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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

4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1)董仲舒把汉代的封建统治说成是“天道”、“天意”的体现,认为皇帝是按照天的旨意来推行其封建的政治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这样就给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以宗教神学的理论根据。

(2)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宇宙万物都是“天”有意创造,其变化体现天的意志;并且着重通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歪曲以及对自然界现象随意比衬、解释来论证天有意志,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都说成是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把本来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歪曲为神秘主义目的论。

(3)他通过肯定有意志的“天”,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并提出了“人副天数”的命题。他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人和天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质,天人是合一的,可以交感。天创造人是要天来实现天的意志,人的行为符合天意,天就喜欢;违反天意,天就震怒。统治者若违反天意,天就会以灾异现象加以警告,如不觉悟,则后果更严重。天通过“符瑞”和“遣吉”来警告统治者。

(4)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和天一样,都是永恒不可改变的,虽有,但“道”是没有根本变化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外,为了把封建的统治秩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用“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封建的伦常关系,绝对固定化起来。“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天然感应,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子思)

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 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论衡·儒增》) 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但这种积极有为,也引起了内外关系的新变化,使原本缓和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时代的变化要求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要作出与之相应的变化。 董仲舒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巩固新兴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问题,即如何来巩固西汉王朝的问题。具体地看,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来论证西汉王朝长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不仅包括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且还包括刘姓子子孙坐天下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还包括西汉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永恒性。不解决这一问题,西汉王朝是难以坐稳天下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种机制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秩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比较零散,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愈发浓重。只有汉代时期的天人感应经历了由建构到解构的过程。因此,阐述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能够呈现一个动态的且清晰的发展过程,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人感应思想 。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哲学的感应,在对象和内容上尽管偶尔涉及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指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应和。天人感应的观念起源很早,其痕迹散见于先秦的远古典籍中。为方便介绍,本文暂把其分为春秋以前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 一) 春秋以前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 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书《诗经》、《尚书》、《周易》以及管仲的哲学思想中,现概括如下: 1.《诗经》中有多处体现了人与“天”( 帝)之间的矛盾,如“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浩浩昊天,不俊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天( 帝) 似乎已被当做一种类似于人的、有性情的对象存在。正是基于这一点,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天的行为作出感情的判断。另一方面,《诗经》中也有“克配上帝”、“顺帝之则”的原始感应意识。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天无疑是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存在,并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务。因此,天是人们既崇拜又畏惧的对象。尽管“天命靡常”,人无法正确的认知或确凿地把握天的意志,但还是应该尽心尽力地去“昭事上帝”,“克配上帝”。因为有一个准人格化的天在监管你,所以,无论个人的 行为,还是国家的政治都必须与上天相称合、相呼应,努力做到与上天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顺帝之则”。否则,上天就会通过异常的天文现象予以谴告、警戒。远古先民认为,日食和月食现象的发生与君主统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王行善政,人民安居乐业则不会出现日食月食现象。如果君王无道,百姓民不聊生,那么上天一定会通过日食月食来警告君王,敦促他弃恶从善。所以,人君国主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违反天的意志的行为要及时加以改正。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已经根植在远古先民的心灵深处,即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通的。而人是如何感知天的存在、如何与天相沟通呢要用“度”,即用自己

董仲舒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中期,当时国力强盛,但社会矛盾依然尖锐董仲舒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政治纲领,以此作为维护封建专制“一统”秩序的根本。依据阴阳之道以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思想,董仲舒又将“三纲”与“五常”相联接,指出“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旨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完善和神圣化,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的思想深受统治阶层和儒家后学的青睐,被尊奉为儒者宗和醇儒。 (二)“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家的观念来肯定王道之“三纲”、“五常”,“可求于天”,理论上的论证却是围绕传统的“天人之辨”展开的。从而以天人“相类”、“合一”的模式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互相征验,是古今一贯的道理。把孔孟儒家的天命论与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构造其宇宙图试论体系。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强调:一方面,他以天人感应作为君主受命于天的基本途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是受天之委托而获得驾驭群臣、役使百姓全权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符瑞”说和“谴告”说,对君主权威进行一定的制衡。实际上主张在仁政德治的基础上强化君主专制的权威,按照宗法等级制的“三纲”原则维护大一统的安定局面。这在当时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 (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上,董仲舒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一是肯定治世之道奉天法古,不得变更;二是论证了朝代迭替、更法改制的合理。由此构成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的基本特色。 什么是道?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借助历史经验教训,国家的兴衰治乱完全在于统治者循道还是背道。唯有奉天法古,遵循春秋之道,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在强调“道”不变的同时,董仲舒又根据秦亡的教训,主张“更法”、“改制”,论证汉代秦的合理性。他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正月)朔(每月初一日的开始时刻),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样,守“一”、循“道”与更法、改制就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因此而获得了协调统一。 (四)“顺命”、“成性”与“防欲”思想 董仲舒的天道观是和他复古主义的人道观相互关联的。 “顺命”原是孔子的思想主张。董仲舒的天命具有意志主义和命定论色彩。他所说的“天”即“天意”,“命”即“天”之命令。因此,顺命的结果就是要求在下的,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因为“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具有极大地权威性和欺骗性。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一)天为大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其次,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之模式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同。董仲舒认为,人“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调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人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教育就是使其善。

董仲舒

漫谈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王充评为夸大之辞,认为学习应该有张有弛)的精神,攻习儒家的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公羊春秋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的见不到他的面,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武帝时诏贤良,对策第一。他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仰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因与当时当权的公孙弘发生矛盾,出相胶西王。不久辞官回家,以讲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另有《董胶西集》一册,“三对策”收集在内,提出了较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他的书流散不全,今本《繁露》未必皆董氏的原著,但可视为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汇编。 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有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时期安定的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神化汉代政权,主张“君权神授”之说,以提高君权,树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他的政治主张,是以儒术为主,以刑法为辅。他口口声声说,要“任德而不任刑”,好象很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教化,反对刑罚;实际上却是企图发挥统治者软硬两手中麻痹欺骗从而软化人民这一手的作用。 他鉴于秦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民过于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以致激起农民的反抗,酿成农民大起义,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亡了国。在秦末农民起义的震动下,他认识到人民这种伟大的力量,害怕汉朝再遭秦朝的命运,所以主张实行“仁政”,籍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主张。这种主张,大部分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的。 董仲舒还主张加强统一和提高君权。他宣传《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了提高君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认为君主受命于天,能贯通天地人的大道,因而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他的这些主张都是为了加强当时封建政权对人民的统治的。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他还引申《易经》的阴阳学说,认为凡物都是阴阳合成的,阳性尊,阴性卑;阴不得独立行事,必须服从阳;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上,认为君、父、夫都属于阳而臣、子、妻则属于阴,所以君应为臣纲,父应为子纲,夫应为妻纲,这就是他所说“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这就为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即政权(君权)、父权、夫权的三条封建绳索,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

董仲舒与

董仲舒与《天人三策》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他在元光元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董仲舒传》)同时还向董仲舒强调:“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 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

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连,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在《书经》里,已经有这个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清楚。董仲舒则更具体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天人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广川(今河北'>河北枣强)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天人三策”观点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他的“天人三策”,是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归结到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说《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就是他所发挥的“灾异”之说的意义。 “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格化了,把自然界原本与人间无关的灾异,硬拉在一起。他说,作皇帝的,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些“变异”。每当遇上“变异”的出现,变要检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借此“改过自新”,争取挽回“天意”。 为了进一步将“变异”和皇帝的行动联系起来,他把若干自然现象同皇帝的某些行为,作了一个系统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象征什么,日月失序象片什么,山崩地裂象征什么,凡此种种,仿佛列表一般,都依一定的次序排列出来。反正遇到这些“变异”,皇帝就要“修省”。如果“修省”之后,“变异”不消,皇帝就要受“天”之罚。但是,皇帝是“天子”,又不能因为惩罚而轻易去位,所以要借假“灾异”而转移到策免三公之制,甚至还有因“灾异”而诛杀三公的。理由是三公之官,代皇帝行使政权,应当任皇帝之咎。 董仲舒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遣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人和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之天人三策

《贤良对策》,那时候汉王朝的“大一统”专制政权已经确立,武帝的策问的目的,则是为这个专制体制找到理论根据,以之为统治思想。当时的思想界,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通过思想学术间的混合和杂交,在秦汉之际的政治大变化后,已经偃旗息鼓。政治上的统一的实现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时代的大趋势。所以汉初时的统治思想的主调是黄老之学,而武帝想改变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基调。 “策问”分三次进行,每次武帝策问的意图都不同。第一次的意图,以统治基调为“天命论”为前提,提出怎样才能保住天命,怎样才能统治民众,所谓“求天命性情”。对此董仲舒答以“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但是不是重复以往的说法。董仲舒所说的“天”,是依据他的“天道论”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乳胶思想的哲学本体,而且这个“天神”又和儒教理念具有一体化结构。同时董仲舒主张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说”跟传统的“天人相与”说不一样,是要天和人平等感应。为此,针对汉武帝的“天命和性情”的策问,董仲舒的回答,首先根据“天人合一”说,设计“灾害”“怪异”“伤败”等三个阶段的灾异说,并以这些灾异为对“天”“道”的君主的恶政的谴告。其次回答这个“道”是什么的时候,董仲舒根据自己的“天道”论,认为“道”是“天神”之道,而在他那里天道是和儒家理念一体化了的,所以“道”实际上就是儒教伦理道德。再就是根据阴阳五行说,讲“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任德不任刑”,就是说,儒教德治主张的根据在于天道阴阳。故说“王者承天意从事,故任德不任刑”结论是“道者,所系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只要修饬儒教理念的核心“五常之德”则可以保天命,实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之帝王万世伟业。 武帝的第二次策问的意图,针对以前儒家宣传的圣王的两个类型,提出为“什么治道不一样”的疑问,寻求自己怎样作才能寻求到像圣人那样治理天下之现实政治的方策。对此董仲舒首先回答说:“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希望武帝实行政策转换,进行改革,并提出两个改革方案。一个是“心求贤尽”,再就是“与大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总之,是以儒学为国教国学,应从儒者中选任国家官僚。 第三次武帝策问的意图,和第一策相同,从天人相应、阴阳之化的角度,详细询问天命、人道以及相应关系。对此董仲舒说,天道和人道之“道”具有永恒不变性,但人事又有变化性,圣人的责任在于“法天而立道”。最后,董仲舒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了以儒教为国教,从而实现思想的统治的建言。可见《贤良对策》的主旨,在于天道建立以儒教为中心的人道。 董仲舒将儒家改造为儒教,实现儒教国教化的理论贡献,大致经历了一下过程。首先,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是从他的春秋公羊学着手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整顿了以前的传统儒学经传,在春秋“法古”精神之下,季节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本质和意识形态性。在此之上,对儒家思想注入“奉天”“法天”之新精神,实现了从“法古”到“奉天”的转换。因为自殷周时代以来,“天命论”是历代统治思想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道德及其前身周代的宗法伦理思想,则是和中国古代的“天”思想相乘离的,要想成为新时代的统治思想,必须和“天”思想相结合。但是再春秋学那里,董仲舒还没有来得及论述“天”,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天”,只是春秋经传历史批判的精神支柱而已。 其次,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开始着手改造中国古代“天”概念。董仲舒把周代开始分离的自然崇拜意识,也就是以“天”为宗的观念,和以祖先崇拜意识,即以“孝”为宗的观念在结合一起,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神祗“天神”。 随后,董仲舒把这个“天神”导入从前的儒家基本观念和道德理想,使之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哲学本体。于是在儒家思想中“天神”和天之道“天道”一体化,变身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2-04-30 发布:https://www.wendangku.net/doc/4a10919801.html, 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论文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4a10919801.html,/2/view-1644716.htm 关键词天人感应汉代封建统治 作者简介:王丽娜,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法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由三个方面的要点构成:第一是天人相类和人副天数。他证明天与人是同一类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类相适应,因此就可以说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第二是阴阳五行说。他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主观类比手法,通过歪曲阴阳五行学说,以论证天的神秘性。他宣扬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胜,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因而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由此,董仲舒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也都说成是天志或天意的表现。他把季节进入春天后草木竞相生长说成是天的仁、德、爱、好的意志;把进入冬天后草木枯萎,说成是天的刑、杀、哀、恶的意志。总之,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此外,董仲舒还宣扬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第三是祥瑞说和谴告说。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核心部分。天是不可能直接站出来说话的,但天人相类,阴阳应象,所以天对人事的意见可以通过自然想象表现出来。他告诫君主:“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他借“天谴”劝君主“明善心”,在神秘主义外壳里包裹着“修身”“正己”的儒家伦理性。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产生背景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为什么不迟不早在西汉中期应运而生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决定的。因为经过西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封建经济空前发展,还有,这时异姓和同姓诸侯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基本削平,这就给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客观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又出现了:“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盗,骄则为暴”的现象,使统治者面临“土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论证他们的统治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把“天”神请出来,用它来论证整个封建制度,都是由“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的,是天神意志的体现。也就是把整个封建统治,都置于天神的保护伞下,不许任何人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同时他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把“王”字分解,说三横从上至下分别是代表天地人,一竖就是通过王把三者沟通起来,因此王是天派来的。人要是违背王的旨意,就要遭天灾…… 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统治的影响作用

人教版版高二历史必修三同步精选对点训练:关于董仲舒思想的认识与评价

关于董仲舒思想的认识与评价 1.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下对董仲舒新儒学的最佳理解是() A.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思想应该是统一的 B.新儒学融合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和法家的思想 C.强化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主张限制君权过度膨胀 D.新儒学融合阴阳五行迷信思想和“德治”思想 2.《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宣帝曾经训斥太子与儒士们的关系过于密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所说的“自有制度”的实质是() A.仁政爱民 B.无为而治 C.严刑峻法 D.儒表法里 3.《汉书·董仲舒传》中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等记载。由此可知,董仲舒的思想() A.强调“春秋大一统” B.糅合了多学派思想 C.趋向“三教合一” D.背离了先秦传统儒学 4.董仲舒在论证“人性与教化”的关系时写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可见,他把教化民众的权力和责任首先归于() A.圣人 B.儒者 C.官吏

D.帝王 5.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提出这一主张的根本目的是() A.遏制学术自由 B.加强中央集权 C.提高儒学地位 D.统一思想文化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最主要的意义在于() A.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 B.促进了儒家文化发展 C.推行了礼治德化教育 D.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7.《董学特性新论》一书中指出:“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说,为统治者服务未必就是罪过,这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性质。武帝时西汉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有一定进步性。”在这里,作者引用周桂钿先生的说法,最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是() A.应该肯定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 B.应彻底否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 C.儒家学说只为统治阶级上升时期服务 D.周桂钿先生说法的用意是全面继承董仲舒新儒学 8.董仲舒对儒家学说作了较大的改造,其本质意图是() A.向汉武帝谋求高官厚禄 B.发扬光大儒家思想 C.使儒家学说适应统治的需要 D.提醒当权者要实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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