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

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

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

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

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木之类，皆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

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国，文化又比较接近，易从中学到德国法。日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国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大量从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东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样，中国学习日本也一样，比较方便。关于一点，中国人毫不怀疑。康有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清帝第五书》里就已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请求清政府学习日本的立宪制度，说“中国于日为同种，而帝国宗旨亦近，则立宪自宜取师于日。”(25)日本的这一情况明显优于受德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远离中国，而且文化又差异较大，如果从他们那里引进德国法就会面临费重道远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当然会选择舍远就近的途径，从日本引进德国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日本在接受德国法的同时，即不断制订自己的法典，发展自己的法学，尽管充满了德国因素。至20世纪初，日本法律已经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有关法典和书籍足以被中国人翻译出版并借鉴。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这便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学习德国法捷径。这正如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所言：

“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清末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其数量在各国之首。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学者曾这样简要地叙述过：“由于日本将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本译成日文，已创造了一套法学辞汇，旧中国由于书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纪末各部法典编成后，德国法的影响加深了。因此，当旧中国决定采纳外国法律制度时便主张采纳德国法，这是不奇怪的。”(26)德国法就这样通过日本法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不过，日本法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实现的，因而很易给人们以错觉，似乎是日本法影响了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对此，当时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穷原”。他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国为借镜。”(27)此话不无道理。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正式向朝廷陈述。他说：“今则普、奥二国既先后立宪矣。”“普国之宪法，协定也，而不能行大权政治。”“查欧洲各国君主，虽亦称皇帝，实不过其历史相沿之敬称，而未必即为握有主权之元首。例如德国君主，亦皇帝也，而其实际，乃联邦最高之机关，皇帝与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实立于同等之地位。”(28)大臣戴鸿慈在陈述要求编纂法律的理由时，首先以德国为例，进行论证，以期他的建议能为政府所接受。他说：“臣等考之东西各国，所以能臻了强盛者，莫不经历法典编纂时期，而其政策则各有不同。普鲁之士编纂普通国法，以守成为主，置法典改正事务局阅31年之久，逮普法战争以还，德意志有统一联邦之心，设立法曹协会，而帝国法律卒竟厥功，其民法一编，乃阅13年之久而后有成。”(29)可见，德国法被传到中国以后，不仅为政府官员所接受，还逐渐影响到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乃至当时的立法。

第二方面，德国法被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国家的高等教育之中。鉴于德国法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中国变法的特殊作用，在本世纪初，清政府便把它作为一门课程而列入高等教育之中。在光绪28年（1902年）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的第七节“仕学馆课程分年表”里，明确规定德国法是第三年所学的“法律学”内容中的一部分。“法律学（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30)清政府下台后，德国法仍被重视，并是大学“法科”课程中仅有的三门国别法选修课之一。1913年1月公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在第二章“学科及科目”的第九条“大学法科之科目”中说：“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法兰西法（选择一种）”(31)的配合学习和研究德国法，更准确地把握德国法的原意，清末的大学堂还把学习德语作为政法科教学中的一个重点，规定德语“政法科”大学生仅有的两门选修外语之一。“外国语惟英语必通习，德语或法语是一种习之。”学习德语的周时数和内容均与英语相同。周时数为8小时；内容是“讲读、文法、翻译、作文”。(32)德国法被列入高等教育的课程后，便可更为系统、广泛地进行传授，其影响也因此而被扩大了。

第三方面，德国法的内容被溶入新订的中国法典中。在清末的变法中，大量的德国法内容被溶入新订的中国法典中，德国法成了中国法典（含法典草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以民法典草案为例。一位德国学者说：“德国的民法制度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1年中国的民法（指《大清民律草案》）吸收了很多德国民法典的内容。”(33)中国学者也这样认为。杨幼炯在《近代中国立法史》一书中说：“民律草案（即《大清民律草案》）仿德国潘德吞编制法（panderktensystem），计分五：第一编总则，33条。第二编债权，

654条。第三编物权，339条。第四编亲属，143条。第五编继承，110条。”(34)把德国民法典(35)与大清民律草案(36)比较后发现，许多内容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这里仅举两例证之。如关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代理人问题。德国民法典的第165条规定：“代理人所为或所受的意思表示的效力，不因代理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大清民律草案在第216条里同样规定了这一内容，而且内容一致，说：“代理人或向代理人所为意思表示之效力并不因代理人为限制能力人而受影响。”又如关于债权中受领迟缓问题，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与大清民律草案的规定很相似。

第四方面，德国法学中的观点和思想也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并被运用在自己的著作中。这里仅以光绪31年7月由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的《法学通论》和光绪33年6月由陈敬弟编著的《法学通论》（下简称陈氏《法学通论》）来说。德国法学的观点和思想在这两本书内已被普遍运用，几乎遍及每一章节，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以下三种。

第一种，重视介绍德国法学派的思想。它们往往把德国法学派的思想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法学思想介绍给读者。陈氏《法学通论》在第一章“法律之定义”里，讲到有三种学说曾对法的定义有过很大影响，其中第一种就来自德国。书中这样说：“（第一）即德意志学者康德之说也。其说以为法律者，虽谓为本于人性，然人性本非一定者，故法律亦不能本于人性，乃本于实地之道理也，故不当谓为性法，宁谓为理想法。”(37)

第二种，重点阐述德国法学派的观点。它们在阐述有些法学的观点时，把重点放在德国法学派上，突出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法学通论》在阐述“人种别比较法学派”时，说：“人种别比较法学派者，以人种之区别为基础，比较其法律而研究之者也。例如比较日耳曼人种之法律，与罗马人种之法律。研究其异同，采此方法者，以德意志黑鲁满?坡斯托(hermannpost)为初。可列尔(kohler)及可恩(cohn)等继之。”(38)

第三种，强调德国法学派在世界上的影响。德国的有些法学派作为一种思潮还影响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它们在介绍这些法学派时，还专门强调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地位。《法学通论》在讲到历史法学派时，专门强调了德国这一学派对日本的影响，说：历史法学派的“旗帜始挺然出现在世界。沙氏(savigny)实初祖焉。其言曰：法律者，历史之产物也。由历史自然而生，非人心之理想所能造成，故谓法律为制定法（亦曰认定法），必主权者直接或间接以定之。若非历史上经验得来，必不适合。今德国此派学风最盛，日本亦多实之。”(39)

可见，德国法学派的思想、观点已深入到中国的法学著作，并传播给了中国读者，德国法的影响亦随之而更为深远了。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德国法的影响在清末以后，仍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制订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这部法典大量使用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所占比例在90%以上。这些内容虽作了修改，不完全同于德国民法典，但它们所遵循的原则，仍可在其中找到。对此，一位研究中国法的德国教授曾这样说：“在1929年至1930年间，中国民法典公布了，它基本上是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内容。”(40)此话没有违背事实。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告诉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

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⑥dr.karlbunger：《dierezeptiondeseuropaischenrechtoinchina》，《deutischelandesreferatezumⅲinternationalenkongreβfurrechtsvergleichunginlondon1950》（1950），p.178。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23)谢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neuechinesischebgb.seineentstehungsgeschichteandsyetenutik》，《blattefurintanationalen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37)陈敬弟：《法学通论》第2页，丙午社发行，光绪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28、35页。

中国法制史：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

中国法制史：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 基本内容一、清末修律的特点与影响(一)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十年间， 逐渐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它的主要特点有：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内容，即成为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一方面，坚行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引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的近现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在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之中。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它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二)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影响清末的大规模修律活动，虽然在主观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被迫进行的立法活动，修律本身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

浅谈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浅谈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作为一名“90后”，“依法治国”、“法治社会”这样的字眼似乎从小就一直听到大人们挂在嘴边，而真正对这些概念有些许认识，是直到上了初中高中；上了大学，没有了政治课，这些似乎又离了自己。下面我只能以自己平时看新闻和老师上课讲的一些内容来谈谈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 先来说说我国社会法治建设的优势。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其实，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渊源是很深远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就有关于国家律例的措施；而百家争鸣时则有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流派，他们主张君主以严刑酷法统治国家，并得到秦始皇的采纳，尽管与我们现代社会所主张的法治大相径庭，但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了。而此后，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国家律例，可见，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建设是历史悠久的。而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都十分重视法治社会的建设，尽管这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时候，但都能及时纠正，并不断地推进普法教育，使得我国法治建设稳步发展。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已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也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的人民，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法律和法制意识也不断提高，相信我们的法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已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上取得了不少进步，我们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首先，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说起，我们的法治渊源的确很悠久，但古代的法跟我们现在的法差异极大，再者，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民主可言，人民的呐喊和法律的力量终究敌不过君权的日益强大；第二点，我国的政治体制以及相关的历史传统使得司法独立的实现有很大的难度，行政的干预对法律的真正实施是一大阻力；其次，尽管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法律中存在着漏洞这是在所难免，我们还得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调整，再者，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对于一个案件的审理，法官首先考虑的似乎是各方的利益，而非法律中的各项规定，某种程度上来讲，法律简直是形同虚设。最后，普通群众的法律意识依然比较淡薄。先是我们对于国家的法律并不了解；还有，当权益受到了侵犯时，我们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而是私下了解或者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手段；而从历史原因来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2011年7月（总第282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7，2011 (Cumulatively，NO.282)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 一、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①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②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 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阻碍性。 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③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 —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攘外先安内，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郭春生 （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158

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

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法制建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抗战胜利后，为尽力争取和平民主，并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许多努力，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政协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的性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还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部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文革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失误是忽视民主法制建设、个人崇拜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入正轨，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表现在：①平反“文革”前后的冤假错案，是首要环节。 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基层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③基层民主选举是我国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进行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用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基础的一环。④加快法制建设，逐步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1982《宪法》《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⑤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⑥1999，“依法治国”被正式写入宪法，中国进入法治化社会的新时期。⑦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六大，形成邓小平理论，以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民主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

第十三章清末法制变革

第十三章清末法制变革 (公元184O年一1911年) 重点、难点： 一、清末预备立宪活动； 二、晚清法制变革过程中的“礼法之争”； 三、清末司法制度的变化。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阴谋手段，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范围内广泛的特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严重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和国家主权的独立，使中国由半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虽然在形式上还保持着虚假的独立和专制帝国的躯壳，但实际上已逐步演变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地主和买办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动，自清初沿用下来的法律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为了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维持日益衰败的专制统治，清政府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使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法制的历史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清末的预备立宪 （一）预备立宪的发生及其性质 1894年中日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王朝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激化，资产阶段革命运动和全国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日渐合流，猛烈地冲击着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而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更使朝野震动。当时国内除资产阶级立宪派乘机鼓吹“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要求改革政体外，一些朝廷大臣和满族亲贵也为革命形势所震慑，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朝廷也在来自革命派、立宪派以及当权派集团的一些人的压力下，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五大臣回国复命，在奏请宣布立宪的密折中提出：“立宪之利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经过七次召见出访大臣和召开一系列御前会议后，慈禧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宣布：“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并宣布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议论，”而“立宪”的时间，要待数年后“查看情形”而定。因此，预备立宪变成了预备期不定的清政府不预备兑现的空头支票。 清朝统治者宣布预备立宪的目的，一是为假借立宪之名，行抵制革命之实；二是为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借以取得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其实质，是为了继续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权。 （二）预备立宪的主要活动

法制现代化

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工作。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能将其中某个阶段呈现出的特征抽象为法制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的本质概括。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清末法制改革：清末修律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而深刻的改革，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原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二、南京临时政府：主要从法律上确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人权神圣”为中心，颁行了一系列反映革命主要精神的单行法律、法令。三、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完成了司法制度的近代转变。而最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本法典的《六法全书》的出现，其六法体系最终建立，标志着近百年的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的最终完成。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型过程，是在法律领域的一场历史巨变。法制现代化始终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制现代化既是一个复杂、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所以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时，必须从其社会和法制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本质特点来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用某个阶段的特点替代整个进程的总体型态。譬如，晚清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等同为西方化。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决定了这一历史进程之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近代法制的基本标准来开展本国的法制改革；而由于本国传统法文化中近代法制文明要素的阙如或发育不够成熟，也就只能从已基本实现法制现代化并有成功经验的西方社会中引入。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清政府“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 的变法谕令，还是沈家本“折冲樽俎，模范列强” 的修律主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西方化的法制现代化路线。 这样的路线必然表现在修律的实际成果当中。1、以民法为例，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不仅采纳了当时最先进的潘德克顿法典编纂体例，还采用了来自大陆法系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亲权、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诚实及信用、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法人、时效等西方民法的主要制度，真正贯彻了法典制定者所提出的“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合中国民情之法，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的编纂指导思想。2、以刑法为例，1911年制定完成并予以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引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死刑唯一等刑法原则，吸收了诸如未遂、共犯、自首、累犯等西方刑法概念，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总之，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超脱西方化的藩篱，实现中华法制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改革之所以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源于其总体上的外源性。但是，承认总体上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法制现代化进程起着推进甚至在某些层面的决定性作用的多种因素。自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经济交往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日

专题五 中国近现代人物和民族精神

专题五中国近现代人物和民族精神 一、主要人物活动及评价 1、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①辛亥革命前：a、1894年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b、1905年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c、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②辛亥革命中：a、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b、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c、妥协退让，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使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a、在中共和苏联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与中共合作；b、1924年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c、1924年建立黄埔军校；d、1925年孙中山逝世。 2、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①土地革命时期②解放战争时期，挺进大别山，开辟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参与指挥淮海战役；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1、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或：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于探索和创新，追求真理敢于反传统，个性解放、宣扬个性等。 2、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3、长征精神——①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②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③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④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⑤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4、抗日精神——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团结。 延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在（ A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 7、抗美援朝精神——①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②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③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④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⑤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8、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 9、铁人精神——“为祖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干事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创业精神。 10、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11、“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作，勇于攀登。 12、抗非典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舍生取义、自觉奉献。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入世”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经济法制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课题和目标.党的十六大在界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修订了原来的"小康"和"四化"概念,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注1)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观念.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的法制现代化的出现和建立是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也是唯一的选择.从实践上看,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方针已经打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帷幕.邓小平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九九八年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进一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惯例相比较,中国有了更多的机会借鉴外国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且进行交流.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两万多条规则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贸易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信条,必将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我们已别无选择,而且时间紧迫.探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实现途径、特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仅就此进行若干基础性的探讨分析,作为引玉之砖抛出,以求引起争鸣,请求斧正. 一.什么是中国法制现代化 解析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从"法制"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从法制侧面是三层意思:法制化,法制现代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现代化侧面看也是三层意思: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或现代法制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法制化侧面解析,基本上(就是说不完全是)从法制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纵的方面来研究的;而从现代化侧面解析,则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横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从两个方面均可切入正题. (一)从法制化角度解析 用历史角度看,法制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发展、现代化、国际一体化而出现的国际公认的新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虽然也有法律和制度,但由于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无序的，没有现

中国法治建设30年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法治建设３０年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3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稚嫩到成熟,从学习西方经验到形成自己独有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改革经验与发展成果也正在被我们一点一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两者的互动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本文从:①中国法治30年的发展历程;②中国法治发展的经验启示;③中国法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三方面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法治建设;可持续发展;司法改革 【Abstract】The Chinese socialism rules construction by law growing out of nothing, arrives at face from during the past 30,from childish arrive at maturity, secondary delicate study about west experience to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laws forming self only. Meanwhile, we accumulate the reformation experience getting up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ing achievement is also 1.1 being used the law form to fix down by us. Can say, reform and open with ruling the Chinese today miracle having built interactive both accomplishment by law. The main body of a book is complied with: (1) China rules development of 30 by law course; (2), China rules the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developing by law; (3), China rul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 shallow Xi having been in progress in three aspects by law.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学论文完整篇.doc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 学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

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

中国清末法制变革

中国清末法制变革（网络搜索） 2007-12-26 17:20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统治全国达268年之久。以鸦片战争为界，它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鸦片走私和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相对应，清朝前后期的法律制度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清朝前期，继承发展汉唐宋明等历代法律制度的主要成就，将古代法制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开始转型，兼具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双重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并在各地组织了一系列的起义暴动，力图推翻腐朽的满清统治者，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这使清廷和它的主子西方列强十分恐惧，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来消弭革命，同时希望利用预备立宪对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这一时期，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大力宣传和积极吁请，清廷为了回应朝野立宪派的这一请求，不得不对外宣布预备立宪，以顺应舆论压力，并求得自救出路。所以说清末修律变法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修律的主要内容 1．《大清现行刑律》与《钦定大清刑律》 2．《大清民律草案》 3．主要商事立法 4．法院组织法与诉讼法 5．《大清监狱律草案》 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产生了“礼法之争”。即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就《大清新刑律》而言，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问题。 第二、关于“存留养亲”制度。 第三、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问题。 第四、关于“子孙违反教令”问题。 第五、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问题。 在修律的方向和宗旨等问题上，礼教派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包括清朝廷、社会上层贵族官僚、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在内的保守势力的观念和态度。“礼法之争”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结局，在新刑律后加上5条《附则》，称《暂行章程》。 所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又一次重大革新，开启了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最初进程，与法律有关的制度、思想、观念的引进、解说与形成，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便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整个近代中国的法制变革，更好地学习中国法制史。

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五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地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在法治发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思想的观念基础，是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核心和灵魂，是法治建设所有环节的共同指导思想，是法治意识形态的共同理论原则。其思想意义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意义。社会法律意识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公民意识、法制观念、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指导和引领意义。它所要解决的法律意识问题，是带有方向性、根本性、价值性、宗旨性、目标性、原则性和普遍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决定着公民意识、法制观念、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的属性，也规定着它们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核心与精髓。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意义。任何制度设计，都离不开制度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三要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恰恰是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它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创设和发展的思想指南。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法律实施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矛盾将从无法可依转向法律有效实施。

这其中的核心环节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遍守法和有效监督四个方面，而执政党依法执政则是实现这些环节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上述法治实践的诸环节都起着观念和思想保障的作用，也起着标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政法工作的政治原则和指导原则。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法律意识形态的意义。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可称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法学而言，其意义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它为法学发展指明方向;其二，它为法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标准;其三，它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宗旨和目的。

论加强中国法制建设的途径

相沟通学生毕业论文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 准考证号： 指导老师：欧阳彪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论加强中国法制建设的途径

摘要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党领导国家的基本方略。在这一次十八大报告中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立法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前提。党的十五大在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但这个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还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行完善。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要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我国在推进法制化的进程中还存在许多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抓住重点，解决好法制化中的突出问题，与时俱进，构建全国人民普法教育的长效机制，努力提高各行各业依法治理、依法维权，从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法制法制建设行政法制建设

目录 摘要 (1) 一、行政法制建设的内涵 (3) 二、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现状 (4) （一）市场经济的法律失衡 (4) （二）法律法规与其他法规不协调 (4) （三）行政法制监督的缺陷 (5) （四）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5) 三、完善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途径 (5) （一）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的建设 (5) （二）加强行政立法制度的建设 (6) （三）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6) （四）提高全社会行政法制建设意识 (6) 结论 (7) 参考文献: (8) 致谢 (9)

在我们国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法制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略。行政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方略成功与否的基础保障，是一项事关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人民以法统治国家，也包括人民以法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利，而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履行治理国家的职责是必须“依法”，这是不可动摇的法制原则。也就是说，依法行政应该确认人民是国家的权力主体，政府是责任的主体。政府的权威应该服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只有这样做，政府的权威才是合法合理的，才是真正称得上人民的政府。权力服从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这才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最基本的原则。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而全面对内对外开放。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加强,全社会对行政法制的要求越来越高。新形势新任务对各级政府及部门行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行政法制建设水平状况,对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更具重大的发展意义。 一、行政法制建设的内涵 法制，又称为依法而治和以法治国，是一个对法律存在目的的认识和信念，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董必武同志曾明确提出“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这是从静态上给法制的定义。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对广大人民的法律和制度，它是立法、执法和守法的总称。 行政法制又称政府法制，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管理行政事务中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各种关系（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人身关系）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基本环节，是国家最重要的法律秩序之一。行政法制的三个基本内容有：第一是行政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法律规范。由于各个部门的管理有各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所以形成了很多部门行政法制体系。行政法制是由一个或几个基本法和各个部门法制组成的系统。第二是行政机关自身管理的各种法规，如行政机关组织法、编制法、公务员法等。第三监督行政机关活动的法律规范。如行政诉讼法。 行政法制工作是围绕党的执政方针，按照国家职能定位，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范围内指导、监督、协调本单位的行政执法活动，实现制度化、程序化、系统化。也是将行政执法理念和行政管理目标具体化的重要环节，从主观上看，它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服务于人民；从客观上看，它是社会进程的客观状态(人类的普遍认知)要求调整和维护社会关系的职能部门。 行政法制建设日趋完善，在已经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基础上，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飞快的发展，在行政主体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法、行政救济法等各个领域都出台了一些特别有分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一系列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综合性、纲领性文件。主要出台或修订了《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 建国以来，国务院为加速推进依法行政，连续不断地发布了一系列高规格、综合性的决定、纲要和意见。国务院为推进一项工作连续发布这么多的高规格文件，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依法行政提供了制度保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质量明显提高。

中国近现代十大人物

毛泽东 （1893年 12月26日－ 1976年9月9 日），字润之， 笔名子任。湖 南湘潭人。中 国革命家、战 略家、理论家 和诗人，中国 共产党、中国 人民解放军和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

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孙中山 在中国近代 史上，孙中山领导 了两场革命，一场 是辛亥革命，革命 的对象是满清王 朝。另一场是国民 大革命，是一场反 帝反封建的伟大 革命。 推翻满清王 朝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孙中山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若论先行者，青洪帮一类的许多帮会组织，都是推翻满清王朝的先行者，孙中山是继承了他们的遗志。辛亥革命早期打出的，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虽然，北伐战争最后由蒋介石领导的，但是，也不能说孙中山是国民大革命的先行者。因为，国民大革命是由国共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领导，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孙中

中国当前法制建设现状

中国当前法制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以十六字予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至此，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年的人治之后，终于抛转航舵，朝着法治的目标迈进。然而，回顾建国以来中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仅仅只是个良好的开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法治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 在中国，现代法治思想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西方各国法治化道路的成功经验，总结我国法制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逐渐确立、发展起来的，其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制初建时期（1949.10—1956.9） 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首先表现在立法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制定和颁布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于1954年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宪法，国家先后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的五个组织法等基本法律。在法制原则和制度建设上，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和公开审

法制现代化

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几个重大关系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洋媚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