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关系的知与

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关系的知与行

摘要：研究“媒介审判”现象必然要涉及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三权”架构着现代社会的市民社会。人权是本源，衍生和催生着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实现形式，司法独立是人权的保障。在实务中，三者的关系集中体现、贯穿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相互“敌视”的良性互动中，均得有所为，有所不能为。

前言

新闻界有人称2003年为“记者挨打年”，2004年人大会修改宪法把“人权”入宪，“两会”后又见国家新闻传媒产业结构大调整。这三件事吸引并引发着笔者的思考。早些年震惊全国的“张金柱案”，当张金柱面临自己的末日时哀叹道：是记者杀了我。有类似感叹的不只一人，包括后来“张军案”和“蒋艳萍”案中的主犯，在我国这叫舆论监督的威力。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曾担纲过舆论监督“急先锋”的典范角色，吸引着3亿人的眼球，发挥着“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的重要作用，但也曾有部分报道对司法产生着消极作用。西方把新闻媒介通过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称为“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英美、大陆两大法系的法治国家在高擎“新闻自由”大旗的同时，都反对“媒介审判”，或专门制定《藐视法庭法》或单辟“藐视法庭法罪”以拒斥、惩戒“媒介审判”现象，以捍卫“司法公正”这一最后防线。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谁要新闻媒介地位隆显，成为“第四机构”呢!但司法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活动，公众享有知情权，公众了解司法审判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公众(包括大众传媒)、法院和诉讼当事人三者存在着多重矛盾：公众和媒介具有知悉案件审理过程与结果并且就此发表意见的欲望和利益，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旁听、报道、评论;法院负有保证诉讼当事人接受公正审判的责任，有维护自身权威，司法独立的尊严等要求，允许公众和记者合法旁听和报道，但同时要求他们尊重司法独立和公正裁判，服从约束;诉讼当事人则有着保障自己接受公平公正审判，维护自身人权和

法益的要求。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如何平衡与契合，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促使人类社会迈向民主、自由、公正、理性、有序的理想状态，引起了社会广泛而深入地思考。

一、“媒介审判”现象须知

(一)理论背景

人权

人权亦即基本权利，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也是为满足

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要求的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权利。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权被认为是彻底的、纯粹的、人之作为人，人之只作为人就应享有的权利。或概括为“人类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揭示出了人权作为自由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所不能缺少的东西，离开这些条件，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从人权的内涵出发，人人都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平等主体，也是自己的主人，应当享有与这种主体地位相称的价值和尊严。每个人都有权以一定的形式参与到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每个人除了受亲自或经由代表制定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其他形式的强制约束。徐显明教授进一步提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1]他认为，言民主而不言法治，言法治而不言人权，则民主与法制都是虚假的。2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体的进步与发展。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百世不移。我国制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权重塑时代的开始，人权内容的丰富与发展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运动。所以黑格尔说“‘人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著名功利主义者边沁，在评论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的时候也说，其“天赋之论”完全是胡说，“自然权利根本就是胡说，绝对的自然权利是利用玩弄辞藻的胡言乱语。”[2]由于人权的对应面不是自然，所以人权也不是来自于自然。人权来自于人民自身，并且只能来自于人民自身，是一切人对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政府而享有的权利，主要是用于限制政府、约束政府、要求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的某些义务。

新闻自由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新闻有没有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称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对新闻自由内涵规定各有差异，在日本，日本新闻协会对新闻自由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即两个自由：第一，任何势力也强制不了的符合事实的报道和评论的自由;第二，为此目的而接近新闻出处，采访新闻的自由。在美国，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通讯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和贩卖自由。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后，提出了衡量新闻自由的四条标准：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批评自由。[3]采访自由指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的权利，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给予方便，而不应进行任何干扰。传递自由指无论新闻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记者采访所写成的稿件，首先必须传递到所属新闻机构的编辑部，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如果传递受阻，将被视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出版自由指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这方面受到限制或发行受到检查，此项自由即遭破坏。批评自由指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表达各种意见，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不法行为。可见新闻自由是社会自由的重要内容，它和政治自由、思想文化自由密切相关。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各国宪法的基本原则。1994马德里会议文件《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新闻自由对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至关重要，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前提下，对司法活动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进行评论，而且对评论的权利不应予以任何特别限制，除非其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我国已加入)。我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的言论出版自由。

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胜利果实，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三个机关分别掌握和行使并彼此分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

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垄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者重要人物，贵族或者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正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4]司法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权人争讼的权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孟德斯鸠指出，这种权力应具有独立的超然的禀性。他还曾经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立作为自由存在的前提，把司法权同立法权的分离作为公民生命和自由的保障，这是很有见地的。[5]司法独立确立后被奉为现代社会的宪法原则，司法被视为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公正与否维系着国家的安危、社会的安宁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司法的公正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和能否保持其独立地位。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通常认为司法独立首先是法院地位的独立，然后是法官司法人格的独立。“对其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识有控制权”[6]故制度的设计与安排都应以此为突破口。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和《国际律师协会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应当包括四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即实质独立、身份独立、集体独立、以及内部独立。实质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以及制作司法判决书的过程中，只能按照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7]

(二)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内在联系

前面我们从静态角度简单地阐释了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内涵和本质，那么这三者作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车轮，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任何社会群体告别独裁、专制，走向现代社会，自由、公平、正义、民主就成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价值取向，维系社会在秩序中运行的最高准则，国家社会(专制时代家国合一)的一元结构，必然走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分解权力集中、打破政治资源垄断，制衡之术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至上手段。一是政治国家内部社会之间的制衡，二是市民社会对由其产生的政治国家社会的制衡，表现为监督。所以柏拉图说：“绝对的权力对行使这种权力和服从这种权力的人，对他们的子孙后代及其后裔都是不好的;这种种企图无论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满灾难的。”[8]在“二元结构”社会模式下，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是社会前进的三只车轮，人权是

开辟方向的第一只车轮，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两只相互平行的车轮。(如图)人权之轮向前驶进，开疆辟土，新闻自由之轮奋然践行，摇旗呐喊跟进;司法独立之轮一手擎利剑，一手托天平，环顾四野与新闻自由之轮齐头并进。

在三者关系中，人权是首位的，是现代社会制度之圭臬，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由其直接衍生和催生的，而二者又通过实现和保障手段反作用于人权。这从人权的产生理论中可以得到解释，人通过劳动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类特征，成为自然界主体后，每个人不论如何，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便为他人做出了一大贡献：缔结、创建社会。任何人的其他一切贡献者基于此!所以缔结社会在每个人所做贡献中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而潘恩说：“社会并未没送给他什么。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这种权利就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股东之一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这种基本权利叫人权。[9]可见人权是基于维系社会存在而产生的权利，是权源，是一切权利与权力的乳母。

生存与发展这种基本人权得以满足后，人必然追求更高级态的人权，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权利，言论或称思想表达自由便成了满足基本人权后的人的必然追求目标。人们要有效地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并拥有知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信息的权利。基于此，便衍生了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媒介是大众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的载体和代议性的组织，媒介应属于人人，但人人不能办报。社会个体把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浓缩转化为新闻自由权委托授权给供职于媒体从业的记者、编辑行使。所以新闻自由要忠于真实、忠于大众;以及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和“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理论依据皆源于此。人权产生后，人权的发展和实现谁来保障，不同个体的权利相冲突时何处救济，谁来公允裁决?寄望于“自然权利”自然的“天行有常”的规律吗?信任于“人的理性的力量”吗?结果往往让人失望。中国“文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砸烂公检法”，结果人权荡然无存。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破产，“社会责任论”的出笼，就是很好的证明。托信于政府吗?政府具有天生作恶的倾向，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已侵入私生活让人窒息，一个人从出生、上学、结婚、生育、工作，搬迁乃至火化入土都在政府的掌握中。特别时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形象工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往往入侵人权。所以“三

个代表”的提出特别有现实意义。人权本来就是约束政府的、制约政府权力蔓延的防火墙，仅托信于它，人权有可能会泥牛入海。因此保障救济人权便催生了独立和中立的审判权，即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权一降临社会，从它的第一声啼哭起就得以维持法律尊严和公正，保障人权成为其永不变节的唯一己任。

在人权麾下并肩而行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新闻自由权的行使，知情权的主张，要求司法部门的审判活动走向公开。面对记者的镜头和笔头的入侵，只要没有突破司法独立的生命线，即使是不胜其烦，司法部门也必须容忍。因为新闻记者有采访的自由，知情权要求国家机关一切公务活动公开，接受监督。媒介代表的是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诺兰说得好：“言论自由的代价是，有许多这样的思想会发表出来，它们不仅不正确，而且从长远看来还会有助于那些有害的行动。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一代价，那么我们就得准许一个社会或社会中某些强权组织有权随时排除那些他们感到不能接受的观点。这种权利被滥用的可能远远超过对言论自由权的滥用。”[10]另外，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不仅是审判公开的法理根源，也可视为新闻监督的理论基础。但是新闻自由权的行使必须做到既不能侵犯、蔑视司法权，更不能越俎代庖。传媒在靠近司法近些，再近些，近到可以伸手褫下司法尊严神圣的法袍的天然欲望，必须得以遏制。媒介必须自律，得以“登堂”不可强行“入室”。在言论、新闻最为自由的美国，资深记者们常常感叹道，“记者和编辑都不得不学会像妈妈站在背后监视自己一样写作。”可见两者的距离是必要的。现代宪政国家都视它们为宪法精义，文明社会难以取舍、最为珍贵的权利。虽然两者存在着“侵入”与“排斥”的关系，两者的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维护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司法独立通过忠于法律，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通过激发舆论评判，追求道德公正，两种“公正”在实体和程序上会有些差异，且实践过程必须维持和允许差异存在，但二者殊途同归于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蕴含和实现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中。

二、规范“媒介审判”现象之务行

前面在理论上对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进行了阐释，并着重分析了三者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从具体运行视角来分析，为我国现实实践进行有益的探索。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但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效能。新闻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涵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部分中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审判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以上就是我国新闻媒体介入司法的现行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则说：人大及社会各界的正当监督是对人民法院工作的一种有力支持，特别是目前人员状况下，相当一部分法官自律意识弱，自律能力差，如果没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他律”，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对包括人大监督在内的一切合法监督表示欢迎。现实中，由于法官司法人格不独立，法官价值取向政治化、法官管理行政化、法官构成非专业化、法官与社会关系亲密化，导致我国司法独立尚停留在理念层面上，并未深入到实际运行层面，各级当权人物对司法的干涉时有发生，司法队伍中腐败现象也大量存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就是生动写照。[11]总之，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与尊严。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2] 可见新闻监督已成当务之急。

几十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党报”、“党台”、“行业机关报”的特点，从法理上看，中国传媒官办性质，其监督权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浓郁的官方色彩，媒体的权威较高较集中地代表着某种令被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传媒报道又经常导致高层领导人的批示，批示下来，党政部门便紧急磋商，“高度重视，限期解决。”况且我国还有专门“内参”的形式影响着司法独立，更有可能给直接参与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活动道德化、政治化、使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机关报传统对于传媒的负面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特定系统内的问题难以被隶属于本系统的媒体所揭露，而且这一事实本身更显示出同样的腐败问题难以得到同样的揭露与惩罚。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对于不当行为的惩罚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惩罚应当是平等实施的”[13]审判公开，引进新闻监督这束强光照射以防司法腐败和不公。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传媒的角色必须是“社会公器”，浓厚的官方色彩会与它监督的作用背道而驰。虽然，目前我国媒介已开始由“宣传传媒”逐步向“产业传媒”进行转变，但完成的仅仅是经营模式，其“官方”背景并没有改变，况且这种以官方政治资源为依托走向市场的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平等、公正的市场准则，对其他行业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竞争。因此我国传媒必须进行社会化改造，斩断其与官方政治权力的“脐带”，还其“社会公器”的原角色，成为介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结构和纽带，行使社会正义守望者的职责。各级党委政府可以保留一份传媒作为宣传工具，但不能走向市场，不能行使监督司法的功能。鉴于目前西方的商业媒介号称独立，却无法独立于自己的老板，私有商业与社会公器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媒体公意表达和众意表达相左，表达自由以及其中包括的新闻出版自由、传播自由等都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但新闻活动又是一项高度组织化的群众活动，使新闻自由面临困难重重。[14]我国传媒的社会化改造，应采取“福利股份”途径。即把媒体的有形无形资产总额，折算成股份平等地免费分配给其所在区域的公民，由媒体股民选举董事会按现代公司管理模式经营管理媒体，不同媒体的股份可以相互转让，使公众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体。在制度设计上应不允许控股行为的存在，媒体股民根据其对媒体的贡献可增加股份，但有严格的限制，超过一定数目，就变现支付，减持股份，保持媒体“社会公器”的角色。同时任何公民不得转让法律所规定其所持有的最低数额的媒体股份，因为这是代表着他言论自由的人权。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西方新闻自由中私人商业与社会公器的矛盾和公意表达与众意表达的分野，大众传播作为思想意见市场的特殊地位，和大众传播的独立性、自主性、多元性都得以实现。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新闻自由，其监督功能便可切实地得以释放，官员将谨守节操，权力循规蹈矩，社会健康价值得以弘扬，冤情得以疏导，社会稳定而有序地运行，并逐步趋于理性。

媒体介入司法既必要又正当，但我国传统的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必须彻底抛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定性定罪的主观渲染报道应从媒体上彻底地销声匿迹。“司法独立决定着司法者

与法律的接近程度，设立法庭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的隔离空间，相对隔离各种公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15]美国法学家享利。朱斯认为：“在法官做出判决的瞬间，被判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官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就不再是法官了”。

那么，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合理的良性互动模式呢?

(一)媒体：有所为有所不能为，此时能为，彼时不得为，相对而为，保持中立。

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但不同的阶段对报道应有不同的要求。在法院判决前，媒体应坚持客观公正报道，平衡报道，不得有所侧重;新闻用语应坚持用中性语言，不能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更不得用擅自作法律意义上的定性、定罪量刑的专业术语。不得以报道侵害侦查权，破坏司法程序，如对不应报道的细节加以报道，不应公开的变相公开报道，司法机关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媒体更不得发表对案件实体问题有倾向性的评论，以煽动激发一边倒的舆论。对于程序问题，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查人员或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行为时，只要证据确凿，可立即予以报道并就此发表评论。这体现着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又遵循了报道与评论相分离的原则。媒体将事实和评论混为一谈，不为人所察觉被葡萄牙一位最高法官视为传媒最为严重的邪恶之一。[16]在诉讼过程中不得采访法官或陪审人员，法官公开评论不仅不适当，而且还将导致一个合理并知情者质疑法官的公正。法官和媒介分享对未决案件是非曲直的看法时，公众对司法完整和公正的信心就受到严重削弱，并将削弱伯克所恰当认为的“公正法官的冷漠中立”。[17]新闻媒体可以向法庭要求获得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等以外的所有公开审判案件的法律文书。在案件审判结束，媒体在客观报道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同时，可以发表评论，媒体有发表公正意见的自由权利，放言评判审判结果的公允、偏差，追求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契合，以一种社会力量发挥纠错功能。英国，是一个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媒介审判”的国家。斯蒂芬。劳伦斯被杀案中，《每日邮报》在案件审结，嫌疑犯罪名不成立后，在头版刊登5人特写照片指认为杀人犯，并刊发社论《我们为什么坚定不移》，却并未被

指控蔑视法庭，因为是在法庭审理之后。[18]法官这时应容忍媒体的评判，社会舆论的检讨，是非褒贬任由公道评说。社会赋予了法官中立、独立的裁判权，高尚的司法人格的同时也应相伴而生一些义务。法律也应保障这种“意见的自由市场”，政府的责任是既不压抑也不影响意见的形成过程，全面而自由的辩论将会揭示谬误并使得没有人相信它。这种评论自由可以把社会冲突从“暴力的水平”提高到“讨论水平”。现代社会应当有这种海纳百川的气魄，即便有大量不同的反对意见存在，以致不使有价值，最可宝贵的声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司法给媒介以新闻自由的空间，也给媒介提出了要求。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提高记者编辑等媒体人员的素质;懂法、自律的才有真正的自由。

(二)司法部门：公开审判，欢迎监督，捍卫独立司法

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中的监督，司法公开应是无疑义的，我国从1954年《宪法》开始就规定了司法公开的原则，但几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要真正做到审判公开并不容易。笔者认为公开审判主要在刑事和行政案件中;民事案件除非是集体诉讼，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应不公开，媒体应慎入，这既是对私权的尊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反对争讼。中国人有以无讼为荣，诉讼为耻的传统，人们尽量地避免诉讼，在重人情讲关系求谐和的中国社会，诉讼过多会被人视为“刁民”而远之。另外，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自然不能公开。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开应包括：⑴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文书;⑵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的案件的审理过程;⑶人民法院作出的各种判决裁定、决定司法文书;⑷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⑸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刑事拘留决定书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出的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上述诉讼文书应当允许新闻记者查阅和如实报道。[19]各种公开审判案件的审判过程应当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鉴于法官不得接受采访，司法部门应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作为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以便于新闻报道和评论。案件的处理权落实到独任庭和合议庭，错案责任承担也落实到独任庭和合议庭，以高度强化审判人员的责任感。公开审判结果时，必须保证内容的完整和真实，要详

细公开每个参审法官对其参审案件的意见，(判决以多数法官的意见为准)，并予以公开，接受社会评判。合议庭的评议是对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思维和精力高度集中的活动，类似如“实验室或病房里会诊的过程”，因此法庭可请求新闻媒介对其评议过程进行回避，这也是审判公开程序中确保审判公正的需要。作为新闻行业自律的新闻评议制度改由法院行使，赋予法院以法眼看新闻评议新闻单位的自律水准，并发布新闻评议公报的权利。但法院须明白这是权利而非权力。因为媒介作为舆论监督机构，自身缺乏社会对它的监督，特别在我国新闻法制建设落后的情况下，媒体及从业人员遵纪守法的社会表率意识淡薄，“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就足以为证。所以仅寄望于作为行使“社会公器”职能的媒体自律是不够的，就如医生本人往往不能切除自身腐烂肌肉一样，必然要有“他律”。

(三) “人权理念”贯穿始终

我们讨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如何平衡，目的都是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那么这两个这实务部门在实践中如何贯彻“人权理念”呢?《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的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鉴于此和无罪推定的原则，刑事被告，就不应被强行剃成光头，穿着在押的专门服装，甚至带着手脚镣铐出现在审判庭，让法官先入为主对他形成“有罪”的影响。被告出现在法庭应当允许西装革履与常人无异的装束。公开审判不得突破涉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或涉案的案件和性犯罪案件，性犯罪案件受害人受到严格保护，受害人的姓名、住址或图像严禁媒体播放和刊登。法国2001年实施的《保护假定无辜者及受害者权利法》禁止刊登或出版某些法庭认为有损公民人格尊严的图片或照片，包括那些犯罪嫌疑人被手铐铐住的图片以及某些犯罪受害者或灾难受害者的图片。笔者认为这一规定甚为合理，在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媒介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而影响越大对一些不当侵害公民人格的现象，其伤害力就越大，并且其影响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和消除。西方电子媒介进入法庭的艰难历程说明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对人格尊严保护的谨慎态度。既使现在，传媒最为自由的美国还有近半数的州明文规定禁止电子媒介进入法庭。因此，媒体对未决的案件报道在使用图像时应本着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应广泛使用“马赛克”的手段。文字报道应隐去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人、某些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为防止假新闻泛滥，报道中受理

案件的公安、司法部门的名称必须绝对真实。西方一些国家警察逮捕人犯时使用黑布袋罩头，这也是一种简便又有效的手段，值得借鉴，这样电子媒介就无须进行“马赛克”处理了。可以保持电视画面视觉效果完好无损。另外，新闻媒体介入案件的报道，必须遵循“即时发表”和“全程报道”的原则。即时发表要求即时报道案件的最新进展。如记者上午拍摄到警察现场带走抢劫嫌疑犯，但下午嫌疑犯无罪获释，如果电视台不去了解获释情况，晚上还报道上午的“抢劫案”，则会侵权;如在下午获释前报道则安然无事。“全程报道”要求媒体一旦进入报道，就要全程地报道过程和结果，半路收兵就会有受控侵权的可能，因为媒体报道了嫌疑犯被捕或受审，却不报道结果，公众就会把嫌疑当罪犯，轻犯当重犯，不实指控当成事实。以致报道对象遭到社会不适当的歧视。

世界刑法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如果“预期的可能”已经出现怎么办?如何救济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人权?美国的下列做法值得我们斟情参考：a.严格审核陪审团人选，确保没有受到新闻报道先入为主的影响的人员入选;b.变更审判地点和陪审员;c.推迟审理到偏见危险消除;d.警告证人在作证前不要看媒介的报道，或者把他们隔离起来;e.把陪审团同社会隔离开来;f.命令重新审理;g.发布“限制令”限制案件所有人向新闻媒介做有倾向性的陈述和新闻媒介对此的报道。

结束语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现代社会弥足珍贵、不可偏废的价值，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控制手段，双方应是一种相互“敌视”而良性互动的关系，由于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只作为一种处在“青春期”的社会力量而存在，双方的互动还处于无序之中。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已把我国引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前，“精英代议政治”格局来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发育提供了契机，二者可望在我国“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中逐步走向成熟。

你好哦啊，

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总是说：“人民有监督权。”那么人民的监督权从哪里来？我想，监督的前提是知情，那么人民的知情权又从哪里来呢？我想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要有多种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就是指民众可以从媒体（包括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得到有效真实的信息）。二是要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并且民众的合理意见也可以通过媒体进行公开，宣传。 从本质上说，大众传播是民主性的传播手段。不过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它只是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大众传播越是发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控制。拿破仑已经看到，“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纸的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面对由政府控制的法国报纸，德国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叹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的30万大军。” 同样，那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种社会集团自由平等地参与为基础，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争和妥协中形成政治决策。它信奉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原则。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观在传播领域的表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每一只中国军队除了有将军还要有政委。 民主制度和它在法律上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精神摇篮。鼓励大家自由发言，才能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比如百家争鸣的时期，社会一片繁荣，充满合理的变革景象，而焚书坑儒的秦朝注定长久不了。而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这种惊人的威力，它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家里就看到遥远的首都发生的事情或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且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陌生，更没有任何神秘可言。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民主功能，是联系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纽带。良好的新闻自由，给了大众良好的知情渠道和知情权。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新闻自由主要体现在所有公民都有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自由包括人们有权持有任何观点而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各种媒介搜寻、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由……这一自由不受国界的约束。” 在法律和民意的支持下，新闻自由在今天有了更好的发展。 但是，今天，很多人在上了几年的新闻传播学院、读了一批新闻传播学论著后，反而搞不清新闻学的核心任务是干什么的？记者究竟是干什么的？许多新闻院系的毕业生把在媒体上发表讽刺杂文、抒情散文、甚至长篇评论文章，以引起公众对他个人观点的关注和争论作为他最求的核心目标。很多新闻传播系的学生把脱口秀节目当成媒体的核心。而，今天的脱口秀和谈话节目不是在引导受众参与有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而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空谈。特别是请一些政治上不成熟、业务不精的年轻漂亮的人来主持节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Michael Gartner在讨论新闻媒体与公众和社区的关系时说，“报纸的职责是向社区做出解释，而不是召集社区开会；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报纸的职责是揭露坏事，但不是发动批判运动；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记者是新闻是公众的信托，记者是公众的托管人。“新闻是公共服务，新闻媒体归属于公众”新闻的职责是“促进民主建设、滋补公共生活、为公共问题寻找答案”。许多人都相信，新闻传播学的存在价值应该是为办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提供专业、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才。媒体的首要作用是确保一个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健全。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需要认清媒体与新闻自由的如下关系与矛盾。

论司法独立原则

论司法独立原则 【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中包括“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涉及“司法独立”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探讨与研究的热点。本文阐述了司法独立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历史渊源，分析了司法独立的要求与标准以及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最后提出我国司法独立的措施与方式，以维护司法独立的权威。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舆论监督 【正文】： 司法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公民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彼此的接触与交往也愈发密切和频繁。必然就会出现各种纠纷，而司法就是为了处理纠纷而存在的。我国进行法治建设时间很短，而且起步较晚。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各种体制落后，在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有了很大变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快速发展，如加入WTO 等等。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我国对现行各种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体系。司法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要求司法应独立存在、独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司法本身所具有的功效。司法是否独立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司法独立也就成为司法的重中之重。 一、司法独立的概念与内涵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司法权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司法权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都应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我国司法机关的独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体现了我国在司法改革中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 针对司法独立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无论国内学术界还是国外学术界，都颇为关注司法独立的内涵。从现代司法实践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司法独立原则作为了本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基本一致，它直接影响着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司法独立的本质在于司法权的独立，一般而言，学者们之所以对司法独立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根源于司法的内涵与本国法律传统密切相关。但是即使学者们的观点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有共同之处，都认为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就是减少外界因素对司法的干扰，让司法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力在实践中予以行使。基于此，笔者认为，司法独立指的是司法权所要求的一种自然与理性状态，任何外部因素都不能对其进行干扰，从而保障公民权利和司法公正的制度结果及其运行的整个过程。 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又称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

浅析“张金柱案”中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浅析“张金柱案”中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组员：王华、马田予、郑和 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消息大意为： 晚9时40分许，夜幕下的郑州市街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到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 送院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 8月27日，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此后的一个半月，有关报道都是：“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10月13日，《焦点访谈》披露了这一血案，激起全社会的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张金柱死刑，媒体也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0月16日，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民义表态：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10月17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公布了对张金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警衔的决定。12月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消息传出，近万人自发来到郑州中院门口。法院在门口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过程。 检方认为，张金柱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张金柱撞人后还能驾车回到顺行道上，并在围追堵截的情况下驶过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三个丁字路口，能在障碍物前主动停车，在被打了一耳光后说，犯了法也不应该挨打，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有清醒意识的，应当知道车底下拖着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代理人称，从张金柱供述的材料所反映的思维活动中也可以判定，他“感觉震了一下”、“想往右拐”等。此外，张金柱具有33年驾龄，车底盘很低，车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传媒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由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传媒监督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类型已慢慢成熟起来，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它已成为社会公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们虽相互独立，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职责，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①然而，传媒与司法之间由于职业特性和工作特点差异等原因，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它们可以说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 传媒与司法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近年来，“许霆案”、“七十码”、“邓玉娇案”等影响性诉讼更是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媒体对法院的公开公正有许多质疑。一些媒体认为法院审判行为不规范，司法公开没有做到全面到位，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些法院则对媒体不置可否，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的监督和司法公开；有的法院对记者旁听庭审设置一些障碍，经常以法庭席位已满为由阻止记者进入法庭，导致越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案件越难旁听；有的法院甚至提前发放旁听证，安排机关干部或学生占满旁听席；有的法院对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待遇，只让普通公民进入法庭旁听，有的记者用身份证进入法庭后，也会因法官认识而被“请出”法庭；有的法院有选择地让平日经常沟通联络的媒体旁听和采访，而对不熟识或爱挑刺的记者“敬而远之”；有的法院在媒体申请索要有关审判资料时，往往以需要向领导请示或者涉审判秘密为由拒绝要求等等。②法院则认为媒体监督过多注重对个案的监督，而对司法活动的关注不够广泛，用案件细节描述吸引公众眼球；而对法院的全面工作、办案程序，以及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问题，涉及很少；而在案件正式判决前媒体所做的带有一定倾向的、强烈感情色彩的报道或评论，不仅影响了法院的司法独立，而且由于媒体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矛盾的原因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只是对公民知情权的肯定。在现代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公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要靠媒体的报导来实现，也正是这样，媒体的力量很容易成为民众的导向，也正是由于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几项权利，成为了媒体和司法矛盾的根源。 1、传媒和司法在性质和职业立场上的差别：司法机关是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的居中裁判。同时司法活动具有“权力”的属性，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对社会纠纷进行评判，解决社会矛盾；司法活动具有庄严、严谨、权威的特点，法庭审判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媒体监督是由媒体这个媒介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民意行为，媒体的评论准则是为公众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它们总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主动寻找、搜集、采访新闻事件，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来对事件做出评判；在媒体报道中，它们的文字往往带有倾向性和引导性，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经济效益。 2、传媒和司法所关注的范围不同：司法机关需要兼顾各种社会关系，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法官的立场是中立的，要客观全面地对案件进行评判，同时，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同等适用法律，基于正当的程序和人权的保障的要求，法院更加关注诉讼中的被控方的权利保障，以平抑控方的强大，实现控辩平衡和司法公正。而媒体关注的往往 ①方胜新：《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载于《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3期 ②蒋惠岭、龙飞：《展望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新纪元》，人民法院报2010年第5版

新闻自由观的历史

第一章新闻自由观的历史 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项积极成果，列宁就曾称赞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口号"。 按照人们对新闻自由的一般理解，新闻自由的基本内涵在于，强调人们有获取各种新闻信息和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媒体有根据受众的需要传播新闻信息和发表公众意见的自由，这种自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任意限制和剥夺公民和媒体的这些新闻自由权利。 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闻自由体现的是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明显特征。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闻自由体现的则是为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明显特征。 从现今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为新闻自由作如下定义：新闻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体现。它是指“收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 1、这个定义切合着国际新闻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为新闻自由提出的四条标准。但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却是有着经300多年的漫长历史的，总

体上可以分为争取出版自由、争取言论自由、争取采访自由和争取公众新闻自由四个大阶段。 新闻自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新闻业的自主权开始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伟大口号”。新闻自由的口号最早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国会取代皇家掌握了政权，但原有的对出版的管制与特许出版制度仍未废除。1644年11月，英国诗人、资产阶级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向议会发表了《出版自由请愿书》的长篇演讲，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根据“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压制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出版自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限制人民的出版自由就等于压制真理，因为真理只有在“自由而公开的斗争”中，才能战胜谬误，证明自己的真理性；他认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 2、因此，对出版的查禁与特许，实际上就是伤害真理本身。弥尔顿的这些思想，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首倡的出版自由观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观念

论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文献综述.doc

论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 文献综述 （一）本课题提出的背景 新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负着自由的梦想前行。新闻是自由的，其自由背后其实是媒体无可推卸的媒体责任和媒体义务。在媒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其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深化和延展了这种媒体的自由性和媒体责任的关系。新闻自由的历史阶段性，拓展了媒体社会责任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也随着新闻自由的扩大而不断向外延伸拓展。如何看待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需要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去深入探索研究，站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综合评定。 （二）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当前新闻界对新闻传媒责任缺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分析，与提高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对策等这些课题。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内容如下： 1．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伦理问题，随着人们对新闻自由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逐渐形成了新闻自由学。新闻自由不仅局限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或者职业伦理。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整体、新闻媒介实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

宋钰菡在《浅议新闻媒体的伦理道德问题》一文，介绍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既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又绝对不能忽视社会责任。现代中国传媒无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而这种发展给予了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使他们对大众媒介及其产业不断产生新渴望。 鄢玫，吴昌林在《论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重任》一文，论述了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纲领中，对新闻媒体提出了七项要求，勾画出了和谐社会新闻工作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党中央对新闻媒体首次提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的要求,这是党对新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今天，这对新闻媒体加强自觉、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 付俊龙，王旭在《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指出，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为了引起受众的关注，媚俗现象日益严重，炒作明星绯闻、追踪明星私生活、宣扬色情暴力等等方面内容，已经成为了现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站中的重要内容，似乎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但这种宣传的负面作用已经逐渐体现出来，它反应出新闻传媒社会责任严重缺失。 沈继成，王东在《恶性案件报道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兼论新闻媒体的责任》一文，说明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对突发恶性事件的新闻报道逐渐增多，报道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密集。但是，新闻媒体在报道恶性突发事件的同时，是否考虑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和进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这就生出了新闻媒体所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的问题。 3．提高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

从司法独立原则看舆论审判与舆论监督的界限

从司法独立原则看舆论审判与舆论监督的界限司法过程公开对于保证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和结果的正义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引入舆论监督机制则是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但是，随着网络舆论的兴起并与传统媒体、民间媒体合流之后，一些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案件往往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对法官形成道德绑架，影响司法独立，使得最终结果变得不那么“公正”。这样的舆论向导所引起的结果往往被法律人批判为“舆论审判”，舆论监督与舆论审判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下面，我将从法理学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入手，阐述舆论审判与舆论监督的界限问题。 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由此看来，如果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由于受到了强烈的舆论压力，做出了重判或轻判的违背法律规范的判决，那么我们应认为做出不实报道或带有煽动性、倾向性报道的媒体利用其影响力对司法独立进行了干涉。 但是坚持司法独立原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舆论的监

督是对众多监督形式中重要的一环，它有利于更好地行使司法权，并防止司法权的滥用等司法腐败现象和行为，甚至能对冤假错案的预防和纠正起到推动作用。实事求是、全面的报道不仅能起到正确的监督作用，还能起到很好的法治宣传和教育作用。 舆论或多或少都会对司法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则是判断舆论监督和舆论审判的区别了。如果司法过程中有不合法的行为，舆论将其披露出去，敦促其改正，则是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作用，不仅防止了权力的腐败还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应界定为舆论监督；但是如果媒体的报道肆意添加主观色彩，对案件做出主观判断，无视“无罪推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民众做出倾向性和煽动性的不良导向的，则应界定为舆论审判。不论其是否对司法独立造成影响，这种舆论媒体的声音都是不能容忍的。 舆论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只有加以规范、引导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正确界定舆论审判与舆论监督的界限，不能任由不良媒体进行失实报道，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高原 【关键词】新闻自由藐视法庭媒体审判陪审 一、引论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 立的关系 [内容提要]舆论监督是权利，不是权力，但它和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受宪法 保护的。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司法不能封闭，新闻自由不能滥用。论 文以国内外的司法和新闻实践说明，为平衡司法的封闭性与新闻自由的滥用， 二者应该各自明确自己的行为方式。论文最后探讨了新闻媒介报道和监督司法 的五个耍点。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社会公正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主张和要求。但近几年来，传媒在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时，与司法机关有过一些小的碰撞，引发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在舆论监督与 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理论上应该怎样看，实践中又应该怎样做，都是非常值得 研究的问题。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者的宪法根据及宗旨的一致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 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 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1]。对作为国家机关之一的司法部门进行报道和评论， 自然也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权利（right)。这从舆论监督的 权利的来源，可以获得说明。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 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 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 内容）。可见，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 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 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

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与现实思考

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与现实思考 ——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蓝本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蓝本，指出了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质疑；梳理、总结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提炼了其新闻自由观的可借鉴之处，并就我国现实存在的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书报检查 目录 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与现实思考 (1) ——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蓝本 (1) 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检查令的质疑 (2) （一）揭露书报检查制度的实质 (3) （二）反驳真理的“严肃”和“谦逊” (3) （三）揭示法令保护宗教的动机 (4) 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新闻自由观 (5) （一）“新闻法”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 (5) （二）新闻自由的权利与义务：评论与监督 (6) （三）将倾向作为标准的检查令是恐怖主义的法律 (7) 三、马克思新闻自由观的现实意义 (8) （一）认识并承认新闻自由对人与社会发展的意义 (8) （二）强调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在要求 (9) （三）指出新闻自由能够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 (9) （正文）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

针对国王菲特烈·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批评文章。[1]新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二条特别强调：书报检查不得阻碍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这样的语句曾让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但马克思却始终保持清醒与理智，犀利地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伪善，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其实是以看似开明的伪善来掩饰的，对旧的书报检查令的变本加厉，更加严酷的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控制。 梳理、总结此文中马克思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刻真切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源流。通过提炼了其新闻自由观，我们能够找到中国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值得借鉴之处以及差距和不足，因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检查令的质疑 普鲁士新旧两个书报检查令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总被反复提及，并用来比较。其中，“旧的书报检查令”是指，普鲁士政府在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书报检查法令。而“新的书报检查令”则是指，普鲁士政府在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也就自然是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主要批判对象。

论我国司法独立的困境与路径

论我国司法独立的困境与路径 【摘要】：司法独立是民主法制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对司法独立的保障措施还不够健全，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铺开，如何完善司法独立的相关法律制度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完善民主政治体制无法避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司法独立司法体制改革保障机制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从而使得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历经近2年半的时间，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在司法独立的保障机制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2015年3月，国两办联合发文《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三项制度。[1]包括跨行政区划法院、司法责任制、法官职业化等举措的提出也是推进司法独立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发展的，看得出来，党和国家在建立法治社会的同时，也看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健全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及相关保障机制。 一、司法独立的法理分析 司法独立是司法自身的功能和属性的必然要求，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司法过程必须处于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干扰的空间，司法的中立性也要求司法人员必须能抗拒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偏不倚地进行裁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完成司法的使命。现代法治国家之所以纷纷倡导司法独立，是因为司法独立有其自身价值和意义。 (一)司法独立的概念及由来 司法独立最初起源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学说。目前，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各有差异，但这一学说已经在各国得到了普遍的施行。对于这一原则，即便在法制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难以下定义的。一般意义上来说，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主要指国家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独立。司法独立的核心是审判独立，即审判权能够独立行使，不受其他外力的不当干涉。 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之一,是对某一理论、原则或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它经历过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事物的性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司法独立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产物，但其作为一种思想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更早。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对有关政府权力的性质及其划分进行了初步探讨。被誉为西方法治主义奠基人的洛克在《政府论》中也有关于分权理论的论述，他在书中提出“应由有资格的公正无私的法官依据合法有效的法律执行司法，裁判纠纷和裁定公民的权利” [2]。当然这些论述只是分权理论的萌芽，尚未对司法独立进行系统分析。 （二）司法独立的意义 第一次明确提出司法独立理论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他在阐述他的三权分立学说中提到：“为了保障人民在法律下的自由，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和制衡。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由三个机关分别掌握和行使，彼此分立。”[3]同时，他还指出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孟德斯鸠只是提出司法独立的理念，并没有对其作具体探讨。尽管如此，孟德斯鸠关于司法权和司法独立的言论，还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影响下，此后不久，美国的实践最终使司法独立学说成为一种有科学性的实践。在美国建国之初，司法独立原则被正式写入宪法，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可以说司法独立其实跟立法独立、行政独立是并列的概念，三权分立学说的内涵就是彼此独立，互相监督制约。这三种权力是维护国家秩序，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立法权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主要是立法机构享有的，他们是制度的创设和制定者，；行政权是组织和管理公共事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主要是行政机构（多数情况下是政府）享有的，他们是

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 一辩稿

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首先明确一下辩题，新闻出版署《征求意见稿》中是这样界定新闻自由的：“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取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而任何自由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今天我们说高度的新闻自由就是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大大减少。而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就中国的司法现状而言，将新闻自由的限制大大放宽之后，能不能完善司法的现状以及解决现有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今的现状，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当今社会中无论是司法本身还是新闻舆论的监督都存在种种的问题，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效果也有待改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司法机关存在司法独立性脆弱的弊端，在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一些案件引起舆论高压后，难免会引发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冲突，导致现今我国司法采取对新闻媒体的排斥态度，加上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使得监督效果不尽人意，影响司法公正，所以，当今司法监督效果并不是很好的原因并不是新闻自由度不够高，而是司法本身的排斥态度。 今天的关键不在新闻自由度高不高，而是高度的自由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并且本身的弊端十分严重，不利于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具有天然的侵犯性，高度的新闻自由更会加强这种侵犯性。首先，由于媒体逐步市场化,其工作性质要求抓住公众的心理,追求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致使一些媒体职业者选择大事、奇事、容易激起民愤之事进行报道, 这些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容的倾向性和夸大性,现实中一些媒体职业者为哗众取宠,故意煽动公众情绪,从而给法官判案带来极大的压力,进而妨碍或影响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甚至有些媒体以为 自己拥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在监督过程中没有掌控好监督尺度,出现了新闻舆论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现象，最终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其次，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夸大的成分在所难免，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新闻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有学者曾尖锐指出“媒体的本质，不是维护正义的组织而是传播信息的组织。换言之，正义不是媒体的目的，信息才是它的目的。”现阶段，我国媒体在犯罪新闻报道时“越位”现象普遍，而媒体越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错误地引导公众舆论，产生消极后果。此外，新闻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而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程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合时宜的报道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

浅析“媒体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与对策(转)

浅析“媒体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与对策（转） 近年来，在“许霆案”、“药家鑫案”、“杨佳案”等案件的报道中，媒体扮演了相似的角色，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参与到诉讼进程中并最终演变为原告方或被告方的“编外律师”，媒体的报道进程推动着案件审理程序前进，本应严肃庄重的司法审判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一场舆论的狂欢，司法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司法独立受到干涉。 一、“媒体审判”的含义及特征 “媒体审判”是新闻报道与司法独立最直接、最激烈和最主要的冲突形式。所谓“媒体审判”，是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它的主要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者败诉等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憎恨或者同情的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二、“媒体审判”干扰司法审判的路径分析 首先，媒体在“媒体审判”中将自己定义为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充当起原告(民事案件)或公诉人(刑事案件)的角色，通过新闻报道将被告方的所作所为呈现给受众，同时选择性地忽略、隐匿被告方的陈述，在双方没有经过质证的情况下，媒体报道的案情已然成为法庭的呈堂证供。随后，在将“被告”送上法庭以后，

媒体又转而担任了法官的角色。对现行法律条文分析过后，媒体往往会先于法庭对“被告”进行判决。第三，媒体还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后盾，那就是广大受众。受种种因素限制，受众不可能直接接触案情，他们眼中的案情就是媒体的报道，因此受众的情绪与判断极易受到媒体的引导。当舆论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会干涉司法独立。某种程度上讲，是媒体而非法庭，在决定着犯罪嫌疑人的最终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与程序公正就难以保证，司法独立有时会受到损害，司法权威也会削弱。 三、“媒体审判”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原因分析 1、法理基础的冲突 众所周知，在大的原则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媒体作为社会团体，自然也不能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但在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了公民表达自由与诉愿的权利，这就为媒体自由开展新闻报道提供了法律依据。新闻自由代表着民主，司法独立代表着法治，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又该如何取舍呢? 2、价值取向的冲突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是社会大众的代表，追求社会公正，偏向于结果正义;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以专门法律技术解决纠纷，尤其是解决刑事纠纷的专业机构，追求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优先于结果正义的。两者的终极价值取向虽说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

论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必要性

中国传媒大学2013 学年第 2 学期 国际新闻理论课程 题目《论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学生姓名王雨桐 学号201202353010 班级12级葡萄牙语 所属学院外国语学院 任课教师金勇 成绩 论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有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于右任【序言】在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在夹缝中生存的新闻媒体，其收集信息，材料和表达意见，观点的过程中，权利不可避免的受到侵害。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人民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对新闻自由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不断提高的呼声并没有促进新闻自由改革的脚步，中国的新闻自由依然是一个可以被绕过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过于激进的新闻自由给西方新闻界带来的后果，面对极度呼吁改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新闻自由成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话题。 【目录】一.新闻自由的意义 二.中国需要新闻自由 【正文】 一.新闻自由的意义 （一）定义 新闻自由，或称新闻自由权，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 新闻自由源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随着社会演进，新闻自由理论基础从传统到新颖，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权利体系。目前许多民主国家均承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许多非政府组织（如无国界记者）每年针对世界各国作出新闻自由程度评鉴。随着科技进步，新闻媒体逐渐突破来自政府的压力，但也有更多大企业给予新闻业带来新的挑战。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从近代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主流的新闻学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 （二）.具体内涵 中华民国大法官林子仪（专研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指出，倘若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为第四权理论，其具体内容即应视为了达成宪法所赋予的监督功能需要而定。他认为在此前提下，最低程度的新闻自由应该包括：①设立新闻媒体事业的权利；②搜集资讯的权利；③不揭露资讯来源的权利；④编辑权利；⑤传播散发资讯的权利。（林子仪，1992） 依照C?爱德恩?贝克（C. Edwin Baker）教授的区分，美国司法实务界跟法学者理论所曾论及的新闻自由具体内涵，大致可分为以下八项，但并非全部均为美国最高法院所认可： a)新闻媒体应有取得政府所控制的资讯或是进入政府所掌控管理的设施， 以获取其所需资讯的权利。例如：进入监狱采访人犯或进入刑事法庭旁 听之权。 b)新闻记者为获取资讯或为报道某事件，有时得不受某些法律规范之权。 例如：禁止侵入他人住居的规范，在某些状况下，记者可以不必遵守的 权利。

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

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 [论文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审判司法制度 [论文摘要]法独立最早是作为一种观念被用作对抗王权的专横和对民众权益的保护。司法独立原则在现代各国宪政中得到普遍尊重和确认，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尽管各国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为其指法院、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法院、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外来干涉。 关于司法独立，在以下几个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达成共识：司法权由法院、法官独立行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在行使审判权时也彼此独立；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法院外和法院内部其他法官的影响，在这层面上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法官依严格的法律程序任命、升迁、免职，享有优厚稳定的待遇，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和所作的一切行为不被追究法律责任，法院的人事、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法律保障。 一、德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1949年德国基本法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法律。联邦宪法法院的成员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举，他们不得听从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以及州有关机构的指示。德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的独立，在对法官进行选任、培训、监督的同时尽量确保其独立性。法官的独立包括法官职务和人身上的独立性和法官本身的独立性。法官在德国属公职人员，但区别于一般公务人员，1961年德国《法官法》对法官这种特别的法律地位作了确认。确保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都建立在这种区分上。 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官的审判，无论是其顶头上司（法院院长）还是其他国家机关，司法部长或者政府，或者是议会。 院长要根据法官的知识和业绩定期对法官进行评定，作出“职务鉴定书”，这是法官申请其他职位所必需的材料。这是院长履行职务监督权的一个体现。为了尽量防止这种监督妨碍法官内在的独立性，法律给予法官不受秘密鉴定的保障，即被鉴定法官有权要求鉴定作出者宣布并通知鉴定结果。 为了解决监督与独立的冲突，德国设立了纪律法院，法官法规定法官有权对一项监督措施向纪律法院起诉，以判定其独立性是否受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