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法思想

中国先秦刑法思想

从历史的进程看，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刑法思想是“源远三代，盛于战国，丰在汉魏，衰自东晋，变起清末”。西周以前，律学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但《尚书》等古籍中有相当丰富的刑法思想，尚待整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派相互辩驳诘难，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特别是法家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排儒诋道，倡言法治，在法律理论上有很高的成就。秦汉两代，律学昌盛，尤重对法律条文的注释、阐发，传布即广，著述亦丰，名家辈出，世代相继，形成一种世代特点。魏晋时期，崇尚空谈，“言不及义”，律学不振。隋唐盛世，律学发扬光大，《唐律疏议》为其代表。宋元以后，视律学为小道，其势遂衰。清末变法，引进西方新思想，刑法思想开始向近代化转轨。

一、西周及其以前的刑法思想

（一）恭行天罚，主张刑法代表天意

西周及其以前的漫长时代里，中国法律中有着浓厚的自然法理论的成分。即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主宰自然、主宰社会的力量，这就是“天”，或者说“上帝”。但这个东方的上帝，不同于西方的上帝，不是带有人格意志或宗教色彩的神，而是一种人们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必须顶礼膜拜，敬畏服从的无所不能的最高权威。人间的一切，包括王位的更替，朝政的建立，法律的制定，国家的治理，都必须服从天命，尊重天意，因为上帝既洞察一切，又赏罚分明，法律就是天

意的反映。

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感应的天道观。先秦时期的天道观，实际上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二者关系的一种认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大自然在人们面前是一个神奇难解的谜。人们对大自然既敬且畏，只好顶礼膜拜；而且统治者也认识到假借天威，管理国家比仅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统驭百姓更为有效。凡是帝王的一举一动，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因而也就当然合理；一切政事举措、规章制度都是上帝的赐予，百姓更必须无条件的接受。

（二）礼刑并用，强调刑法的辅助作用

礼在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西方，礼一般限于社会交往、日常生活和个人修养；在中国，礼是治国安邦的大法。古代学者对礼的推崇，上纲上线，可谓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地位。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其实，礼的起源很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是一种祭祀的仪式活动。由于对神的敬畏，形成对礼的尊重，礼的作用日益扩展，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至行军打仗、诸侯会盟、春耕秋收；小至婚丧嫁娶，宴饮会友都必须行礼如仪，受到礼的规范约束。

礼与法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统驭人民的手段，都是一种行为规范，都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但两者的作用与功能又有许多不同。礼的本质是“异”，即强调等级差别，所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①法的本质是“同”，即强调使用的平等，所谓“刑

无等级”。在作用上，刑法与礼，有表里之间、标本之间、辅助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礼多规定应为之事，法多规定禁为之事；礼限之于未然，法紧之于已然；礼之不容，多为法之所禁，礼之所容，亦为法所不禁；违背了礼，轻者要遭到道德的谴责，重者必受刑法的制裁。所谓出于礼则入于刑。礼法并用的思想对中国封建刑法的影响十分深刻，为历代儒家所宗，并有大量的阐发论述。

（三）以刑弼教，强调刑法的教育作用

这一点同出礼入刑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但二者的角度不同，出礼入刑，讲的是礼和刑的关系，以刑弼教，讲的是刑法的作用。一般论者多认为封建刑法只讲惩罚作用，不讲教育作用，这未免失之片面，至少在三代之时不是这样。据史料记载，《大禹谟》是大禹和皋陶在舜的御前会议上进行讨论的“会议纪要”。舜提出“明于五刑，弼于五教，期予于治”的要求。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通过公正严明地执行五刑，促进君臣父子伦常关系的正常化，达到治理国家的要求。

不仅如此，当时的统治者对刑法的目的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如《尚书〃大禹谟》提出了“刑期于无刑”的命题，《尚书〃君陈》中，周成王对被任命为京畿东郊成周地方行政长官的周公之子君陈训话时说：“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意为：对那些不遵守法令、不接受教化的顽民，也不能轻易动用刑法，只有当刑罚能够起到防止或消灭犯罪时才使用刑罚。《尚书〃酒诰》提出对聚众饮酒的要处以死刑，而对于殷商的旧臣和工匠沉湎于酒的则应“勿庸杀之，故惟教之”。在当时，能提出“刑期无刑”、“辟以止辟”，主张

刑法的终极追求是“无刑”、“止辟”。可以说是对刑法目的认识的深化。

（四）刑法宜“中”，追求刑法的平允

从《说文解字》对“灋”字的解释“平之如水”到《大禹谟》主张的“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从《君陈》提出的“无倚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到主张执行刑法的标准要“唯厥中”等论述来看，都强调刑法应当平允、宽和。《吕刑》对“中”有更充分的阐述，如认为刑法的制定要贯彻宽大精神，指责苗民丧国绝祀的原因就在于滥施刑法，只有公平公正地执行刑法才能使百姓崇德向善，在具体的刑法制度上，则实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等。

（五）原心论罪，强调主观罪过

西周以其以前的统治者们都主张刑故宥过。“眚灾肆赦，怙终贼刑”，①“宥过无大，刑故无小”。②《尚书〃康诰》言之甚详“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意思是说，故意犯罪、累犯，哪怕是小罪，也要严惩不贷；若是过失犯罪和偶犯，即使是大罪，只要彻底坦白交代，也不能处死。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刑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学术思想的极盛时期。在政治领域内，是五霸七雄，纷争滋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则表现为诸子学说的百家争鸣。

①《尚书·尧典》

其中最具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他们或倡仁义，或主兼爱，或言无为，都有自己的法律思想，特别是法家倡言法治，坚决主张以法和刑作为基本的政治手段，在刑法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一）法家的刑法思想

1、主张成文法，认为法律应当公开

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制定成文法，是儒、法两家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管仲认为“号令必著明”，①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②商鞅不但主张成文法，而且主张“以吏为师”，认为制定法律者应当向百姓宣讲法律。不仅如此，他甚至强调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不得改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子产铸刑鼎于前，李悝著《法经》于后，都是法家的杰作。

2、主张刑无等级，认为法律应当平等

这是法家思想中最具有民主性的一点，也是中国封建主义刑法中最带进步意义的成分。管仲一方面从正面讲平等执法的重要，“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③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指出不平等执法的危害。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④常为后世学者所引用。法家学者们的这些主张与儒家所强调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谓针锋

①《管子·任法》

②《韩非子·难三》

③《管子·任法》

相对。

3、主张“法后王”，认为刑法应当随着世代的发展而演变，反对

泥古

“法先王”与“法后王”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争论的焦点之一。法家主张“法后王”，认为“法与时转而治，治与时宜则有功”。①商鞅入秦后与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就变法与守旧进行过一次有名的辩论。商鞅将甘龙所说的“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的陈腐言论斥之为“世俗之见”，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②最终说服了秦孝公，在秦国实施了商鞅变法。

4、主张重刑主义，认为只有通过严刑峻法才能达到“以刑去刑”

的目的

法家是有名的重刑主义者，几乎所有的法家流派的人都热衷于与严刑峻法。重刑主义在哲学上的依据是当时流行的“性恶论”；在刑法作用的理论上则是坚持恐吓主义。法家讲重刑是是非常绝对的，即不但主张重罪重刑，而且主张轻罪重刑。理由是“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③对重罪处以重刑，固然能制止重罪，但未必能制止轻罪，但如果对轻罪也处以重刑，人们连轻罪都不敢犯，当然更不敢犯重罪了。这是法家的逻辑。至于该不该对轻罪处以重罪，他们就不管了。

①《韩非子·心度》

②《商君书·更法》

法家和儒家及其所著述的三代时期的刑法思想都主张“以刑去刑”、“刑期无刑”。但二者的办法却大相异趣。儒家及其所著述的思想认为只有实行以刑弼教，德主刑辅，加强教育，人人改恶向善，遵礼守法，没有人犯罪，才可以不再使用刑法。法家认为只要严刑峻法，甚至轻罪重罚，就可以使人惧怕，不敢以身试法。没人敢犯罪，刑法自然也就无须动用了。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二）儒家的刑法思想

儒家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且一向以正统自居。

1、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儒家刑法思想的核心。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根本的方略是推行德治仁政，刑法虽也必不可少，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孔子有一段人们很熟悉的高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德治和仁政又是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格都相联系，因此，几乎所有的儒家学者都主张人治。孟子强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可存者，幸也”。

②儒家的另一大师荀子发展了孔孟的人治思想，主张“以法为末，以人为本”，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自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

①《论语·为政》

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①

2、先礼后刑，重礼轻刑

礼和刑都是行为规范，但儒家在对二者的对待上，却明显有先后与重轻之别。在他们看来，用刑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只能时期心存戒惧，而不能使其心悦诚服；只有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使其主动、自觉地遵守法令。所以孔子说：“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是以刑繁”。

②在礼与刑的选择上，儒家继承了三代时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认为礼贵而刑贱，即对社会不同的阶层分别适用礼和刑。荀子不仅强调“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义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③“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④而且主张治世用礼，乱世用刑。

3、刑宜宽简适中

儒家既重德而轻刑，必然要提高道德的地位，扩大道德的作用，而将刑法的作用限制在相对缩小的范围内，这与法家张大其刑形成鲜明的对比。儒家主张慎刑戒杀，矜老恤幼，强调刑法适中，反对暴政苛刑。孔子说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⑤“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他也讲“省刑罚，薄税敛”，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增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①《荀子·君道》

②《孔丛子论政》

③《荀子·富国》

④《荀子·致世》

⑤《论语·子路》

否则，臣下就可叛离，人才就会流失。“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①荀子虽然在有的地方也讲过要“重刑”，但他讲的重刑是所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强调的是“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与法家讲的“轻罪重刑”不同。如他讲“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②“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③可见他是主张宁肯赏赐过头，让小人得利，也不愿滥施刑罚，使君子蒙冤。（三）墨家的刑法思想

墨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流派，墨家代表由奴隶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对政治抱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希望实现平等、博爱、正义的理想社会。在刑法理论上主张公正执法，不偏不倚，反对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又不赞成法家的严刑峻法、重刑主义。墨子幻想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评价标准，“尚同而下不比”。如果不能这样，在位者师心自用，“宗族父兄故旧，以为左右”就会“上下不同义”，而一旦上下失去了共同的评价标准，必然造成“赏誉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沮暴”。④在“尚同”的前提下，墨子主张赏罚严明，恩威并用。“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⑤

在以血与火说话的的春秋战国之际，墨家的理想主义是无法实现的。虽然，墨子的门徒们“磨顶决踵而利天下”，终日栖栖惶惶，席

①《孟子·离娄》

②《荀子·致士》

③《荀子·君子》

④《墨子·尚同中》

不暇暖，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但终不为执政者理解，只好改而走行侠仗义的道路，寻求“武器的批判”。

（四）道家的刑法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流派中，其法律思想最为怪诞不经，标新立异，最具有叛逆倾向的要数道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反映的是没落旧贵族的思想；从表面看，道家似乎反对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认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主张退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中，甚至退回到什么也没有的混沌天地中去。儒家对德与礼顶礼膜拜，而道家却嗤之以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复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①把德政礼治斥之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实际上道家也未能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由于失去了昔日的天堂，因而对现实满怀愤激，如庄子讲“盗亦有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他指责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都是些“窃国大盗”，这些人对待政权、法律、道德、制度的办法是“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②圣贤们虽然费尽心思为百姓订立了制度，创设了仁义，但统治者却连制度和仁义一并窃为己有，那么，制度、仁义还有什么用呢？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他们主张的“无为而治”，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③他似乎也并不完全反对动用刑法，只是认为专靠刑法的威吓不解决问题，“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

①《老子·第三十八章》

②《庄子·胠箧》

执而杀之，孰敢？”①

在儒、墨、道、法四家中，儒、法两家的刑法思想较为丰富，而尤以法家最为充实。法家不仅在刑法理论上一枝独秀，而且热衷于政治实践。子产治郑，管仲相齐，都成就了一代王霸之业，商鞅变法，左右秦国朝政二十多年，使偏僻落后的秦国得以富强，为扫平六国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重点总结材料

第一章商代西周的政治思想（不重点看） （1）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各部落由氏族公社向国家形态转变。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家长制家庭与部落征服共同作用的结果。 特点：1.保留了部落的某些特征（国家是松散的联盟，对本部族成员和被征服者实行分治政策） 2.土地公有 3.君主制度 （2）西周的重要政治经济制度 1.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2.分封制：同姓子弟和古代帝王后裔。 3.井田制：土地公有。以家庭为单位平均占有土地，农户上缴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或九分之一的劳役地租。 （3）商代祖先崇拜和王权观念 1.占卜成为重要的事务，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统治者向成名宣示其权力神圣性和合理性） 2.从祖先崇拜到王权至上 （4）西周初期“敬天保民”思想 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他提出“天佑有德”“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 第二章：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孔子的政治思想 (1)“天下有道“的政治思想。“道”是作为判断社会政治良否的标准。符合道义的社会便是好社会。符合道义的社会特征包括：1.有着严格的等级结构和统一秩序。2.道德品行良好。3.社会关系和谐 (2)“仁“与修身。”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有三要点。爱人为仁、克己复礼为仁、敦朴厚重为仁。仁是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孔子认为诗人还要进行修养，包括养成“克己忍让”的美德、恪守“忠恕”之道、安贫乐道、安分守己 (3)“礼”的德政教化。恢复礼制是走出社会动乱的根本途径，主张用礼规范社会生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礼是适用于社会各面的行为准则。礼是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君主做到礼的规范便是德政，而做到以德治国应该做到富民均平、举贤才、教化主张。孔子还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才。 二、老子的“无为而治”政治思想 （1）老子的“道”论。道是老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道先于物质世界并且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存在，道是物质世界的本原，并且决定着具体事物的属性。本质为无的道孕育了世界万物。，道是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法则。 (2)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老子设想的理想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国家规模小，人口少、生活在原始状体下，人们长期实践形成的知识与技能失去了价值、人们没有知识欲望目的的生活、人们之间没有交往每一个小国相互隔离。 (3)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可以使民众保持淳朴善良的品质。无为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慎征伐。老子的无为而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在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无为诗人回到原始蒙昧的状态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第三章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孟子的“仁政”思想 (1)”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性善论），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也是

中国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摘要】众所周知，刑法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论界甚至有“法源于刑”的说法。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刑法一直都是统治国家最重要的工具。刑法原则贯穿于刑法立法、执法的始终，反映着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司法理念。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因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同而各具特色，但有些共同的原则却一脉相承，直至今日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就中国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做简要介绍，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法制史穿针引线。 【关键词】刑事政策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刑法的基本原则影响 一、刑事政策、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 在介绍中国古代的刑法基本原则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刑事政策、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 （一）刑事政策 中国古代的刑事政策主要表现为“刑罚世轻世重”理念。该理念起源于西周。周穆王时制订《吕刑》，上载“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即强调适用刑罚必须懂得轻重权变，根据社会情势确定刑罚的轻与重，既要注意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又要注重适用刑罚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助于正确处理案件，也有利于制定完备的刑律。 周代之后，“刑罚世轻世重”成为历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春秋时代，子产有“宽猛相济”的主张，战国时法家强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儒家的荀子则强调“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曹操治魏，也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而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申此旨，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可谓深得此中真谛[1]。 （二）犯罪主体 中国古代的犯罪主体可分为“化外人”、“官贵”、“良贱”[2]。

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摘要】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强调伦理与政治相结合，主要采用的是教化和修身的方法，特别是以两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为主。继承这一方法体系中的有益成分,有利于我们巩固思想道德社会教化权力,强化自教自律,引导社会风气,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些方法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以德治国”有着很大的用处。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方法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尽管是为古代社会服务的，但其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古代道德教化与修身养性方法，在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仍当继承和发扬，而且其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学习。 1、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内容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或者说，是教育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对受教育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①它是架设于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之间的桥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可谓是硕果累累，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教化方法 ①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教化方法是指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以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它是社会思想政治品德个体化的方法，主要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传授阶段。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首推教化方法。教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就表现为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人通过口耳相传、观察模仿、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到了奴隶社会，甲骨文中对教化已有记载。如《周礼》记载，周代设大司徒官职专事教化，并规定了大司徒的十二项教化内容。儒家从孔子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化方式。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可看出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教育灌输。封建统治者为了传播、灌输儒家思想，便尽力推崇儒学的四书五经，除了编写经书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的目的之外，统治者还兴办学校加强对各级民众的教育灌输。第二，化民成俗。统治者为了将他们的教育思想贯彻下去，除了用灌输的手段之外，还利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将这些教育思想化为一种无形的氛围，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第三，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儒家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第四，环境陶冶。中国古代社会教化重视环境对人的品格形成发展的作用，要求教育者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道德氛围，促进社会民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荀子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他认为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必须自觉地把这种环境的影响纳入到教化的重要内容中去。 1.2 修身方法 修身方法是中国儒家所强调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个人道德修养方法。它是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社会化的方法，主要用于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内化阶段。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要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见，孔子认为人有践行道德的能力，那么人就应该进行道德修养。在《礼记·大学》中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 一、早期的五刑 1、五刑的渊源 （1）三苗造刑 （2）象刑 *以特殊的服饰象征刑罚 *刑罚形态的画像展示 *象天道而作刑 2、五刑的内容 （1）墨，或黥：在面部刺字并涂墨； （2）劓：割鼻； （3）剕，或刖、膑，秦汉时称斩趾； （4）宫，或腐、淫、椓：破坏人的生殖机能； （5）大辟：辟，甲骨文中指灾祸。大辟是最大的灾祸，即死刑。 3、西周的刑罚 （1）圜土之刑 “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 “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 （2）嘉石之刑 “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 （3）其他刑罚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窜三苗于三危，殛鳏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4、西周刑罚的适用要求 （1）简孚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2）中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 “惟良折狱,罔非在中” “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3）考察主观心理 《尚书·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周礼·秋官·司刺》有“三宥之法”：不识、过失、遗忘 5、早期刑罚的特点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内容摘要：任何军事思想都具有时代特色，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特点在于具有哲学思辨性和高度概括性，注重智谋，具有相对的政治性与心理普适性。在当今社会，战争多元化使其中的战术有所淘汰，但其思想辩证，军队精神，理性思考与大局观念仍值得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扬与继承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的理性认识，是对战争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整理，本身基于战争所处的时代。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则代表了古代理性的战争理念，出于对战争的严谨思考与态势的把握，古代军事家撰写了很多军事论著。现今，中国古代相对比较著名的兵书大约在50部上下，如《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握奇经》，《六韬》，《三略》，《纪效新书》，《登坛必究》等。在这些兵书中，宋代编的武经七书为集各兵家兵书者大成。 在这些兵书中，随着各时代兵种演化，装备进步，作战方式也在不断改进，早期的作战方法已经被后人提炼，修改为了作战原则。例如《六韬·豹韬》中论述了各地形的作战方法，而到了《孙子兵法》中则总结成为了《地形篇》，《九地篇》这一军事地理部分的原则，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拓展。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实质上所谓的兵法演变其实更像是一颗树的成长历程，过时的战斗方法会成为培育未来战斗方法的战略原则。例如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

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本身的演化过程中，思辨与理性则体现在所有的著作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一思辨与理性体现在了政治与人心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定了政治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而随着军事思想演变，政治也愈来愈成为兵书中论述的重要方面，尽管还未达成克劳塞维茨1所认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2”但仍然是一种对战争本质的重要研究，毕竟在各个时 1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是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普鲁士军队少将。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95年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克劳塞维茨一生参加了四次著名战役:莱茵战役、奥斯塔德会战、法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他的不朽兵学巨著《战争论》，是所有军人必读的兵学圣经，被称作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他也因此被称作西方兵圣。 2选自《战争论》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谈谈中国古代领导艺术

5、谈谈中国古代领导艺术，如何理解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祔发展过程中，一代一代帝王将相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极其丰富的领导艺术。 第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千百年来被视为用人要则。几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千古不变的信条。这既是一种封建观念的沉淀，也是中国人之文化的体现。特别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为一种古代用人准则而今天还在谈论，甚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是因为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例流传下来。如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事臣如礼”。对臣下提出地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唐太宗的的鼓励下，不少官吏敢于犯颜直谏，直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太宗本人也成国开明皇帝而流传千古。 第二，知人善任，唯才是举。要想真正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做到知人与识人。有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用人之才，方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方能事业兴旺。三国时期刘邵根据古代的圣王贤君的用人之道，明确地提出了“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必须“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用人准则。这里的“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视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任不同的事任，做到人尽其才。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费。 第三，礼法并重，德治仁政。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对法以及法与下海、经液晶、文化、道德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最主要的思想是“礼治”与“法治”。礼包括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和礼仪上的规定两个方面。儒家在对周礼进行不同形式的继承和改造时经历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个阶段。孔子强调以仁入礼，孟子则倡导仁政，前者突出了礼的论理性和强制性，后者强调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但他们都强调的是礼的内在精神，而荀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因而其强调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倡导礼法并重。 第四，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它是古代君王用发激励官吏的常用手段，它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强化人的责任感，从而用好、管好人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的韩非对赏罚的论述正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具有特色的，他从人性好利恶害出发，得出结论：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在此基础上，韩非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不同欲求。强调人不仅会求利，求赏，以满足生存；而且还要求名、求誉，以满足自尊。就此，他明确提出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激励方式，以提醒领导者，实施赏罚时应该特别注意在给予奖赏的同时也授予相应的荣誉；在进行惩罚的同时也应加之相应的恶名，以达到强化激励的效果。 第五，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下，虽令不从”，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古代领导者又一成功要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干部应具有的品质，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俢就是无声的命令。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奇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第六，扬长避短、不求全责任。“世上之人，各有所长，也皆有其短，兼收并储，天下都是可用之人”。辩证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本领是有限的，要做好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用人理念，但中国传统的领导艺术仍是我们最有利，最依赖的向导。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 特征 ①内容的现实性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或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个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往往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素材。他们思考和论证往事的得失，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新的治国方针，以纠前代之失，绝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 ②内容的稳定性 中国帝制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很少变化，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也很少。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政治思想的表达形式虽有从神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的变化，而神学、玄学、理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争论的问题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与霸道、民本主义和君主至上、相对君权和绝对君权、尊贤和亲亲、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义理和功利等。 ③政治思想的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思想家虽然排斥伦理道德，但这种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政治思想为主体并融合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家思想。它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虽不一般地反对暴力，但却更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为政以德”，宣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之本。伦理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刑法

一、刑事政策 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主要表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刑罚世轻世重”起源于西周。周灭商之后，如何统治广大的“殷顽民”及原来臣服于殷商的众多诸侯方国成为棘手问题。据说，周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不惜汙尊降贵，向殷朝元老箕子请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大法。 周朝最高统治层内部的观点也不一致，据说当时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姜太公主张应“咸刘厥敌，靡使有余”，即将敌人全部杀光，不留残余；二是召公奭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即只杀掉有罪之人，留下无辜的人；三是周公旦主张“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即保持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变，利用殷商贵族，以仁为本，进行统治，但如果有谁胆敢作乱，不论商人还是周人，都应镇压。 最后，周公的主张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强调应根据具体情形，由朝廷编订“建国之三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相传到周穆王时制订《吕刑》，将上述原则概括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即强调适用刑罚必须懂得轻重权变，根据社会情势确定刑罚的轻与重，既要注意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又要注重适用刑罚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助于正确处理案件，也有利于制定完备的刑律。 周代之后，“刑罚世轻世重”成为历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春秋时代，子产有“宽猛相济”的主张，认为“惟有德者能以宽服其民，其次莫如猛” ，表现在刑事政策上，也就是轻重相济，以重为主。战国时法家大都强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当时之世既“争于气力”，故必须“重刑轻罪”。儒家的荀子则强调“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曹操治魏，也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而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申此旨，对建文帝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 可谓深得此中真谛。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溯及力问题。在汉代，采从旧主义，依据犯罪时的法律定罪科刑。至唐代改采从轻主义，凡犯罪未发、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依旧条，减轻则从新法。到明代又改为从新主义，无论轻重，并依新律拟断。清同明制。这也是“刑罚世轻世重”政策的一个方面。 二、犯罪主体 1、“化外人” “化外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外国人，但当时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外国人以外，还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之人。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是指“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这一定义适用于以后历代。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说课材料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 精华

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领导活动，有了领导活动，也就有了对领导活动的思考。虽然领导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对领导的思考却同领导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领导的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理论。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其中的精华部分。 一、重视领导的基础 领导的基础是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领导，即使依靠暴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注重维护领导的基础。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如何看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活动和领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 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实启示 姚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长沙410004）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中一些教育方法对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实启示；中国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320（2009）04-0075-02Ancient Chinese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Reality of EnlightenmentYAO Yao（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Abstract：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few thousand years ofdevelopment history，the formation of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ome of which teaching methods to our present-da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meaningfulreference.Key words：ancient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reality inspiration；China收稿日期：2009-05-11作者简介：姚遥，女，主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湖南农机HUNAN AGRICULTURAL MACHINERY2009年7月July.2009第36卷第4期·学术Vol.36 No.4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虽是我党提出的，但它确是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和不同阶级共有的社会活动，它所包括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原始社会，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社会生产中分离出来，而且文字还没有产生，所以教育主要是通过集体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活动来完成的。公元前21世纪，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出现了阶级，文字也在生产劳动中慢慢产生。奴隶主问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充分利用宗教迷信欺骗和麻痹奴隶和平民，用讲“德政”，建“礼治”的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进入春秋时期后，教育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孔孟则是其中就为杰出的代表，他们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理论和方法最为系统，所以一直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本文所讲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就是讲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方法。1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只选取一些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方法列举如下：（1）教育灌输。统治者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使儒家的经典《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得以普及，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来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如《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等等，这些读物均为当时学童的启蒙教材，不管其是否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只要求其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当然，统治者编写的这些读物容易背诵，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使其在民间大量推广流传，从而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目的。（2）化民成俗。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本地区的为民法式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会奏报朝廷，以门庭悬挂荣誉匾额大事宣扬以示表彰。树立典范加官进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建立家谱家规等。通过这些方式营造出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氛围，随着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形成了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社会民俗。（3）身教示范。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教育者应该是伦常的完美体现者，是学生的道德楷模，要以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知来教育学生、感化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为学生树立好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传统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对世界，特别是对东方的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嗲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还有一些古代经典著作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批像孔子、管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李斯、诸葛亮、李世民、王安石、康熙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他们也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管理学家。在他们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最具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生产、市场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兼爱”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墨子认为，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有“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现代管理学上的“人本管理”思想要求企业领导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创造更大的价值。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实质相吻合，是“兼爱”思想的延伸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 内容摘要：任何军事思想都具有时代特色，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特点在于具有哲学思辨性和高度概括性，注重智谋，具有相对的政治性与心理普适性。在当今社会，战争多元化使其中的战术有所淘汰，但其思想辩证，军队精神，理性思考与大局观念仍值得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扬与继承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的理性认识，是对战争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整理，本身基于战争所处的时代。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则代表了古代理性的战争理念，出于对战争的严谨思考与态势的把握，古代军事家撰写了很多军事论著。现今，中国古代相对比较著名的兵书大约在50部上下，如《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握奇经》，《六韬》，《三略》，《纪效新书》，《登坛必究》等。在这些兵书中，宋代编的武经七书为集各兵家兵书者大成。 在这些兵书中，随着各时代兵种演化，装备进步，作战方式也在不断改进，早期的作战方法已经被后人提炼，修改为了作战原则。例如《六韬·豹韬》中论述了各地形的作战方法，而到了《孙子兵法》中则总结成为了《地形篇》，《九地篇》这一军事地理部分的原则，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拓展。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实质上所谓的兵法演变其实更像是一颗树的成长历程，过时的战斗方法会成为培育未来战斗方法的战略原则。例如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主要指自商代、西周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夏代。但由于缺乏信史资料，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般从殷商、西周时期开始。 经济政治背景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政治上，实行地主阶级封建君主专制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政治思想的分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 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这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

第三章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

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领导活动，有了领导活动，也就有了对领导活动的思考。虽然领导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对领导的思考却同领导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领导的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理论。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其中的精华部分。 一、重视领导的基础 领导的基础是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领导，即使依靠暴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注重维护领导的基础。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如何看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活动和领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 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第四，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越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民富，才能君富。《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民富，才能国安。《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 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如伤”，行“仁政”。其次要兴利民之举。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再次，要有富民之策。统治者不仅要有富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等。 2、教民。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久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并且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