过这方面的论述。但是我总是琢磨，语言在使人成为人上起的作用，好像不应该比劳动小。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理论，说是因为劳动的需要促进了人的语言的发展。这是无疑的。反过来说语言对人的社会生活，包括对劳动，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这种作用实在是太大，使你们觉得有没有比较充分的语言，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鲜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文明发达不发达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界限。我从理论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是我始终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我敢不敢在这儿说，也是语言创造了人？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语言的人类？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文字的发达的文化？以上讲的这些，算是绪论。

语言的最基本功能可能不需要我细讲，就是它的表意和交流的作用。当然，据说其他的动物也有类似语言的东西，欧洲还有马语家，专门能够和马对话。最近我在电视里看到什么地方出现一个马的杀手，一个精神变态者专门杀马，为了破案，请了马语专家，和在现场的马来交谈，来问杀手的长相是什么样。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故事。当然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但是起码马语没有人语这么发达。如果马语比人语还发达的话，那么今天王蒙这个位置上的可能就是一匹公马了。（笑声，掌声）

我还常常想到，语言的记录与记忆的功能。各种的事情都是一瞬间，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原话是这么说的吗？成了陈迹以后，当然会留下许多东西。当然有很多的变成了文物，但是更充分的记载靠的是文字，而文字记录的当然就是语言。有时候我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地消逝着，那么我们看到的，能够存留下来的呢？除了文物以外，就是文字，是文字的记录。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1]，叫做8673号，还是5679号，我已经忘了。这个小说就是写一个弄不清楚的事实，这个事实的真相由不同的人提出来不同的版本，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个“真相”，而且每一个人都没有在有意识地撒谎，但是你听完了以后你仍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感谢福建的评论家南帆先生，他写过一篇评论，说事件对于人来说本身是不可重复接触的，那么人所接触的是什么呢，是文本，是各种的语言。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已经无法再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尽管还有文物，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遗址，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文物，还有德国容克式战斗机残留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一些文字，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记录，就没有记忆。一个活人失去了记忆，也就没有了身份，也就

没有了自我，也就没有了性格；人类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文化积累，也就没有进步。这些都是不需要我讲的，只是提一下。

我觉得语言还有一种帮助思想、推动思想的功能，不但变成思想的符号，变成思想的载体，而且变成思想的一个驱动力，成为激活思想的一个因素。我曾经很喜欢一篇文章，是一个英国人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作家是用笔思想，但是这个作者的名字我也忘了──说明我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所以没有一种谨严的治学和谈学问的作风，所以你们也只能姑妄听之。如果你们谁查出这篇文章来，告诉我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我会非常的高兴，也可以付一定的劳务费用。（笑声）

他讲的就是作家思想的过程和写作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并不是他想好了一切才能写作的，恰恰是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才使自己的思想慢慢变得明晰，使他的形象慢慢变得鲜明，使他的故事开始找到了由头，从这个由头发展到那个由头，从那个由头又和另外一条线发生了联系，我想他说的非常对。

小时候我很佩服那些作家，同时我老就想一件事，怎么这个巴尔扎克能写那么多东西啊，我想这个巴尔扎克的脑袋得多大啊，他的脑子比咱的礼堂还得大呀，否则他怎么能装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呢。后来我才明白，巴尔扎克并不是说这些故事现成都装在他脑袋里的，脑袋里装着四百多部故事，这是不可能的，这会累死的。巴尔扎克不停地生活、感受，头脑中就不停地生发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语言编织起来，串起来，他从这一串又会引起那一串，这中间有联想、有判断、有分析、有追忆、有比喻。比喻甚至于也不是事先就想好的。如果事先都想好了，一般是不大可能的。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思想是慢慢地获得一种形式，慢慢变得有一点明晰，又慢慢地产生新的困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故事从开端，如果打一个比喻，就像种棵树一样，初始的想法就像是一颗种子。刚开始写的那几章，就好像在那儿松土，播种，然后开始发芽，长出一支枝子来了，又长出另一支枝子来了，然后它的主干也长得粗一点儿了，这个时候它又受到了风霜雨雪，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影响，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又否定自己等等。相反的，如果你不用语言来梳理你的思想，不用语言来生发你的思想，不用语言去演绎你的思想，那么你的思想是不可能成熟起来的。

即使是纯粹的文字上的掂量，也会使人产生思想，推进、改变思路。

我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推敲起来思想就会延展：第一，失败是成功之母，说明失败之后人会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失败会不会是失败之母？应该说这也是可能的。就是说一个失败会引起一连串的失败，因为一失败以后就处于劣势，失败以后也影响了你的信心，因此失败成了失败之母。那么反过来再说，成功是不是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周谷城老先生[2]解放初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时就说过这层意思，他说，主席，不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还解释说“有很多农民起义成功者，成功以后骄傲了，腐败了，争权夺利，最后成功导致失败”。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成功也可以说是失败之母，那么成功会不会是成功之母呢？当然的，乘胜前进，不是常常讲乘胜前进吗，一个成功连着一个成功。那么成功和失败互不为母，这可能不可能呢？我想这个也很可能，赛球，我跟这儿赛，成功了，赢了，跟那儿赛，输了，这各有各的情况，中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成功、失败互相作用，无法预知，这是不是可能呢？这也是可能的。就借着一个“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哪怕是做文字游戏，我们都可以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扩展，使它得到放射，使它得到升华。所以说语言和文字的作用多么大，它对思想、对我们的认识能起多么大的影响。

语言要讲语法，语法方面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不仔细说，说深了容易露怯。我想语法的许多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是分不开的，语法的发达和逻辑的严密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语言的发展、逻辑学的发展和思辨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语言推动了思想和逻辑的发展。

语言不仅仅有推动思想的作用，它还有很强烈的煽情的作用，它有形成、推动和发育人的感情的作用，以至于有些时候，我想不清楚，究竟是语言形成了感情，还是感情形成了语言。比如说“神圣”这个词。我现在回想，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寺庙或者教堂里去，我体会不到任何神圣的感觉；甚至于上初中了，我上一个教会学校，唱赞美诗，也是一点神圣的感觉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反对的感觉。但是后来我知道一个词，叫作神圣，神圣这个词开始在我的头脑当中起作用，在我的头脑中生发，使我慢慢就有了神圣感，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现在译成全世界受苦的人，我老觉得全世界的罪人特别的有感情，特别的带劲）就产生了神圣感。再比如说思乡、乡情，我现在也弄糊涂了，是我先有乡情，后认识乡和情这两个字呢，还是我先认识了乡和情两个字，以及什么“乡情浓于什么什么”等各种关于乡情的说法，还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这些东西哺育了、孕育了、形成了、塑造了我的乡情？如果没有这些诗，我还会有那种乡情的感觉吗？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况，可以说不限于感情，而说是一种感觉吧，也和词语的影响有关。我讲一个我现在绝对不用的词，我觉得这个词被用得太多了。但是我小时候学作文的时候学的那时最爱读的一本书叫《小学生模范作文选》，上边印象最深的是“皎洁的月儿出现在天上”。原来这月光我看着它也挺白乎乎的，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跟别的都不一样，跟馒头不一样，跟瓷碗也不一样，这叫什么我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皎洁”。所以我现在一看到月亮，我就觉得“皎洁”，我就有了一个皎洁的感受。但是因为人家用的太多了，我在写作中就不能用了。甚至于美丽、幸福，都是如此。解放前没有“幸福”这个词，几乎没有人用这个词。苏联人爱用这个词，苏联人整天讲幸福，幸福，这是幸福，朋友们，这是幸福。连卓娅在牺牲的时候也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幸福。”英语一般用happy、happiness，我老觉着跟中国的“幸福”，那个感觉不一样。如果卓娅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幸福”我觉得很庄严，如果她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happiness”，那我觉得something wrong（笑声，掌声）。是的，词语在感情、感觉的形成上就是起这么大的作用。

我最近喜欢钻牛角尖，所以反复琢磨这个语言文字的修辞作用。我觉得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修辞，当然这是把修辞的意义从更宽泛的角度上来考虑。比如说求爱，甚至于说求偶，这个不同的词，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含义，时代的差别太大了。比如说《阿Q正传》里头，阿Q曾经向吴妈求爱，阿Q脑袋里想的是，小孤孀，小孤孀吴妈，他的语言是什么呢，突然他跪下了：“我们俩睏觉，我们俩睏觉。”这是阿Q的语言，他缺少修辞（笑声），他太缺少修辞了。如果是徐志摩呢（笑声，掌声），如果是徐志摩，他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也不必”什么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他们干的是……（笑声）其实是the same job，干得是一样的活。如果要是薛蟠呢，薛蟠我就不能引用了，可是贾宝玉就不一样了，贾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他写的那些诗（和薛蟠当然不一样），林黛玉也不一样。所以修辞对于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它起的一个文化的作用，这种修辞不仅仅影响了人的语言，而且影响了人生活的一切一切。

如果你在商店里买东西，因为某些原因和售货员发生了冲突，这个时候你考虑一下修辞的问题，我相信你的表现就会得体的多，会文明的多。如果你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件事非常震怒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修辞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表现会更与大学的身份契合了。

所以修辞的功能这是一种文化的功能，这是不可缺少的，有修辞和没有修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到各个大学都讲，特别是对大学的男生们讲，你们一定要关心文学，爱文学，一定要会修辞，将来你们怎么写情书呀，而如果你们情书写的不好，你们爱情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掌声）。同时我也要忠告所有女生，如果你们接到一封情书，文理不通，语言无味，错字连篇，这样人的求爱根本不予置理。（笑声）

语言有很多的心理功能，它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就是一种渲泻，就是一种追求心理平衡的手段。因为人有语言，他有一种诉说、一种倾诉的要求，他愿意把自己的感受使别人也知道一点。契诃夫不是有一个小说嘛[3]，马车夫太难过了，他的痛苦是没有别人愿意听他的诉苦，所以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苦恼都讲给了那匹马，这是很有意思的。我还看过我很喜欢的美国的一个小说家，约翰·奇佛他的女儿苏珊·奇佛写的回忆，她爸爸死后她写的文章。她一上来就写，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有什么特别不高兴的话，就到一个房间里去跪下来，祈祷一会儿，这个当然对于很多宗教徒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后来我大一点儿了，光祈祷解决不了问题了，我父亲就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难过的事，你把它写出来，你写出来以后，你就会好一点，感觉就会好受一点。精神分析的治疗有个很重要的一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导病人，引导被精神分析的对象，把自己最不愿意讲的、把自己内心的隐痛、把自己包藏的东西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他就好过多了。所以语言倾诉是人在精神上对自己进行安慰、进行抚慰、进行保护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大家说出自己的心声，不能够让人们把自己心里的那些没有实现的东西，那些渴望、那些追求、那些梦、那些挫折吐露出来，那么这个社会想维持它的一种平衡的、健康的心理会有多么困难。

当然文学本身还有一种艺术的功能，一种审美的功能，语言本身，语言和文字，尤其中国的文字它本身就非常的漂亮，本身它就有一种形式的美感。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审美的过程，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进行无害处理的过程，它好像有一种化学的作用。大家知道，我个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非常有兴趣的，我也是愿意读这方面书的一个学生，所以我才有机会很感动地读了罗先生的书[4]。还有一个我喜欢读的是李商隐的诗，我觉得李商隐的诗相当的消极、相当的颓唐。有一次考试，一次科举考试没有成功，他居然在诗里面说“忍剪凌云一寸心”[5]，我觉得这话说得太重了。那时候他才多少岁呀，不到三十岁吧？很多人由于喜爱李商隐的诗，非常同情李商隐，认为李商隐仕途的挫折就是由于当时的牛李党争，由于唐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造成的，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个，但是我同时觉得李商隐这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力是相当差的。所以我老设想，如果从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的角度考察李商隐，你当然可以把他封为诗歌大王、诗歌天霸这都可以，但是你很难任命他，哪怕是做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但是他把这些悲哀的东西、消极的东西、颓废的东西变成了非常美丽的艺术品，比如说：“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6]，这本身悲哀极了，但是他，又是珠箔、又是红楼、又是雨、又是归，他变成了一个美的艺术品。比如写爱情的压抑，人和人相通或者交往上的困难，特别是爱情交往上的困难，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甚至于他说得非常颓废：“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个已经都到了极点了，但是他变成了文字，变成了艺术品以后，很整齐，又对仗，有音韵，有非常美好的形象，而且李商隐还善于用蝴蝶、花儿、玉呀的各种形象来描写他自己颓唐的心情，我觉得这就是

李商隐对他的颓唐心情的无害化处理。你看的时候不把他完全当成一个现实的人：“唉，这个人写诗怎么写得这么颓废呀，他是不是要自杀呀，赶快报告，110啊，赶快报告，防止他自杀……”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感。相反，你除了觉得他很悲哀以外，你又觉得他的这种遣词造句、他的这种精致、他的这种匠心、他的这种营造一个精神园地、一个精神产品的能力太强了。

我每次看到《红楼梦》晴雯之死的时候就感慨颇多。晴雯冤枉地死了，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宝玉探晴雯，写了《芙蓉女儿诔》。这《芙蓉女儿诔》里面，有的地方很奋激，有的地方非常的悲哀，然后宝玉自己朗诵来送别晴雯，然后这个时候黛玉就出来了，就提出来“你哪几个字用得不妥”，“我建议”这个地方应该这么改一下，那个地方应该那么改一下，这样就把一个对晴雯的悲悼适当地间离了，因为它进入了一个讨论语言和讨论文字这样一个境况，等于是黛玉和宝玉共同做一个语文的练习题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无害化的处理，当然这个无害化的处理也有它另一面，有时候让你感觉非常残酷。这个人死了以后，因为贾宝玉事实上也做不了什么，他无法抗议，也无法改变自己这个家庭，他能做的就是写一篇文章。这段描写至少告诉我们，语言和文字能够使我们的一种经验、一种遭遇、一种情感审美化，审美化以后也就使不能承受的东西变得比较能够承受。类似的例子还非常多。

那么我还要说，语言和文字还有一种功能，有一种信仰的功能，有一种神学的功能，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语言文字可以神圣到变成一种信仰，它可以变成神。各个民族都在寻找一种奇怪的、独特的、秘密的，甚至是诡秘的语言和文字，认为找到了这种语言和文字以后就可以获得超自然的力量，就可以获得超自然的坚强。比如我们都知道“芝麻开门”，你如果掌握了，你就可以使密室的石门洞开，而所有的金银财宝、就会属于你。我们知道有的佛教教派，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嘛尼嘛咪吽，它来自梵语，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念到这个词的时候，信徒就会感到一种平安，感到似乎佛的力量会帮助你战胜魔的力量。当然也有反动会道门，如解放初期一贯道，张口闭口就是“吾泰佛弥勒”，当时也蒙住了不少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当人们使某一些语言、某一些概念、某一些词语凌驾于人的生活，使你对它有所崇拜、有所敬仰，而这些东西除了在语言中存在以外，你是很难在现实中、实际生活中把它抓住的。比如说“神圣”，比如说“终极”，谁看得见“终极”，看不见，听不见。但是所有的民族的语言，都有类似于终极这样的词。总会有一些非常神圣、非常伟大、非常崇高的一些词，这些词不但表了意，不但审了美，不但做了记录，而且它本身可以膨胀起来，它可以升高起来，本身成为一种价值，成为一种标准，成为一种理想，甚至于成为上帝，成为神。

所以，语言和文字所起的作用，你要是琢磨起来实在是琢磨不完。比如，它还有一些跟上面说的相比较似乎是很细微的作用，比如说形式的作用，比如说游戏的作用等。语言游戏、文字游戏太多了，而且这个游戏是天生的，不需要别人来教授他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候幼儿里头（因为我的大孩子是那个时候出生的），那时候幼儿里整天在传播一个童谣，这个童谣没有任何人教授，但是所有的小孩都会，我呆会儿一说你们也都会，而那些被教授、被推广的童谣，却都忘了。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孩写大字，写、写、写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火了，火、火、火车头，头、头、打你的大背儿头。”也不像记录，也不像交流，交流什么呢，但是它传播下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只能把它解释成文字的游戏。是不是里面有更深奥的内容？

我们知道侯宝林说相声，他说的绕口令很逗。虽然有许多许多绕口令，但是我认为最好的绕

口令还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认为这个最好。而且这个绕口令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在波恩看到过20世纪20年代末一个德国汉学家写的北京俗话词典，其中有一个绕口令，说“你吃葡萄就吐葡萄皮，你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这个很合乎逻辑，吃葡萄就吐葡萄皮，但这是中国文化，和欧洲习惯不一样。欧洲人大部分人吃葡萄都连葡萄皮一块咽，而且连葡萄籽都吃下去，他们认为嚼葡萄籽、嚼葡萄皮可以使牙齿不容易倒牙，还有那么些营养。中国人的习惯是要吐葡萄皮，你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从何年何月，吃葡萄和吐葡萄的这个绕口令变得荒谬化、变得形式化、变得游戏化了，变成了“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一变就绝了，没有讲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有讲，无非跟欧洲一样，说明你早就全盘西化了，不待改革开放就西化了。但是伟大的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个葡萄皮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也是喜欢找死理的一个人，一看到“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就脑门子出汗。我慢慢地悟到了，这是语言的另一种功能，这是一种形式的功能，这是一种游戏的功能，你不要为它出汗，你不要在那儿着急，你不要钻牛角尖，你不要自寻苦恼，你已经活得够苦恼，你再为一个不存在的葡萄皮而苦恼，那你累死了活该。

还可以说很多，我刚才说的很多了，也很乱，但是大致上我说的三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是现实有用的功能，包括交流，包括表意，包括记录，包括传之久远，这是现实的和有用的功能；第二个功能是生发和促进的功能，推进思想、推进感情、推进文化、创造文化；第三个功能是一个浪漫的功能，是语言和文字离开了现实或者超出了现实的功能，我主要讲了这三个方面。

下面我想讲一下另一面，语言是一个陷阱。语言为什么又是一个陷阱呢，因为语言发达以后，就会产生麻烦，第一个麻烦，最简单的一个麻烦就是语言和现实和你的思想感情脱节，这是完全可能的。

十月份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通过“轮扁斫轮”的故事，来讲言能不能达意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庄子》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轮扁就是一个会砍车轮的阿扁，齐桓公在那儿看书，阿扁路过，说：桓公，您在看什么？说：我在看圣人的书。阿扁就说：无非是糟粕而已。桓公就说：我看的是圣人的书，你居然敢说是糟粕，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是糟粕？讲不出道理来，我就要惩罚你。阿扁就说了：我是做车轱辘的，我全靠我自己的经验，靠我的摸索，研究出一套砍轮子的方法，这种东西能够用语言来教吗？如果语言连教会人砍轮子都做不到，它还能教会你治国平天下吗？因此，能够写出来的都是糟粕，真正的好东西都写不出来。这个砍轮子的厉害呀。如果这个砍轮子的在这儿，我决不敢应聘当贵校的兼职教授，我们要请他做学术领头人哪。

我们中国常常讲的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你那些最微妙、最重要的体会，恰恰是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砍轮子你表达不出来，教游泳你也教不出来呀。如果你就靠一本又一本，哪怕你买一千本关于游泳的书，也学不会游泳。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看得入了迷了，我曾经积累多少天的早点的钱，我买了一本太极拳图解，最后我发现按照书练太极拳太困难了，那真是比推翻三座大山还困难。你要学太极拳还是请一个师傅，在你的面前教给你，把你的肩膀“叭”一砸，这儿太高了，腿抬起点儿来，这儿慢一点，那儿远一点，就行，否则你学不会，言不尽意。

还有一个呢，文不尽言。有很多语言的内涵是文字所无法表达的，语言除了有相应的字以外，

还有语调，还有语速，还有语境，还有说话者的表情，还有说话者的身份，等等等等。比如今天我不在这儿讲，而是把我讲的话当录音在这儿放，能够使大家满意吗？

言不尽意，文不尽言，而且意还不能代表这个对象，不能充分地说明这个对象。每个人的意是很主观的，它是受很多很多东西的限制，比如说，不用说别的，描绘一个大学，让在座的人每人写一篇关于你的大学的东西，我相信各有特色，谁也不能说把它写尽了，已经写充分了，不需要再写了，不可能的。

那么言可能不尽意，言不能够完全把现实的对象说清楚，可有时候言还超过了现实，叫做言过其实。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已经举得有点臭的例子，就是“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把马谡斩了以后，诸葛亮也很矛盾，他自责说，我想起先帝托孤的时候曾经讲过，说是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就是说他的语言呀文字呀这些东西太花哨了、太漂亮了、太精彩了，超过了那个现实，超过了那个对象。

这种现象也很多呀，甚至于变成了一种夸张，变成了一种歪曲，变成了一种爆炸，变成了一种狂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歌颂红太阳，唉哟，真是什么词都想出来了。我那时候在新疆，新疆最有名的歌，那歌是很好听的，我到现在还唱，那个里面用的据说是一首大跃进的民歌，就是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把天下的土地都变成纸，把大海和大洋都变成墨水，也写不尽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您的恩情。一个女农民跟我说：“唉哟，现在的人哪，怎么这么会说话呀，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了，把蓝天和大地都变成了纸了，把大海和大洋都变成墨水了，都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啊，唉哟，怎么这么会说话呀？”我现在也是考证不出来，这是民歌呢，还是知识分子做的。

言不尽意，或者说言过其意，或者是文不尽言，或者文过其言，这些东西都会误导人，都会使人们对世界、对现实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更严重的呢，它不光是不尽意的问题，或者言过其意的问题，而是干脆脱节。当语言以及文字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真实、脱离了真情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反面的东西，变成了对语言和文字的伤害。到最后天下的墨你也都用尽了，天下的笔你也用完了，天下的纸你也用尽了，就剩下什么，最红最红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已经变成了对文字的戕害了，对语言的戕害了。最红就是比别的都红才叫最红，那么最红最红还要再加最红，到底应该加多少个，你用五个最，我要用一百个最怎么办呢，我翻出一本书来，前三页全是最红最红最红……你看两天一直看着最红，就变成笑话了，变成戕害、变成对语言文字的歪曲了，这种语言文字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敌人，变成了人的对立面。因为人说话不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好的、成功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还面临着可能异化的命运，变成了俗套。本来很好的一句话，被变成了俗套，就变成了虚伪，变成了教条，变成了机械重复。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计其数呀。比如说，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是学习，这是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里讲的，这话是非常好的，后来我们简单地翻译成，学习、学习再学习。但是如果你把这话到处重复，到处讲，由于重复得太多就失去了它的魅力。包括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觉得这话多好呀，真是非常的得体，对于儿童来说，非常的好。但是现在你如果什么事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它就已经丧失了它原本的、原生的力量，那种魅力，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本来很好的一句话，太普及了，就把它降低了，过于通俗化了。我把它称

之为狗屎化效应。本来两个人之间学术争论，很有趣味。可是，两边的仗义的老哥们、小哥们都出来了，然后就开始互相揭发隐私，最后就变成一种争吵。比如说，仁孝忠信，礼义廉耻，那都是多么好的词啊，但是这些词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人们最厌恶的，最没有新意的、最拿不出精神成果的人所重复的话。再比如说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现在是很吃不开的，你一讲中庸马上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含含糊糊、两面讨好、模棱两可、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这样的人。所以说不管多么好的命题，不管多么好的语言都是有懈可击的。只要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就能被驳倒。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这个可是太容易驳倒了，要就这一句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出那么多书都是废话呀，当然不是。其实毛泽东很精彩，只有毛泽东敢这么说，谁敢这么总结马克思呀。算了，有些例子不要举了，因为我再举例子，我举的每个例子都会被你们及时驳倒。所以我觉得对语言文字的东西，在发挥其奇效的同时又要看到它薄弱的一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语言文字还有一个陷阱，就是语言文字它可以反过来主宰我们，扼杀我们的创造性，扼杀我们活泼的生机。中国的历史最明显了，毛主席也是痛感这一点的，他在延安的时候曾经非常愤激地说，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连肥田的作用都没有。他为什么这么愤激，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你如果把共产主义当作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把联共布党史读本当作教条，其结果，这些东西就会主宰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既是语言的功效，也是语言的陷阱。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是被语言所塑造的，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就造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模式，我们一看到明月就会想到家乡。我们从小话还说不全，很多的孩子就已经会背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这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对于明月的感受。你一看到明月，一会儿就想到皎洁了，一会儿就想到玉盘，一会儿想低头思故乡，一会儿想“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你想来想去，这都是别人已经有的经典的语言，那些判断、那些描写、那些感受，你脱离开这些以后，你已经没有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甚至于你登记结婚了，你想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是真高兴，你是假高兴呀？所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偏激地抨击语言对人的统治。比如说，在中国对妇女的歧视，实际上体现在一系列的语言里、在一系列的概念里、在一系列的名词里，对于这些名词你也别闹，你闹了半天你也翻不过来，你改不过来。我也不一一举那些个例子，因为那些例子太不雅，不好听。那些例子里就反映了一种轻视妇女、歧视妇女，不拿妇女当人的野蛮，而很多女性她本身也受这个语言的控制，她很多事不敢做，很多思想不敢想，很多感情，不敢让自己有这种感情。那些语言都摆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语言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成为人生中的陷阱，它会误导我们，它会让我们误以为掌握了语言就掌握了人生，它让我们误以为听从已有的语言和文字的驱遣就可以得到人生的真谛。它甚至于会使我们变得丧失了对于人生最本初、最纯洁、最属于自己的个性的那种感受，所以语言这个东西是一个双面剑。

在《伊索》这个话剧里，伊索是个会说话的奴隶，奴隶主说你给我做一道菜，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做成菜，然后他就端上来了，全部是舌头，就是口条，天津也叫口条吧。然后奴隶主说，你把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做成菜拿上来，他拿上来了，还是口条。口条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但是也不能俩平均地分，我觉得好的还是为主的。我希望我们大学的同学们在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学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希望大家及时把我说的话驳倒，免得我误导大家。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