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出之作,先据要津——评李倍雷、赫云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

Vol.38 No.5

Oct. 2017

大连大学学报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第38卷 第5期2017年10月

怎么界定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史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些问题长久地困扰着艺术史学研究者。李倍雷、赫云所著《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一书从理论和方法上对此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或可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无论是界定中国艺术还是进行中国艺术史的写作，都必须要明确一个前提——中国的而非西方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态度问题。然而当我们回过头看过去撰写的中国艺术史著作及对此进行的讨论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西方艺术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认清且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后续的所有研究就都是空中楼阁。

古希腊罗马时期那种“单纯而高贵，静穆而伟大”的艺术理念与表现形式是西方艺术的建立基础与评判标准。因而西方艺术多在形式上进行创作、分析与研究，这与中国艺术的精神在追求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艺术的创作与理论探讨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之中，换言之，它是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在艺术领域的折射。在中国传统思想或哲学中，“道”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统摄着、掌管着具体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在艺术领域，古人将对“道”的理解从描其“形”、摹其“象”发展到尽其“意”。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器至道，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式正体现了古人艺术创作中各体其道、各述其意的追求。佛教东传之后，意境和境界便逐渐成了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并由此发展出了“气韵生动”的评价标准。中国艺术的演变和发展的逻辑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中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革与新创，更是个人“体道”的精神上的超越，甚至往往表现出千姿百态又难以描述的状态，这与西方的艺术演变与发展逻辑是明显不同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思想氛围与文化环境造

就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本我的文化中出发对此进行研究，不仅在借鉴西方理论时要慎重考量，更要提防以比较的方式去进行中国艺术史的写作。

此外，整体与部分的矛盾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过往的艺术史往往都写成了“拼盘式”的艺术门类史。但实际上，艺术史与艺术门类史是高、低两个层次的写作对象。《易 ●

系辞》所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正适合形容艺术史与艺术门类史的关系，这里的尊卑并非是地位，而只是对其位置的一种形容。艺术史是各具体门类史的抽象，它不追求去完美的描述任何门类的艺术，而是抽象其概念、表现形式等各方面因素，探求其总体规律，归纳其共性和一般特征，形成关于整个艺术的基本理论和体系。只有打通了艺术门类，才能整体地深入艺术本质之中，才能把握艺术发展演变的总的规律。

《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著者清醒地把握住并解决了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整体的还是部分的这一外一内两个研究前提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此前偏颇的研究态度和思路。尤其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该书的著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在研究方法及具体的理论选择上进行了卓有意义的探索，形成了一套新颖且颇具价值的研究思路。

中国艺术史学作为中国艺术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针对艺术来讲，它是对中国各种具体艺术作品的抽象的概括；其二，作为史学来说，它又是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两方面内容要求我们不仅要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史的创作及艺术史学的研究，同时还要兼顾其作为“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关于艺术本质的标准及民间艺术、宗教艺术是否参与进来、参与的比重如何，应如何对其进行评价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过去的美术史或艺术史往往是文人的艺术史或是“名家”的艺术史，民间艺

挺出之作，先据要津

——评李倍雷、赫云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谢孔伟，高日晖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