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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功用

作者:陈传媚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9年第03期

“笑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作名词解时意为“能引人发笑的谈话或故事,供人当作笑料的事情”,是一种以民间口头创作为主的文学样式。笑话简练而富有机趣,表达上常常有悖常理,多采用迂回曲折等高度艺术化的方式,是一定时期一个民族总体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表达习惯及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

我国笑话先秦已有之,只是一直很难进入文学艺术研究的天地,笑话作为一种文体专门研究更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一直以来,对于笑话生成机制的研究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修辞、语用是考察的重点,如吕叔湘先生的《笑话里的语言学》,从语言文字角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笑话中常用的谐音、拆字等语言技巧。此外,也有引用西方先进的幽默理论开展的研究,如《民间笑话三论——对西方民间笑话研究成果的译介》,全文用“适当的不协调理论”等对笑话的本质特征进行了阐释。至于文化功用的探讨,鲁迅先生曾从小说史的角度分析笑话“嘲讽世情”之作用,但可惜,他对笑话归属于小说的论证并未展开,对笑话讽世作用的阐示也就戛然而止。钟敬文先生曾指出:“笑话是人民创作的一种,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它往往成为一种有用的精神武器。”这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笑话的讽刺、战斗作用,但是没有作更为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利器先生曾定义笑话说:“…话?就是故事,笑话就是以嘲笑为题材的故事,我国古代笑话是几千年来一直活跃在人民口头上的一种文学形式。”他不仅看到了笑话的讽世之效,还注意到了笑话口传性、民间性的特点。

前人的研究颇有成果,但是,综合来看,对于笑话系统深入的研究从未真正展开。“笑话不会改变自己丛残小语的性质地位,所以,附属物评点也只好在灵光乍现之后又回到默默无闻的暗流。而不能像小说评点戏曲评点那样顺理成章地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的、艺术的理论体系。”相对于笑话这一民间文化的繁盛来讲,目前对它的研究只能称得上是蜻蜓点水,对于其生成机制和文化功用尤其未有深入的探讨。本文以我国古代笑话创作的集大成者——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①为语料,从故事中“矛盾”与“契合”的巧妙构造和语言的发展两个角度分析笑话的生成机制,总结出笑话最为主要的四种文化功用,即娱乐、讽刺、引导和文化传播,进而对笑话的定义给予新的界说。

一、笑话的生成机制

笑话的成因颇多,但究其实质是“矛盾”的制造与解除,进而达至“契合”。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论讽刺”所言:“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事情。”笑话中必须有与现实的常态和公认的规则不一样的“矛盾”才能制笑,而这种“矛盾”又必须是从另一方面回归现实的——这种回归往往在人的心灵深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在诸多方面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大家普遍认同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等,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契约”。在此前提下,一旦有人不合“契约”,即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笑料。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觉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笑就是这不相吻合的表现。”笑话只有在“契约”形成并被打破,同时又与人们实际的某种期待相契合时才会发生。

先民们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和共同生产方式下长期共处,不自觉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由此又衍生出相对固定的交际原则和行为方式,被我们定义为“契约”。这种契约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制度文化层次和心理文化层次。

制度文化是指“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制度及组织机构和设施等的总和……是人类在漫长的文化进程中进行自然和社会规范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制度文化不仅包含着强制性较高的制度规范,如法律、法规等,也包含着强制性较弱的如风俗、习惯、道德等一般社会规范”。制度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人们相对一致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及心理文化的形成过程。一旦固定的思维习惯形成,大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的思维模式即囿于其中。当有人以特别的方式打破这些常规时,其他人会为其不合群而笑。

心理文化的形成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人不是由本能,而是由习惯塑造的。人受制于其生活其间的文化……社会对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的判断也是由文化背景决定的。”因为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人们便会对故事中不合常态的现象顿感“失调”,而揭露和讽刺这种“失调”又恰好与自己的内心体悟达到“契合”后便会报之以笑。另一方面,只有在社会具有心理文化主流倾向的情况下,笑话的创作者才能把握当时主流的“正常的事情”和“可笑的事情”,更好地找到“矛盾”和“突破”之处,创作笑话。

笑话的产生源自对“契约”的“突破”,这种突破是通过“矛盾”完成的。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和美学奠基人康德曾指出:“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感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东西存在着。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如《嘲谑·不出来》记:一人被妻子打,无奈,钻在床下。妻呼曰:“快快出来!”答曰:“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定不出来。”我国古代是男权社会,但是“惧内”并不鲜见,甚或如蒲松龄所言:“惧内,天下之通病也。”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矛盾。具体在此则中,丈夫语气上的强硬与心中的害怕又形成一组矛盾。看到故事中丈夫胆战心惊却又碍于男人威严而佯装霸气的形象,女性们会觉顿获尊严,而男性们也会立即将自己与其区分,进而自豪不已。无疑,对笑话中男主人公的嘲笑与人们渴望尊严的心理达到了契合。此外,丈夫所用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制笑之处,他的自我解嘲暗合了我们生活中常以自我满足来掩盖客观事实的心理。

综合来看,这种“矛盾”大体可分两种,即内容上的矛盾和语言表达上的矛盾。

《官箴·下公文》记载:有急足下紧急公文,官恐其迟也,拨一马与之。其人逐马而行。人问:“如此紧事,何不乘马?”曰:“六只脚走,岂不快于四只?”这则故事是在内容上制造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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