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对中国悲剧意识制约论文
论“礼”对中国悲剧意识的制约摘要:中国的悲剧意识有其独有的丰富内涵,而没有必要以西方意义上的悲剧意识为标准,这不过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定势而已。中国悲剧意识中并不缺少西方美学范畴的悲剧意识,只是表现有所不同罢了,而“礼”正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由于“礼”的强大,“礼”的阻碍,最终使中国悲剧意识消解了。
关键词:中国悲剧文化礼道德化解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6(c)-0242-01
有人说中国的悲剧意识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的悲剧意识,其实不然,中国的悲剧意识有其独有的内涵,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定势而已,只是表现有所不同罢了。那么中国悲剧意识为何缺少西方悲剧意识那样的表现呢？只有从中国文化独有的发展特征来加以探讨了。
1 何谓中国悲剧意识
1.1 美学范畴的中国悲剧意识
美学范畴的悲剧意识有两层含义:一是挑战,即人类、文化困境的暴露;二是弥合,即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这种挑战往往来自整个宇宙与人类独立意志的分裂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强弱一见分晓。然而人的独立意志,作为人的本能,决定了人将永远反抗宇宙的意志,这
中国古典戏曲四大悲剧
中国古典戏曲四大悲剧 《窦娥冤》（《感天动地窦娥冤》）（作者：关汉卿） 楚州有一个贫苦女子窦娥，她从小死了母亲，父亲窦天章还不起债，又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费，把她卖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到蔡家没两年，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了窦娥和她婆婆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父亲张老儿一起，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张驴儿又胁迫窦娥跟他成亲，窦娥坚决拒绝，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 张驴儿怀恨在心。过几天，蔡婆婆害病，要窦娥做羊肚汤给她吃。张驴儿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窦娥把羊肚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接过碗，忽然要呕吐，不想喝，让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咽了气。 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父亲，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告到楚州衙门。 楚州知府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逼她招认是她下的毒。窦娥受尽了百般拷打，痛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 知府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窦娥想到婆婆年纪老，受不起这个酷刑，只好含冤招了供。 知府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申冤的地方，她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窦娥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死刑，知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主题】这个戏剧所写的未必是真人真事，六月飞雪，更是一种神话式的想象。但是它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无数含冤受苦的百姓申冤报仇的强烈愿望。所以，千百年来，这出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赞赏，关汉卿也成为人民称颂的戏剧家。 《汉宫秋》（《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作者：马致远）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阏氏。这是一种政治联姻，它客观上对密切当时的民族关系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就王昭君个人来说，她在汉室和匈奴的遭遇都带有悲剧色彩。 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建议，让他到民间选美。王昭君美貌异常，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因此入宫后独处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大喜，率兵北去，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单于为避免汉朝寻事，将毛延寿送还汉朝处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
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
一、苏轼词悲剧意识的兴起因素 过去谈悲剧意识，主要是针对西方戏剧，是指“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1](P2)。实际上，悲剧意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西方的悲剧意识一般是由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引发的，而在中国，悲剧意识虽也有人事剧变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由物候或指示物候的事物引起的，比如暮（黄昏）、雨、秋、春、飞花（飞絮、黄花）等。初到黄州的苏轼被政治余悸、穷困与疾病包围着，又先后失去老乳母、子由女儿等亲人，怎能不“异乡罹此，触目凄感”（《答秦太虚七首》），产生巨大的悲剧意识呢？但观察此期间的苏词，虽有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人事因素来引发全篇的篇目，但以传统的物候因素来开篇的更多。如《西江月·重九》“点点楼头细雨”，悲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如果再与暮、雨等意象叠加，更易引发浓重的悲剧意识。伤春是另一个传统，秋天的萧瑟与春天的料峭都会让人生出一份苦寒之意，而春天的飞花（飞絮）以及秋天的黄花会触动敏感的生命，让人慨叹美好事物的易逝。《瑶池燕》中“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正是这种伤春之感的表述。再如《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黄昏意象是家园的象征，但它与浮云、飘雨等意象结合在一起时，又营造出一种冷清凄凉的氛围，这时候最容易凸现出个人的孤独和飘零之感。将黄州期间苏词中的传统意象进行统计，暮（黄昏）有21次，雨23次、秋16次、春22次、飞花（飞絮、黄花）6次，共计88次，比总篇数75篇还要多。这说明在许多词作中，这些意象不只出现一次。苏轼对传统意象的选择，使苏词与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相契，即心境与物候常常是合一的。因此，苏词中虽然有苏轼个人的生活背景，却超越了个人遭遇的疏解，暴露出人生的普遍困境。 二、苏轼词悲剧意识的消解模式 在西方传统里，悲剧意识往往只暴露人生困境，个人最终被价值悬置，因而文学艺术中常用悲剧和荒诞来表现这样的天人关系。而在中国传统中，天道和人道在根本上是合一的，因此悲剧意识的突出特点是在暴露人生困境的同时也弥合困境，从而在文学艺术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悲剧意识的消解模式，如通过自然、仙、梦、酒、女人（月）等来消解。不同作家在选择消解因素时会有不同的偏好，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倾向。通过分析作家悲剧意识消解方式的改变，就能窥探到作家心理历程和生存状态的细微变化。将黄州各年苏词悲剧意识消解因素的篇目数作一个统计，得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出现次数最多的消解因素是梦，共4次。宦海浮沉，突然就由朝中臣沦为阶下囚；世事剧变，转瞬即已尽失亲朋挚爱！这怎能不让人慨叹一句“人生如梦”？特别是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中秋、重阳，苏轼心中更是感到凄然：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愿望起到一种补偿、安慰消解 因素 元丰 三年 元丰 四年 元丰 五年 元丰 六年 元丰 七年 合计梦403209 酒3411622 自然1282013 仙003104 女人 （月） 3053112 2011年1月社科纵横Jan，2011 总第26卷第1期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26NO.1 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 张袁月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但贬谪生活也成为了他塑造自由人格、实现人生审美化的的契机。苏轼在这期间所作的词中体现出了深重的悲剧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消解模式，而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又是相通的，从而使苏轼词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具有了超脱的人生境界和深远的宇宙意识。 【关键词】苏轼黄州悲剧意识酒梦禅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88-03 *作者简介：张袁月（1985-），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88
浅析中西古典悲剧的情节突转
浅析中西古典悲剧的情节突转 杨道州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邮编：430062 ）摘 要：情节突转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深深影响了西方后来 的悲剧创作，成为情节设置的常用技巧。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中虽无明确的“突 转” 概念出现，但与其实质相同的论述颇多，散见于诸家论著之中，同样体现出中国古典悲剧的伟大艺术成就。 关键词：悲剧情节突转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410（2010）03－0058－03 !!!!!!!!!!!!!!!!!!!!!!!!!!!!!!!!!!!!!!!!!!!! 2010年第3期 （总第107期）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ＧＵＡＮＧＸＩＪＩＡＯＹＵＸＵＥＹＵＡＮＸＵＥＢＡＯ NO.3，2010（Serial NO.107）悲剧是人类古代艺术的高峰，其不朽的精神 营养哺育人类至今仍源源不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对悲剧进行科学性和系统性阐释的第一人，在其著作《诗学》中将悲剧作为最为重要的部分进行论述。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在情节中又尤以“突转”最为重要，“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1］情节的突转可以使戏剧的发展富于变化，造成巨大的戏剧旋涡，产生强撼的感人力量。这一关于情节突转的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后来的悲剧创作，成为情节设置的常用技巧。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中虽无明确的“突转”概念出现，但与其实质相同的论述颇多，散见于诸家论著之中，同样体现出中国古典悲剧的伟大艺术成就。 1． 西方古典悲剧的突转 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视为处理“突转”的典范。俄狄浦斯出生时，因神预言他会弑父娶母而被生父忒拜国王派人把他抛进深山，科林斯国王将其收为嗣子。他长大后得知这一预言，怕在科林斯应验杀父娶母，但在逃往忒拜的途中却误杀生父。由于猜出狮 面人身司芬克斯的谜语，除了大害，俄狄浦斯到忒拜被奉为国王，后又娶了并不认识的生母。科林斯 国王死后，报信人来迎他回科林斯为王，为解除他害怕娶科林斯王后之恐惧，告诉他出生时在忒拜遭遗弃的身世，这是“突转”，使其醒悟自己弑父娶母，骤然堕入极度恐惧与痛苦的深渊。王后羞愤自尽，俄狄浦斯刺瞎双眼，自我放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又举出《伦丘斯》一例，阿耳戈斯国王达拉俄斯有五十个女儿，他的兄弟有五十个儿子欲娶她们为妻。达拉俄斯命令女儿们于新婚之夜尽杀新郎。惟有伦丘斯的新娘呼柏耳奈丝特拉手下留情，藏起夫婿，并为他生子阿巴斯。后来伦丘斯最终被发现，被带去处死，达那俄斯跟去执行时，结果，作为前事的结局，后者被杀，前者得救。这也是一个情节的“突转”。 西方后来的古代悲剧在组织情节时秉承亚氏“突转”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回国奔丧，父王鬼魂诉冤，嘱其报仇。王子装疯，安排“戏中戏”，证实了新王杀兄的罪行。错杀大臣后，王子被打发出国，他洞察新王阴谋，中途折回。新王备下毒酒毒剑，挑唆大臣之子与王子决斗，欲置之于死 58——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张黎明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 作为广义的悲剧来说,它蕴涵了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哲学观念,造就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文章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之大不同及其原因。认为中国悲剧意识内在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佛家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消解了悲剧意识,导致了悲剧精神的缺乏。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源于主客二分的柏拉图“理念说”,因此在与世界的抗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 [关键词] 悲剧;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303(2006)02-0075-04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经过古希腊戏剧家的努力提升了悲剧的地位,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悲剧成为艺术的皇冠。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称为“哀曲”、“怨谱”、“苦戏”,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突出悲哀、怨恨的审美风格。我们今天多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对中国古代被称为悲剧的作品进行阐释。所以,从中西方悲剧的比较、交流中确立自我的悲剧理论,避免理论的失语成了当代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促使人类不断地迁徙;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生命在不断地消失。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面对不同阶级、集团利益,不同文明的挑战。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的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面对外来的、人类自我所意想不到、非理性的压力;生与死、灵与肉的矛盾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但是人类就是在面对大自然、社会、自我的威胁中,使自身的文化渊源流长。当人们面对生存的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以一种理性精神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应该说,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它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悲剧意识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 在中西方文化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这种悲剧意识。两者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儒家的“出世”思想之上,直接的载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而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理念世界之上,对悲剧意识发展为悲剧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化不是缺少悲剧意识,而是整个文化的根基就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于西周末年创儒学,提出一系统性自觉理论,开始关注人类自我存在的秩序、价值文化问题。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子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即摄“礼”归“义”,更进而摄“礼”归“仁”。“礼”的意义,在于维持国家、社会生活的秩序;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之实质,礼是义之表现。于是,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基础。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所以大则有制度,小则有仪文,皆因人要求实现“正当”。[1]悲剧意识就建基在从自我的本心出发推己及人进而构建“礼乐”社会,追求“正当性”的儒家思想之上;而对“正当性”的追求不正是儒家的“入世”精神的体现吗?孔子传道而周游六国;屈原求"美政"而自投汩罗江;至司马迁则有了这样的感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2]从周游六国的孔子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2]他们力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历史的演进,生命之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剧意识。至汉末魏晋这种悲剧意识充溢于整个社会和个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文人之命动如鸡犬,他们或是沉于酒色,或是药石,或是山水。中国文人的苦难末有过魏晋。至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自称酒中仙的李白也是满怀报复,杜甫在沉郁顿挫、悲壮的诗篇中唱出盛唐之后社会、人生的凄凉;至极弱极贫的宋代则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文人;明朝则上演了一场“东林悲歌”。可见在中国文人身上不是没有悲剧意识而是悲剧意识“遍布华林”,它源于 75 第19卷 第2期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 l.19 No.2 2006年6月 JOURNA L OF WENS HAN TEAC HE RS COLLEGE Jun.2006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张黎明(1981-),男,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5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审美文化研究。
论老舍笔下三类市民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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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在校三年期间，无论是专业课、选修课还是专业方向课，我们已完成多门课程的考试或考查，尤其是三年专业课的学习，我们深入的学习了中外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已经阅读了诸多的中外名著。无论是从作品的可读性和深刻性方面我们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学年论文是我们检验三年学习成果的一个契机。这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学习和发展状况。并且重新审视自己这三年来的学业水平。老舍先生是我国现当代的文学大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都先后被搬上了荧幕或者舞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研究老舍先生的作品不仅更好的让我们了解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貌，更让我们对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本篇学年论文主要是在阅读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月牙儿》《二马》《离婚》以及搜集了很多杂志及学术期刊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研究的是老舍笔下的城市阶层的生活状态及其性格的剖析，最后落脚到了人物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上。做为老舍笔下的人物，这些阶层在残酷的社会背景下总是显得悲凉。这些人物悲剧社会性的强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么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并没有与社会各种的丑恶市里作有力的攻击，她们好像压在磐石之下的可怜动物，只剩下悲哀的叹气，无声的流泪。老舍小说的悲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里既有受古希腊悲剧影响而又不同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悲剧，又有类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因性格缺陷而导致的性格悲剧，更有大量的关于人性的思考，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
东西方的悲剧意识比较
东西方的悲剧意识比较 以《俄狄浦斯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列 【摘要】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悲剧性，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归结为挑战与应战。悲剧是一个说不尽的论题，东西方悲剧意识的不同与所处的文化传统、文化性质不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堪称希腊命运悲剧的典范，《梁山伯与祝英台》而中国的“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中国“以和为美”的传统美学精神。西方“一悲到底”的悲剧结构是要让观众灵魂得到震撼，东方“以和善为美”的文化也让人情感得到净化。 【关键字】悲剧意思悲剧文化《梁祝》《俄狄浦以斯王》 悲剧意思，就是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张“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 一、悲剧意识与西方文化 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 （一）“杀父娶母”的悲剧命运 俄狄浦斯悲剧性命运悲剧性命运“杀父娶母”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命运是一种超越于人之外而人对之又不可抗拒的，主宰人的力量的神谕。第二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命运是人类悲剧性处境的一个投影，是人之有限对抗世界之无限时人类从自制的悲剧性处境中编织悲剧，同时又无可选择地置身于生存的困境之中，即在理性光照下反抗自救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自制的悲剧中的人类悲剧性处境。悲剧意识是构筑悲剧意识的基础，悲剧意识是悲剧审美魅力的关键，悲剧意识是悲剧区别于喜剧的内核。所以说悲剧意识是悲剧的灵魂。 “你们的父亲杀了他的父亲，把种子撒在生身母亲那里，从自己出生的地方生出了你们”“婚礼啊，婚礼啊，你生了我，生了之后，又给你的孩子生了孩子，你造成了父亲、哥哥、儿子以及新娘、妻子、母亲的乱伦关系，人间最可耻的事” 1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性研究
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性研究 【摘要】：本论文希望以悲剧的视角来观照古代戏曲，梳理出古代戏曲对悲剧性意蕴的表达方式及其演化轨迹，论述其在审美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从文学观念、文化传统、社会思潮等方面探讨形式背后的意义及产生的原因。尽管抒情诗的传统和曲本位的观念使悲情苦境成为古代戏曲表达悲剧性意蕴最重要的方式，但随着文人化进程的加深，悲情悲绪的客体化走向也愈益明显，突出表现在悲剧性境遇的营造上。这不仅标志着文人观照抒写苦痛方式的变化，也标示着悲剧意识在戏曲文学中的成熟，并推动了伟大悲剧杰作的诞生。而这种成熟又是文化思潮、社会现实与文学观念等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于文人剧作家的结果。从悲剧意识角度来看，大团圆模式是古代戏曲用以拯救苦难，弥合痛苦最重要的方式，体现了人类渴望从灾难与痛苦中被解救出来的共通的文化心理。具体到戏曲叙事层面，剧作家总会设计一个甚至几个人物形象充当苦难的见证者和挽救者，借以表达其拯救愿望，宣扬其救世理想，而大团圆结局则是拯救实现的重要标志。然而，传统的写意创作原则使大团圆的内涵与形之式间发生了分裂，从而出现了团圆主义背后的悲剧性问题。从团圆模式内涵的变化及拯救者形象的演变轨迹中，不难发现古代戏曲有一个从大团圆到悲剧化的发展历程，并以悲观幻灭为其总结性的审美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可以说是文人救世理想长期影响渗透的结果。作为戏剧文类之一种，古代戏曲在话语类型、结构方式以及文本交流系统等方面有着不同于
西方戏剧的特点，因而在悲剧性意蕴的表达中形成了阴柔、婉约、感伤、凄美、悲凉等风格特色，并带来了文本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虽没有悲剧这一概念，也未能形成系统的悲剧理论，但对悲剧之美的欣赏却有着深远传统，并在戏曲评点及其理论思想中得到了承续与深化，这些均为古典悲剧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典悲剧观的最终形成大致可从三个层面来看：“怨谱”说与“苦境”论继承了悲怨传统及诗歌意境理论，对悲剧风格及情感效应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卓人月、金圣叹等人的悲观主义审美趣味自觉以痛苦作为审美观照对象，从而使戏曲批评跳出了传统的感性鉴赏层面而上升至对人生本质的哲理思考层面。王国维的悲剧观既有对前二者以及其后清代曲坛延续的悲观主义审美趣味的承续，又借助西方理论对传统文化悲剧意识作了初步的总结，并始终立足于悲剧作为叙事文学这一特点详尽探讨了悲剧叙事中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动了古典悲剧观的真正形成。【关键词】：古典戏曲悲剧性叙述方式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I207.37 【目录】：中文摘要6-7Abstract7-9引言9-27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典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1)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 语文教育专业2009级2班作者：陈燕微 摘要： 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与恶的伦理评判，寻求对现实缺憾的弥补。对于中国古典悲剧的观察，我们不能单凭大团圆结局的结构来抹杀中国悲剧的悲剧性精神内涵。只能说中国古典悲剧的创作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中和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这样中国悲剧呈现出美满的大团圆局势，大团圆结局就是调和矛盾、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悲剧；团圆结局；心理补偿；实现正义 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悲剧极力追求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几乎没有西方所崇尚的大悲大痛的“单一结构”，也没有把悲剧的答案留给观众去完成的无结束性结局，而是“一线到底”，转逆境为顺境，把剧情的底彻底留给观众，不让观众走出剧场还为剧中人物而揪心，而是带着一种轻松心情回家。如果用西方悲剧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悲剧，那么，中国悲剧常常不是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悲剧，即在巨大的毁灭中揭示出社会实践中某些无法逆转的必然性，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可能达到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超越。中国古典悲剧体现的是对正统道德的肯定和宣扬，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恶的伦理批评，寻求的是对现实的缺憾的弥补。它的价值存在于对现实人生的慰藉中，从而形成悲剧品味的世俗性、悲剧情感的中和性、悲剧结局的圆满性。 一、悲剧的团圆是不真实的 西方戏剧学者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不可能实现或者是心灵的纯真愿望最终破灭，只有毁灭或是牺牲才是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艺术。”对于中国的大团圆现象，鲁迅又用他犀利的文字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是中国国名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1]。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以为大团圆结构是中国国民不敢正视缺陷，自欺欺人，盲目乐观的结果，起了瞒和骗的消极作用，是一种虚假的行为。但是，又有学者认为，善恶有报的悲剧以顽强的抗争精神催人奋进，通过圆满的结局让人看到光明前途和胜利的希望，它体现了“中和之美”，是中华名族坚忍不拔、善良乐观、不愿屈服的优良品质的艺术体现。 应该说，大团圆的悲剧结局不是可以用绝对的好与坏去评定它，一方面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乐观的精神，有鼓舞斗志，使人健康向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很容易使人陷于自我麻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泥沼中，被虚幻的美丽蒙骗了双眼，看不到血淋淋的真相。这种欺骗主要是由于现实生活是很难找到这种大团圆的，它与现实、剧情不完全吻合，具有不真实的可疑性质。 （一）与社会现实不一致 中国戏曲悲剧的真实和西方古典悲剧所要求的真实是不相同的。西方古典悲剧以“摹仿”说为基石，把美与真结合起来，要求悲剧作品逼真地在现实生活，以帮助观众准确地认识生活的真实面目，这是西方古典悲剧的一个长处。[2]中国的的古典悲剧则是以“言志”说为基石，重在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把美与丑结合起来，要求剧作家不要过分拘泥于真实生活。所以，中国古典悲剧所追求的不是生活形态的真实，而是道德感的善。现实的真相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被披上一层浓浓的理想色彩，现实明明是颠倒残酷，戏台上却是善恶分明、报应昭彰。鲁迅
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出自孔子的儒学，而是在春秋末期的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整个社会需要从动乱中走出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运行。恰在这一时期，孔子通过借鉴和整合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治国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就在这个时候，儒学的创始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出来做官，辅佐君王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便渗入到了文人们的基本信条中。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 虽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在动乱中国并无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也并不为各国诸侯、大夫所欣赏，但他们毕竟代表传统的礼制，这在天生具有保守性质的中国士大夫的形而上领域里有着一股无法割舍的情节，
并在此情节的作用下使得孔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受到极高的尊重。可惜的是，孔子所希望的其个人抱负的施展与自我的实现并没有因为诸侯、大夫的礼遇而得以实现。在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之后，圣人还是亮明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一个可以立为万世典范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儒学（齐鲁文化），应该说，它是由齐鲁文化与楚文化为主导，其他多个文化支派共同汇集起的一个巨大的华夏文明。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刚性规定既保证了中国文人的特殊利益，同时也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又正是将文人的地位捧得过高，在他们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又难免不在精神上沉沦，走向另一个极端。屈原是楚国王室的旁支，在楚国享
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深得楚怀王的信赖。从对楚国的热情程度上来说，屈原不亚于任何楚国的九卿大夫。从《史记》中我们不能窥测到他针对当时楚国制定了一些变法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终究是一个文人，同样犯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通病，即专心政务而不攻君主的性情、心计。因为在君权的社会里，只有控制了最高的统治者的意志才能真正施展自身的才干。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一旦他们丧失了这样一个权利，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下去的意义。这也正是屈原在遭到冷遇，流放，继而接连听到君王、国家的噩耗后走向极端的一个原因所在。 战国晚期，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开始意识到经纶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荀子的两个
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
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 ——以《活着》和《许三关卖血记》为例 引言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至今已经创作数十部作品，成为当代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作品，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观念，以冷酷的笔调书写人生和世界的阴冷与残酷，这时期“暴力”成为余华极度迷恋的母题，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往事如烟》等，进入90年代，余华嗜爱的暴力血腥场面已经淡出，开始用平淡的笔调书写充满温情又很无奈的现实生活，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余华创作风格转型中突出的变化就在于他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歌颂，血腥和暴力的叙述被温情的传统思想冲淡，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让、遗忘、平和的人生观与山峰与山岗的暴力残酷形成强烈对比，不可否认的是，余华后期作品风格与前期相比更加成熟稳重了。 悲剧与荒诞虽是西方的美学理念，但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广泛运用，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先锋作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相对较多，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对悲剧和荒诞的描写都比较夸张，转型后的作品则多从现实角度温情的描写世间悲态，又不乏讽刺的幽默，起到“笑着流泪”的效果。西方的荒诞悲剧理论经过中国作家的笔便具有中国特色，《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鲜明的例子，在诉说中国本土故事的同时加入中国传统文化，使荒诞悲剧有了中国韵味。毫无疑问，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是任何一个关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两部作品。它们几乎都是一发表，便引起圈内圈外的巨大反响，而余华也借助这
两部作品，迎来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余华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再一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 一、余华小说中的悲剧 众所周知，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经过长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简言之即:“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1]，现代悲剧观则认为，悲剧所毁坏的对象都是无价值(相对于传统悲剧中的“有价值”而言)的处于卑微荒诞处境的平凡人物，这种悲剧颇类似喜剧。余华小说中的悲剧所毁坏的对象就是平凡人物，如福贵与许三观，正是这类平凡人物才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 （一）悲剧的审美内涵 美学中的悲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它所注重的并不是在于艺术作品是不是有特定的戏剧形式，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艺术或者说一件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实质性内容是不是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突。如歌德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而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有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的。”[2]因此有了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无论是诗歌、小说、音乐，还是电影、绘画、雕塑等形式都可以反映出悲剧性的内蕴。 作为审美范畴，悲剧冲突不同于通常的社会冲突，而是生命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抗争，不可避免，不容退让。“悲剧主体则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和人的意志力提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3]《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浮士德》《推销员之死》《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雷雨》等这些中西方的经典悲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 摘要：悲剧作为一种特定文学体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习趣等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中国古典悲剧源于戏曲中的苦情戏，意在通过伦理美德来打动观众，突出其美感教育作用。本文试图对《窦娥冤》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从悲剧的主人公选择，悲剧的题材，悲剧冲突，悲剧的结局，悲剧的效果这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悲剧艺 术特色。 Abstract: As a specific literature style, tragedy would form variou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wing to the certain aspects of different peoples and culture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historical conditions, national characters, cultural qualities, aesthetic habits, and so on. The Chinese classical tragedy is derived from the affliction dram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t is intended to impress the audience by the ethics and virtue, highlighting its role in aesthetic. This paper is attempts to analy se the “Snow in Midsummer” concretel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tragedy in the following five areas: the selection of the hero, the theme, the conflict the outcome, and the effect of the tragedy. 关键字：中国古典悲剧主人公题材结局效果大团圆 悲剧一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诞生于公元前
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 ：柯汉琳 摘要：中国古代悲剧没有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根源于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儒、道、佛及天命观等共同铸造了这种意识，不断冲淡着悲剧意识。中国古代悲剧诞生于悲剧意识与反悲剧意识的交接面，是这两种意识由对立走向调和统一所形成的文化内隐模式的外显形态，因而既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悲剧意识反悲剧意识内隐模式自觉意志 从宏观角度看，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象中国这样享有如此丰硕的艺术财富。但是，中国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中国古代悲剧（本文所论悲剧是美学范畴的悲剧）就没有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也较少留下具有雄浑风格和巨大影响力的作品。 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可以从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中去考察。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曾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1）就是说，后代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是由先前形成的文化形式预先决定的。他又进一步指出，文化由“内隐”与“外显”的行为模式所构成，而“内隐模式”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带有价值色彩的思想观念，它又是决定艺术等文明形态的内在依据。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民族的艺术发展轨迹和风格，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悲剧的成就和局限及其总体风格，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正是由历史地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直接决定的，具体说，是由历史地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反悲剧意识既对立又调和统一的“内隐模式”直接决定的。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存在着悲剧，其中有一种立论依据是，中国“没有悲剧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悲剧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优秀悲剧成批出现”过。前一种观点看不到中国悲剧意识客观存在的事实，由否定中国悲剧产生的心理基础进而否定了中国悲剧的存在；后一种观点又显然看不到中国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对中国悲剧繁荣发展的阻碍作用和对具体悲剧作品悲剧性艺术魅力的消解作用，夸大了中国悲剧的成就；此外，有的学者甚至把本属于反悲剧意识的观念例如一味追求“圆满”的“团圆主义”观念当作悲剧发展的积极因素，抹杀中国悲剧的局限性。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中国并非缺乏悲剧意识的国度，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何谓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不是指关于悲剧艺术的理论意识或悲剧观念，而是指对于人生的悲剧感和积极寻求对悲剧人生进行艺术观照和抗议的心理能量、动力和意向的总和。它应包括三个心理层次：首先是对悲惨现实人生的深切体验和由之产生的悲哀情怀，即现实的“苦难意识”或“人生悲剧感”。这是构成悲剧意识的浅层心理层次，却又是悲剧意识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面对悲惨现实人生麻木不仁，悲剧意识就决不可能形成。但是，现实的苦难意识和人生悲剧感并没有产生悲剧艺术的必然性，仅有对苦难现实人生的体验和深哀，而没有对不幸加以追问和抗争的意志，甚至面对苦难逆来顺受或消极逃避，悲剧意识便荡然无存。真正的悲剧性心理图景的发光点在于那种既发现理想与现实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又面对苦难而不屈地挣扎、不倦地追询、勇敢地反叛并积极寻求自我拯救的心理意向。这是悲剧意识的核心精神，即深层心理层次。最后，悲剧意识还包括刻意表现苦难人生、陈示罪恶、高扬正义的艺术热情和勇气。它既是悲剧意识的一个构成或层次，又是引发悲剧创作意志的直接心理动力，没有这种心理动力，悲剧也不会诞生。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悲剧意识。千百年来，她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曾遭受过深重的苦难。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
□如果从审美意识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作以考量，则会发现“大团圆”的结局总是那么容易地为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所钟爱，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悲剧意识的缺失。偏爱美满团圆，缺乏悲剧意识，往往会导致沉溺于人生幻象，逃避现实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审美心理脆弱的一面。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一、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看悲剧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一种象数思维。“象数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主客交融，重视体验、综合和整体把握，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物象与数的结合体，最主要的思维方法是触类旁通、神与物游。”“象”即物象，是“数”的载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传》）；“数”是情感性和观念性的东西，是“象”的性质。象数的思维过程是神与物游，其思维状态是“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以这种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则具有主客交融的审美特点，往往是把对立面内在地包含于自身的和谐、有机的统一体中，形成了人与世界合一的“万物一体”的在世结构，因而也由此产生了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和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大学问》）思想。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仁爱把万物融合在一起，将人的整个心理引渡向团圆和谐，已经成为必然。纵然遭遇灾祸苦难，也认为最终会得到解救：“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易·序卦》）“物不可以终难”的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潜意识的积淀，使人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即便是面对人间的大悲剧，也往往以团圆美满来安抚受伤的心灵。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二人的化蝶，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的化鸟结局以及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因情而死、因情而生，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象数思维方式的产物。因此，李泽厚先生说：“在一切民族里，崇高总先于优美；在中国，由于一开头便排斥了罪恶、苦难、悲惨、神秘等 等强烈的负性因素，从而也经常避开了现实冲突中那异常惨厉苦痛的一面，总是以大团圆的结局来安抚、欣慰、麻痹以至欺骗受伤的心灵。”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以优美这种审美形态为先，恰恰体现了象数思维的特征——主客交融、和谐相处。 看来，由象数的思维方式所生发的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其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人与自然作斗争思想，缺乏主体征服客体的思想。这与悲剧的诞生之地西方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西方从柏拉图的“理念”说始，开启了“主体——客体”式思想的先河，以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明确地把“主体——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主体——客体”式的在世结构。这种思维方式使古希腊人直面现实伤痛，形成了放任感性、纵情狂欢的酒神精神，于是悲剧从此诞生，“像音乐一样是苦闷从内心发出的呼号”。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决不是反对“万物一体”的和谐一面，而是试图启迪克服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剧烈的内心矛盾不应被和谐的愿望所淹没，艺术和人生需要优美，当然也需要崇高。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如此。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 二、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看悲剧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文化是“礼乐相济”的文化。“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是行为活动中的秩序规范，“乐”与歌、舞联系在一起，诉诸人的内在情感，与“礼”相辅相成，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群体秩序的和谐和稳定，所谓“乐从和”。“乐”通过群体情感的交流来协调人际关系、天人关系，追求人的内心、社会秩序、宇宙万物彼此感应，和谐存在。“乐”所追求的“和”是一种情感的适中，是一种普遍性的生命节律，也即“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悲剧意识的缺失
论中西古典悲剧的差异及成因
论中西古典悲剧的差异及成因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摘要：《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古典爱情悲剧的巅峰，它们都极其完美地再现了男女纯洁忠贞的爱情。由于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化、宗教观念、观赏者的审美心理、审美理想、悲剧理论等的不同，中西方古典悲剧作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探讨，探寻西方审美对中国审美的影响,以及对中西审美的现状和趋势进行思考。 关键词：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 ABSTRACT：Both the Butterfly Lovers and the Romeo and Juliet are the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 romantic tragedies, reproducing the pure and loyal love perfectly.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religious concepts, aesthetic ideals,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the theories about trage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great distinctions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al tragic works. Therefore, this thesis aims at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by analyzing these dissimilarities. KEY WORDS：the Butterfly Lovers ;the Romeo and Juliet ;tragedy 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