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师范教育思想
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教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讲学任教。梁启超首论师范教育，批判传统教师教学中的流弊，倡行教学革新及新教学方法实践，他的教师思想既带有时代特征，更寓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梁启超更多的是一位师范教育思想家与理论家，而非一位师范教育实践家。
名师出高徒，梁启超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学生有：蔡锷、秦力山、林锡圭、范源廉、周宏业、唐才质、田邦璇、李炳寰、冯自由、郑贯一、徐志摩、徐中舒、蔡尚思、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鲁迅、毛泽东等一代著名知识分子，无不受梁启超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文体革命，以流利畅达的文学代替死板僵硬的八股文，开创了近代新文体的时代，对教育界有巨大影响。因此说，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杰出教育家。他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个儿女中8个留学异国，个个回国报效，卓有成效，其中有3位院士。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二、师范教育：
我国自古重视师资培养。许多教育家都论及师德、师术、师表等为师之道，对教师应具备的道德和学问，以及身教和言教的方式方法，提出过许多严格的要求。但创办师范学校，建立系统的师资培训制度，却是在晚清时期出现的。
现代汉语“师范”一词，系来自日语。古汉语中也有师范这个词，原义是“学习的模范”，名词，如《后汉书?赵壹传》，“学成师范，缙绅归慕”，引申为动词“效法”，如《文心雕龙?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宋元以后有了“教师、师傅”义。该词传到日本后，成为日语中的“汉字”，其义大致与古汉语同。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设置专门的师资养成机构，名之曰“师范学校”。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中将其介绍回中国，后渐流行。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先后创立了一系列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广东实学馆以及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这些洋务学堂与封建官学、书院、私塾等中国传统学堂有显著差异，因此被称为新式学堂。但由于洋务学堂是嫁接在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上的，新旧杂糅，受到顽固派的反对，也使当时社会各方面人士对其作用颇有争议。
梁启超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洋务学堂的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
梁启超指出：“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科举，三曰师范……”。这是对我国师范教育较早的关注。
不久，他又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他指出：“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他主张设立本国自己的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至于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梁启超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建立一般师范、高等师范直到师范大学的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
三、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概要：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而且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论述师范教育思想是梁启超。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师范》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师范教育思想。他的《论师范》及其以后有关著述中所表达的师范教育思想，开启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为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梁氏师范教育思想产生的渊源：
——兴办师范教育事关安邦治国之大业
梁启超对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与他的爱国意识分不开的。19世纪末期，尤其是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入侵步伐，企图瓜分中国。面对这种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梁启超主张必须尽快实施变法，改变一切不合理的封建旧制度，以拯救国家。主张变法之本在教育，要强国必由教育。他说：“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当时，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自产业
革命后，工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之普及，教育之普及又在于师范教育之发展，这对早年就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梁启超来说影响很大。因此，他极力主张效法西方，兴办师范学校。他说：“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他希望通过兴办师范，以促成教育之普及，以达人才日以盛、民智日以开、国家日以强之目的。梁启超充分肯定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师范教育看作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量，看成是整个教育体制运转的工作母机，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主要内容和原则：
①梁启超特别重视师范学堂的建立。
梁启超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他说：“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萎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
认为师范学校应办在大学之先，与小学同办，首先培养小学教师。他主张应择优等生充为学员，在师范学堂附设小学堂，以师范学生任小学老师。三年以后，小学生可升为中学生，而小学教习中之优秀者，可升为中学之教习等。如此，中国之教育方能逐步发展。
②他还提倡教师要有教育工作的兴趣。
他认为由于“教学相长”的关系，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别人，一面继续做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事也是一种趣味，教育事业是两种趣味。
③梁启超提出了师范教育学制的设想。
1896年，梁启超发表《学校总论》等系列文章，根据西人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分别讲到普通大、中、小学，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残疾人学校、劳动教养学校等类及各校修业年限等，提出了学制的设想。为了全面推广学校,他根据日本教育次第列举了一个“教育制度表”，其中师范学制为：师范大学（和大学院平行设置）4年，
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平行设置）4年，寻常师范学校（与中学校平行设置）8年。
④梁启超还特别强调“师道”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从而突出了师范教育的社会功能。
他认为，当今社会所以“风气日以下，学术日以坏，人才日以亡”，是因为社会上轻视教师，没有形成一种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他说：“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他一方面要求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教师，形成一种尊师重道的良好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则要求师范学校要培养出合格的师资，既能胜教于学校，又能促进社会及学术风气的日益好转，这是对中国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⑤要办好师范教育，必须强化各项管理。
a．目标管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专题论述教育要有正确目的的教育家。
他认为，人和动物之最大不同就是人活动的有意识性和有目的性，而教育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且又复杂的活动，“它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因此，梁启超明确规定了各级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即中等师范是专门培养小学教师，高等师范是专门培养中等教育教师(包括中学、中等师范及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教师)，师范大学则主要是培养高等师范及各科大学师资。各级师范有了明确的教育目标，才能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出有质有量、符合教育和社会需要的教师，最终造就出具有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毅力以及权力思想、义务思想、尚武等素质和特色的“新国民”。梁启超认为，要培养有特色的公民，自然要求教师要具备有特色的个性，即要有爱国心、独立性、公共心及自治力。他强调师范院校要特别重视对师范生的个性塑造，注意帮助引导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求学目的，立圣人之志，“以天下为己任”，要求师范生常自策励，发奋读书，谋个性之完善，求立人与达人。这些主张都是很可贵的，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梁启超还注意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张在对师范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还应进行智、体方面的教育，规定各科教学都应“以倡明圣教为主义”，还规定
选择读书的标准应以“有关于圣教”为主，“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这是和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因为他要利用孔孟学说，参用西制，兴办教育，最终革新政治和社会，同时也是“中体西用”思想在其教育目标管理上的反映。
b．课程管理：梁启超对师范课程的设置十分重视。当时，日本改革后的师范课程有17种之多，即为修身、教育、国语、汉文、史志、地理、数学、理化、博物、习字、图画、音乐、体操、西文、农业、商业及工艺等。梁启超主张要“略依其制而损益之”，减少一些不紧要、不适宜的课程，增加一些注重实用、切于时用的课程。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补之；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补之；以按切当今时事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补之。总的目的是使师范生通过学习这些课程，能通古今而达中西，“能以授人为主义”，能有益于社会，不致于“业其所业，与社会渺不相属”。梁启超还进一步提出了课程设置必须遵循六个方面的要求，即“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
梁启超强调师范院校的课程要突出师范性，除开设基础课和专业课外，还要特设教育课程。
他重视教育和教学方法，是中国近代教育家中系统阐述各科教材教法的第一人。他认为“今天下之变日亟，教学之法亦日新”。主张在师范院校设教学法课向师范生传授“为教之道”。
指出“为教之道”具于《学记》这部教育专著之中,其关于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的阐述最切于师范教学之用。他说：“《学记》一篇，言师范学堂之事也。”应作为师范学校的教育课程“循而用之”。这样，可使师范生学会和掌握教育和教学方法，以便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教育和教学工作。
c．实习管理：教育实习是师范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习，使学生把知识综合地运用于教育和教学实践，以培养和锻炼师范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能力。对此，梁启超也十分重视，并提出三点主张。
第一，设小学为师范生实习基地。俄国大教育家乌申斯基很早就主张师范学校应附设实习学校，若“师范学校没有实习学校，有如医学系没有医院”。在中国，梁启超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主张“师范学校与小学并立”，“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他把小学作为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基地，规定师范生在校学习的三年时间内，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要被分派到小学各年级任教，从事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实习生实际上就是小学各科的常任教师，他们边求学边实习，读书实习两不误，且能相互促进。正如《学记》所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第二，加强实习指导。单从知识上讲，师范生完全能够胜任小学教学工作，但能否有效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是个大问题。为此，梁启超提出要配备专门教师来指导师范生的实习，对师范生要“课之以教术”，使他们更好更快地把握教学规律，提高实习效果和教学质量。
第三，严格考核，量才录用。师范生实习结束后要进行全面总结，并评定成绩。那么，如何评定实习成绩呢?他主张“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通过严格考核和评定，“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中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使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这种把小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作为衡量或评定师范生实习成绩的尺度是比较客观的、合理的。
⑥师范教育原则。在比较了中西教育的优劣后，梁启超认为师范之道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应“导之以道，抚之以术”，并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身心发展原则。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他说：“其为道也，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心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他认为这种教学方法，由浅而深，由易而难，由形象而抽象，比较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学生学习的热情高，效果也好。二是个性发展原则。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发展学生的个性。梁启超认为近代教育是“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主张在大学实行自由讲座制，即由学有所长、研究有素的学者开办讲座，学生自由听讲，以便有较多的自修时间自我钻研，或和教师共同研究。大学里除教室外，还有图书馆、实验室等，以培养学生查阅资料、动手实践的能力。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环境，“使学校、教师、学生三
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三是实践原则。梁启超说：“一切实学，如水师必出海操练，矿学必入山察勘。”四是趣味原则。“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有趣。”“编者、教者或不欲过费儿童之脑力，然失之过宽，亦实有不宜之处。”
（三）影响：
A．历史价值：
a．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在其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传统和形式。清朝时期学校的教育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以“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训练为中心。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为主，普通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所以，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利禄、出人头地而抛弃学问，专门研习八股文字，投机取巧。教师也都是科举出身，深受封建教育的影响，除了会做八股文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梁启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合格的师资，才造成了中国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挽救国家危亡、变革社会，必须改革和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首先要兴办学校，培养自己的合格师资。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至统治者，下到平民百姓，人们并未认识到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师资的重要性。梁启超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师道的思想，又从培养人才、国家强盛的角度阐发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并予以具体规划，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首倡师范教育的思想家，他重视师范教育，把师范教育看作“群学之基”，是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本原。他的第一声呼吁，可谓发人深省，唤醒了有识之士和统治阶级对教师重要性的认识，意识到了发展师范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梁启超的首倡和呼吁，以及其他人的努力和实践，才使得师范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有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b．促进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建立。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他还参与了教育决策的过程。1898年，他受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张百熙等的委托，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在该章程第一章第四节中指出：“西人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各省学常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以师范斋，以养教习之人
才。”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章程虽未发挥决策效益，但梁启超等重视师范教育、重视择优师资等认识和主张，不仅开启了我国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中就确立了“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的思想；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设置了自成系统、独立设置的初级和优级两级师范学堂，正式确立了中国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而且对师范生的要求、教师地位等均有相应的规定。这与梁启超等人对师范教育的倡导和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
梁启超的倡导和呼吁以及亲自参与教育实际直接促进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建立，因而才有了后世师范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其功不可没。
B．现实意义
a．以梁启超重视教师的思想为鉴，切实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尊师重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由于“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再受到冷落，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随着我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被重新认识。今天重新回顾和思考梁启超的“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也者，人才之大原也”，“师道立”则学术兴、人才出、国家强等重视教师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对于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更具有突出的意义。我国人口众多，要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智力的优势，就必须扩大教育的规模，造就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因为只有教师的地位提高了，做教师才可能成为优秀青年的首选职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才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对此，应该以梁启超重视教师的思想为鉴。
b．重视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师范教育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师范教育发展模式。我国师范教育一百多年来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教师，特别是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普及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充分发挥了工作母机的作用。21世纪是科技和人才竞争的世纪，为了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竞争的实力，我国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人才，则必须造就优秀的师资队伍，因而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也愈
发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师范教育，重新审视和认识梁启超把师范教育视作“群学之基”的思想，稳步进行师范教育的改革。应该看到，师范教育的产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问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师范教育也必将面对如何选择和发展的问题，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在一百多年发展中，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现实。
改革是必须的，但其目的是提高质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取消师范教育的独立建制。
所以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结合我国实际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师范教育发展模式，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其“工作母机”的功能。
总之，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改革主张，体现了时代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反映出资产阶级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进步性和现实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的有些主张，诸如重视师范教育对整个教育发展的作用，重视师范教育的社会功能，重视师范院校的目标管理和课程设置，重视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并以小学生学习成绩作为评定师范生实习成绩的标准，强调师范院校的教学要突出师范性，还强调学习西方兴办师范教育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等等，对改革和发展今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师范教育事业无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图：梁启超所编之教育制度表）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近代教育家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探析_吴洪成
第22卷第2期2010年3月 教师教育研究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l .22,No .2Mar .,2010 近代教育家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探析 吴洪成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倡导师范教育,针砭传统教师的缺失,主张培养新式教师,并根据新教育制度目标任务、知识课程的规定及对学生发展特点的认识,具体提出教师组织教学、选择教学内容、采用教学方法的能力及素质。这些关于教师思想的深刻见解,不仅具有教育学术价值,而且有裨于当代教师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教育;教师思想;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 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5905(2010)02-0030-05 An Analysis of the Modern Educationist Liang Qichao 's Thoughts of Teacher Education Wu Ho ng -cheng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Hebei ) Abstract :Liang Qichao wa s a well -know n thinker and educatio nist in modern times .He initiated teache r edu -cation and adv ocated training new -type teache rs instead of traditio na l o nes .Specifically he put for war d a teache r 's abilities and qualities in o rga nizing teaching ,selecting the teaching co ntent and adopting cer tain teach -ing methods ,acco rding to g oals o f a new educational system ,stipula tions of kno wledg e cur riculum and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T hese deep insigh ts of teacher no t only have a n educa tional and academic value ,but also are beneficial to co ntempo rary dev elopments o f teache r educatio n . Key Words :Liang Qichao ,modern educatio n ,thought of teacher ,teaching method [收稿日期]2009-11-04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年-),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学原理研究。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教 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讲学任教。梁启超首论师范教育,批判传统教师教学中的流弊,倡行教学革新及新教学方法实践,他的教师思想既带有时代特征,更寓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倡导师范教育,培养新型师资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在其中所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最早较为系统地对中国师范教育诸问题进行了论述,形成了自 己较为完整的师范教育思想,代表了那时中国教育思想领域内对师范教育认识的最高水平。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时期“开民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P 130)。即认定只有广兴学校,培育人才以开民智,才能使国家强大,摆脱民族危机。从普遍设学以“开民智”的基本需求出发,他较全面地论述了在中国兴办师范教育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首先设立师范学校,然后再在“国中普设大学校”,从而获得兴学成功。因此,师范教育是国家兴学的基础,“师 — 30—DOI :10.13445/j .cn ki .t .e .r .2010.02.013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
一、百年语文发展史上对“作文”的研究统计
二、研究选题 1.浅议叶圣陶的作文观 2.浅议陈望道《作文法讲义》的写作理论贡献 3.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4.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三、论文 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摘要：梁启超先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诗话》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的倡导，开启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关键词：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诗界革命小说革命 ON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LIANG QI-CHAO TO THE CHINESE WRITING THEORY YANG Yan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s essays Talks on Poetry in the Ice-drinking Room an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iction and Mass Rule, which advocate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s of poetry and fiction, star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writing theory. And his Methods for Teaching Composition to Post-Middle-School Students offered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a key to improving theirwriting ability. Key words:LIANGQi-chao ; teachingmethod of composition；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poetry;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fiction;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不仅他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的倡导，开启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难得的讲授作文法的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一、《饮冰室诗话》、《夏威夷游记》等文章倡导的“诗界”革命，是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后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饮冰室诗话》，对当时诗界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梁启超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梁启超呼吁“诗界革命，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他的熔中铸外、厚今薄古的主张，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 其二，梁启超提倡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不但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有直接的影响。 所谓“新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表异”。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新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的标准有三点：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 其三,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提倡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他还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 总之，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诗话》等文章中倡导的“诗界革命”，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以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传统的文论明显不同，现代性已成为其基本属性。在诸种文体中，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是小说。他写的《论小说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梁启超师范教育思想
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教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讲学任教。梁启超首论师范教育，批判传统教师教学中的流弊，倡行教学革新及新教学方法实践，他的教师思想既带有时代特征，更寓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梁启超更多的是一位师范教育思想家与理论家，而非一位师范教育实践家。 名师出高徒，梁启超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学生有：蔡锷、秦力山、林锡圭、范源廉、周宏业、唐才质、田邦璇、李炳寰、冯自由、郑贯一、徐志摩、徐中舒、蔡尚思、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鲁迅、毛泽东等一代著名知识分子，无不受梁启超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文体革命，以流利畅达的文学代替死板僵硬的八股文，开创了近代新文体的时代，对教育界有巨大影响。因此说，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杰出教育家。他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个儿女中8个留学异国，个个回国报效，卓有成效，其中有3位院士。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二、师范教育： 我国自古重视师资培养。许多教育家都论及师德、师术、师表等为师之道，对教师应具备的道德和学问，以及身教和言教的方式方法，提出过许多严格的要求。但创办师范学校，建立系统的师资培训制度，却是在晚清时期出现的。 现代汉语“师范”一词，系来自日语。古汉语中也有师范这个词，原义是“学习的模范”，名词，如《后汉书?赵壹传》，“学成师范，缙绅归慕”，引申为动词“效法”，如《文心雕龙?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宋元以后有了“教师、师傅”义。该词传到日本后，成为日语中的“汉字”，其义大致与古汉语同。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设置专门的师资养成机构，名之曰“师范学校”。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中将其介绍回中国，后渐流行。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_于阿专
[收稿日期]2011-06-28 [作者简介]于阿专（1986—），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民道德教育。 【素质教育研究】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于阿专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作为近代中国 教育发展的主要奠基人，梁启超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制度，倡导创办女子学堂以及“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等教育思想，是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创举。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历史的局限存在瑕疵，但其教育思想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仍为我们当前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 40-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06（2011）05-0066-03 一、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近代史，是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色历史”，面对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以及国家、民族所处的“内忧外患”的窘境，梁启超发出了“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32的呼喊，倡导通过教育来摆脱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1.首倡教育当定宗旨 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指出，与动物有所不同，人类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教育作为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没有宗旨是行不通的，“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 [2]53 梁启 超否定了前人所认定的培人才、开民智是教育宗旨的判定。他针对古雅典、斯巴达以及英德日等国家的教育宗旨，对比分析了其存在的优缺点，指出教育宗旨应当因地制宜，结合各个国家国民的特性以及外在的环境因素，同时注重吸纳其他国家的精髓，使国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这一宗旨展开了全面、具体的阐述：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具有国家思想、权利自由思想，能合群、尚武，且有毅力、自尊等优秀品质的新国民，只有这样的国民才能肩负起国家繁荣富强的重任。而梁启超对教育宗旨的认识在其《教育与政治》一文 中逐步走向了成熟：“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3]，因为个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的，唯有融入团体，恰当地处理好其在社会中的各种角色，接受团体生活教育，才能实现教育的初衷。 2.改革学校教育制度 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强盛的根源在于强调“以开民智为第一义”[4]9，开民智的关键则在于兴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19。因此在他看来，当时改革学校教育制度成为走向强国之路的根基。八股取士作为中国锢蔽文明的一大根源，使得学校教育演变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梁启超作为一名举人更是感同身受。由此，他指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以走上富强道路，废除科举制度成为首要任务，取而代之，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开办新学堂，彻底撕破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时“公理公法”的虚伪面具，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同时，他还主张效仿日本的学制，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规律，设定相应的教育制度表。在他所设置的学制中，比较突出的一大特点是其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概念，“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1]36。同时，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真正落实，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 e 2011年10月第11卷第5期 Oct.2011Vol．11No．5 66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可谓新式教育的开山巨匠，而叶圣陶则是苏派教育的先驱领航人，对于二人的教育思想，既有承继趋同的一面，又存在变革差异的一面。本文从下述几个层面对其进行异同辨析：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通过对二人教育思想的比较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梳理，必然有益于当下教育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叶圣陶教育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著述丰赡的教育家。自戊戌变法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在教育宗旨、制度、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不仅有体系严谨的理论以资后人研究，其成功的教育实践更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鲜活范本。而作为苏派教育先驱者的叶圣陶，不仅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在其70多年教育实践及研究中，更是形成了一种代表我国现代教育实践发展方向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教育思想体大思精，提出诸多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教育命题，影响到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教育。对两位大师关于教育思想的辨析与梳
理，必然有益于现代教育研究及新课程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思想启迪。 一、教育目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意识及自主能力，能够有目的有宗旨地进行活动，宗旨是人类活动特有属性，而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同样需要宗旨；对于教育的宗旨，他认为培养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关键，独立人格不仅在品行、智识、体力方面皆完备，更要能享有人权，在政治自由方面具有独立的法人意识。可以说，此时的梁启超倾向于将教育的宗旨定格为：培养社会变革所需的政治人才。 在教育理论上提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在教育实践方面，梁启超更是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的有：蔡锷、徐志摩、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而在他所培养的十四个子女中，除了早夭的五位外，其余九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在中国20世纪， 算是极为罕见的。梁启超正是通过自身的实践验证自己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一教育宗旨。 关于教育的目的，苏派名师叶圣陶在其教育论述中认为：“教育事业的目标在辅导下一辈人的发育生长。”①“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