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之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存在的意义
摘要：民族音乐学存在和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把音乐作为民族的这样的事实，学科制度的形成是以民族这样的现代性认识装置为前提。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处于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语境之中。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以及音乐人类学等，都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紧密相联。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
中国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0)01-0144-05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都比较短暂。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于1950年由荷兰音乐学家、现代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吉卜金斯特首先提出。在中国，作为Ethno-musicology的民族音乐学，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廖乃雄、罗传开等人首先在该院内部油印资料上音译报上发表介绍性译文引入中国。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此学科。从80年代以来，围绕着民族音乐学学术界展开了许多争论，这些争论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叙述。民族音乐学历史叙述的目的一方面是试图为民族音乐学寻找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是要在以往音乐研究的方法理论和民族音乐学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一般而言，把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一、比较音乐学时期，大概从王光祈完成其论著《东西乐制之研究》算起，到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民歌研究会；二、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可从1939年延安成立民歌研究会算起，至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部；三、民族音乐理论时期，从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部算起，至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四、民族音乐学时期，以1980年的南京会议为标志。当然，对这样的历史叙述，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不同意把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研究看作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传统自王光祈之后即已中断，现在的民族音乐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从国际上引进的，因而与这两个阶段无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也变了样，不能算真正的民族音乐学。
围绕历史叙述的是是非非，以及关于定义、性质、研究对象、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关键在于民族音乐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传统的音乐研究有什么不同，我们为什么需要民族音乐学，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它的产生和出现对音乐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似乎并没有一个很
好的答案。因为一种学科制度一旦形成，人们很少去考虑这种学科形成的历史机制和知识织体，对学科历史的叙述流于表面历史事件的罗列，然而对表象的叙述并不能代替对历史的真正认识。华勒斯坦等人关于重建社会科学的报告，以及学科、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思考证明，今天赖以存在的社会科学的基础和规范都是被历史地构造起来的。学科知识不是纯粹的知识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学科规训制度。笔者在此并不是要系统的讨论民族音乐学形成的历史，只是指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存在和成立的一个主要的观念是把音乐作为民族的这样的事实。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处于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语境之中。这也是它和一般意义上音乐研究或音乐史学研究不同的地方。
一、民族意识与比较音乐学的产生
民族音乐学在1950年代之前称作比较音乐学，从字面上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理论，实际上，比较音乐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两个民族音乐文化相遇这样的事实。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紧密相关，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美洲、非洲、亚洲，欧洲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军人、以及后来被称作人类学家等各色人物进入这些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国家和欧洲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有巨大的差异，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他们中间一些对音乐有兴趣的人，开始用西方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记录研究当地的音乐和舞蹈，试图了解、认识这些民族、国家相异于欧洲传统且为欧洲人所鲜见的音乐文化形态。所以，迄今为止，关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对象是非欧渊源音乐，调查研究的主要课题是非欧文化民族的音乐(或部落音乐)，亚洲高文化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音乐(即宫廷、高级僧侣及其他上层社会的音乐)，诸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民间音乐。
民族音乐学起源于欧洲，是对非欧洲以外的音乐文化研究，但是，对非欧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而言，研究对象主要是自己的音乐，或者说自身的音乐，那么，这种对自身音乐的研究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民族音乐学呢。非欧洲国家、民族的民族音乐研究除接受了他们的认识评价体系，或注意考查文化中的音乐等方法之外。和传统的音乐研究比较而言，主要特征是获得了一种民族意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传统音乐研究的延续，把音乐看作是一个民
族的，这样的观念在古代的音乐研究中不会存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称为风景的发现。他认为风景的发现实际上是由于一种现代性的认识装置，风景才得以发现，但是，这个装置一旦形成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了起来。因此，有人把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追溯得很久，这完全是一种颠倒。比如高厚永认为：中国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从广义来说，当可追索到两千年前公孙尼子的《乐记》，至于采集民歌，则从周代已有大规模的开始。
尽管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把王光祈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先驱不会有太大的争议。王光祈一系列比较音乐学的著作很明显是西方比较音乐学理论影响的结果。王光祈曾经细数自己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三个：一、中国音乐研究、音乐教育和西方相比较的落后状况。时人关于中乐之著作，实以西儒所撰者，还较国人自著者为多，为精。西儒关于中乐之著作，类皆出自彼邦教堂牧师、使馆译官、旅客之手，往往嫌其美中不足，然持与国人自著者相较，固已高出数倍。他认为这是国内音乐界的可悲，更是一种社会之罪。二、中国传统音乐史学研究和西洋比较的差异和不足。王氏认为中国历来历史学比较发达，可是实际上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只有挂账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述。譬如西洋音乐史学研究，凡研究某人的作品，必须先研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术思潮、社会经济组织，等等。然后始能看出该氏此项作品所以发生之原因也。至于中国历代史书中的乐志，类多大谈律吕空谈乐章文辞，不载音乐调子，乐器图画。他还举了张尔田编的《清史稿乐志》八卷的例子，指出此种《乐志》只能代表有清一代宫中庙中之乐，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音乐也。三、王氏认为研究中国音乐#p#分页标题#e#
是为了认识它的民族属性，发扬国乐，创造伟大的国乐。吾人既相信音乐作品，与其他文学一样，需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则吾人对于国乐产生之道势不能不特别努力。而最能促成国乐之产生者，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史。同时，王氏还把音乐这种基于民族情感的艺术形式看作引起民族自觉的主要手段，音乐史，亦先民文化遗产之一也，其于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固胜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国之快邮代电也。从以上三个理由可以看出，王氏的研究建立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上，
民族的音乐是音乐研究的重要前提。进一步讲，正是王氏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样的思想装置，所谓中华民族和西洋的音乐的形态才被揭示出来。
二、民族音乐学的建构与民族国家意识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第二个阶段被称作民间音乐研究。主要的历史活动有1939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重庆方面以当时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同学于1946年发起成立的山歌社为代表。此外，汤亚汀也提及了一股被忽视的潮流，即由刘复1918年在北大所发起的民歌运动，他也注意到了这场运动是人类学一民俗学传人的结果。1927年运动移到广州中山大学当时中国人类学一民俗学中心，并一直延续到1934年。许多学者总结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是集中于对本民族、本土音乐的研究。实际上，纵观这一时期的所谓民间音乐研究，主要是一个对民间重新发现和认识的过程。我们往往很容易认为，无论是文学层面的民歌运动，或者是对民间音乐的研究，歌谣也好，民歌也罢，似乎早已是现实中存在着的东西，只不过是这些文学家、音乐家率先发现了他们。正如柄谷行人提醒我们的：
人们说卢梭最早发现了儿童，不过这决非因为他梦见了浪漫派式的童心，而是他尝试运用了所谓关于儿童的科学观察方法。但是，他所说的孩子一自然人并非历史的经验的东西。卢梭为了批判至今积累下来的作为幻想的意识，或者是为了批判作为历史形成物的制度之不证自明性，在方法上假设了自然人的存在。他认为：这是为了排除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之无法看到有关人类社会现实基础的知识这一困难，我们所能利用的唯一手段。就是说，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眼光之下，孩子成了可观察的对象。或者说，作为观察对象的孩子是从传统的生活世界隔离开来被抽象化了的存在。同样，现代的文学家、音乐家对民歌、民间音乐的发现，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朝一日忽然灵机一动，从所谓现实中找出了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有了关于民歌与民间音乐的观察方法，才使得这些对象呈现出来。1922年，周作人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的《歌谣周刊》创刊词中明确表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辑录资料，以备专门的学术研究，二是用文艺批评的眼光，从中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并且引用意大利卫太尔的话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以新文学运动为背景的民歌运动在
反对旧文学的时候，认为民歌能够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看作是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进一步讲，民歌被赋予了反封建、求民主这样启蒙论的意义。
汤亚汀把1930年代中期一1940年代概括为民族乐派思想主宰的时期。这样的概括更能体现民间音乐研究时期的特点，他指出点燃民族乐派思想之火的是1930年代在华的两位白俄作曲家阿龙阿伏夏洛莫夫和亚历山大齐尔品。他们用自己中国风格的作品鼓舞了中国作曲家，齐尔品鼓励中国作曲家去听农民的音乐，用西方的技巧表现地方色彩，阿氏则提出改革中国音乐和戏曲的意见。据沈知白记载：
阿氏说中国的音乐家，应该学习俄国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鲍罗丁这般人，到民间去收集歌谣，再用艺术的手段，将它们制作成伟大的乐曲，我们赞成这种办法。不过关于采取材料，我们除民歌之外，还有昆曲、琴曲以及道家的法曲与僧家的佛曲都可以做创造国乐之材料。接受阿氏影响的还有冼星海，之后他又将这一思想带到延安，得到了那里作曲家的响应。吕骥后来回忆说：
当时受苏联红旗歌舞团的影响，
红旗歌舞团就是这样随部队走，到了一个地方就收集民歌进行创作。1941年他发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民间音乐的状况、内容与形式、演变的历史，目的是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总之，从民歌运动到民间音乐研究，民间成了重要文化想象的空间和领域，然而，对民间意义的界定和诠释又处于民族一国家的建构这一现代性语境之中。
关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历史，许多学者强调如果没有民族音乐理论这个基础，就不会有中国民族音乐学今天的发展。民族音乐理论又是从民间音乐研究走过来的，所以，要谈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必须把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继王光祈引进比较音乐学之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以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部为开端，一批以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相继在各地成立，许多院校又率先把民族音乐纳入专业的课堂教学。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倡导和支持下，一所专门以保存、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为宗旨的高等音乐学府中国音乐学院成立，这件事一般被认为是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高潮。如果说民间音乐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从民间认识和发掘了中国音乐的民族属性，而这种研究活动又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政府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
究投入很大，中国音乐学院的成立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另外，从学术建构的角度看，民族音乐理论关于纵向意义的分类研究和与横向意义上的综合性的专题研究，比如腔词关系研究、句式研究、结构规律研究、宫调研究、唱腔与伴奏关系研究和润腔研究等。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体系，表达了最终想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的意向。因此，无论从民族音乐理论的建立的外部环境还是学术建构的目的上看，它都和民族国家制度和意识息息相关。 #p#分页标题#e#
进入90年代，随着人类学思想的渗入，许多学者试图用文化人类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名称代替以往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名称的变化和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变化密不可分。首先表现在ethnic的语义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非西方的民族3c化、社会的群体人类各层次的群体，即已从西方人的民族自我偏见(ethnocentric)发展到世界性的视人类为宇宙的中心因素(anthropocentric)的阶段，这样，ethno(或ethnic)已超出了狭隘的民族的内涵而进入了人类这一更广阔的范畴。其次，人类学以及民族音乐学对学科形成过程中殖民主义历史的反思，使大家意识到使用人类这样的字眼可以清除欧洲中心论色彩浓厚的民族一词给大家带来的不快。再次，因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是主要采用的方法，那么，称为音乐(文化)人类学，既能反映它的研究对象为人类的音乐，又反映了方法论上的来源，同时还反映出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角度。上述种种理由都说明民族音乐学已经清除了历史的文化偏见，走出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把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人类，也显示了方法上的特点。但是，这种研究范围对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具体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类意义上的研究仍然把具体的民族或族群作为研究的对象。实际上，
人类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研究总是表现为对某个民族或族群音乐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综观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学科制度的形成主要以民族这样的现代性认识装置为前提。然而，民族在汉语也是一个含混和不精确的词汇，一方面，民族(nation)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情感一政治的共同体，当代民族主义经典理论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欧洲，它的历史大概和17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步。另一方面，民族(ethic)在英语里还有一个词ethic~mroup，对应的汉语为族群，族群是情感一文化的共同体。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作为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的民族，对中国的学者
而言，可能更多地在nation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这也是饶有意味的事情。词汇的翻译并不简单是一个符号的问题，民族和族群在汉语中基本可以互换，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处于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语境之中。无论是最早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等，都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紧密相联。
(责任编辑：廖 建)
白族生育中的礼仪及禁忌
白族妇女怀孕后，以系合页双屋围裙，并将头页对折别在腰间作为有喜的标志。外人见了，要懂得注意重点保护。倘若误伤了孕妇，要担保到产后母子平安为止。有些地方的白族，怀孕妇女不能进入新郎、新娘的洞房。婴儿落地后，谁第一个跨进产妇家的门，谁就是踩生。白族认为，谁来踩生，将来孩子的脾气就像谁。白族最忌讳戴孝的人来踩生，所以婴儿降生后，家人要立刻用白石灰在门口撒三道弧线，并在门槛上缠一道青篾子。若是生男孩，还要在青篾子下加一只草鞋，有的还在大门上钉一个甑笆底，以示禁忌。不慎闯入产妇家者，必须送一碗新鲜稠米汤、红糖、鸡蛋、甜白酒和一土锅猪蹄子炖韭菜根给产妇吃。产后第三天早上，产妇家要请粥米客或称稀饭客。到白族人家做粥米客，要用竹篮提着鸡蛋、红糖、小孩的衣帽等前往恭贺。
(整理、编辑：阿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