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禺戏剧创作中的_女性关怀_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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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男性作家像曹禺这样如此痴迷于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关注妇女的悲欢
离合、精神状态及未来走向。在曹禺剧作中，那些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感人、最为亮丽的艺术形象均为女性。热情、泼辣、带着原始情欲的蘩漪、金子们是曹禺戏剧作品中塑造得最为独特、引人、成功的艺术形象；温柔、善良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愫芳、侍萍、瑞珏们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人物形象画廊，至今仍闪耀着诱人的艺术光芒。
现在看来，曹禺戏剧中最能凸现他创作个性的不是反封建，亦不是改造国民性，更非对美好人性的呼唤，而是作者对于女性的深切关怀与诗意创作。因为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是曹禺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所共有的，就其深刻性来说，无人能与鲁迅先生比肩；而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亦无人能出沈从文、冰心之右者。曹禺戏剧作品并不刻意追求强烈的社会功利性，他曾公开声明：“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①《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代表作、成名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的真正成熟，这部在曹禺整个戏剧创作生涯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品，就鲜明体现出作者显明的女性关怀意识。“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我喜欢看蘩漪这样的女人”“对于蘩漪我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性格”②同时作者还塑造出圣母般慈祥的侍萍及女神般美丽的四凤，此后的诸多剧作都围绕女性展开，《日出》中的陈白露，《原野》里的花金子，《北京人》中的愫芳、思懿，《家》里的瑞珏，并几乎都为剧中的主人公，这在“五四”时期以来的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从来没有发现哪位作家如此执著地将女性作为自己几乎所有代表作的主人公而倾注毕生心血。李健吾先生其实很早就注意到曹禺体现在《雷雨》中的女性关怀意识。他认为《雷雨》最成功的人物塑造是女性，“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他说蘩漪是一个“反叛者”“被牺牲者”，富于“内在的生命”。③曹禺亦公开声明：“我很少写女性的反面人物。我非常同情女性，我笔下的大多数女性人物或多或少都值得同情。——
—我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支持者。”④那么，曹禺为什么如此关注女性、熟稔女性心理并成功塑造出光彩照人的女性艺术形象，也就是说，曹禺为什么会将对女性的关注作为自己步入文坛的开场锣鼓并一发不可收拾呢？恐怕这里面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产生的母体。我们一方面可望用心理研究来解释艺术作品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可望以此揭示使人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各种因素。”⑤如果将作家的创作心理比做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那么童年的生活经历将是供给这条大河奔流不息的源头。许多心理学家指出，童年和早期生活的经历以及由此获得的独特感受，形成了作家创作心理和艺术思维的诸种特征，决定了作家艺术世界的诸种状貌及独特指向。
曹禺出生三天，生母便因产褥热故去，这就决定了曹禺幼年生活最亲近的人不是生母而是其他女性，虽然这一消息是五年后奶妈刘氏告诉他的，但对曹禺来说仍不啻晴天霹雳，至少在五岁的时候，他对母亲这一女性角色尤为敏感。他的母亲实际由三位女性充当：生母、养母、奶妈，这还不包括后来的保姆段妈。生母给予了他肉体，养母施予他母爱，而奶妈除哺育他成长，还最早揭露他有继母这一个不同常人的隐秘。从３岁起，曹禺就时常沉浸在对生母的怀念、继母的怀疑和奶妈的恐惧当中。
除此三位女性，段妈和万家瑛实际也是对曹禺具有母性色彩的两位女性。这两位女性介入曹禺生活较晚，但带给曹禺的不再只是对女性的怀念、怀疑和恐惧，还包含着对女性的同情、关注和对社会不平等的初步认识。
曹禺曾将段妈比做自己的启蒙老师。“我家里有个保姆，叫段妈，陪着我睡觉。有时，睡不着，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农村的情况，还有她家里的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怎么死去的，婆婆又是怎么上吊自尽了。她的孩子死得很惨，身上长疮，疮上都是蛆，硬是疼死的。还讲了些农村中穷人受罪，财主霸道的小故事。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好的保姆，真象一个人生启蒙的老师。”“我永远忘不了段妈，忘不了她那额纹深陷的面颊，那有点豁的嘴唇，那没有一丝笑容的苦像。”⑥曹禺最初获得的农村知识，农村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事情都是从段妈口中得知的。
像母亲一样疼爱自己的姐姐万家瑛因不堪公婆和丈夫的虐待而含恨死去，这件事对曹禺打击很大，也坚定了曹禺日后一定要想办法为女性的苦难生活和命运而呐喊，鸣不平。曹树钧在《摄魂——
—戏剧大师曹禺》中真实记录了曹禺在姐姐辞世后的心情：“是什么夺走了姐姐的生命？万家宝痛苦地思索着。他联想到段妈的悲惨命运，深深感觉到天下妇女是苦难最深重的，倘若说一般人头上有着君权、神权、族权的桎梏，那么妇女头上则还有一道夫权的桎梏。他想，今后倘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为妇女的苦难呐喊，写一个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戏。”⑦到了晚年，曹禺仍饱含感情地对田本相谈起自己对妇女悲剧命运的同情和理解，“女人是最苦的，从生理上去讲是这样的；从社会角度上讲，也是一样受苦。她们受‘四权’的压迫，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尽管说每家都有难念的经，但这个经基本上是女人念。一个家，最主要的是生孩子，男人不会生孩子，十月怀胎，家务事，都是女人的事，生活的担子更多地落在女人的身上。男女授受不亲，一般妇女还有封建思想。我认为，在旧社会做女人是可怜的，女人
□王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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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而终，比男人好得多啊！哪怕现在，从一而终的还是女人。女人的地位低，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即使是有钱人家，女人的地位实际上也是低的。贫穷的妇女就不必说了，那就更苦了。”⑧
曹禺早年生活中除了这五位女性以外，还有一位男性对他影响较深，这就是他的父亲万德尊。万德尊是怎样一位人呢？据曹禺回忆，“我父亲在日本士官学校念过书。他对孩子们很严厉。我在家最感到害怕的，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⑨“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⑩万德尊的刚愎自用，使得幼年的曹禺对父亲是亲近不足而敬畏有余，甚至产生隔阂和分歧。“对于佣人，小时候，我和父亲感情就不一样。我最恨我父亲在吃饭时骂厨师。”１１
诚然，童年的曹禺关于男性的认识主要是从父亲身上得来的，但由于这位北洋军阀师长暴躁的脾气、冷漠的面容和严格的等级观念，使得曹禺幼小的心灵充满对男性的恐惧和紧张。远离男性，和周围女性亲近，从她们那里寻求慰藉、关爱和保护，是幼年万家宝缓和这种恐惧、紧张心理的唯一办法。和继母一起看戏，与姐姐一起玩耍，向段妈诉说内心的秘密，是曹禺童年最愉快的事情。上中学时，曹禺对女性特有的敏感在艺术上有了初步展现。据曹禺的一位同学回忆“当时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具有相当水平，演员表演技巧也好，万家宝多是扮演女角，演得相当出色。他参加公演的《国民公敌》《娜拉》，每次在瑞廷礼堂里演出都是满座，拥挤得很。”１２早期的生活经历使曹禺能对不同的女性形象有较准确的把握，因而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反过来，长期扮演女性角色又进一步使他关注女性，不仅留意观察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体验女性心理，女性在沉沦命运中的痛苦呻吟与哀叹、对于脱离苦难的希望与企盼、内心情感的炽热与外表的淡然虚弱，都侵入他的视野，沉入他的记忆，震撼他的心灵。这样，在曹禺的创作心理构成中，女性的欢乐与屈辱，死亡与丧葬，温柔与暴烈，无望的追求与大胆的反抗，就成为曹禺形象记忆与情绪记忆的主要“事象”，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心理的主要情结，由此幻化出的艺术形象，舞台动作以及人物的台词均与此相关。“我的剧本的确写了不少妇女形象。你问我对妇女有什么见解，我没有什么理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压迫的，男女之间太不平等。我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和斯特林堡不一样，他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又仇视女人。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说来，也是妇女来念的。在旧社会，妇女一般要做许多家务事。生孩子、养孩子、三从四德，劳苦一生。那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就更为可怜了。贫穷家庭中的妇女更惨痛了。当然妇女中也有坏的，像郭老的《屈原》中的南后那种人，这是少数。我也写了像《北京人》中的思懿那样不可爱的女人，还有《家》里的陈姨太、沈氏那样一些卑微人物。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１３在曹禺看来，中国女性囿于几千年来父权、夫权、族权的沉重压迫，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至于情感追求更是无从谈起，中国妇女要将自己脖颈上沉重的枷锁摘取下来，最为重要的当是勇气，蘩漪们身上的“原始野性”为中国女性最为匮乏。柔情似水、心软如绵、温顺柔弱的中国女性如果采用文质彬彬的态度，以世俗文明认可的方式向社会乞求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曹禺从张扬人的本性出发，把世俗文明作为扼制人的天然本性的枷锁，当同时代作家把解放女性的焦点投射在反封建主题上时，曹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文明，他敏锐地预料到这些束缚人性的规则、规范若不打倒，势必造成人性的退化，女性的沉沦。
曹禺笔下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如侍萍、愫芳、瑞珏与蘩漪们形成鲜明对照。这类人物一般都能忍辱负重，她们善良、柔弱，心中都存留一段真挚凄惨动人的情爱，但为了他人幸福和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她们宁肯自己受冷落、委屈和折磨也不去反抗和呐喊，而把自己心中的爱掩藏起来，独自品尝失去爱情的苦味。这类人物一般容易被观众和读者接受，她们具有圣母般的高洁和慈祥，严格遵从“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教诲，恪守中国传统习俗，为了小家庭的利益，为了顾及他人和自己的名声，个体的情感自由往往遭受剥夺甚至欺辱，最终下场也是凄惨的，侍萍儿女皆亡，精神几欲崩溃；瑞珏难产而死；愫芳前途未卜。为什么心灵这样美好的人物反遭天谴，当然仅凭因果报应的解释对现代人来说毕竟是苍白无力的。
笔者以为，曹禺通过这两类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和观众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遵循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牺牲个人情感和幸福，最终仍不免被万恶的封建社会所吞噬，既如此，还不如奋起抗争，打破世俗观念，争取自己个人幸福，即便毁灭，总也不枉，作者通过蘩漪之口给女性解放指明方向：“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到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１４在女性寻找自身解放道路的初始阶段，不能奢望和谐圆满的结局，只要有过斗争的历程、勇敢的呐喊、畅快的欢呼就足够了，即使这历程过于短暂而难留痕迹，呐喊、欢呼过于粗糙和刺耳，引起周围世俗人们的不快，也应无所畏惧，这是曹禺长期关注女性，思考女性问题的答案。
参考文献：
①②田本相：《曹禺文集》［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８，Ｐ２１１，Ｐ２１４－２１５。
③⑥⑩田本相：《曹禺评传》［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Ｐ５０，Ｐ１１，Ｐ６。
④沈庆利：妖情人和恶婆娘——
—从女权主义角度解读繁漪、思懿［Ａ］．东方丛刊［Ｊ］１９９７（１）．
⑤荣格：心理学与文学［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７，Ｐ１２４。
⑦曹树钧：摄魂——
—戏剧大师曹禺．［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０，Ｐ５７。
⑧１１田本相：苦闷的灵魂——
—曹禺访谈录．［Ｍ］．杭州：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Ｐ４３，Ｐ１６。
⑨１３王兴平：曹禺研究专集［Ｃ］．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Ｐ１３９，Ｐ１１５。
１２田本相：曹禺剧作论［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１，Ｐ１５。
１４贡献，陈留生：对“狭之笼”的徒然挣脱［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Ｐ２１９。
（作者：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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