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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2课文翻译

第1课为内疚正名

有了内疚感心里大可不必难受。的确,内疚感会像超重的行李,如果不取掉,会让我们步履艰难。然而内疚感也可以成为给我们提供动力的引擎。的确,内疚感有惩罚自我的性质,然而内疚感也可以使我们保持教养。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有关内疚感和工作母亲这对有趣组合的文章。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讲到。后来有人寄给我一个礼品咖啡杯,杯子上写着:“我要为大斋节的到来而放弃内疚。

读到这行字我不禁咯咯笑起来。然而我又想到这个斋节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在过去这十年或更久的一段时间里,通过出书而非实际诊查给人治疗的心理医生很受欢迎,他们忙不迭地告诉大家,说什么我好,你好,大家做什么都没关系。

心理学家的大多数著作都给内疚感冠以恶名——甚至就是一大堆恶名。它是清教,犹太教或者天主教的遗物,而传给我们这些糟粕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文化或者宗教。他们说,要想真正活得自在,遇事就不能内疚,无论是发财、发迹、出人头地,或是虐待母亲、薄情寡义,还是迟到、吸烟、有婚外情。

其实以前就有个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要爱自己就得先消灭内疚感。我们周围的人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一直想把内疚感抛在脑后,而不去探究内疚的含意,不去从中悟出些什么。

在人们成功地消灭了内疚感之后,让其复活的时机也成熟了。虽然嘴上说着我好你好大家好,但不少人心里都明白其实自己并非一直都好,别人也是如此。再说了,有很多人不断清除自己的内疚感,在自恋式的堕落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是不愿与之为伍的。

究其最深层最彻底的含意,内疚感是我们心中一个渴望被捕获的罪犯。做错了事就产生这种可怕的、揪肠扯肚的感觉。这正如麦克白夫人满脑子想的那个别人看不到的血点一样……而且我们还不敢四处张望。

没有内疚就等于没有良知。感觉不到内疚的人给他人造成痛苦后心情照样不错,结果他们就心安理得地接着给别人制造痛苦。我们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能不要良知。

弗洛伊德曾说过:“上帝在分配良知方面做的即不公平也不认真,大多数人生来良知就不算多,或者就干脆少的不值一提。”

这里说明一点,我并不是建议每个人报名参加寻找内疚之旅。然而,我们必须对以下两种观点加以区分:一种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诸如贫困或种族主义感到内疚;另一种则断言受压迫者都是“命里注定”。

在清教徒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肯定还有一个更好的“主义”。同样,有的父母在孩子各个成长阶段都教导他们时刻要感到内疚,而另一个极端是,有的父母压根就不给孩子一丁点道德伦理指导,在这两者之间肯定还有更适当的做法。

比方说,我跟女儿谈心时(她称之为训话),她过一会儿就会抬起头来说:“你让我心里不好受。”她这话反过来弄得我心里好长时间颇为不好受。然而如今我意识到我的做法没有错:那就是给她灌输一种是非观,这样万一她以后伤害了谁就会良心不安。

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内疚是评价自我的终极方式。它是我们心中的声音,对自己说:“我应受罚。”不过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单单因为活着就感觉自己犯了罪似的。还有些人因不着边际的内疚感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肯定不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不愿自己的后代步他们的后尘。

然而我又感到解决问题的诀窍并不是要懦弱地对任何事都不敢评判,而是要看看我们评价自我时是否公正。卡尔.门宁格曾写过,心理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清除内疚感,而是要把“人们的内疚感和‘正确’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威拉德.盖林在《情感》一书中引用了牧师蒂洛森对内疚感的定义:“意识到做了有悖于我们职责的事后内心产生的不安。”

当然,人们对职责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认识。我一个月前和两个朋友共进午餐,她们俩谈起自己对母亲关心不够,于心不安。结果,一个担心的是没能天天给“家”里打电话,另一个自打圣诞节就不曾跟她母亲聊过天。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格外容易受到不同责任感的困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今天一个新观念就可能和根深蒂固的老观念相冲突。过去所受的教育和今天的认识之间有很大差距,由此也生出各种内疚感。

有的母亲时常对我说,她们工作心里过意不去,不工作心里照样过意不去。过去人们认为完美的超级母亲就是要给孩子喂好奶,会做可口的饼干。而现在的标准则是要做独立的女性或者经济上的好帮手。

但是责任感也有其用处。是责任感逼迫我们坐到打字机前,是责任感催促我们在一个诸事不顺的早上去工作,临晨3点孩子哭了也是责任感让我们起床看孩子。

如果说责任感是我们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之间做的心理斗争,那这个斗争是强大的、充满人性的斗争。盖林写道:“内疚感代表最崇高、最痛苦的斗争。这是我们与自我的斗争。”与自我斗争总比放弃自我好。

从某个角度讲,这种最糟糕的情感烘托出人类最美好的一面。为避免内疚于心,我们便不去做坏事。如果一个孩子伤害了妹妹或弟弟,哪怕没人知道,他幼小的心灵也会滋生内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的成年人给无辜的人造成痛苦,他们为了超过别人而行骗、撒谎、偷窃(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自己的帐),可半夜醒来这些还历历在目。

这样说来,内疚感对促进人类文明有巨大作用,它是人类内心的戒律,帮助我们与人为善而非一股脑地你争我抢。“如果说人们心中的内疚感复苏了,”曾著《孤独的人群》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里斯曼说,“原因之一是60年代猛增的年轻人势头压过了成年人。你可以说成野蛮人占领了罗马。而如今成年人更多了,他们正试图恢复稳定的局面。”

内疚感是我们心中的成年人,是父母,是坚持标准的人。它是我们内心的向导,虽然我们常常跟它争辩“其他人都这么干”,但是结果总是徒劳的。

我们甚至与伦理困境和内心冲突做斗争,为求个心安理得。我认识两个女人,她们因不忠于婚姻而面临危机。其

中一个离了婚,结束了三角关系。另外一个终止了婚外恋。两种情况下都是痛苦促成她们改变。

把内疚感和正确的事联系在一起并非易事。明辨是非,分清理智的和神经质的内疚感向来很难。要想解决问题我们要么改换看法,要么改变行动。

我曾是个上班的母亲,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都试过好几次。女儿年纪小,然而我又要上班,我就担心自己没有像我妈妈那样当个合格的母亲。时间一久,视野开阔了,通过现实我这才改变观点;我意识到女儿显然没有遭遇冷落的感觉,我也绝非漠不关心的妈妈。悉心照料、爱意、机会和支持帮助我化解了早些时候的内疚之情。

去年冬天有一阵,我出城的次数比往日多了,心里有些不安。这次我没有改变看法,而是改变了行程。

就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每天要面临十几个决定。而内疚感是众多端正动机之一。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由内疚感统治。绝非如此。但是内疚一直存在于这个基本问题:“如果这么做,我能内心无愧吗?”

有的人从来不问自己这个问题,就算问了答案也是从来不会是否定的,他们好像很幸运。在我们看来,他们能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自责,尽情享乐而无顾忌。他们能够只操心自我第一,其他人统统被他们抛在脑后。

有些人一辈子不曾揪心地内疚过,羡慕他们倒很容易。然而羡慕这些人就像羡慕家养宠物一样。步其后尘无异于把精神不正常的人视为自己的楷模。这种人并不自在,他们是反社会的人。这个世上,内疚感是唯有人类所能感受到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情感之一,这些人可以说都算不上人。

内疚是最体现人性的困境之一。这意味着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意味着承认自己的缺点,也承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就是要成为理想中的那个人。

第2课创世纪:上帝与科学

启蒙时代之后的某个时候,科学和宗教订了一个君子协议。科学负责现实的世界:机器、制造物、药品、枪支和登月火箭等等。宗教掌管所有那些无法计量的其它事物:道德、圣礼、诗歌、精神失常、死亡以及政治和治国之道的某些残留形式。宗教既是非物质的,也是不重要的。那时候科学和宗教可说是苹果和橘子。协议这样规定: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苹果,属于上帝的东西归橘子。就像玛雅人有两本历书,一本是俗人的,一本是教士的,西方的科学和宗教持有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使用两种不同的语汇。

20世纪进入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互不相容已经有所缓和了。宗教和科学都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过分之处,甚至意识到自身作恶的能力。现在它们奇怪地碰到了一起,达成一种形而上学的默契。也许这种默契最突出的标志是对于有关宇宙诞生的某些事实,宗教和科学之间好像意见一致起来。这不逊于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人抛弃世仇,凑到一起给孩子洗澡。

根据《圣经》的《创世纪》,宇宙产生于一次闪光,由造物主一挥而就;神以心志赋予一切以生命,即无中生有。毫不奇怪,科学家一般都避开最终根源的问题,避开这个最终的“无原因之原因”。事实上,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无生无毁”的宇宙观念,即过去是无限的,未来也是无限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静态宇宙理论。

可能很难设想宇宙绵延无期,就像时间的无垠雪原,这种想法甚至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一观念至少给人以永恒的宁静感。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静态宇宙模型在科学界已经让步于一种更难理解的观点,认为宇宙中充满着暴力。现在大多数天文学家接受了宇宙是瞬间创造的理论,即宇宙起源于150或200亿年前一个巨大火球的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至今仍在从爆炸的中心向外飞移。其中的一个碎片就是我们称为银河的星系——它的几千亿颗星星中,有一颗就是我们地球的太阳,环绕太阳运行的微小颗粒是行星。这种被称作“大爆炸”的理论使得一些天文学家深感不安,而同时又在许多宗教界人士心里激起涟漪,好像《圣经》上的说法得到了科学证实。理由:大爆炸理论听起来非常像《旧约全书》一直在讲的故事。

科学得出大爆炸理论是通过令人起敬的艰苦研究,通过漠视意识形态的假设和证明过程——以及有时候幸运的偶然发现。1913年,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洛厄尔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维斯托.梅尔文.斯里弗发现,有星系在以高达每小时200万英里的惊人速度远离地球。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得温.哈勃从斯里弗的发现再进一步,提出了膨胀宇宙定律,该定律假定发生了一次原始爆炸。同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没有依靠天文观察就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宇宙膨胀观点。然而,仍有许多天文学家坚守着静态理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使用精密电子设备,收听到从天空各个部分传来的背景辐射产生的噪音。他们所听到的其实是第一次爆炸残留的振动,是宇宙诞生时刻的缕缕回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多数天文学家接受了新观点,在研究工作中都假设确实有大爆炸发生。

大爆炸理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毕竟,这个世纪属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即观察自然的行动本身干扰和改变了自然)和神秘莫测的黑洞理论(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尔曾写到:“被画成熠熠金目的上帝,现在只留下一只黑眼窝。”),科学不再是启蒙时代理性的雅典娜神殿,冷峻而自持。它开始更像《暴风雨》中卡利班见识到的普洛斯彼罗的荒岛,光怪陆离。有些天文学家甚至津津乐道未来宇宙残留的星光,它的时间流向与我们相反的方向。除了起源之谜,硅芯片时代的不可知论还被许多其它的谜团所动摇。几乎具有同样神秘色彩的问题是,在几十亿年前,是什么条件产生了第一个能够复制自身的分子。这一步使得遍布地球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发展成为可能。为什么恰在那时发生呢?

对于科学和神学在大爆炸宇宙学上表面的汇合,宗教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自启蒙运动以来,《圣经》所述的创世故事或者其它“事件”,如人之堕落和耶稣基督的奇迹,屡屡遭遇科学的贬抑;它们仅仅被当作神话、迷信而已。现在信徒们不由得要相信科学已经费力地证实了至少一个圣经“神话”:创世说。

然而说是证实,真有其事吗?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罗伯特.贾斯特罗出版了一本古怪的小册子《上帝和天文学家》,他在书中指出,《圣经》竟然终究是正确的,而和他一类的人,他认为包括科学家和不可知论者,现在感到惶惑不安。贾斯特罗频飞虚幻之吻,像中微子一样跨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一厢情愿地要建立一种联

系。圣经基要主义者可能欢迎贾斯特罗的书,但他的科学家同行们却不以为然。他以歌剧的笔触写到:“对于一位以理性的力量为生活信仰的科学家来说,故事的结局像一场噩梦。他攀越了无知的山脉;他即将征服最高的巅峰;当他翻过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群已在此稳坐了几个世纪的神学家。”

多产的科普作家艾撒克.阿西莫夫对贾斯特罗的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科学和宗教使用不同的方法,”他说,“科学工作依靠有说服力的推理。在科学之外,使用的是直觉的方法,不是很有说服力。在科学上,在数据的基础上,有可能证明我们过去错了。”科学是暂时性的,它从一个假设发展到另一个假设,总是在验证,抛弃那些不对头的观点,那些与新的证据相矛盾的观念。“信仰。”圣.奥古斯丁说,“就是相信,凭上帝的话,相信我们没看到的东西。”信仰藐视证据,而科学需要证明。如果获得了新的信息需要修正大爆炸理论,完成这种修正并不会使整个知识殿堂倒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兼天文学家欧文.金格里奇评论到:“《创世纪》不是一本科学之书。如果有些事情在细节上相吻合,那只是一种偶然。我相信天国所拥有的上帝的荣耀仅仅是对那些信奉宗教的人来说的。”

对于宗教和科学在创世纪问题上表现出的一致,一些神学家也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并没有什么深刻意味。“如果关于上帝的最后证据出现在200亿年之前,”密苏里州圣保罗神学院的卫里公会教徒W.保罗.琼斯问道,“那我们不是至多趋自然神论之末?”耶稣会哲学家伯纳德.朗纳根走得更远:“科学在创世纪问题上无话可说,因为那超出了实验科学的范围。实验科学的要旨是你要有数据。神学家没有上帝的数据。”正是在还不到上帝的某个临界点,所有的电脑也没有数据。通过大爆炸理论,贾斯特罗说道:“科学已经证明世界的产生是外力的结果,这种外力似乎永远在科学描述的能力之外。这困扰着科学,因为它与科学的信仰相冲突——那是对因果关系的信仰,相信所有的结果必有原因。现在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宇宙的诞生,竟违背了这一信条。”

一些科学家从务实的角度处理创世问题。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实验室的X射线天文学家哈维.坦纳鲍姆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定律来着手理解它,创世的第一瞬间就无关紧要。它是哲学家和宗教徒的问题,不是科学家的问题。”基特峰国家天文台台长杰弗里.伯比奇.补充道:“原则和概念不能测量。像‘谁制定的自然法则?’这样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每个人——包括科学家和普通信徒——仍然着迷于隐晦难解的创世和创世之前的问题。贾斯特罗说:“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这是所有问题中最有趣的问题。”

最大的难题是那初始的火球销毁了一切证据;在宇宙产生的最初几秒钟里,它的温度高达几万亿度。爆炸将以前的一切销尸灭迹。宇宙笼罩在辐射的浓雾之中,直到100万年以后才消散开来,露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夜空里晶莹闪烁的苍穹。最初的100万年对我们就像上帝的脸一样不可得见。求知的形式有许多:科学、经验、直觉、信仰。科学研究依据的理论是所有的秘密都有解决之道,宇宙之谜可以解开。科学合理地遵循着所谓“空中特技第一法则”:“没抓住别的东西前别松开手里的。”信仰按其定义是一个飞跃。它必须等待到另一个世界得到证实。

且不论其它,科学和宗教在创世说上的新巧合看来打开了已经忽略了几个世纪的对话。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汉斯.金认为,一个神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互相帮助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他称之为“亲存在”时期。从事遗传工程和原子裂变的人们显然需要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精神和伦理指导。而对于神学家,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交互无疑会增加他们的见识,在以物理眼光观察的宇宙中给予他们一个更加复杂的根基。大爆炸理论肯定不会是人们所构想的最后的创世理论;它向我们提示的是,还存在着广阔的神秘领域,等待着神学家和科学家怀着适宜的敬畏之情去探索。

第3课网络隐私与知识产权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或许因特网和其他数据传输网络最有趣的特性是,它们具有改变涉及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的权势关系的潜质。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两者都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政府与它们均有关联,一方面为它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又为了追求自身的目标,例如国家安全,而极可能违背二者。社会科学家们只是刚刚开始构思研究项目,学习因特网如何将信息从传统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或者了解它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后果。

虽然隐私和产权由来已久,但是它们不是一层不变的,而且社会规范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说,一直到150年前,美国的统计人员把完整的统计表张贴在各城镇的广场供公众阅读,然而从1850年到1954年,自美国第十三号法令——禁止公布个人纪录——颁布开始,一系列繁复的措施逐步加强了对隐秘的保护。现在,统计局将统计数据保密72年。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为了提升社会服务、税收以及经济管理,变本加厉地收集公民的资料而引发的。政府为公民保密,同时希望民众放弃部分传统的隐私权。公民是否从中获益是另外一码事。在马里兰州,所有陪审团成员候选人都被问及宗教信仰,尽管这一信息在陪审团选取过程中并无用处。关于宗教信仰的数据是被保密的,而选取中用到的候选人的信息全部公诸于众。因而就产生了这种奇怪的状况——正是因为没用处信息才被保密。

政府应当通过版权与专利调控知识产权的观念出现在相对近期的人类历史上,就哪些知识产权受多长时间的保护的精确的细节问题,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偶尔还会变化。不论版权或专利都可以满足社会学的两个标准:一来它们是对创造者付出的辛劳的回报,二来鼓励更多创新。这两个标准为经验之谈,可以被科学检验,但在某些领域也可能是不适用的。

想一想音乐领域。在20世纪前有超级大师,譬如弗朗斯.利兹特和尼克罗.帕格尼尼,而大众传媒造就了明星机制,吹捧音乐不是最好的又不最富有变幻的少数几个明星。版权为发行公司和少数名人提供保护,从而有助于扶持当今意义下的这一行业,事实上却可能损坏了大多数音乐人的利益。这与阿纳托?法朗士著名的讽喻很相似:“法律,在其最崇高的平等名义下,禁止富人以及穷人在桥下睡觉。”理论上,很公平地,版权包涵了名人和无名之辈的创作,但实际上,只有大的发行公司才有经济能力在法庭上为它们的知识产权辩护。从某种意义来讲,这很公平,因为没人愿意窃取没名气的音乐,但关键的是,版权维护名人的知识产权使得名人和默默无闻的音乐人被划入两个不同的阶层。

因特网的共享音乐文件已成为孩子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非法下载音乐供自己使用,也作为礼物送与朋友。如果去看一项最近由营销公司而不是社会科学家所作的民意调查,我们就会发现48%的年龄在12-17岁之间的美国网民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下载过音乐文件。这样,他们违反了版权法,犯罪学家将因此假设他们普遍轻视法律。一项

由Pew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做出的调查表明,据估计,35,000,000下载过音乐文件的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并不关心那些音乐是否有版权。因此,就家庭这个层面,停止版权从道德和经济两方面来讲,可能都是有好处的。可是,就更高的层面来说,文化输出国(尤其是美国)可能不得不忍受失却之痛,尽管没有恰当的研究我们无法真正预测损失与收益的净差额。当前,我们没有好的跨国界共享文档的数据,也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能用来指导研究版权保护究竟有助于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提高不同文化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要检测这些假想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广泛的经济研究也没有为专利制度是否真正促进创新这样的问题得出结论。对于生活中特定的行业与方面组织得当的假设,我们仍需要许多细致,深入的研究。例如,观察与采访性研究能够揭示真正促进各类艺术家的文化创新的因素,决定因特网点对点文档共享对于孩子们的切实影响。

古典的社会学隐私理论中有两条原则与当下的信息辩论相关。第一,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不仅仅是个人的乐事更是所有社会的基础。因而,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监测公民削弱了政府本来要保护的社会的基础。第二,隐私与违反隐私不可避免地与权势有关联,权势意味着能够维护自己的隐私同时能够侵犯别人的隐私。这样一来,即使过后信息由情报部门保密,公民的隐私还是受到政府监控的侵犯。

计算机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开发保护人们的信息隐私的系统。比如说,全球网络协会,作为发展网络标准的先锋,已经启动了隐私选择平台,这一平台按照使用者明确的愿望,与网址互动时自动管理个人信息。

有道德意识的研究对于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施颇有价值。数据挖掘,比方说,能被用在入侵探测之类毫无争议的情况中,这时你需要防止你的数据受到外来的攻击。但是数据挖掘也可能极具侵略性地被用来筛选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经由网络在被称为数据整合的过程中堆积到一起,这种方式在寻求几个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的同时违反了守法公民的隐私。在近期的报告《反恐信息技术》中,国家研究理事会轻率地建议,飞机场所有的行李安检x射线仪器能够将照片传送到一个统一的电脑网络系统中,它将会监视从不同城市登机的恐怖分子的集体行动,顺便窥探飞机上的其它乘客。适当的社会技术设计可以减少此类伤害。例如,自动数据挖掘系统能够在无人看到数据的情况下搜寻可疑行为模式。之后,特别宣誓过的法官仔细检查可疑案例,并只将触犯法律的少数几个人上报执法部门。

这样一个多层次保密系统的最佳设计是怎样的?是否会出现未曾想到的后果?公众可以接受它吗?如果没有合理的答案,信息技术就会像核能和基因工程一样被笼罩在公众疑云当中。侵略性的电话营销已经让人们不再乐意回答通过电话进行的科学调查。基于因特网的调查很有前途,然而一般来说,却缺乏传统的随机抽样民意调查的那种可信度。另外一个挑战是,对于政府以安全为出发点的数据整合与挖掘的真正影响的公正性研究在政府安全机制内可能无法开展,因为科学的公正性要求研究必须公开。

同其它流行词汇一样,“数据挖掘”很难被准确定义,实际上无法将它与贯穿各科学领域的许多数据和模式辨别技术区分开来。倘若它因违反隐私权而遭非议,那么科学也将由此受损。同样地,因为很多科学家利用属于别人的数据,如存档于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协会的社会调查资料,所以他们会受到知识产权制度任何一丝变化的影响。因特网作为科学交流的媒介而出现,如今它是科学家们或不可缺的工具。因此,关于因特网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有益于科学本身,以及整个社会。

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同意政府完全放弃对信息的调控,而令任何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是思索政府在推行知识产权和收集公民资料方面做出重大策略变动时带来的启示。本文简要地描述了在网络时代构成信息隐私和产权研究基础的理论问题,政策制定者应该意识到现行的政策可能反映出文化的滞后——当技术革新使得传统准则过时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冲突重重的状况。

第4课新一代天才

这些新一代的天才们,有的是受战争困扰的国家的难民,有些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有些来美国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甚至连最基本的英语都不懂;而另一些则带着技术和财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美国出生的。

无论他们到达美国的途径如何,这些年轻的美籍亚裔(主要是华人,韩国人和印度支那人)都在学习方面为其他的美国孩子树立了榜样。他们占据了许许多多美国最好的学校的招生名额。看看今年秋天的入学情况吧: 布朗大学中9%是美籍华裔,哈佛大学有近14%,麻省理工学院有20%,加州理工学院有21%,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令人吃惊地达到了25%。

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美籍亚裔都是处于上升状态的。他们的SAT考试数学部分成绩高于平均成绩,此外,对圣地亚哥地区学生的一项综合调查数据表明,美国亚裔学生的年级平均成绩高于其他种族学生。美国教育部的一个研究员发现,他们在家庭作业上花费更多的时间,选修高中的更多高级课程,毕业学分比其他美国学生要多,而且亚裔学生比美国白人学生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率都高。在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亚裔学生都学业出色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Jerome Kagan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简单地说,他们学习更努力。”

所有这些都似乎是美国梦的另一个成功故事,显示了移民们不断获得成功和这个民族在新的土地上生存和繁荣的能力。但是这个故事也有令人困扰的一面。美籍亚裔认为他们的这种“榜样”形象是一个有误导性的老套,它掩盖了个性和真正的问题。许多移民家庭,尤其是1975年西贡失陷后移入美国的印度支那难民至今仍陷于贫困。他们那些饱受战争伤害的孩子们在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抗争,甚至时常辍学。更深一步说,能够达到星光照耀的程度的美国亚裔学生并不多,多数学生还在为达到优秀而奋力拼搏。许多研究还发现非亚洲人中出现了怨恨的苗头, 产生了新的“黄祸”恐惧症。尤其是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设置了入学配额以限制美国亚裔在该校的人数,这一做法已经受到指控。

尽管出现了这些问题,但比起19世纪80年代东欧犹太人移入以来的其他地区移民,美籍华裔学生还是更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教育制度。像亚洲人一样,犹太人把教育看作成功的敲门砖。纽约大学数学家Sylain Cappell(作为犹太移民的一员,他对美籍亚裔学生感到亲切)说,亚洲人和犹太人都“认为在智力上取胜是义不容辞的,”他们坚信努力

的价值,并十分重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

美籍亚裔这个词包含了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多种宗教的遗产。在仅仅二十年间,亚洲人已经成为美国少数民族中成长最快的一组,总数超过五百万,即大约2%的美国总人口;而在196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9.1万和0.5%。1965年,新的移民法废除了排外的配额制,带来了亚洲的移民潮,主要是到美国寻求经济机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来自香港,台湾,南韩,印度和菲律宾的医生、工程师和学者。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13万越南人移民到美国,其中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三年之后,人数多达65万的第二个印度支那移民潮来临,人们从农村、贫困地区和难民营迁移到美国的各大城市。

随着这些移民的孩子们进入学校,一批学业优秀的新学生就出现了,这是个很清晰的事实。一个戏剧性的情况是:自1981年以后,有20位美籍亚裔学生获得了西屋科学天才评选奖,而这个美国最久负盛名的高中科学竞赛总共才有70位获奖者。今年的1,295名参赛者中有40位进入决赛,其中17岁的纽约选手Daid Kuo就出生于台湾。他的名字是竞赛组织者所熟知的:他的两个哥哥John和Mark分别在1985和1986年进入决赛。他说:“我的父母一贯认为学习好了就等于一生中其他事情也做好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成绩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中都有所反映,因为这些大学的数学和理工科院系中亚洲人占了相当的比例。华盛顿大学的工科学生有20% 是亚洲人后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高达40%。为了进入这些好学校,美籍亚裔学生可以把参加SAT考试当成考驾照一样简单。事实上,1985年有70% 年满18岁的亚裔学生参加了SAT,而在所有年满18岁的学生中只有28%参加了这次考试。美籍亚裔的高中毕业生数学平均成绩是518分(满分800),比总平均成绩高出43分。

这种对于数学和理科的偏爱,一部分是因为亚裔学生在来到美国之前接受过国外的教育,他们数学功底坚实,而英语知识匮乏。同时他们也受到毕业后的工作前景的影响。亨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Shirley Hune说:“亚洲人认为在数学和理科领域受到的歧视会相对较小,因为别人会对他们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她还解释说,对于教育投入的回报而言,“工科要比文科更为快捷。”

然而,认为亚裔学生只能学好数学的老观点是不公正也不正确的。根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Ruben G. Rumbaut和Kenji Ima今年秋季即将发表的一项研究,许多亚裔学生的文科甚至相当不错。他们发现在高中三四年级的学生中,几乎每组亚裔学生的年级平均分都要高出该市的白人学生。许多亚裔学生在艺术方面表现出色,无论是摄影还是音乐。纽约市著名的Juilliard School有大约25% 的亚洲和美籍亚裔学生。该校校长Joseph Polisi并不认为亚洲学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才能,他说:“他们并不因为是亚洲人而成为优秀的音乐家,而是他们敬业、自律,拥有家庭的支持。”

成功的亚裔学生通常都认可父母的影响,是父母决心让他们充分利用美国教育制度所提供的一切便利。许多父母都为此做出了个人牺牲。从达拉斯来的Daniel Pak今年18岁,下月即将进入哈佛大学。他在各个方面都光彩耀人,无论是数学还是音乐。他的哥哥Tony今年20岁,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他们的父母在1970年移居美国时就希望孩子们进入这样的名校。他们的父亲放弃了在韩国作德国文学教授的职业来到美国,由于在美国未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位父亲最终竟当起了油漆工。

父母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作业。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Sanford Dornbusch 1984年对旧金山地区学校的一项研究表明,美籍亚裔学生平均每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是十一个小时,而其他学生则只花七个小时。西屋科学天才评选的获奖者John Kuo回忆说他们在台湾习惯每天自学两到三个小时,“在这里我们最多学半个小时”。为了补偿这个差距,他们三个弟兄经常要做额外的作业。他的哥哥Daid说:“亚洲的父母比美国父母陪孩子的时间更多一些,而这一点的确有所帮助。”

有的亚洲父母把孩子逼得很紧。纽约市一名美籍中国高中生说:“你考80分的时候,他们会说‘为什么没考85?’而当你考到85分的时候,他们又会问‘为什么不能考90?’”为了将来,不少亚洲父母竟然还指定子女的大学课程。26岁的纽约青年顾问Amy Lee回忆道,当她从医学院预科转学心理学时,父母很不乐意,但是要求她至少拿个博士学位,“他们只在乎家里是否有个博士,而并不关心是什么博士。”

许多美籍亚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孩子也似乎相当不错。一个Johns Hopkins的心理学教授Julian Stanley研究了292位13岁以下的SAT数学高分获得者,其中近四分之一是美籍亚裔。他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中,71%的父亲和21% 的母亲拥有博士或医学学位,而其他学生的父母中只有39%的父亲和10%的母亲拥有博士或医学学位。

第5课流行电影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在影视疗法中,心理医生给患者指定一些影片,这此影片的角色和情节与患者具有类似的问题。然后他们再一起讨论那些电影,这是不断发展中的人际间疗法的一个内容。目的是帮助患者从新颖的角度审视他们自己的处境。毕竟,有时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时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影视疗法起源于被称为书籍疗法的临床介入。在19世纪30年代,书籍疗法被一位叫卡尔"曼宁吉尔的精神病医师所采用。他给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指定小说和非小说类读物以拓宽他们的视野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影视疗法是一种相类似的介入疗法。但是它得益于只有电影才具有的许多实际优点,因为与看书的相比较人们更喜欢看电视。以下的个案研究是一个例子,关于在传统心理疗法的基础上通过电影进行心理治疗的这个过程常常是如何着手进行的。(为了保密,所有的案例已经被虚构了,并且掩饰了患者的身份,更改了故事发生的环境。)贝弗莉以一点也不自信的口气轻声地说:“作为一名律师,我做得很好,再也找不到比律师更适合的职业。但其他事情并不尽人意,和丈夫的关系疏远,有一个十几岁的不听话的儿子,可是促使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关于我21岁女儿的事情。这孩子一直以来想当医生,现在竟和一个汽车店的经理助理私奔了,她遇到那个男人是在她的汽车抛锚的时候,

她认为她已经找到了她的知己,所以就辍学了。坦率地讲,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或该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理解自己的心情。”

贝弗莉生长在19世纪50年代。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她竭力教育孩子们“要学会独立思考,决不妥协,努力向成功人士看齐。”现在她还不知道作为母亲她失败在哪里。

“她的退学和与别人私奔使我大伤脑筋,”她补充说:“就像是她选样了一个她了解但我很难接受的人。我用过去的21年的时间尽力让孩子们相信接受教育是步入优越生活的门票。我知道,这是她的选择,不是我的,但当你所爱的人要毁了她自己前途的时候你岂能保持沉默呢?

在贝弗莉又描述了一些细节情况后,我们就治疗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一个就是决断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是贝弗莉的,还是她女儿的。当她要离开的时候,我提到我常让接受咨询者看一些与之经历相关的影片。就这样,我告诉她,她故事中的一些情节让我想起了电影《亲情无价》,一部讲述一位母亲在得了癌症垂死之际和疏远了的女儿重新和解的影片。我让贝弗莉看看这部电影,看它是否与她自己的情况有关联。她有些困惑,但还是答应在下次会面前租来看看。

第二周,她迫不及待地想谈论这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想让我从中得到什么,但我一周都在不断地想着电影中的一幕。那位母亲是怎样收起所有打破的陶瓷器皿——杯子,碟子,盘子——又把它们粘拼成马赛克画。把打碎的陶皿碎片组成了一幅美丽的艺术品,但其背后的意味远不止这些。她对待生活也是这样。从破碎的梦想中创造出新事物。无论如何,她生活得的确非常不易,但是有价值。”

我问贝弗莉这个故事对她自己有什么帮助,她回答说:“这部电影中有一句台词帮我作了总结,它让我想到了女儿的事情。就是当那位母亲描述怎么样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她说,‘要想快乐其实很容易,只要你去珍爱你所有拥有的,而不是总想着你所失去的。’这句话就像对我说的一样。女儿出生后我一直很爱她,现在依然如此。我也不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毕竟,她的确能独立思考问题,不轻易妥协,而且也有想成为名人的远大的目标。我得承认,我依然觉得她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但我愿意让她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我则在她需要我时给予帮助。

未来的治疗专家要进行电影语言的训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生课程中也运用电影来教学生如何辨别临床综合症状及人格混乱。这样看来,很明显,电影正成为许多临床心理专家医疗工具箱中的必备工具之一。

原因很清楚,在目前的治疗环境中,重要的是尽可能快的找到关键的问题所在。与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媒介相比较,只有电影能更好的做到这一点。因为电影的内容可以表达出丰富的情感,能够涉及到相关的主题(诸如问题家庭和人际关系等),并且很容易从附近的音响店买到或租到。让接受咨询者感兴趣是很重要的,当他们阅读小说时,很难深入理解其中的要领,所以忙碌的人更有可能去花两个小时看一场电影。

事实上,我们指定所有的患者观看录像带,而不是看首映的电影。这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想让病人在一种有疗效的、友好的环境中观看电影。当你注意到有人在你身后大声嚼爆米花时,你的情感是难以表露的;其次,为了达到最有效的治疗,有时候则有必要反复看一部电影。有了录像带,仅仅就只有倒带和重新播放的问题了;最后,观看一部有助于治疗的影片与仅为了取乐而去看电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沉迷于电影的某个情节时,我们并非关注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影视疗法的精神实质就在于人物的性格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转变的。

要理解这个转变过程,重要的是患者要将自己置身于影片之中,辨明一个或多个人物角色,并且反问假如是自己处在剧中的各种情景之中,又会如何去做。他们是会像剧中的人物那样做,还是会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对?我们并不建议患者与电影中的人物处理问题的方法一样,而是希望患者去分析他们以前并没有考虑到的导致某种选择的行为方式。

电影往往给患者思考他们自身问题的方式带来了小小的挑战,这是一个被治疗专家称之为“重新构造”过程。这个挑战能引发人的洞察力。例如,让一个口头上爱骂人的父亲去看《霹雳上校》,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嗜酒的军官和他的问题家庭的影片。我之所以让他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影片中的父亲没有意识到他发怒对他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与他父亲的生活造成了他今天的行为方式。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我们谈论这部电影的时候,他问妻子:“难道我真有影片中的那个家伙那样坏吗?”妻子一只手轻抚他的胳膊说:“没那么坏,但也差不多,”他盯着窗外好一会儿,然后说:“其实我父亲就是电影中的那个人,总像这位教官,我曾说过我永远也不愿做像他那样的人,但其实我还是有些像他,如果我的孩子看待我就像我看待我的父亲一样,我宁愿做出一些改变。”

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他总是提及他的父亲是“虽然严厉但却很公平”。后来,他第一次提及“爱骂人”这个词,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对治疗非常必要,他看不到自己究竟变成了怎样一个人,直到他从影片中看到被扮演的这个角色。

电影对心理治疗很有帮助,就像会话中谈话的主题一样。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选取的一些电影并不是理想的。事实上,评论家们不喜欢许多我们最常用的电影,这并不重要,找到和接受治疗者的个性相适合的电影并且发现问题才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弦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尽量找到最能满足患者要求的影片。

有时也会使用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影片,曾经有个记者问我,如果有患者告诉说他最喜欢恐怖片,我会怎么办?我告诉他,我的确遇到过如此说的一位青年人,我是这样做的,我让他说出一部他最喜欢的(任何与佛列迪"克鲁格有关的)影片,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些影片。我租了《十三号星期五》这盘碟,虽然后面的与佛列迪"克鲁格有关的谈话已想不起来了,然而,我还是和这个年轻人很快建立了融洽的关系,但是在他最初接受心理治疗时,他认为没有人会以认真友好的态度对待他。我主动地进入他的世界,也没有就他选取影片的问题而指责他,这为以后我们更富有成效的谈话作了铺垫。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很多人都会时不时的被电影里的角色吸引,这些主人公的生活常常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通常,无需提醒,我们都清楚电影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就像很多孩子嚷的:“那都是瞎编的!”

然而,正如电影里的主人公的生活往往远离现实生活一样,有时我们几乎无法认同他们所表露的情感。电影《无

因的反抗》中的主人公詹姆斯迪恩的表现高于生活,这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清楚表露出来的焦虑与不安表达了所有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的困惑,并与他们产生了共鸣。与那些“施舍”给孩子们的琐碎无用的说教相比(在这里我是作为一个的确不称职的两个孩子的父亲),詹姆斯迪恩在影片中的表演更能使青少年相信他们自己不是唯一一群有这些苦恼的人。明白了这一点,生活就会变得更容易驾驭了。

最后,电影心理疗法的最有价值的方面是:在电影里,我们往往会看到有些人与我们一样有着不愉快的经历。当我们看到有人和我们的境遇相类似,这或许会让人感到安慰,我们会努力去理解以前让我们感到困惑、迷茫的事情。在我们碰巧看某一部电影之前,我们或许面临着一些困惑、迷茫,难以省悟,当看电影时,有时没有任何提醒,我们会顿时醒悟过来。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不幸在二战中丧生。母亲把我抚养**,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善良,勇敢,有风度。母亲没有意识到:她越是把父亲描述得神圣,我就越觉得自己永远也达不到像父亲那样得完美。因此,我总是被一种失败的感觉围绕着,认定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

后来,我看了一部《拯救大兵瑞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二战中的士兵是那么的年轻。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孤寂,胆怯,设法想存活下来的孩子而已。大多数人并没有想过要当英雄,他们只是竭尽全力做到最好。我父亲无疑也是这样的,毕竟,他牺牲的时候才23岁,年纪很轻;但是,在我以前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巨人。更重要的是,父亲过去被过多地评价为英雄,而很少当他是一位父亲。这部电影极大的帮助了我,使我意识到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那天,当我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我感觉好轻松,好像肩头千斤重的负担被卸下来。

如果说电影是有益的,它们就是这样起作用的。它们把我们和其他人的经历联系到一起,从而使我们不再感觉到那么孤单,反而觉得更加有希望。当然了,疗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相对于电影疗法只需花费一点录像带的租金来说,那么它的帮助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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