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一)

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一)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行政行为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即公定力。公定力并非源于行政主体的自我确信、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或既得权利的保护，而源于包括相对人在内的社会对行政主体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的一致信任。本文指出，任何行政行为都具有公定力，认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的“有限公定力说”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破坏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并将置相对人无所适从的境地、使其承担不公平的法律责任。本文认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支配着行政行为的其他效力规则、其他主体的意思表示规则、行政救济规则和民事纠纷的处理规则，不仅是一个基本的行政法原理，而且也是由众多行政法规范所综合体现的行政法精神。一、公定力序说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是作为公法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而存在的。在我国，行政法也是作为区别于民商法而存在的一个独立部门法。这种区别是多方面的。就行政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1]而言，“行政行为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尽管是有瑕疵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具有公定力，对方仍有服从的义务。”2]?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正如日本学者杉村敏正教授所指出的，“行政处分之公定力谓，即令行政处分本身应具备之法律要件是否齐全尚成疑问，在有权限之行政机关或法院于依法令所定之程序确定其为不生效力之前，要求任何人均应认其为具有拘束力之适法妥当之行政处分之力；行政处分因具有这样的公定力，任何人均不得以自己之判断而否认其拘束力。”3]行政行为的这一法律效力是民事法律行为所不具有的。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即使是一种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如合同的解除、亲权人对儿子居所的指定），另一方当事人认为该意思表示缺乏相应要件的，在法院作出有效判决前，就没有予以承认的必要。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仅是一个基本的行政法原理，而且也是一种由众多行政法规范所综合体现的行政法精神，支持着一系列法律规则。然而，对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法律规范加以明确规定，同时我国的行政法学起步很晚，因而在理论上多年来对这一问题未能予以充分重视，甚至存在着一些将公定力与确定力相混淆的不正确的提法，4]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漠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行政权威的现象。直到最近，个别行政法学论着才对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作了简要讨论。5]因此，认真、深入地研究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对于行政法基本原理的奠定，相应法律规则的建立，行政权的充分尊重，法律的准确适用，案件性质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公定力的理论依据行政行为为什么具有公定力？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梅耶尔（OttoMayer）和当代行政法学者福斯特霍福（ErnstForsthoff）提出了“自我确信说”。他们认为，法律是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合法的行政行为与合法的判决一样，其法律效力来源于法律；对有争议的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是因为作出该行为的行政主体在作出时自己是确信该行为符合法律的；行政主体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因而行政主体也具有像法院确信自己的判决为合法一样，确信自己的意思表示为合法的权力。6]在当代西方法学中，公定力的通说之一是“法安说”。该说认为，有争议的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公定力，是由于实定法规范的承认。实定法规范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认，是为了避免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混乱，保护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和安全。7]西方学者对法安说的阐述，是以法国著名公法学家狄骥的社会联带主义法学或社会团体主义法学为理论基础的。荻骥认为，法律行为作为主体的一种内在意志，本身并不具有取得社会承认和保护的法律效力，而是法律规范即客观法确认的结果。客观法之所以赋予公务主体的主观意志以公定力，是因为公务主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社会联带关系。法律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保护和促进社会联带关系即社会秩序，如果法律不确认有争议公务行为的公定力就违背了这一目的。8]在当代西方法学中，公定力理论根据的另一通说就是“既得权说”。该说认为，法律之所以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为了保护相对人因信任合法行政行为所已取得的权利和不特定公众因信任“侵

益行政行为”而已取得的权利。9]我们同意当代学者对“自我确信说”的批评，认为该说把公定力认定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政行为的固有性质，是与行政法治不相容的。10]对于“法安说”，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而只能是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理论依据。公定力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并最终稳定已设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作用结果。并且，“法安说”的理论基础不是社会联带主义法学，而应该是公共利益本位论。行政法的基础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对立性，在相对立时是以公共利益为矛盾主要方面或本位的。行政法的这一基础决定着行政法的精神。行政法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整，行政法的价值不在于激化两者间的对立性，而在于保护和促进这种一致性，使社会有序化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致时，行政法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并按公共利益的要求来恢复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行政行为所设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蕴含了这种一致性和得到稳定的内在要求。我们认为，“既得权说”将“侵益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解释为保护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方即不特定公众的权利，是过于勉强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旨在设定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侵益行政行为”是一种设定相对人义务，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以外的不特定公众并没有参加到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来。与其如此，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行政权威，保护公共利益。同时，设定权利的意思表示要取得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设的权利必须符合公共利益，而不能因为它是权利就要受到当然的保护。我们认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应当是“社会信任说”。“行政行为被认为是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一种权威性宣告，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种宣告的可靠性，以维护法律的确定性。”11]合法、公正的行政行为无疑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当然具有公定力。但是，当行政行为作出后，其合法、公正性存在疑问即引起行政纠纷时，行政行为是否真正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就有待审查。然而，在这期间，由行政行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必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权利能否行使，义务是否应予以履行，是不确定的。这就需要相应的解决机制即法律推定。那么，我们应作什么样的推定呢？是推定该行政行为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还是推定该行为合法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我们推定该行为违法而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意味着行政主体的意思先定力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这将赋予相对人或其他组织、机关的意思表示具有与行政主体相同的法律效力，可以任意推翻或否定行政主体已作的意思表示。那么，任何有效的行政管理或法律秩序将无从谈起，行政将陷于瘫痪，公共利益或其他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以及该相对人本身的其他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失。因此，我们只能作合法有效的推定，这在理论上同刑法上的无罪推定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公定力的实质也就是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所取得的社会保护，即法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推定和社会对行政行为的尊重。作这样的推定和尊重，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利益。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资格的一旦取得，就发生了行政主体的地位及其意思表示的效力高于相对人的效果。行政主体的这种代表资格及其将发生的效果，是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包括相对人在内的社会一致认同和所能预见的，否则就不可能让它来代表。这种认同是基于行政主体代表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和分配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而得到法律确认的一种有效承诺，具有不可改变性，只有在代表的真实性和分配的公正性完全丧失时才能通过政治变革被解除。它因而也就具有持续的效力。在它被解除之前，社会都应保持对代表者的信任、履行自己的承诺。法律也可以强制要求社会提供这种信任，履行这种承诺。事实上，行政主体也确实真正代表了公共利益，公正地分配着公共利益，作违法和不公正的分配只是一种例外。这种信任承诺是对公共利益代表者资格的信任承诺，而不是对个别意思表示的信任承诺；是全社会而不是个别成员所作的信任承诺。同时，作合法

有效的推定，并不意味着使违法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最终发生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仅仅意味即使有不公正分配行为的例外存在，个别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不能撤销对行政主体所作的信任承诺，而只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在有确凿的证据时，由同样代表公共利益的有权的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对该行政行为予以否定。三、公定力的界限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但是，行政行为是否可以不论行政主体本身的瑕疵，或内容、形式或程序上的瑕疵，而绝对具有公定力？相反地，万一行政行为有上述瑕疵，又是否就可以否认它的公定力？这就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界限问题。西方法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论，并形成了两大主要学说，即“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有限公定力说”认为，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公定力，但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除外。例如，日本学者杉村敏正教授认为，“行政处分被承认具有公定力，乃是因为欲求其充分发挥功能，并冀能经由行政处分适时而不迟延公益之实现，避免行政法关系陷入纷乱；设若某行政处分有重大违反法规的瑕疵存在，且该瑕疵客观上又系明白，这时如果照样坚持其公定力之理论，恐有过分偏重行政权利益之讥。”坚持完全公定力，将导致“与个人之自由及权利之尊重的对立；事实上，那些有重大且为明白瑕疵的行政处分若仍被认为具有公定力，是即强调行政处分的公定力，且将个人的自由及权利之限制及侵害过分地要求个人来承担。据此吾人宁谓，凡有重大且明白的瑕疵之行政处分，即实体法上无效之行政处分应不具公定力。”12]该说是德日等大陆法系行政法学或受大陆法系法学影响较大的行政法学上的通说，13]在我国行政法学上也有支持者。14]“完全公定力说”认为，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该说认为，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辨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辨认的法定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该说在西方法学中只是作为少数派的观点而存在的，在日本的提倡者有黑田觉和柳濑良干等行政法学者。我们同意“完全公定力说”，认为只有“完全公定力说”才能对公共利益及其代表者表现出足够的信任和尊重。我们尽管强调公共利益，不允许相对人、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任意否定、违抗行政行为，否则将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并不是要否认或损害个人利益。公定力仅仅是一种假定或推定的法律效力，在假定期间并不具有强制实现力，行政行为中所设的义务在相对人不履行时并不会被强制执行；并且在该行为真正严重违法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律所提供的相应机制来解除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当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有限公定力说”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不然。这是因为，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都难以得到客观确定，更难以由作为普通公众的相对人加以辨认。在这种情况下，“有限公定力说”就会导致相对人错误地将行政行为认定为无效的可能性，日积月累而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损害公共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秩序。相对人即使能够辨认并作了正确的辨认，事实上也难以抗拒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如果从理论上来鼓动相对人或社会对行政行为进行抗拒，只能造成社会的动乱，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法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有限公定力说”必将会使更多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有限公定力说”在将无效行政行为的辨认权和抗拒权赋予相对人的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这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相对人没有辨认而执行无效行政行为时所产生的责任。例如，在警察为抓赌敛钱而授意李某聚赌一案中，15]根据“完全公定力说”，李某的赌博行为出自警察的授意，?而不是出自本人的故意或其他普通公众的授意，因而不受处罚。但是，根据“有限公定力说”，李某应当辨认并抗拒这一无效行政行为却没有辨认和抗拒，具有主观过错，应受处罚。第二，错误辨认而抗拒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相对人如果将一个行政行为错误地辨认为无效行政行为而予以抗拒，则将构成妨碍公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完全公定力说”不要求相对人作这样的辨认和抗拒，因而不会导致这种不应该发生的法律责任。第三，正确辨认而没有抗拒行政行为所发生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有限公定力说”，相对人的行为将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根据“完全公定力说”，这种不作为并不构成违法行为，相对人更不应负法律责任。总之，“有限公定力说”将置相对人以无所适从的境地，并使其承担不公平的法律责任。

论具体行政行为之构成要件效力

论具体行政行为之构成要件效力 内容提要：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行政权力对社会秩序的管理效用，因而笔者从这种目的性价值入手，阐述了具体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涵义和存在的意义。并通过对该效力与其他效力区别的剖析，证明了构成要件效力所起到的独特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更是必须的，因此保证行政行为的适用性就必须有被适用的内容：即行政行为的认定事实、适用的法律法规。当然适用的意义并不在于适用本身，而是为了确保行政机关法院合法有效的行使权力，进而推动整个行政法治的形成，从而证实构成要件效力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具体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权力分配，拘束效力 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中国，已经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这种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健全的行政功能为保障。要推动这种合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就必须要强调行政行为效力的统一性，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领域对这种行政行为效力的认定就缺乏统一性认识，不仅是行政机关内部还包括司法机关。检察机关都无法对有效行政行为之结果予以普遍认同，从而造成“一事多罚”、“不同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做出相互矛盾的定论”的混乱局面，对相对人不仅无法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而且会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致于不能起到很好的管理、保障的作用，降低了行政工作效率和行政行为的威慑力。所以为了保持行政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所实施之行政行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必须强调行政行为的普遍拘束力。相反，行政相对人只有在明确了解行政行为的指涉内容和执行方式的前提下，才能很好的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决定。为此法律法规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包含一定合法、稳定的效力因素，以促进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所以解决这种管理与被管理、适用与被适用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的了解和运用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 一、构成要件效力概述 就学术讨论而言，中国大陆目前尚无构成要件范畴，实务和立法上也无相对应之名词。这一术语主要来源于德国行政法中的“构成要件效果”（Tatbestandswirkung），因行具体政行为既经有权机关颁布后，不仅处分对象、本机关、甚至其他机关，皆应受到该行为内容的拘束。例如：如果甲通过行政行为入籍，任何法院和行政机关都应将甲看作德国公民，即使它们怀疑移民的合法性。①因为行为的内容即是一个“规范”的事项，故具体行政行政行为的拘束力亦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之构成要件效力。确切来说所谓构成要件效力是指一个生

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

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 【摘要】 先定力是指法律行为在合法性尚未最终确定时被推定为有效的能力，它是法律行为主义调整方式所必需的程序规则。双方行为必须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具有先定力，而单方行为只需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的效力范围及于全社会，而不限于当事人，它和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是两个不同法律范畴的概念。 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规则。自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一文发表以后，这一规则就被冠以公定力的名称，并几乎获得国内同行的一致采纳。但王名扬在此之前曾将行政处理的推定有效称为效力先定特权，[1]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推定有效作为先定力看待了。 就字面含义而言，将推定有效归纳为先定力比较准确，而用公定力来概括行政行为在终极合法性被确认之前如何获得效力的问题则有点莫名其妙。按叶必丰先生的说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2]这个定义实际上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被推定为有效；二是行政行为的效力及于所有人。

很显然，行政行为的生效规则与生效之后的效力内容应当是两个不同逻辑层面的问题。推定有效并不是行政行为的效力，而是规定行政行为如何获得效力的一种规则，所以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无疑应当是指效力的先定性。 一、推定有效与法律行为主义 行政行为如何才能生效的问题包括行政行为生效的原因和生效的条件两个因素。 （一）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生效的原因 法律行为是指直接以追求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这种以追求法律效果为目的的主观意思即是法学中常说的意思表示。虽然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经常同义使用，但一般而言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为的主观要件，完整的法律行为构成还需要有其他因素。 欲使意思表示发挥作用，须有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容认，但是法律一旦授权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设定法律关系，便在法律行为与法律效力之间创造了一种人为的因果关系，法律只是这种因果关系的原因，而不是法律效力本身的原因。自然因果关系由“上天”设定，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立法者通过法律规范设定，因此法律并不是法律效力的原因，而只是因果关系的创造者。既然法律事实的原因力由法律所赋予，那么在研究法律效力产生原因的时候就不必再考虑法律规范，而只需考虑法律行为与法律效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律规范在这里不再是讨论的对

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质疑_1

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质疑 引言 我国行政法学界曾一致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即认为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使具有某种瑕疵，未经法定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都将被视为合法行政行为看待。行政行为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尽管是有瑕疵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具有公定力，对方仍有服从的义务。公定力的产生是基于统治秩序稳定的需要，即任何人不能以自己的判断否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公定力理论假设任何人如果都有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任意拒绝服从各自认为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国家法律秩序将无法保障，基于此种理论并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予以普遍认同。作者在此对质疑公定力学者的部分观点做一回顾和反思。 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历史渊源来看，最早对公定力的意旨进行阐述的是德国行政法学开山鼻祖、行政处分概念的创设者Otto Mayer,他在说明‘行政处分’的含义时指出：“行政处分的效果辄因行政处分本身所根据的法律上之限制及羁束，而多方面受到约束。但是这种制约，论其在法律上的性质，与法院民事判决之制约并无异样。违反法律的判决，乃是不生效力的，亦是应予撤消的。惟，在其被撤消之前，吾人则应直认其具有法律上的实效性。在判决中所表现的公权力，经常自己确信其为适法。对行政处分而言，毋宁说仍有其适用。”如果对其观点再解释的话，即是：在行政处分中所表现的公权力，经常自己确信其为适法。根据Otto Mayer的理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和法院

的司法判决都是国家权威的显示，如同法院确信自己的判决合法一样，行政机关具有确信自己行为合法的权力。继Otto Mayer之后，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首创“公定力”的概念，他认为：“关于行政行为，一般来说，行政厅的组织完备，行政厅被赋予依据法规处理行政行为的权威，并且，行政厅代表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的权力，所以，其行为暂且被推定为合法，便是当然的事情了。”美浓布达吉以国家意思之公定力为核心，导出行政处分之公定力理论，意谓：国家行为受合法之推定，除了有权机关撤消或认定其无效，人们不能否认国家行为之效力，仅得依法以争讼手段请求救济，若法律不许争讼时，则端赖行政权之自我克制。由此可见，美浓布达吉对国家的权威和行政组织内部的监督手段予以极大的信赖，并以此作为公定力的依据。Otto Mayer的思想经美浓布达吉的继承，并明确提出公定力的概念后，又经田中二郎等人鼓吹，遂成为日本的通说，并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支持行政行为的理论主要有“自我确信说”，即行政机关自我确信其行为是合法的；“法安说”，即为维护行政法律秩序的安定需要公定力的存在；“既得权说”，即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为了保护相对人因合法行政行为和不特定公众因侵益行政行为而已取得的权利；“社会确信说”，认为行政行为是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一种权威性宣告，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种宣告的可靠性，以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固有说”，认为公定力是行政行为的固有之力，是从行政行为本质中产生的超实定法的效力。这些学说分别为我国部分学者支持公定力的

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地区别

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 1、要件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公法上的行为，二者在主体方面都是享有一定行政权力的组织或代表该组织的个人所为的行政行为。但是它们在行为的客观方面、法律效果方面和主观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首先，客观方面的要件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主体针对公法上的具体事件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不但包括行为主体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的行为，如日常的建设和维持行为，还包括与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相关的行为，如暴力的侵权行为。其次，法律效果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如果一个行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没有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任何影响，就不能称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一种非法律行为，无论是否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则在所不问，都不影响行政事实行为的存在。有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如记者招待会等，有的行政事实行为由于外界的因素间接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如国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行政指导等。也就是说，法律效果要件并非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因素。最后，主观方面的要件不同。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一般是以通知的方式来完成的），否则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行政事实行为也是行政主体的一种意志，但是这种意志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不要求必须以一定的方式通知行政相对方。 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上述的主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法律效果要件、主观方面要件才能有效成立，而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则没有那么严格。 2、效力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对外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事实行为对外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行政行为对外的法律效力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其次，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不可争力；再次，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拘束力；最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也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政行为，但其不具有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种法律效力。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也有可能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的影响，但是这是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一)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一) 论文摘要 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不仅为社会公众认可，也一直为行政法学界所认可，但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步加强，人们开始向这种公定性效力提出了质疑，行政行为效力内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国的行政法对此也作出了“可撤销和无效”的规定，但内容简单、操作困难。本文对我国法律关于行政效力内容规定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建议：建立我国行政行为成立、有效、可撤销、无效规则，并对不同效力行政行为的内容作出阐述。 一、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质疑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中，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能否得到执行，直接影响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所以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大陆行政法学家都认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无论其是否合法，皆产生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管理相对方应首先尊重与服从，若认为该决定或措施侵犯其合法权益，可诉请事后的救济途径以求矫正（即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因为，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具有权威性，故通过法律来确认行政行为这种效力是非常必要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44条也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就是对此原理的必要反映。但对此种效力规定，也有一些疑问。 1、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在这里如何理解一经作出，是仅指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还是指行政机关不仅作出决定，并且将决定通知到相对人？它和行政行为成立有什么关系？ 2、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有法律约束力。是不是说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如果行政行为确实存在重大违法行为，还要先假定它是对的，明明可以阻止这种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却非要等它造成危害以后再去补救。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本位”思想，是与依法治国的精神相悖的。 所以，对行政行为效力的认定不能因为它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就可以让步到“一经作出，皆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要根据不同情况，把行政行为分为不同效力的行为：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可撤销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行为等几种情形。这样会更符合立法的本意，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理论阐述并不落后。但目前基本上停留在理论阶段，对实践指导还很不够，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可称之为有关行政行为理论的法律化，但它只是从司法审查角度对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一个合法性评价的标准，适用并不广泛。虽然我国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一规定在一定上折射出了“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但其实际运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二款首次明确法院可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判决，这似乎为无效理论转化为普遍的制度实践提供了起码的可能性。但其内容简单，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分析一下该解释中被确认为“违法或无效判决”的三种情况。 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意义。 行政机关的作为行为被认定无效已经很难了，“我没有行为，你怎么能说我的行为无效呢？”这无疑又为行政机关的一些人难以理解，更何况行政不作为在我国的研究还很不成熟。 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违法行为既可能被确认为违法，又可能被确认为无效，而法律又没有规定应如何区分违法行为和无效行为，这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行政执法行为法律效力

行政执法行为法律效力 一、行政执法行为法律效力的概念 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效力，实质是行政执法所发生的法律效果。日本学者认为，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效力是指：“行政行为根据其内容具有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力量”。对于这个概念，应当从以下两点加以理解：首先，本概念中的法律效果，是执法行为所产生的功效`后果或作用。一方面，行政执法行为是行政执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实施必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即或者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某种权利或权能，或者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或者给行政相对人设定一定义务；另一方面，行政执法行为一旦做出，做出该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因此享有某种权利或负有某种义务，例如许可证一旦颁发，发证机关即享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并承担依法管理的义务。由此可见，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表现在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两个方面。其次，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效力与法律规范的效力有区别也有联系。法律规范的效力包括法律的空间效力，时间效力和对人效力，而执法行为的效力则指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前者指法律本身的效力，后者指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规范的运用，是将法律条款直接运用于具体的人或事，而具体的执法行为须与法律条款相一致。由此可见，两者又具有内在的联系。 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效力与民事行为的效力不同。行政执法行为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民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在民事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平等，而行政执法行为的当事人地位具有不平等性，行政机关事享有特权的一方。行政执法行为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他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论行政事实行为(一)

论行政事实行为(一) 随着国家向服务行政与给付行政发展，行政事实行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究竟行政事实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对其造成的损害如何救济，不仅属于立法上的灰色地带，也常常被理论界所忽略。因此，界定行政事实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探讨行政事实行为的价值及其造成损害的司法救济问题，显得尤为必要。一、行政事实行为理论的沿革在德国魏玛共和时代，著名行政法学家耶律？纳克（W.Jellinek）提出‘单纯高权行政’一词，可谓是行政事实行为最早的萌芽。所谓‘单纯高权行政’，是指与市政有关的房屋、街道、公园、水库等建筑技术方面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用文字发行的劝导，如警察为避免车祸所发行宣导交通安全之指针、提供民众调解及法律咨询等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1〕这类单纯高权行政行为就是指行政事实行为。以耶律？纳克之见，事实行为如有不合法，只会产生公务员侵权之国家赔偿，以及刑事制裁之问题，无法诉请行政法院之救济，因此行政法无拘束事实行为的余地，事实行为乃‘法外之行为’。〔2〕但是，随着国家职能扩张，原先以执行法律、维持秩序为主要目的的消极行政，渐为提供服务、保障社会公益的积极行政所取代，单纯高权行政一词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行政事实行为，事实行为也不应再归于‘法外之行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任何行政行为皆服从依法行政之理念，事实行为也必须服从法律优越、法律保留以及比例原则。〔3〕行政法学界也由此对*沈开举，武汉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红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1〕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六版，第307页注（一）。〔2〕参见前引〔1〕陈新民书，第311页。〔3〕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增订三版，第393页。于行政事实行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德国，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当代德国行政法学主流教科书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只直接产生事实效果，在一定条件下，也产生法效果的行为。”〔4〕但无论行政事实行为能不能产生法律后果，学者们都不否认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合法要件，学者们一般认为其要比法律行为宽松，特别是享有所谓的法外空间。如果采取事实行为的行政机关没有管辖权，或者侵犯了公民权，就构成违法。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违法后果，不能象法律行为那样会引起无效、可撤销的问题。但如果行政事实行为违法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害人享有后果清除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的给付之诉、确认之诉，或者通过国家赔偿的程序获得救济。〔5〕在法国，理论界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不能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例如，做出决定前的材料准备行为和做出决定后的实际执行行为，都是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有的完全不发生法律效果，例如气象局的天气预报，有的由于外界因素而发生法律效果，如行政指导是由于相对方的接受发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本身虽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它与法律行为的产生过程和实施过程具有重要的关系，所以也受行政法的支配。事实行为不发生是否有效的问题，在其违法时可能发生行政主体和公务员的责任问题，例如赔偿责任、惩戒责任等。〔6〕日本对行政事实行为研究较少，杉村敏正、兼子仁在他们的《行政手续行政争讼法》一书中提出：“事实行为并非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而是直接实现行政目的之行为。〔7〕盐野宏认为：”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以行为效果意思，可以把行政行为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8〕日本的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研究的特色是对行政指导行为研究得较为深入，而且已经通过立法对行政指导进行了规范。在日本，虽然行政指导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行政指导造成的损失，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既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渠道救济，也可以提起国家赔偿。〔9〕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及行政事实行为时，更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10〕尽管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内涵界定不一致，但是几乎都同意行政事实行为应受行政法〔4〕HansJ.Wolff及HansJ.WolffundOttoBachof之行政法教科书，1963年第六版，转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台湾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7月第2版，第763页；毛雷尔认为，事实行为是指某种

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思想与流派

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思想与流派 一、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 1.代表人物包括威尔逊、古德诺和怀特等 2.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创立 3.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构建 4.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思想基础 二、官僚制度学派 1.官僚制度及其组织和管理问题 2.为公共行政学确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学科体系 三、科学管理学派 1.典型代表—泰勒 2.重要的理论基础 3.职能化和技术化 4.效率 四、行政管理学派 1.代表人物包括法约尔、古利克、厄威克 2.从管理实务出发去探求管理的原则 3.一套推而广之的管理理论和规则 4.组织内部较高层及的管理问题 5.组织研究领域 五、社会系统学派 1.创始人—巴纳德 2.对公共部门中的人的行为进行解释 3.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管理 六、理性决策理论 1.典型代表—西蒙 2.以社会系统论为基础，研究如何对组织活动进行统一管理 3.管理行为的过程分析 4.决策—重要的管理职能 七、行政生态学派 1.代表人物—高斯、里格斯 2.为公共行政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 的关系 3.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比较行政学 八、新公共行政学派 1.代表人物包括沃尔多和弗雷德里克森等 2.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行政学界最活跃的一个学派 3.拓展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 公平与民主——公共行政学的目标和基础 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联性 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 九、公共选择学派 1.代表人物包括布坎南、奥斯特罗姆夫妇等

2.西方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 3.开辟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思路——引入经济学的理论与原则 十、新公共管理理论 1.代表人物包括奥斯本 2.将私人部门和企业管理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 3.提供了新的公共行动模式 4.引发了公共行政领域持续的改革运动 十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1.代表人物包括等哈特等 2.第三种选择——在传统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之上 3.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方向 十二、治理理论 1.代表人物包括罗西瑙、彼得斯等 2.20世纪90年代 3.对全球治理、国际政治、国内行政及社会管理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分析

目录 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分析 行政复议中提出审查申请的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司法考试：《行政复议法》第30条详解 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分析 在辅导考生备考司法考试过程中，许多考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为后，相对人不服提起复议，根据复议不停止执行原则，在复议期间行政机关可强制执行;但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说明强制执行要在相对人的法定诉讼期间届满时才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可否认为“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自行在复议期间强制执行，无此权限的则要等到法定诉讼期间届满时才可申请执行”? 以上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由于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与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是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能混淆，所以应分别把握。就行政复议程序而言，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为后，相对人不服提起复议，在复议期间行政机关可强制执行。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除特定情况外不停止执行，这是行政复议的重要规则。这里是就行政主体自行执行而言的，若涉及行政诉讼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则依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处理。 应当指出，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并非绝对，存在例外性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1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三)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四)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一)行政复议的概念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向上级或法定的机关申请复议，行政机关经过重新审查，重新作出决定的过程。 (二)行政复议的范围

论行政行为的告知(一)

论行政行为的告知(一) 一、行政行为告知的释义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行政行为的告知对行政主体来说是一项法定职责。这意味着行政主体如不履行这一法定职责，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行为的告知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项获得行政行为内容的法定权利，这意味着在行政主体不履行该法定职责时，行政相对人有权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请求行政主体履行告知义务或者救济受损害的合法权益。行政行为告知的宪政法理基础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地位。它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政理论中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战后这一宪政理念的高扬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现代行政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所结出的宪政硕果之一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与发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可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且不可任意支配的主体，是限制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力量。在行政程序法中创设行政行为告知程序，既是对行政相对人人格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法律机制。行政行为的告知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附属性。行政行为告知的附属性，是指告知作为行政主体实施的一种行政程序性行为，它是依附于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之上；没有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告知行为就没有依托，也就失去了讨论的理论意义。由此可见，行政行为告知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只有当它与某一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联系起来时，才有必要将其纳入行政法学研究的视野。行政行为的告知一般不直接减损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但它可能会影响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行政行为告知本身的问题可能会波及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中，行政行为的告知是一种观念通知，属于事实行为，即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行为。1]行政行为的告知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因此，法律救济的程序和方法与行政行为也有所不同。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法院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审查时，如果认定行政行为告知不符合法律规定，则它可以构成行政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一个理由。附属性也说明了行政行为告知是一种方法，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各种行政行为，同时也表明了行政行为本身与告知行为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2.程序性。行政行为告知的程序性，是指告知作为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上义务性行为，它与行政主体在行政实体法上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力性行为相对。它是法律主体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法学原理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由于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所拥有的支配性地位，强调行政行为告知的义务性具有不言而喻的法治意义。传统的法学理论不重视或者看不到程序法上权利和义务的独立价值，进而将法律程序安排在非常次要的地位。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法学理论。现代法学理论重塑了法律程序的应有地位，并导出如下一个基本规则：法律主体所拥有的实体法权利与程序法义务成正比，与程序法的权利成反比；法律主体应履行的实体法义务与程序法权利成正比，与程序法义务成反比。程序法与实体法如此紧密的关系在行政法上产生的结果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上的行为是否合法，将直接影响到其根据行政实体法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裁量性。行政行为告知的裁量性，是指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宜的方法实现告知的法律目的。我们知道，告知的法律目的是为了给行政相对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使抗辩权提供必要的条件。为此，法律预先设立了多种告知方法，以应付不同案件的需要。不同的告知方法由于预设的情况不同，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在选择告知方法时，应当将所选择的告知方法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行政主体在决定告知方法上的裁量性，决不意味着行政主体因此就有了没有任何限制的决定权，它仍然必须遵守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如必要性原则、禁止恣意原则等。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行为告知方法上的裁量权，根据法治原则应产生对行政主体不利的后果。二、行政行为告知的合法要件行政行为告知虽然是一种行政程序意义上的行为，但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权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简析公共行政学发展之路

简析公共行政学发展之路 ◆王晋军 以1887年美国学者W·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一文发表和l900年美国学者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一书出版为起点，公共行政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具有高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无数杰出的公共行政学家，其中许多都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这些代表人物有：被公认为大师级的经典理论家——伍德罗·威尔逊、马克斯·韦伯以及赫伯特·西蒙，也有弗雷德里克森、卡斯特及德罗尔、奥斯特洛姆、登哈特等公共行政学界新一代的理论家，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脉络和西方公共行政学前沿。翻阅这些名家的文章和著作，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公共行政学发展的轨迹是多么曲折和不平凡。纵观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之路，我们的收获颇丰，启示颇多。简要归纳如下： 一、价值上公平与效率交替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到20世纪中叶的新公共行政学，再到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重呈现出一种从效率到公平、从公平再到效率的交替历程。正是在这样的交替中，人们发现，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都是不可割舍的。 （一）以效率为重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原有的行政管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那个时代对政府高效率的要求，迫切需要一门行政科学来指导政府活动，在此背景下，公共行政学应运而生，“公共行政在1900-1920年期间初具形态，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种形态直到20世纪的最后的25年前一直没有发生

什么变化。” 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开创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传统。威尔逊在文章中强调了行政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到l9世纪为止，在对政府事务的研究上，主要关心的是政治哲学、宪法调整和法律制定等事项，而随着经济不断的增长，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活动的频繁，使得研究工作重点发生了改变。因此，应该也必须建立一门行政科学，以力求优化设置政府的组织机构，使政府不走弯路。所以，在威尔逊看来，行政科学不仅要研究政府人事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一般的组织与管理问题，他关心组织的有效性和效率。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对官僚制度作了系统分析。官僚制度被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安排和一种特殊的作为模式，韦伯将官僚制度归纳为一种建立在权威和理性基础上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这一制度在指挥和控制现代社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它在法律上的精确性、稳定性和严格性，在可靠性效率方面也比其他组织形式更加优越。 无论是政治与行政相分离，还是高效率层级节制的官僚制，都是以效率为最高原则，这是以当时的科学管理为背景的。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根据他长期的实践写成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了一整套工厂、企业科学管理原理。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是管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对经验性传统管理的否定与突破，它强调用科学的方法和标准进行企业管理，以提高行政效率。 在泰勒理论的影响下，早期行政学家将官僚组织和行政效率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将效率作为行政管理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通过对各种行政现象的研究，可以推出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从而为实施有效行政管理提供各种原则。其中最重要基本原则的就是效率标准，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好的效果。因此，这一时期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原理、官僚制和科学管理原理，它们在理论

行政行为的效力

第三节行政行为的效力 一、行政行为的效力 行政行为的效力通常理解为行政行为具备合法要件后，对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但从行政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应包括行政行为成立后，未经法定程序确认其合法性之前对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 行政行为的效力一般可分为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个方面。 (一)公定力 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一经形成，在原则上即应推定为合法，在未经法定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撤销或宣布为无效之前，任何人不得否定其效力。 (二)确定力 确定力，也称为不可变更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其内容非依法律程序不得随意变更的效力。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行政相对人的确定力。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后，行政相对人必须服从。行政相对人如果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特定的行政机关申请撤销或变更，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起诉，期间过后该行为即取得合法效力。(2)对行政主体的确定力。行政主体对自己所作的行政行为，也不得随意撤销或变更。如果发现该行为确有法定的撤销变更的理由，必须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定程序撤销、变更并向行政相对人说明。 (三)拘束力 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其内容必须得到遵从、不得违反的效力。拘束力也表现在两方面：(1)对行政相对人的拘束力。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行政相对人即负有服从和遵守行为内容的义务。(2)对行政主体的拘束力。行政主体本身也必须受到行政行为的拘束。行政主体的上级机关，也必须服从该行政行为的拘束，否则就构成越权或侵权。 (四)执行力 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其内容必须完全地、实际地得到履行，当事人不得延误或抗拒的效力。我国行政法学界习惯上认为，执行力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即相对人如不履行法定义务，行政主体即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促使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实际上，执行力也可针对行政主体，如果根据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主体负有某种义务而又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行政相对人也可通过法定方式敦促行政主体履行其义务。

关于征收决定的生效时间的确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一）:关于征收决定的生效时间的确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一）－关于征收决定的生效时间的确定 作者 郑书宏卢宇 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就该条例的完善征求社会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不得低于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而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明确如何确定决定生效日。 笔者认为，条例中应当明确规定确定该决定生效的具体条件。 一、确定征收决定生效时间的意义 1、确定物权变动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根据该条规定，一旦征收决定生效，则被征收标的的所有权就直接的发生变化。 若无判定该征收决定的生效时间的标准，原权利人所有权消灭的时间就无法确定，由此易导致权利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在继承、房屋买卖以及物业管理等领域的纠纷。

以买卖为例： 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并没有规定征收范围公告后房屋不得买卖（且规定不得买卖也不合法），在征收范围公告后原所有权人可能在征收决定做出或者征收决定公告后将房屋出卖。 如不能确定征收生效的时间，则无法认定其买卖合同的效力，从而影响交易的安全和对买受人权利的保护不周。 2、确定市场评估价格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有关规定确定，但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 从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以来，各地因拆迁引发的纠纷，绝大多数均因补偿金额不一致而发。 前车之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应当完善立法以尽量避免在此问题上导致纠纷发生。 若按照草案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且未明确规征收决定生效日期的情况下，无疑给确定补偿价格又增加了难度，从而导致纠纷发生。 二、对具体行政行为生效时间的考察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王禹杰201404333004

中国传媒大学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西方行政学说史 题目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 学生姓名王禹杰 学号201404333004 班级14行政管理 学生所属学部、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王琳琳 教师所属学部、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成绩 摘要：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今天，结合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现状及困境，重新认识和借鉴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的新公共行政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行政学；社会公平；民主行政；行政改革 目录

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言.................................................................................................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背景.....................................................................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对传统的突破 (5) 四、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 (7) 结论： (10) 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

关凯元：浅谈行政行为的确定力

浅谈行政行为的确定力 ——以乐清婚姻撤销案为例的分析 关凯元 摘要：行政机关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以积极的姿态，灵活地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与协调，而其最主要方式就是作出行政行为。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与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利益，要求行政行为一旦生效，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都具有拘束力，任何一方不得任意破坏该行为，此即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但为确保法的纯洁性与行政相对人以及第三人、公共的利益，有时候也需要突破确定力的拘束。在不同情况下，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各不相同。而本文试以一个曾经影响重大的婚姻撤销案为例，对该制度进行详细探究。 关键词：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确定力，信赖保护 一、由案例引发的思考 浙江省一位亿万富翁（胡加招）新婚后不久病逝，留下上亿元遗产，创当时上海遗产纷争标的额之最。而其母（郑秋菊）却到温州地方法院，起诉其儿子与儿媳办理结婚登记的民政部门，请求法院撤销其子与儿媳（张明娣）的婚姻，理由是胡、张二人所办理的《结婚证》是胡加招堂兄胡加定“操办”的，不符合《婚姻法》与《婚姻登记条例》中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时到场办理登记的程序规定，民政局所作系具体行政行为，并属违法。该案历经一审、二审，两审胜负各异，婆婆和儿媳分别请到国内行政法学名家胡建淼与张树义做辩护律师，该案一时间备受关注。 乐清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胡加招与张明娣到乐清市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由于缺少胡加招的离婚证明和男女双方的婚检证明，乐清市民政局未予

办理结婚登记；次日，胡加招的堂兄胡加定受胡加招的“委托”，同张明娣一起到乐清市民政局填写结婚登记表，而乐清市民政局未对胡加定的真实身份进行认真审查，即办理了胡加招与张明娣二人的《结婚证》。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因此，结婚登记应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依法办理，不能委托他人代领。乐清民政局在这种情况下准予二人登记结婚，违反了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法院遂判决撤销胡张两人的结婚登记。 之后，张明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温州市中院。其代理律师张树义等认为：首先，被上诉人是婚姻当事人，婚姻撤销只有当事人有权提出，这符合婚姻自由的原则，因而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请撤销婚姻的权利。其次，上诉人与胡加招于2002年2月20日结婚，被上诉人郑松菊于2003年1月提起诉讼，已超过《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起诉”的期限。其三，胡、张二人的结婚登记中虽然存在瑕疵，是行政程序上的违法，不是实质性违法；而《婚姻法》第十条规定：“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未到法定婚龄”，第十一条则规定胁迫情况下可撤销，但胡、张二人婚姻并不属于上述情况，因而不是无效婚姻，且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类似案例得到法院的支持，故原审法院撤销婚姻于法无据。而《婚姻法》相对于《行政诉讼法》而言，属于特别法、新法，应优先适用；婚姻登记行为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并非《婚姻法》规定的撤销婚姻的条件。因而，婚姻登记不应撤销。 而郑秋菊等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胡建淼等人则认为：第一，胡、张二人的结婚登记影响到了被上诉人的继承权，被上诉人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被上诉人郑松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又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因此被上诉人具有诉请撤销胡、张二人婚姻的权利。第二，本案一审过程中，乐清市民政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告知过当事人双方诉权和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起诉期限应为2年，胡、张二人结婚登记是2002年2月20日，

行政决定法律效力

行政决定法律效力 先定力 先定力是指行政决定一经行政主体作出、成立，不论是否合法，即具有暂时被推定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效力。先定力是一种经推定或假定的法律效力。先定力是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基础。正因为行政决定先定力的存在，在制度上才需要按法定程序由法定机关来推翻和解除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公定力 公定力是指行政决定具有得到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这也就是说，公定力是一种对世的法律效力。它并不是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而言的一种法律效力，而是对行政主体以外的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而言的。公定力表现为一种尊重义务。它要求一切机关、组织或个人对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决定表示尊重，不能任意予以否定。是否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具有公定力，在理论上存在着争议。公定力不仅是行政决定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支持着有关意思表示规则、行政救济规则和民事纠纷的处理规则及行政决定的其他效力规则。 确定力 确定力是指已生效行政决定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所具有的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这里的改变，既包括撤销、重作也包括变更。它既包括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改变，也包括对权利义务的改变，但一般不包括对告知的改变和对行政决定的解释。 1.形式确定力。即不可争力，是行政决定对相对人的一种法律效力，指除无效行政决定外，在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后相对人不能再要求改变行政决定。 2.实质确定力。实质确定力即"一事不再理"，是指行政主体不得任意改变自己所作的行政决定，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因为，行政决定是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设定、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的一种承诺。行政主体有义务信守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否则就损害了行政相对人对这种承诺的信任。具体说来，对合法的行政决定，原则上不得改变。如果没有实定法的依据就予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