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东北义勇军的首创者

·张学良研究·

张学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

蒋文祥

究竟谁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有人言之凿凿：黄显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起、组织者。[1] 笔者认为，张学良才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本文愿对此做些研究与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早已首倡颁布《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这为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准备了先决条件。

孙中山早就对张学良说过，东北介于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张学良深知“他要中国统一、强大，（必须）把日本、俄国赶出中国东北。”[2]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一直虎视眈眈。1928年6月，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死，年轻的张学良继父业于危难之际，抚三军于大丧之后，“誓言为父报仇。所有事宜都以针对日本侵略为考虑，积极准备军事备战。”[3] 1929年10月，张学良就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名义首倡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

《条例》总共三章十九条。第一至十四条为第一章总则，第十五至十七条为第二章编组，第十八至十九条为第三章附则。

《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规定了国民义勇军的宗旨。“凡属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

[4]

第二条规定了名称。“凡属个人者，定名为国军义勇军；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

第三条规定了个人义勇兵应有之资格：1、须受中等以上学校教育者；2、18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健全、素无嗜好及疾病残疾者；3、能忍苦耐劳、忠于在事者；4、从未受法律裁判者；5、无间谍及共产嫌疑者；6、有家长、学长与亲友证明函件及相当保证者。

第四条是关于团体义勇军的规定：1、属于正式学校或法团者；2、须有相当主管人率领者；3、须能服从军令及受军人待遇者；4、最少限在30人以上者（但最多不得超过200人）；5、团体内之个人须合乎义勇兵资格者；6、须经该管区最高军事长官检查认为合格者。

第五条规定了义勇军的任务。“为参加战斗部队服务战场者，或努力宣传工作，唤起民众觉悟，作军队后援。”[5]

第六条规定了团体义勇军的指挥系统。“派赴某军服务时，应受某军高级官指挥；独立编成时，亦受驻在地指挥官指挥。”

第七、第八条规定了个人义勇兵及团体义勇军的待遇。“经最高军事长官检查合格后，发给义勇兵许可证，分属某部队内，迳行入伍，与士兵受同一教育及待遇。”“团体义勇军如有主管人率领者，除武器弹药给养由最高军事机关请领外，无论独立或分属陆军某部队，概尽义务，不支薪饷，被服亦须自备。”但同时强调义勇兵分编某部队后，得与该部队士兵受同一待遇。

第九条规定了团体义勇军的解散。“团体义勇军遇军事行动停止时，最高军事长官得以命令解散之，不准有要挟收编之行为。”

第十条规定了义勇军的志愿者性质。强调“无论团体与个人义勇军，不许有强迫及征

募行为。”[6]

第十一条是关于义勇军的备案考查问题。“义勇军于分属各军时，双方均须呈报备案，以资考查。”

第十二、十三条规定了各部队与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各部队官兵对于义勇军兵均须妥为优待，不分畛域，不许有侵犯欺凌及藐视等行为。”“义勇军兵对各部队将领官兵须一视同仁，不存阶级，相亲相爱，不要有轻视之言语行为，对长官须绝对服从。”

第十四条规定了义勇军的违规惩罚。“义勇军兵在服役期间，须遵守陆军规约，遇有过失犯罪行为，得依陆军惩罚令及陆军刑事条例办理之。”

第十五、十六、十七条规定了义勇军的编组问题。“义勇军如部分较小，拨属某军时，受该军长官之指挥；如部分较大，临时由该管最高军事机关按人数多寡，准照军队编制成立，或分编于各部队。”“义勇军如独立编成时，其部内得设宣传及办事人员。”“义勇军如独立编成时，须由该管最高军事长官拣派热线将事，富有军事经验之官兵半数编入该队，以为军事上之指挥。”

《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的颁布，为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准备了先决条件。而这个《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是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名义颁布的，黄显声显然不具备这个资格。

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创发起东北抗日义勇军，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为东北局部抗战创建了群众武装。

张学良认为，在抵御外侮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武装力量体制应该要有正规军队和群众武装两制并存，群众武装则名之曰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种“抗日义勇军”名称之由来盖源于此。无数史实表明，张学良才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真正发起者。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中日形势，曾私下密令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你们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九月初，经张学良同意，黄显声又以警务处名义紧急通知全省58县公安队到沈阳领枪，将沈阳库存之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枪支20余万支尽数发到各县。”[7]

根据张学良的旨意，黄显声将全省公安队改编为12个总队。1931年10月，这支队伍又吸收了一些民众武装，扩大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在张学良明里暗地的发起组织下，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如“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青年抗日义勇军”、“中国少年铁血军”、“东北山林义勇军”、“黑龙江抗日救国军”、“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辽宁民众自卫军”以及“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民众自卫团”等各种群众武装不可胜数。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万之众，足迹踏遍辽西走廊、兴安山地、松辽平原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庄严发出誓言：“宁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他们一致团结在反抗侵略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与入侵之敌展开了浴血奋战。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张学良旧属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人还自发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遵循“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东北主权”的宗旨来开展活动，其实也是按照张学良的旨意行事。救国会的成立，成了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紧密联系的纽带。

张学良采取各种方式援助抗日义勇军，亲自派人联络、组织、发动义勇军从事抗日活动。同时，张学良还对抗日义勇军将领及时加委，并予以接见、慰问，鼓舞斗志和士气。

1931年9月末，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把队伍带到官马山，打电报转北平张学良：“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克尽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张学良设法“从黑龙江省

库中，拨给冯占海5万元和部分枪支弹药。”1932年10月，在冯部连续作战处境危急之际，张学良又给冯占海拨发了一批弹药。

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同时密派在北平的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秘书杨成基去齐齐哈尔与马联系，准备抗击日伪进犯。10月17日，“张学良电令马占山，除原驻黑龙江省军队统归其指挥外，所有驻哈尔滨之吉林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由邹作华统率之炮兵，均归其统一指挥。” [8] 10月24日，“张学良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费用。” [9]

张学良为了推动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辽东抗日义勇军收复通化后，同意抗日军民在通化重新成立辽宁省抗日政府。1932年8月15日，张学良任命唐聚五为省府主席并兼辽宁省自卫军上将总司令，加委张宗周、李春润、郭景珊分别为第5路、6路、7路军少将司令。部队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经过大小数百次战斗，收复辽东14个县城，声威远震全国。

当时，张学良除对原东北军系统将领如冯占海、马占山、唐聚五等及时加委提升外，还亲自接见、慰问抗日义勇军其他各部将领，如钱宝昌、郑桂林、于明甲、陈勃生、张一吼、徐伯林、艾中华、赵大中、项青山、孙经九等，并赠送手枪、子弹、怀表、现款等以示慰问。

作为东北局部抗战的领导者，张学良在苦撑东北危局的日子里，他发起组织的几十万义勇军作为抗战的先锋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一举吞并东北的阴谋，鼓舞了东北民众斗志，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

过去，人们一味责骂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可以说，那真是“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人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全国抗战爆发后，尽管蒋介石国民政府举全国之力，调集重兵防守，但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失守，“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南京失陷，到1938年10月25日、11月3日武汉、广州陷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后不过15个月零28天，而东北沦陷却费时17个月零17天。

为什么东北局部抗战支撑危局时间反而长？这不能不归功于张学良首创的“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民众中播下了武装抗日的火种，这就将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0]

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才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起者、首创者，黄显声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执行者、实施者。

三、由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里面同样蕴含着张学良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而由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来则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

电影的故事梗概是：1933年，在上海一间三层阁楼里，住着两个因东北沦陷而流亡此地的青年，诗人辛白华和有过北方从军经历的梁质夫。与他们邻窗相对而居的是美丽而富有的离婚女士施夫人。楼下是相依为命的阿凤母女。阿凤母亲去世后，两个侠义青年资助阿凤上学。梁质夫因铁血团朋友的缘故被捕，辛白华投奔施夫人去了青岛。梁质夫被保释出狱后斗志不减，长城抗战中牺牲在古北口。辛白华得知详情，在阿凤的感召下也成为保卫长城的勇士，与阿凤在炮火中相见，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向敌阵……

田汉以全国民众为之关注的长城抗战为背景，以流亡上海的东北青年为主人翁，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感情纠葛，突现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敌收复失地的决心。他后来曾回忆说：“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其中的缘故是1935年2月田汉被捕）剧本原名《凤凰涅磐图》。《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在原稿的最后一句，因被茶水洇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请人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即将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虽然是田汉在匆促紧迫中写成的急就章，但蕴含他多年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感受，可谓厚积薄发。最可贵的是他那“民族危机”和“自卫自救”意识。认识到民族危机而进行自卫自救是思想上的觉醒，比这更重要的是全民族的行动，田汉将这一意识成功地诗化在“长城”形象中。电通公司由夏衍将故事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名称改为《风云儿女》。

聂耳在着手《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的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后来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他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11]聂耳谱好曲，和许幸之讨论一番后，增加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愈发突出了那坚毅、勇敢、挺身而进的情绪。歌曲在号角声的导引下起唱，较好地把长短句组成的歌词，处理成节奏明快而有力的进行曲，具有高昂的时代激情和雄伟的民族气魄。

《义勇军进行曲》，通过站在抗日最前线的东北义勇军将士，向处于“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呐喊，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并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志和信心。

由于这首歌集中地概括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著名演讲，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12]同时，他特别强调，《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军官训练团人人要唱，而且回去要教会部队所有东北军官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一致抗日。毛泽东曾经说过：“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

[13]

可以这样说，由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里面同样蕴含着张学良的历史功绩。

试想，如果没有张学良，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就不会有十年内战的停止；没有十年内战的停止，就不会有举国一致的抗日；没有举国一致的抗日，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同样，如果没有张学良，就不会有《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的颁布；没有《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就不会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没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产生；没有《义勇军进行曲》，就不会有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在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时还有一番有趣的争论。著名画家徐悲鸿推荐说，《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今后它仍将

鼓舞人民昂扬的精神奋斗前进，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国的《马赛曲》！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他在美国时，走在大街上曾听见有人用口哨吹奏《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是位美国青年，说明这支歌在世界上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初选委员会认为这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着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志的号角作用，又是大多数人会唱的最好歌曲。

也有个别同志对曲谱没有疑义，但是主张修改一下歌词，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认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

这句话今天到底是否适用？周恩来表示，这支歌曲很雄壮，很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他回应对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的疑义解释说，就用老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接着他进一步阐明观点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歌词，在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最后他综合各方意见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他的话音一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在开国大典奏响，庄严的乐曲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这雄壮的乐曲，伴随着五星红旗成为共和国的代名词。

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今天，我们在满怀豪情地唱响国歌的时候，不但应该记住《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而且更加不该忘记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张学良——这位志在抗日的爱国名将和功盖古今的民族英雄！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如皋市委党校

注释：

[1] 初国卿：《立一座丰碑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一百零八将”》，名列首位的赫然镌刻：“黄显声——东北义勇军的发起、组织者。”

[2]、[3] 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第64页。

[4]、[5]、[6] 周毅、董慧云、张忠发主编：《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

[7] 温永录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页。

[8] 《一九三一年大事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3页。

[9] 参见《国闻周刊》第８卷第47期。

[10] 毛泽东：《论持久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第501页。

[11] 《聂耳：用音乐代替呐喊》之《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参见《老年周报》2014年4月15日第15版。

[12]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980页。

[13]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