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

浅析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

选修学生：中文基地班学号：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答应团结抗日，停止反共，国共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我认为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到战后的关系基本上以共同抗日，合作为主，但是二者也存在许多矛盾与斗争，直至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才彻底决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使整个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两党关系发生非常微妙地变化。抗战的形势已经进入非常危险逼人的时刻。国共关系较为缓和。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基本没有部队驻扎，该地区为宋哲元等地方军阀所控制。而且中央军又不可能调上去，即使调兵也会同地方军发生冲突。最终，国民政府希望将八路军调派华北前线。但鉴于谈判尚未达成一致，中共就有意推托不办。经过一系列谈判，在国民党的让步下，八路军的指挥权交由共产党行使，然而此时，却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华北地区开始土崩瓦解，地方军阀的抵抗完全不能对日军形成有效地阻击。八路军虽然有四五万人，但是人数仍有不足。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相互信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从1937年底直到1938年期间，两党关系相对不错，堪称八年抗战的一个蜜月期。1937年8月前，中共的态度是对国民党要警惕、要防备、要千方百计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在1937年12月份后，中共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全心全意、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最终实现共同建国。其实，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讲过类似的话。从共产国际、王明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要以抗日为第一要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要妥协，如此才不至于破坏统战关系。我们相信，中共在1938年到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诚心诚意地想同国民党合作的。

在1938年的国民党方面却对共产党略有敌意。他们的党员干部、地方领导人对共产党心怀疑虑，并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在与国民党争夺群众、争夺地盘、争夺军队。比如，共产党在后方组织激进的群众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等等。他们组织团体本身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左倾主义的倾向。所谓左倾就是根本不想受到国民党的管理和约束。国民党是一党专政的政党，他们坚持认为，一切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不仅对政权如此，对军队也是如此。

在1938年，一个重要的局面开始形成。日本占领了沿海、华北地区、山东以及山西、河南的一部。由于日军投入的兵力不足，并主要用于正面战场，后方只能由少数守卫部队留守，出现了空虚的局面，特别是在广袤的农村基本处于空白状。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开赴到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交界等敌后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农村能够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武器装备，各个省都出现了散落在大小村庄里的民间武装。共产党组织农民，配发武器，训练民兵，继而将其转为地方部队或者正规军。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日军在不断往前推进，共产党的地域在不断地拓展，国民党的地盘在不断地收缩。1939年1月,国民党终于醒悟过来，五届五中全会认为，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国民党就会净失天下。对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下定决心实行防共限共措施。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各个部队要在特定战区、特定战线、特定防地开展军事行动。尽管抗战之初战区格局被打乱，但绝大部分部队还是能够服从战区的领导、与战区保持密切地联系。唯独只有八路军同直管的第二战区脱离了关系。他们起初跳出二战区，其中一部赴一战区，发展河北、山东，又一部跑到三战区，发展安徽、河南、江西和江苏的武装力量。不受控制的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防共、限共措施要求，各部队必须回归所在的战区，都要服从战区的统率领导。另外，还要求共产党必须把部队的人数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同时决定，游击队、地方武装要一律遣散。对于这个要求，共产党表示难以接受。1939年，国共矛盾开始凸显。在建立敌后游击区方面，国民党想到一个办法，开始举办游击训练班，甚至将叶剑英请去帮助训练敌后的干部军人，学习打游击战的战术要领。

后来，国民党军队进入到河北、山东等很多地区，由于国民党军机混乱，不受老百姓的欢迎。此外，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又产生一个问题，军队来了，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各种机构随之跟来。地盘到底归谁，共产党地方政权都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于是，双方冲突由此发生。

1939年，两党的磨擦愈演愈烈，国民党的部队被派到敌后后，就开始与共产党争地盘，共产党有很强地群众基础，通常情况是，中共部队几个团联合、大规模地作战，把国民党的军队打得非常惨，被派去不少于10万人的部队，要么逃跑，要么投降日本、当伪军，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两万人。到了1940年，共产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一部、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此时，国民党就是想派部队也已经不行了。

1940年，又出现一个对国民党来说构成威胁的事情。本来新四军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处于长江以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但他们又准备到苏北去发展。当时，苏北、安徽以及河南的一部分地区，在桂系和中央军的控制之下。而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中央有一种地域情结，他们始终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盘在江浙、安徽一带，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万一共产党真地把这个地方也像河北那些地区一样占住，今后的局面肯定对国民党不利。在1940年后，国民党决定同共产党谈判，通过谈判将这个问题解决掉。军事谈判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编制问题。国民党想对共产党提出的编制要求给予压缩；第二是地盘划分的问题，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军队属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是国民党军队的组成部分，必须退到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并将这两个省的省长、地区军事长官的职位让给共产党，条件是把各地的抗日根据地让出来，以期双方通过军事划界，达到和解的目的，并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1941年1月6号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七千多人被国民党消灭、一千多人突出包围、逃往苏北。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对苏联的权威产生动摇。事实证明，蒋介石真正的目标是消灭共产党。他首先从最薄弱的皖南做起，下一步就要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此时，毛泽东做好了反击准备，并向莫斯科提出，停止援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把重武器通过西北的渠道运送给八路军的请求。虽然他对蒋介石不会消灭共产党抱有疑虑，但他还是认为，对蒋介石不能采取完全打倒的方针，应该利用日、蒋矛盾，做些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政策发生了调整，并将做法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幅度内。

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本人突然警醒并意识到在他们的后方还存在着中共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日军集结了大批部队，从1941年直至1943年，对农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造成了根据地以及后方群众极大损失。根据地在缩小、部队的作战能力、发展的能力都受到极大地限制。从另一个层面上，这几年的困难也对中共有一些好处，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休整，并在政治上发展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两党没有产生太大的冲突和摩擦。

1943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攻势减弱，中共与国民党的矛盾越来越大，中共没有根据国民党的安排将军队活动在限制的范围内，而是在敌占区大量活动，而且在国统区也是如此，国民党对此深恶痛绝，1944年，日军为了阻止美国军队利用中国沿海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展开打通大陆架作战。1943年，美英苏关系达到巅峰，国际社会要求国共要互相妥协让步。苏联也在压制中共同国民党和谈，以期解决双方长期积累的问题。毛泽东曾在1943年，给蒋介石专门去电，要求赴重庆面见。可以看到，1943年直至1944年初，毛泽东的内心是希望与国民党、与蒋介石搞好关系的。1944年的4月20日，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1号作战”打响，打响之后这些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当时，中共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王士杰、张治中进行谈判，双方谈成一个结果，林伯渠在协议上签字。最终到1944年9月，毛泽东派林伯渠参加国民党参议会，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从1944年4月份开始的大半年时间，毛泽东始终相信，延安整风使中共已经达到更高的水平，而国民党每况愈下。同年，美国人对中共大发兴趣，压制国民党开放对共产党的封锁，美军观察组又赴延安，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基本取得一致。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相继建立了人民解放军，出现了解放委员会等共产党政权。中共已经踌躇满志、相信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时间指日可待.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共和国民党基本站在抗日统一战线上，国共并未发生正面冲突，虽然国民党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深恶痛绝，经常造成摩擦事件，于此同时。共产党对国民党始终怀有戒心，坚持独立自主，在敌后区和国统区广泛活动。迅速壮大，总的来说,国共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合作是主线。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条件，他们之间的摩擦也为国共内战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