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距离

二十世纪前半期，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在西方美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首先是由于该学说与康德、叔本华美学传统的独特关系。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哲学美学经历了从审美趣味说逐渐向审美态度说的转变。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的美学，清楚地显示出审美态度说产生并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狄基在该书的“审美的起源”一章中， 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十八世纪在洛克影响下的英国三大趣味论者哈奇生、博克和休谟的思想，进而讲了康德论证趣味对象的主观性，从而成为审美学说的一个转折点。
布洛距离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用一种简明、形象而直接的比喻说明审美感受。读者无须去理解和适应一个庞大而晦涩的形而上学体系，再把自己的感受纳入到这个体系的框架中去，并根据这些例子体会和理解一条原理（“心理距离”），进而将之运用到艺术和审美的各个方面。由于这种特点，布洛的思想很容易为哲学美学圈子外的一般艺术评论家和普通读者所接受。
其次、布洛似乎解决了当时困扰美学界的一个大问题。美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而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总希望能为之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自从费希纳提出“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后，过去那种求助于思辨哲学的做法已不灵了。旧的被破除之后，人们对新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期待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保存了哲学的部分结论，又兼容当时追求科学性的时代潮流的思想最能赢得人们的共鸣。由此，他创造一个了可以对之进行多种多样解释的“心理距离”概念，这在当时具有挽救美学这个学科的含义。
再次是他对“准科学”态度。布洛主张在美学领域采用科学方法。他自己就做过多年的审美心理学实验。但是，在一个心理学仍不成熟的时代，严守当时的心理学方法不会给他的研究带来什么好处。当时最流行的是行为主义，讲的是“刺激—→反应”和数据统计，和美学似乎根本沾不上边。布洛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批判，坚持更为传统的内省心理学的方法，尽管如此，他的试图使美学科学化的意愿，仍然给当时的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2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瑞士心理学家布洛（Edward Bullough，1880-1934）在英国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作为艺术的一个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的文章，正式揭橥了心理距离的概念。
布洛认为，美的纯粹客观性并不存在，使用客观标准、准则和范畴来界定美，将会抹杀掉许多丰富多彩的美感事实，因此他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研

究美，说明美感乃是出自于人们对艺术品的观赏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而此效应则是生于心理距离。心理距离并不是指空间或时间上的距离，而是观赏者对于艺术作品所显示的事物在感情上或心理上所保持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消除了观赏者对作品的实用态度，而使得美感有利于快感，因此使观赏者对眼前的事物产生崭新的体验；然而，若是主客体在心理距离上失距了，例如差距或者超距，则不会获得美感。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影响了其后50年美学理论的发展。美学研究者薛尔本（Donald W. Sherburne）即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已经在美学思想上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理论。”

距离与空间、时间和熟悉程度
人们已对“心理距离”的一些方面和在布洛以后许多学者对这个学说的理解发挥和批判作了分析。人们也看到，“距离”的隐喻可以而且也实际上被人们广泛地运用。这些运用和推广，有些已与布洛毫无关系，人们只是利用这个词的表述力来组织自己的意思而已。但是，有些方面的推广和运用，还是可以直接溯源于布洛，他对空间、时间和熟悉程度的论述就是如此。
心理的距离这个比喻来源于实际的空间距离。但是，布洛力图说明相反的过程。他说，有一种“实际的空间”距离，即艺术品与观赏者之间的距离，有一种“再现的空间”距离，即作品中的空间距离 (绘画的透视)。两种空间距离的区分涉及到雕塑中的圆雕和浮雕探讨的一些具体问题。布洛只提作品产生的时间，而没有提作品中的时间 (“再现的时间”)，应是他的疏漏之处。他认为，这些种类的距离是他所主张的“心理距离”概念的“相当特殊的形式”。 因此，一般的形式是“心理距离”，而实际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只是“心理距离”的特殊表现。
实际上，这些讨论并不与美学的基本原理或与布洛所说的作为“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有关，而是一些具体的审美欣赏现象。观赏景色，并不是远景总胜于近景。文艺也并非仅仅如朱光潜所说，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文艺层出不穷，味道也不错。文艺作品本来就是为当时人所作，得到作品直接接受者的认可，是作家艺术家的直接目的。酒的窖藏是生产工序的延续，而文学艺术作品除了反复修改和推敲外，并不需要窖藏这道生产工序。

在中国，“心理距离”说的影响主要归功于朱光潜的介绍。在朱光潜早期思想中，“距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查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几乎每一章都有“距离”的影子。
在《诗论》等著作中，包含着一种经他引申发挥了的“距离”思想。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他在1956年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表示要“把自己的思想上的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对包括“魏晋人”的人格理想和克罗齐、立普斯等几乎所有他过去介绍过的西方人的美学思想，都一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唯独对“距离说”仍情有独钟。朱光潜说是他自己歪曲了这种思想，而这思想本身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在觉今是而昨非， 仿佛前半生都是白活的情况下，仍不忘为“距离说”作辩解，对此说的信奉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