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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对苏冷战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

关于美国对苏冷战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

摘要:发生在1947年到1991年的冷战不只是一场政治上的博弈、军事上的竞争以及经济上的封锁,它更是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针锋相对,美国和苏联,分别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更是成为冷战对峙的主力兵。本文将站在美国的角度,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美国开展对苏冷战展开思考。

关键词:美国苏联冷战意识形态

主要内容:

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分化成两级,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以1946年丘吉尔访问美国所发表的铁幕演说为开端,杜鲁门主义(1)的出台标志着苏美冷战的全面开展。美苏争霸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较量,更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对于美国来说,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挑衅,美国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的反共意识,以及其历史所孕育的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成为其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所以,苏联在二战后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成为其在全球扩张的最大阻碍。

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文化却源远流长。最初的移民肩负着上帝所赋予的一种特殊使命,来到这个上帝特别恩赐的地方,要建立一

座“山巅之城”(2),这就造就了美国人民的使命观,而且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3)。这种使命观对美国处理与外部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自诩为拯救其他黑暗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它要把圣光投向其他地区,使命观这种文化价值观就成了美国推行他的文化霸权以及政策的最好借口。美国人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完美最合理的制度,正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说“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

早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的1941 年 2 月,亨利·鲁斯就预言,实现美国国家使命与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世纪,即“美国世纪”。美国有责任为20 世纪勾画一个崭新的图景———不再是“深刻的和令人悲叹的失望”,而是“对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巨大憧憬”,并且“能够而且将带着喜悦活力和热情致力于实现这一图景”,“去创造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在战后初期,美国人心中的全球责任意味着拯救饥饿和重建世界经济,通过与苏联的合作和改造德、日来确保持久的和平。但是随着冷战的兴起和东西方的分裂,美国开始重新界定其全球责任和世界领袖角色,美国的责任变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导“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

承担反共的全球责任和充当“自由世界”领袖身份是那个时代美国精英的普遍信念,并一直主导了整个冷战时代美国的角色认知。凯南在其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称: “有思想的美苏关系观察家

没有理由对克里姆林宫向美国社会提出的挑战感到抱怨,相反,他应该对上帝表示一些感谢。上帝通过把这一无情的挑战摆在美国人民面前,已经让这整个国家的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和接受历史明确赋予他们的道德与政治领导责任上。”也就是说,苏联的挑战给了美国承担“领导责任”,展示“国家品质”的机会。凯南称“这是对美国国家品质的最公平的检验”。

这种信念贯穿于整个冷战时代。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美国有责任领导“自由世界”抵御共产主义扩张以保卫自由的信念表示怀疑。艾森豪威尔总统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交于我国”。[3]尼克松尽管承认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变化了的世界”,“战后两极世界已终结”,但他仍相信“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对我们自己的幸所需要的那种世界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并将这一点作为“美国新外交政策的哲学”之一。

二、美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反共主义是冷战期美国推行反苏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人往往“把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 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可怕的和根本的威胁”。因此, 冷战的发生并非历史的偶然, 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它不仅源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更是滋生于美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是伴随着对苏政策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一直将反苏作为其反共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在美苏建交后,至是两国结盟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期间反共主义也仍然渗透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二战期间,在德国突袭苏联后,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旱彼此歼灭。”参议员罗-塔夫脱的话更能反映出仇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胜利比法西斯胜利还危险。”

在战后初期, 杜鲁门政府就认为苏联的存在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美国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必须尽其所能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在作为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杜鲁门就是以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来作为美国奉行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杜鲁门先是将世界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分成两部分,然后把美国封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再赋予美国要率领自由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做斗争的历史使命。这一思想一直指导了美国整个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1981 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不久说:“从列宁到包括现任的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一位苏联领导人都宣称,苏联的目标是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暂时间外,俄国人几乎在65年中一直是我们的实际上的敌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他们的政策一直是始终如一地、虔诚地致力于这个简单的目标,即摧毁民主并

强制推行共产主义。”里根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种认识决定了美国历届政府都要对苏联推行反共主义政策。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又一度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核心因此在美国统治者的心目中,苏联成了共产主义的化身和载体,而共产主义则是苏联的灵魂,反苏与反共是同一个过程,反苏即反共。反共也就是反苏,即使后来苏联的扩张主义和

霸权主义已明显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并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反对,但美国的决策层仍把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固有属性,将反苏与反共联系在一起。尼克松就明确说过,意识形态是美苏争夺的根源。美国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围绕反苏政策展开的。

综上所述,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对峙,不只是政治冷战、经济冷战和军备竞赛,更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冷战。“文化冷战”是英国独立制片人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提出的概念, 用以描述和揭示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进行与苏联的这场特殊战争是如何利用文化艺术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的。虽然作者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恰当的定义, 但是却准确地揭示了改变世界面貌的冷战的特性。

注释:

(1) 这是哈瑞·杜鲁门总统1947年3月12日致国会的咨文。美国支

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的观念,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的急剧转变.

(2) "山巅之城"一词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节:"你们是世上

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清教徒相信上帝与他们有个契约,并挑选他们领导地球上的其余国家。约翰-温索普充满希望地将马萨诸塞湾的宗教领地描绘成"山巅之城"。

(3) 实际上是犹太人的观点。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

此话载于《旧约》,《旧约》是犹太教的教义。基督教把《旧约》和《新约》合并一起称为《圣经》,“上帝的选民”的观点也为基督教采用,但含义不同。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的选民”,是指,凡是信仰上帝的,就是“上帝的选民”。

参考文献:

[1] 黄慧玲.《美国文化价值观与文化霸权之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 刘建飞《论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美国研究2000 年第2 期

[3] 刘建飞《意识形态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苏政策》

国际观察2001 年第1 期冷战研究

[4] 梁振丽周海芳《美苏文化差异对冷战起源的影响》

商业研究2010.13.034

[5] 王立新《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 内容与作用》

史学集刊2011 年9 月第5 期冷战史研究

[6] 胡惠林《论文化冷战与大国文化战略博弈》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3 期

[7] 王帆.《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辞鉴赏》,北京人事出版社,1996年

[8] 王晓德.《美国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史学集刊,198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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