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名称来历
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
1、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是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通过上述途径形成的民族是原生态民族。
2、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是指在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民族的分化、同化、组合而形成新的民族，即（次生形态）民族。
3、民族（融合）是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
4、民族（消亡）是民族融合的实现结果。
5、民族自然同化是指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联系过程中，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下，一个民族在完全自然、自愿的情况下接受另一个民族的特征，改变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其他民族一部分的现象。
回族名称来历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回”最初为他称，后来才演变为自称。“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指唐代以来安西（今新疆南部及葱岭以西部分地区）一带的“回纥”人（“回鹘”人）。“回回”可能是“回纥”、“回鹘”的音转或俗写。南宋时，“回回”，除包括唐代的“回纥”、“回鹘”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一些民族。这都和现在所说的“回回民族”不同。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我国来。他们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我国各地。他们被称作“回回人”，是当时“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也就以“回回”自称了。[1]
回族也有一些他称。宋元时期，蒙古民族的官方文书将回族先民称为“撒尔塔兀勒（Sartqul）”；元代将Musulman（穆斯林）音译为“木速蛮”和“木速鲁蛮”，意思等同于汉文中的“回回”，此种情形也见于明代的《回回馆杂字》（汉语、波斯语分类词汇）、《高昌馆杂字》（汉语、维吾尔语分类词汇）。迄今，在不同地区，各个民族语言中对回族还有各种的他称。藏族将回族称为“卡西（Kace）”，可能因为西藏部分回族来自克什米尔；蒙古族称回族为Hotun，据说当地回族来自和田；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则将回族称为“东干（Tung’gen或Tung’gan）”，据说因为当地回族来自潼关，也有将Tung’gan解释为“留下来居住”；因回族中马姓较多，四川彝族地区将回族称为“马家（Majia）”；云南的佤族和傣族将回族称为“帕西（Basi）”，意为来自波斯的人。不同的称呼不仅反映出回族和众多民族杂居的情形，也反映了回族来源的多元性，以及职业和迁徙的特点。[1-2]
回族民族分布
回族服饰(15张)
回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总人口981.68万人（2000年，不包括台湾省），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其主要聚居区，全区拥有回族人口186.25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8.9%。另外，回族人口在20万以上的地区还有：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安徽、山东、河南、云南、甘肃和新疆等。以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回族人口在西部地区最多，占其总数的60.75%。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少。从南北来看，回族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北方各省区，南方分布的回族人口较少。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在56个民族中，回族按省区市显示出的人口分布离散度仅次于汉族和高山族，位居第三，这表明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关于回族分布的特点，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大分散”主要表现为全国2000多个县（市）几乎都有回族分布。这还体现在回族人口占所在省区市总人口的比例上，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回族人口占所在省区市总人口10%以上的只有两个（宁夏和青海），占1%-5%的有6个，占1%以下的有23个省区市。同时，从回族人口占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最高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回族人口占到了这些省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0%以上。在上海、安徽、陕西、山西、北京、天津、江苏等地，虽然回族人口数量小，但却是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小聚居”的特点集中体现全国回族居住的情形中，在西部省区，回族以连片聚居为特点，反映在回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在北方或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以县、村、街道聚居为特点，又多在大运河沿线一带。与西北地区不同，东南地区回族聚居的规模大体在百人到万人左右。
回族“大分散，小聚居”格局集中表现在回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的分布上。回族自治地方一共有14个，其中，1个自治区，2个自治州、11个回族自治县（包括联合）；其中1个自治区、2个自治州和6个自治县（回族自治县共11个，包括联合）均在西北。全国有回族乡140个，西北地区只有37个，西南地区有28个，华北地区有27个，华东地区有12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南地区有31个。值得注意的是，在18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大约有97个城市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回族，尤其是东中部城市，回族占的比例更高。在全国还有4个城市的行政建制上专设回族区，分别是洛阳市的瀍河回族区、郑州市
的管城回族区、开封市的顺河回族区、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由此看出回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1-2]
回族历史沿革
回族民族历史
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据现有史料，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路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他们建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建立公共墓地。他们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被视为回回民族的先民。宋代东来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也成为回族一部分。唐宋时期的蕃客聚居之地，被称为蕃坊。蕃坊设蕃长或都蕃长一人，蕃长由德高望重、财力雄厚的人担任，具体封职由皇帝下诏，或由皇帝令地方官裁定。蕃长主要管理蕃坊的各项事务，依据《古兰经》、圣训行事。
13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被签发到中国来。他们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的身份，散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形成回族的主体人群。在历史发展中，元代被称为“啰哩回回” 、“绿睛回回” 、以及被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祆教徒等，均成了今天回族先民。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即“占城回回”、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昆仑回回”因迁居中国而成为回族的先民。维吾尔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后，当其迁到内地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元、明以来，不少蒙古贵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兰教信仰而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另外，由于通婚和政治等原因，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原因，回回中不断吸收了一些汉族的成分。
明代仍有大量的人群融入回族。如原籍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诸种和东南亚的“归附回回”，还有侨居的“寄住回回”，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使团成员多达数百，贡事完毕，有的返归本国，有的则侨居或定居中国，明朝永乐间苏禄东王病逝山东德州，其后人守坟，成为德州北营回民的先祖。
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元代蒙古军队西侵后，把中亚西亚各族人编入探马赤军签发东来。按照规定，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当时回回屯聚牧养的地方，有甘肃河西、宁夏、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以及云南等地。此后，又有大批的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投入农牧业生产中去，而成为普通的农牧民。同时，被迁移东来的还有大批回回工匠、回回商人多半居住在城市和交通要道上。由于屯戍和手工业、商业的经营，共同的经济生活初步形成。同时，也由于每到一地就建立清真寺，并围寺而居，也就显露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国，伊斯兰教因之也传播到各地。
由于回回人对元朝的开国及其军事、政治、经济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回回上层参与了元朝的政事，据文献记载，回回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
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这给回回人在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元朝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间，注重农业生产，设立屯田区，倡修昆明河，广设驿站，兴办儒学，并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央政权和云南关系的密切作出积极贡献。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明代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他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或编成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中国历史上著名航海家郑和，29年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多个地区和国家。这一空前壮举，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国际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终形成的时期。元朝灭亡以后，回回人和蒙古人一样，也有一个逐步内附的过程。随着明初全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回回的分布和经济情况也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在陕甘，回回继续垦荒种地，并不断有归附明朝政府的回回人迁徙到这里来，人口逐渐增加。当时陕西关中、甘肃河州、宁夏灵州至平凉、固原各州县，回民众多，形成了回回的主要聚居点。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回回军士的屯田镇戍，官吏学者的宦游，特别是农民起义中的流动迁徙，使回回的分布就愈来愈分散。但在农村往往自成村落，在城镇往往聚居关厢或若干条街巷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始终不变。明代文献记载：回回“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亲厚，视若至亲。” “自守其俗，终不肯变。” 大约经历了200多年，在伊斯兰教影响下，以回回人为主体，融合了国内汉、维、蒙等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
明朝与回族关系比较密切。朱元璋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内部通婚，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可见明代回族已没有了优待身份。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明初原有军垦的回回兵士已长期固定在了全国各地，并经过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形成了稳定的居住区域，而长期经商的回回也开始转向稳定的聚寺而居。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域内，形成了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共同文化，并同周围汉族一起繁衍生息，建立起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同时兼营手工业、牧业，且以善于经商而闻名。
到了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回族在全国各地聚居点仍在增加，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青和云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为稠密。与明代一样，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此时，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耕方式与汉族相差无几。牧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绣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这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乡村和城市，内地和边疆，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开辟了许多新的长途交通线。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以皮毛业规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现了许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回回官员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职位和影响而言，则无法和过去相比。但是，汉文译著活动兴起和延续，经堂
教育在全国普及，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外，库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支派相继正式产生并在西北获得广泛传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