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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读书笔记

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发展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读书笔记

(07级政治学理论张继明)

内容摘要:本文是关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本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经典专著的读书笔记。该书综观从135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的全部历史,提出与传统经典理论相悖的理论。用“过密化”理论论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以一套新的分析理论来解释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本文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读者的拜读感受,首先是关于著作的研究状况、材料和方法。其次是著作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最后是关于读书的研究性思考: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

关键词:笔记;过密化:乡村发展

中国社会的底层乡村是有故事的。小农经济的传统,把自然经济的更替与变迁演绎的淋淋尽致;宗法制度上的等级秩序,把农民安土重迁刨食于土地编织的丝丝入扣。农民、农业、农村中国乡土社会的三元素融合凝聚传唱着农业文明的轨迹。想深入的了解中国社会,把握中国社会传承的内在逻辑,就必须去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了解他们繁衍生息、发动社会前进的农业。设身处地的感受乡村社会的生活,感悟农民的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才能了解中国社会未来前进路径与趋向。才能用一幅全景式的画面描绘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传统元素的腐朽一面,侵蚀着中国社会的前进;纷争动乱搅和着文明创造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写了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榜着历史的新纪元。于是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全貌的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突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依然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源。“变则通”,时至今日,以改革为动力的当代中国的建设依然延续着农村是社会前进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工业化书写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貌。拜读了华裔学者黄宗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专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三角),使读者加倍感受中国乡村社会的广阔、农民的忧伤与幸福、农业的凋敝与前进。作者以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纵横六百年,阐述了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研究状况、材料和方法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长三角》可以说是一部区域研究的典型。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区域研究在农村社会研究领域还是比较少的,而且研究的成果很成功的更少。黄宗智以《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和《长三角》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两部专著,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社会区域研究的农村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作者不仅深入分析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还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宗教与乡村政治的关系。同时黄宗智还将自然村和国家一并放入20世纪上半叶华北社会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分析。与黄宗智利用相同的满铁“惯行调查”的资料所撰写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的杜赞奇,同样也是一部探讨20世纪上半叶国家和村庄关系的经典之作。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文化的权力网络”两个中心概念。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政权在下沉的过程中,建设是表象、汲取经济利益是实质所谓“国家政权建设”只不过是国家与乡村连接机制变异的“政权内卷化”。由此衍生“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两类变异物,将华北农村的社会发展束缚在一种没有发展的境地。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市场经济研究并且提出发展模型的著作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了阐明市场结构的空间体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其经济和社会范畴。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施坚雅把本来只是一种应用工具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施坚雅提出了一种村庄发展模式。当然还有关于中国南方宗族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乡土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有一系列,但是有影响的太少。

《长三角》分两大部分,分别描述了从1350年到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蓬勃商品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以及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主要以上世纪30年代的满铁“惯行调查”为基础,结合作者自身在松江县华阳桥乡的8个自然村实地调查,通过与华北地区的比较分析,来阐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农农业为什么始终处于糊口水平。并试图说明真正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集体工业的发展和乡镇工业的发展。

学术研究讲究有问题才有研究的价值。黄宗智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要联系实际,这样才能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取理论。并要求理论的提出,从事实中来,还要回到历史事实中去验证,力求避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或者政治化了的理论阻碍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作者分析了两代学术,既“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争辩,引发出后世研究对之的怀疑,在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之余,是否要打破这种规范认识的危机。同时,强调实证研究揭示的研究发现的悖论,既经典理论与长江三角洲发展事实的不符。一是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出现商品化的事实而该地区没有发展也是事实;二是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在出现而该地区的小农家庭生产依然是主导。黄宗智以不同旁人的视角,纵横全局的分析,揭示原因内的原因,提出“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概念来诠释他的“过密化”的理论。他强调微观的社会研究,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息,如果研究仅仅只是局限于宏观和量化的分析就无法打破规范研究的危机了。也就很难突破社会研究的狭隘的从理论到理论的视角了。对此且不论其提倡和使用的利用史料的微观实证研究及跨越学科界限,并在分析时综合史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单就其所主张的对“规范认识”的问题化和进行批判性反思就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这一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史学研究,而是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我们至少领会到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模型,而应寻求中国理论的自主。对于我们的过去,无论变化形式还是推动力都不同于西方,所以其理论无法直接转译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如果真的可以,我们就无需花

费如此大的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概括了。黄宗智的研究旨趣始终围绕一个问题,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即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如何将我们对中国未来图景的理论设想带入到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研究中来?这种理论关怀表现了其深深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相信只有这种勤于反思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引导我们走上理论诉求的正途。

二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

(1)过密化,指的是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发展。(2)单纯的的密集化,指的是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度发展。(3)发展,指的是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或者是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下扩展。发展不仅回伴随人口压力的发生,而且伴随着劳动的分工,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或技术投入。

黄宗智对于长达6个世纪的长江下游区域农业发展的分析亦或者是没有发展的分析,我们应该体会到农民之于土地,在我国的所谓的糊口农业左右农民命运的时候,就等同于水之于鱼。既然,农民无法摆脱土地,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无能为力呢。这显然才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原因的所在。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分析到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相对于其它地区是发达的,而且是非常发达。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考虑到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投入到土地或当时家庭手工业发展,使农村越来越向精细化和复杂化方向扩展,农业甚至在整个农村出现了“过密化”现象。而这种“过密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比如妇女以及有一些劳动能力的孩子;另一方面是当时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生存问题的解决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在土地资源既有的情况下,技术的落后、原料的匮乏,这不仅带来了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而且也增添了小农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面对生存是第一需要,权衡利弊的情况下,扩大对农业的劳动力的投入就成了首选,毕竟商业化的传统依然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同时农民也没有足够的物力、财礼和能力去经商或者把家庭手工业做大做强。相比较而言,劳动力的过度投入就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因为农民除了劳动力还有什么?在这种长期的“过密化”增长状况下,小农家庭的生产、生活和市场行为充满着更多的风险。首先来分析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及小农选择逻辑。“过密化”理论,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三角》两书中都有提及,他提出的“过密化”理论在国内外学界激起很大反响。以“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构成了他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卷化”一词首先由康德提出。后来,吉尔茨在研究爪洼水稻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爪洼,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一直未实现质的突破,亦即未曾导致人均产值的提高,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吉尔茨称这种现象为农业“内卷化”。农业“内卷化”的实质是农业的极端“密集化”经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黄宗智在两本书中改造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以边际报酬为尺度提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从而他把农村经济变迁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另一种是“过密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并且他把这三种情况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态下保持不变,在过密状态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从上述评价体系出发,黄宗智用了大量实证资料和数

据来分析研究,并通过与经典理论的比较研究,来论证长三角区域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的原因所在,他认为,长期以来,长三角的小农经济不仅农业,而且家庭手工业都呈现出“过密化”特点,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状态在近代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浪潮中并未有所改观“过密型商品化”反而使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更加完备,这种完备的小农家庭生产最终清除了类似资本主义的经营式农场农业。同时他论述道:“过密化”现象从明清时期一直持续到1980年我国政治经济改革,乡镇企业的勃兴从农业中抽走了过剩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后,才有了质的变化。1980年前,由于农业劳动力特别是辅助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为零,不断增长的人口只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劳作,总产量增加总是被劳动生产率降低所抵消,农业根本没有积累去发展,“过密化”就这样长期反复上演。明清以来长三角农村的“过密化”使小农家庭面临的风险复杂化和多样化了。在遭遇的风险面前,小农的生存状态是分析小农选择逻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长三角,尽管农村“过密化”现象一直没有改观,但商品化和小农家庭多样化经营,勉强能使小农家庭维持在生存与不能生存的临界点,可能有少量剩余去抵御一定的风险,当然,决不会有足够剩余去防御过多过大的风险,抽走剩余过多,就会威胁到小农家庭的稳定甚至生存。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当风险来临时,小农不是被动地听之任之,也不是主动地积极防范,而是本着自家利益和生存需要,根据风险与己相关程度,理性地选择分散风险的行动方案,最终达到自家损失最小化。“生存伦理”已嵌入小农选择逻辑的核心位置。

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黄宗智在分析“过密化”的过程中的逻辑严谨性。他在分析乡村发展时认为: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升,使得很少的农业人口养活全体人口,使农业摆脱农业生产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羁绊,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在这个核心标准的前提下,“过密化”以及“过密化”存在的原因,就从历史事实中去论证。在论证过密型商品时,他认为:长三角地区农村家庭生产的过密型商品原因之一在于生产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以劳动量代替生产率。家庭商品生产或者农业生产能够战胜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商品生产或者农业生产。关键是经营式的生产不得不依靠支付市场工资以雇佣中年男子。相对于家庭式的生产,那些妇女孩子所需的只是自足的口粮而已。在此基础上同时很难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商品文化以及社会文化或者说形成的结果没有力度。在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的刺激效果时,强调的也只能是过密型。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和短视性没有野心去获得技术的提升和生产的规模化。

国家位置呢,国家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简单的政权建设还是维护统治,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汲取,如果有政策的扶助那也只是为了汲取的最大化。因为明清的史实说明了,国家在过密化过程中是获利的,既然国家的目的已经实现。那么还有谁去关心乡村社会的农民的生活呢,那只能是农民自己。因为现代的投入,像水利工程、农田改造、化肥使用、技术革、先进工具的普及等等。没有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是土地的数量有限,技术的提高,产量的提升,没有人口的增长速度快。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的大幅度的汲取。这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障碍,又是农民贫困的原因之一。二者交错纠缠,造成了乡村的有增长没有发展。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封建的中社会,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人民公社时期的建设这种“过密化”始终伴随着中国农业社会。面对广大的农村社会,农业经济的税收是城市发展的血液,这种无偿向城市的输入,是以农

民的困苦、农业的落后、农村的不发展为代价的。集体经济的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活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减轻了土地的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发展得到彻底实现。于是集体企业只是缓和了“过密化”进一步的延续。这也使人们感受到了乡村工业化有可能打破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历史事实也说明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轨,乡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能够打破“过密化”的发展樊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劳动者摆脱了束缚,劳动得到了自由。乡村工业化给予了农民大量外出转移就业的机会,而不必只有靠土地的生产才能生存。同时国家的政策引导,计划生育有效进行,农业人口压力减缓。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利润刺激。于是一个新的农业发展阶段真正得以实现。

三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

既然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前进的轨迹,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把中国乡村的进步排除在这一历史的进程外。不管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还是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需要。中国乡村的前进都是不可阻挡的,作为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乡村社会,如果单从农业上发展是无以解决这个庞大的人口发展的问题的。虽然,目前中国的人民已经解决了生存的吃饭问题,但是农民不能仅仅停留在吃饭问题的解决上,农民要发展,乡村社会要实现与城市一样的生活或着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这种已经从物质到享受的升华,从城市的生活中招摇着广大的农民。那么在温饱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的方方面面才是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问题所在亦或是关键。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城乡一体化的进行,已经揭开乡村发展的序幕。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觉醒。现代传媒沟连着乡村和国家,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如同一种理想图景吸引着社会前进的视野。农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吗,已经成为一个疑问,是与不是似乎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重心在于农民该怎样的发展才能与现代化有机的融合。当我们努力思考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是不是要终结时候,已经把农民的前途放在非现实的境地。农民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农民的发展是最后的发展。如果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发展问题,社会的美好景象是不是一种理想型,已经不是现实的问题了。然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要把问题放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其实也是一种“试错”过程或者是“试对”。农民的发展是最后的发展,就是在城市发展后的发展。农村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境界了,也就是说这个最后的发展该发展了。

读了《长三角》使我认识到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发展依然是城市化或者是城乡一体化,只是发展的途径要突破束缚。乡村工业化有这种突破的潜力和可能。当然,目前在搞市场经济建设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经济的分散性,个体经济的实力能否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私有经济的剥削性富裕的依然只是一部分人。想要全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概率很小的期盼,人性的弱点在市场经济下演绎的真实,人人都能体会到。公民社会的发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民主化的大潮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时,也说明沉渣泛起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博弈的过程,社会发展永远没有完美,只有进步。中国社会的公民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着磨难挫折一波一波的袭来。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还是一个很久的过程,如果以公民组织发展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反面的神话。因为政治的抗争就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尽管我们高叫着公民社会、公民组织、权力回归社会而将发展本末倒置。我们应该注重现实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不要公民社会,而是应该看到公民

社会应该建立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只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一切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此,发展乡村工业化或者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而中国当前的乡村社会不是没有乡村工业化,而是乡村工业化没有得到重视。市场经济的神话让人们发现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操持财富的魔杖。只要你有资本,你就可以搏击市场,实现财富的梦想。然而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稍不留心就会沉而不起。市场经济可以富裕一部分人,却不能让所有人富裕。而社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社会上有富人,也有穷人,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明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的都是幸福的。这其中的纠缠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人性等等能够解决的了或者解释的了的。因此发展乡村工业化是一个途径的突破,那就是着重发展,实现平衡发展。

当前农村经济学研究表明,东部农村的发展在某些省已经实现了城市化,如:苏南、江浙、广州等。当然在很多的城郊农村村也已经实现。但是这种东部的发展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的扶持以及对农业汲取以发展城市所带来的附带发展,这就取决于区位的优势。另一方面,在资源的利用上,虽然很多资源丰富的地区却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那就说明资源在一定情况并不是发展的必要因素。因为东部地区的发达地区,资源不丰富。这说明还存在其它的影响因素,其中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是其中一条。这一点在广大乡村的道路建设上就表现的异常明显。2003年的税费改革的试点到2006年的农业税的取消。可以说是对农村发展的政策扶持,这种破天荒的事情虽然一定情况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或者农村发展的基础。但是,能不能彻底改善农民的境遇或者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这恐怕不是良方,而是应急的措施。因为随之而来的工业产品价格的增长、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增长、农业原料价格的增长,小小农业税的取消,可以说是小水导致了大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呢,因为农民依附与农业,没有摆脱农业的束缚。当然,不能是让所有人都不从事农业。而是想要说明的是,应该以最少的农业人口养活最多的非农人口。这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因为这样技术、原料、规模等等的积极因素才能得到效应最大化。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才是乡村工业化的目的所在。或者说摆脱农业的绝对束缚,才能最终意义上实现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问题,也就是农民工潮流。这是农业不发展的表现,因为农业满足不了农民温饱后的再发展。一方面农民已经认识到城市化的发展才是农村发展的前途,城市的发展机会要远远大于农村,农民的个体价值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而是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来施展。那么城乡间的大规模流动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的表现,这种不稳定因素仅仅受到农民到城市追求利益的心态和发展自己的心急态势所遮掩,如果城市不再是一个理想的逐利场所或者农民认识到本身不发展的实质原因,那么这种矛盾的爆发就是迟早的问题了。如果农村依然处于仅仅是生养生息的阶段,农民从城市退出后回归到乡村社会,城乡的巨大差异。无疑会导致农民意识领域的不平衡。而事实上的不平衡已经在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差距上表现了几千年。只是农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去认识。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不是排除乡村和农民的,而是吸纳乡村和农民的。这种现代化的昭示,乡村和农民在市场经济下的沉浮,在城乡间流动的体会,在城市打拼的感受,现代传媒的引导一切的一切,让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爆发就不是社会结构的重组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当前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关注度不高的问题。谈及乡村工业化就必须论及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虽然给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活力,但是由于乡镇企业本身分布的不均衡,相对中国的广大农村来说,

乡镇企业实质上只能是具有学理上的导向意义。乡镇企业的绝对优势,只体现在经济发达东部区域的相对优越和与城市连接的城郊农村以及极少数的超级农村,像华西村、南街村等等。恰如中西部的农村,贫穷依然是贫穷、落后依旧是落后。所以,乡镇企业的研究与阐释已经是足够了,关键是乡镇企业的建设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早日改变落后地区的经济状况,实现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关于“以工助农,工业反哺农业”的的国家宏观政策,这是好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输血式”的扶持,例如:苏南对苏北的对口扶持,东部对西部的对口扶持。但是,乡村工业化依然靠的农民自己,这是关键。没有谁能帮助农民,农民只能靠农民。这是真理。唯一想要明确的是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也就是国家在向广大农村汲取资源时,大部分资源消耗在县乡村的利益共同体内以及一部分被非制度性剥夺上。国家建设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消耗重新吸纳出来,回归与农村用于乡镇企业的建设。这种问题的解决是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国家的作用就是要表现在此。同时在农民不能解决的公共物品上,国家也应该实现政策上的真正扶持。把原本无偿支付给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收回来,用于农村的乡村工业化建设。也就说发展乡村工业化必须解决好外部性问题,农村的广阔环境要充分发挥它的自身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表达要外部环境的支持。不仅要改善公共物品的问题,还要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就是农民需要教育,需要引导。农民是善良的,农村的发展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关键在历史的时空怎样去实现了。乡村工业化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发展工业,转移农民的数量。还有改变农民的观念,转移农民的质量。技术的,文化的,观念的,身份的,农民的发展理想等等。当然工业化的发展是关键是核心而已。所以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农村,一个国家的繁荣是可笑的。城市的高楼大厦掩盖不了农村不发展的社会隐患。一个真正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农民发展的国家。所以,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发展是最后的发展,是真正的社会发展。

小结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说是饱经磨难的社会,农民的地位处于草野之中。农民的生活逻辑在于生存哲学的讲述,温饱问题折磨了中国农民几千年,农民的境地在一句“乡野草民”中阐释的入木三分。学者黄宗智以其锐利的眼光解释长三角区域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论述了农民的可悲境地。且不管,他的理论模式有多大的解释力,有多大的适用性。但是他对于长三角乡村发展的历史的描述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是一篇读书笔记,试图了解著作的核心思想,加强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期望拓宽了理论素养。去正确认识社会,理解社会。

参考文献

[1][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中华

书局,2000.

[2]佘纪国.“过密化”条件下小农家庭风险:防范与启示

[J].山东大学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