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实用主义的乌托邦建筑之路
Bjarke Ingels Group: Exploring the Road
to Pragmatic Utopian Architecture
探索实用主义的乌托邦建筑之路
——访丹麦Bjarke Ingels Group事务所
文字/图片：Bjarke Ingels Group
采访/整理：朱晓琳
Bjarke Ingels
1974年出生于哥本哈根，于1993年?1999年就读于
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建筑学校，就读期间任职于巴塞罗那的
Technica Superior de Arquitectura事务所和鹿特丹的大都
会建筑事务所(OMA)。2001年，他与同样任职于OMA的建
筑师Julien De Smedt（1975年生于布鲁塞尔）共同组建了
PLOT事务所。2006年元旦，在经过了5年成果颇丰的合作
后，De Smedt和Ingels决定终止在PLOT事务所的合作。
Bjarke Ingels成立了Bjarke Ingels Group事务所，而他的合
作伙伴成立了Julien de Smedt Design。他们开始在各自不
同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一种实用主义的乌托邦建筑。
肖像摄影 WITH SCALA
图1
BIG（Bjarke Ingels Group）事务所作为丹麦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事务所之一，由70名建筑师、设计师、建造师组成，涉及到建筑、城市研究和发展的多个领域。所承接的项目和工程遍及丹麦、瑞典、挪威和欧洲中东部地区。BIG事务所建筑体系的构建源于对当代社会生活不断演进和变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全球经济波动和通信技术等因素也很重要，这些因素要求建筑和城市设计机构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我们认为为了应对今天的挑战，一种乌托邦式的建筑模式正引导着沉闷盒子式的实用主义和天真的乌托邦式的数字现实主义进入到未触及的宽广领域。”我们可以从BIG事务所许多的设计作品中看到这种实用主义的乌托邦建筑设计理念的体现。
你能想象骑着脚踏车到您的复式公寓吗？你能把一个游泳池变成室外空间的一部分吗？如何将2000户新的公寓单元安置在已经发展成熟的市中心？保持斯德哥尔摩市作为城市交通节点的地位，同时将其转换成交通与休闲结合的区域是可能的吗？对于这些看似刁钻的问题，BIG事务所有其独特的设计解决方式。
位于哥本哈根南部边缘的62 000m2的容大型居住区、零售业、办公于一体的项目处于最新社区规划的范围内。设计师将其沿着运河放置，在此可以眺望被保护的运河沿岸风光（图1-2）。这个大型居住区利用一个延续到10层高的连续散步长廊和环形自行车跑道将城市生活中生动有趣的邻里关系融入到横向层次的建
筑类型学当中。与那些传统的建筑相比，更多三维的城市生活方式被塑造在这座建筑当中。同时也会给使用者带来独特的感受，这就是骑着脚踏车回家的感觉。而在ODA（Odense Aquatic Center）——丹麦欧登塞水上活动中心的设计中，不是将一系列的泳池并排放置，而是利用150米长的环形直线泳池将一系列游泳池联系起来（图3）。这个水上活动中心位于湖的中心小岛上，人们在这样一个奇妙的水上中心活动，似乎象在湖中玩耍一样自在，早已融入到自然的室外空间当中。BIG与JDS事务所共同合作，在哥本哈根市建议环绕着一个巨大的体育运动场地建设一幢3公里长的不断变化高度的12层的公寓楼，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连绵起伏，只不过这是哥本哈根版的长城（图4）。如此新颖大胆的设计不管能否实现，但带给人的总是无限遐想。在斯德哥尔摩滨水地带，设计师通过把公共活动引入到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同时把繁忙的交通隐藏在大型的市民广场之下，这就可能恢复滨水地区的活力，同时把斯德哥尔摩市的周边区域联系在一起。沿着水面边缘将地面处理成台地形式，给下部的公共和商业空间带来自然光线（图5）。
仔细品味BIG的建筑，其实它不仅仅是功能或者漂亮细部的随意堆积，他们具有一种透过富有经验的双眼去重新观察和定义事物的能力。通过将实用的和乌托邦式的思想进行充分的碰撞，建筑师再次找到了改变星球的自由，使其更好地适应当代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所有的行为和设计中，我们尝试将设计的焦点由‘小’的细节转移到‘大’的方面。”在工程中，他们会根据其对社会、经济和生态三重因素产生的影响来对项目的规模和平衡进行测试。同时，将生活、休闲、工作、停车及购物这些传统因素综合考虑进行方案的设计和创作。他们逐渐引入空间的多样性、密度、方式、文化结构和不断增长的“大”的概念。“将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相结合的一种艺术，来寻求更多的价值。每一个建筑设计其实就是自己的试验田，以改进我们的设计”，他们将其称之为“方案炼金术”。
BIG事务所一直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方案设计过程当中。“建筑物是超越时间的、具有多重维度的、复
杂多样的网络系统。我们的建筑体系架构，探讨如何巧妙地将这些因素融合交织在一起。这个体系往往可以
进行选择性的去除和更换，并给其它因素带来最小的影响。这些策略让正在运行的生命周期减少了物质、金
钱及时间而得以维持和运转。”因此，BIG事务所的可持续性设计不是任意的和附加的，而是与设计构思紧
密相连的。例如，内部和外部饰面往往完全反映材料自身的特性，需要很少或根本无需维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调整建筑的方位，使采光和通风达到最优状态，同时通过许多措施，例如引入中庭、天井和天窗来优化建筑设计。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进行构思和设计的呢？
BIG事务所认为解决设计问题不是一个线性的实践，而是一个往复的复杂过程。因此，他们的设计始于提出问题，建筑事宜，参数的重新设定和考虑一切的可能性。在这之后，他们会采取退两步的方式，让合作伙伴和客户参与进来，以完善研究。“我们利用物理的和虚拟模型从各个角度去研究一个工程，从最初的形式探索到后期的复杂的预制构件的设计。”在一系列的研究之后，他们发现建筑模型为将来建筑师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类似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因此，BIG事务所拥有强大的模型制作能力，有5到10个专业制作模型的工作人员利用最新的技术，例如EZ激光切割机、3D快速原型印花机来完成模型的制作。同样地，他们利用最新的影像处理和动画软件创建虚拟模型作为设计和演示工具。他们与客户一起合作，运用这些影像资料，以协助向用户群体和公众进行介绍和陈述。一旦建设完成，他们还会进行使用后评价，了解每一个建筑使用者的意见。在设计过程当中，BIG事务所不喜欢推翻重做。“相对于革命性更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正如达尔文所说，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过剩和选择的过程。使得来源于社会的力量和关乎到每个人的利益等多重的因素来给予我们建议：哪些是要摒弃的，哪些是必须保留的。尚存的思想通过突变与复合不断进化和演变，进入一种全新的建筑领域。”这就是BIG事务所进行构思和设计的来源，一种合并和整合分歧与冲突的方式，不是通过妥协或选择，而是将多方面的利益冲突综合在一起，找到一个平衡点，形成新的设计思路，创造出一个包容性而非排它性的设计方案。这种包容性的观念使得他们的项目从来就既不流于平常也不耽于天真，不断地分析、实验和实施使得BIG事务所能够将实验性的设计研究和高效的生产相
结合，继续探索实用主义的乌托邦建筑之路。
乌托邦
《乌托邦》是托马斯·摩尔写的一部拉丁语的书的名字，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出版于约1516年。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 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摩尔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牧师，他的小说可能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广义的乌托邦可以是理想的或实际的，但一般来说这个词更强调乐观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 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 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
浅析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解读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浅析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 ——解读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黄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210093） 摘要：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于1929年完成了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在书中，曼海姆“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本文旨在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出发，探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乌托邦曼海姆知识社会学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作为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与奠基 者，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于1929年完成了他的《意 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从此，曼海姆的名 字从此紧紧地与知识社会学联系在一起。虽 然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最先是由德国哲学家 舍勒最先提出的，但在曼海姆那里，知识社 会学才真正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人们才真 正对知识进行社会学的考察。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概
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他认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就是说，意识形态分为特殊的含义和总体的含义两种，即曼海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 本文旨在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出发，探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既体现了社会研究在历史过程的逐步深化之规律，同时也体现着社会学学者本身对于该问题认识的认识与再反思。 二、核心问题评述：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是社会学界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1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前，意识形态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了。当我们现在再谈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其思想渊源与他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继承结合起来。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一切阶级社会的思想体系，都只是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都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而在曼海姆看来，人类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思想的扭曲井不只是发生于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同样存在思想被扭曲的现象，井由此引出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概念上的分辨。 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的集体无意识，而“乌托邦”则相反，是被统治集团的集体无意识，前者无视社会现实中向未来发展的真实可能性，而后者则无视社会实际存在本身的现实性。换言之，“意识形态”维护统治集团既得利益者的现在，“乌托邦”则空想被统治者和利益受到侵害者的未来。他们都同都属于思想意识相对于社会现实存在的扭曲，而且也都是受到人们各自的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被“带入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2，具有“虚假意识” 1Krishan Kumar.Ideology and sociology:Reflections on Karl Mannheim’s Ideology and Utopia.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11,No.2(June,2006),pp.169-181 2[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
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综述
摘要：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是西方文学长河中的一条绵绵细流，它们以独特的视角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思考。本文从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对其进行总体评述。 关键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综述 自从潘多拉的盒子合上那一刻起，人类就在不停地为寻找希望而努力，为寻找到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这样，乌托邦(utopia)——这一具有美好未来意蕴的术语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不断出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诸如：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致使人们的生活逐渐机械化、教条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对科学技术的过度应用，致使人们对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担心，越来越恐慌。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整容技术等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对科学技术的过分开发，致使人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恶化；大气污染、白色污染、核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乌托邦的理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曾经渴望的美好境界在这一系列危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乌托邦走向了它的反面。 反面乌托邦(dystopia)是“把展望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描写作为讽刺幽默手段加以运用，预示未来世界的恐怖可怕，讽喻现实社会的丑恶腐败。”它不但对乌托邦所设想的理想境界进行了讽刺，而且对人类的现实处境进行了警示。尤其是在文学中，反面乌托邦小说通过各种视角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处境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从而引起人们从外到内的思考和反省。 一、国内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乌托邦小说和反面乌托邦小说一直却处于边缘的位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表面上看，乌托邦小说似乎仅仅是对美好未来的畅想，而反面乌托邦小说则是对这种畅想的否定。但实际上，从其内在本质上看，它们无疑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反思，是对人的发展的一种本真追求。它们之间是一种承继关系，反面乌托邦小说正是乌托邦小说的延续。而整个西方文学史不就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的发展史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乌托邦小说和反面乌托邦小说作为“亚小说文类”，它们所反映的内涵正是贯穿整个西方文学史的主题，它们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地区的乌托邦研究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格局。其中，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和美学领域，而且大多是从哲学或美学的角度对乌托邦思想或乌托邦情结进行了解读，包括对马尔库塞、诺齐克、布洛赫、曼海姆等人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关评述。还有一部分涉及了文学中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本文只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文学中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与评述。我国关于文学中的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现象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对《理想国》《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等单部作品的评论开始的。从评论的形式上来看，多数评论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的，主要对作品的内容进行评述，尤其是集中在对小说的理想社会及其各种社会制度的优缺点的阐述上。个别批评家侧重两部小说的比较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耿伟的《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以(乌托邦)为创立标志?》，王启民的《比较论略》等。 第二阶段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还是以单篇论文为主，只有个别评论者进行了整体评述，而且大多数都是对乌托邦小说的总体评价。即使有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评论，它也只是作为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延续部分出现的，因此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研究还只是一些仅限于内容介绍的一般性评述。至于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综合评述更是少之又少，
(完整word版)新媒体导论复习资料
1.摩尔定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新媒体发展迅猛，传统媒体也在实施数 字化转型，传媒化生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数字化生存。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呈现出间隔越来越短、其容量和集合程度却越来越高的趋势。 2.“冷媒介”意味着“低清晰度”，所提供的信息明确度低。其传播对象在信息 的接受过程中需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参与程度高。 3.公民新闻：“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 美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或者把它称之为“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新闻报道”。 4.媒介依存症：媒介依存症是一种由新媒介带来的社会病理现象，媒介依存症有 几个特点：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 5.媒介人物：大众传媒具有塑造社会活动家等媒介人物形象的功能。公众对于媒 介人物形象的材料，基本上取之大众传媒营造的世界，人们所见所知的不过是经过传媒折射的现实人物的影像，甚至人们对现实人物本身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仅仅是媒介上的人物。 6.新媒体（New media）：1967年由美国人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 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7.“热媒介”意味着“高清晰度”，所提供的信息明确度高，能高清晰度延伸人 体的某一感觉器官。其传播对象在信息的接受过程中参与程度低，想象力发挥程度低。 8.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 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9.“媒介事件”：是指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通过电视的现场直播，本来在一个
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
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 张卫平Ξ 内容提要:如何建构一个科学判断诉讼中当事人证明是否成立的标准,一直是人们 所企望的。但基于标准的客观化、具体化的要求,要求获得一种抽象的、又依赖于 法官主观认识的证明标准是不可能的,这种标准的建构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 空想。证明度的判定,只能是在某种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依靠法官的良心和知 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把握。 关键词: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法 程序观念的输入,仿佛给人们注入了一剂清醒剂,使人们能够矫正过去的立场和视角,重新审视程序以及程序正义在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及其实现中的地位。程序法学者则更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似乎突然之间程序法的天地一下变得是那么的高远和空旷;随之也伴有一种亢奋,一种要唤醒程序正义、欲普遍重建正义程序的亢奋。 现在一切都在建构当中:理论在建构,原则和制度也在建构,各个法学领域俨然成了一个个大“工地”。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最热闹的当数证据制度。一夜之间,证据制度成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一座“金山”,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人们蜂拥而至,挥锄扬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出台以及对证据立法的呼唤、呐喊更是为此推波助澜。我们不是在福柯的后现代背景中,对我们而言,还谈不上解构,我们需要的是建构。不过,在我们辛勤建构“劳作”的间歇中,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地自问:一切建构都是可能的吗?哪些建构是不可能的呢?有些建构的设想是否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呢? 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和中心,可以说一般而言,没有证明就没有诉讼。因此,证明过程的制度保证和制度建设,也就成为证据制度建构的核心和中心。证明的标准化就是不少人正在进行的理论建构,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行制度建构,将其作为证明制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笔者对这种将证明标准化,即试图建构证明标准的作为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建构。
巴西利亚——现代建筑的经典与乌托邦之城
巴西利亚——现代建筑的经典与乌托邦之城 【摘要】1987年12月7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在过去被视作现代化城市的典型代表，无论是从它的城市规划理念、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还是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从过去的50年来看，其中的“乌托邦”气息日益显著，功能区的划分过于具体，使人们的生活中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大下降，从而使城市失去了活力。本文将详细介绍巴西利亚这座新兴之城，并且与另一座“乌托邦之城”——昌迪加尔进行比较，论述巴西利亚的“乌托邦”气息。 【关键词】城市设计巴西利亚昌迪加尔乌托邦 【引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是巴西最著名、最繁华的两大城市，为何巴西人要将首都建立在一片荒地上？而且建筑耗时不是五百年、不是五十年，而是五年！巴西利亚的建成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体现之一，同时，飞机型的设计象征着巴西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规整的设计体现了现代人理性的一面。但是，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座充满着“理性”的城市吗？ 一、巴西利亚的地理位置 笔者认为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巴西利亚的地理环境。作为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位于巴西中央高原上，南纬15°41′，海拔1158米。位于中部戈亚斯州境内，马拉尼翁河和维尔德河汇合而成的三角地带上。海拔1100米，东南距里约热内卢900千米，南距圣保罗865千米。连周围8个卫星城镇的联邦区，面积5814 平方千米，人口 186.4万（1990年）。地处高原 ,气候温和宜人。年平均气温 17.7℃。年均降水量1600毫米，全年分为雨季和旱季，年均最高温度为29.3°C，最低温度为17.1°C雨季集中于10月～翌年4月。巴西利亚与沿海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最大的区别是：它在中部，是座高原城市。因此，把首都
直面_诸神纷争_的世界_从_意识形态与乌托邦_看曼海姆与韦伯的思想关联
直面“诸神纷争”的世界3 ———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看曼海姆与韦伯的思想关联 熊 春 文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nheim ’s thought and Weber ’s one in three aspects :(1)diagnosis of their time ;(2)the Mannheim ’s epistem ological predicament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Weber ’s thought ;(3)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As W olff argues that ,m ost of Mannheim ’s w ork (not only that explicitly dev oted to the s ociology of knowledge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a ”diagnosis of our time ”.It was just on this topic where Mannheim followed Weber ’s proposition ———“g ods com plete in every fields of s ociety ”,and extended the tension of Weber ’s judgment in many theoretical aspects such as ideology and utopia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e problem of intelligentsia ,the types of knowledge and the styles of instruction ,etc.In this sense ,the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of Mannheim and Weber gets its significance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thoughts history or academic history ,but als o on the s ociological masters ’inspiration to grasp the problems of our time. 3 本文的思路与写作过程无不得益于我的导师苏国勋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在此表示感谢。① 详细阅读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人不难发现,曼海姆在书中的各章都有对韦伯的直接引用或评论。 ② “接续”不完全同于继承、批判或超越等,笔者只是想借此强调曼海姆站在韦伯的基础往下言说的客观状态。毋宁说,接续包含着继承、批判、超越甚或倒退的可能性,但曼海姆对韦伯究竟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在什么方面和意义上有所超越甚或倒退,这些都是值得认真分析和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关学者对曼海姆的认识论困境的分析,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③ 艾彦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译序中特别指出,“曼海姆具有异乎寻常的敏锐头脑和令人惊叹的综合能力,这突出表现在,他虽然吸收了如此之多具有深刻而丰富内容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但是,他自己却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流派,而是努力融百 家于一炉,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 (曼海姆,2001:11) 谈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在其思想渊源上,人们主要强调他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继承,而较少关注曼海姆在思想上与韦伯的复杂关联。一般认为,正是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区别开来,形成了知识社会学不可相互化约、又相得益彰的两套经典传统(W olff ,1970:32)。但实际上,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中,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他 与韦伯思想的关联,①尤其是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知识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的论述上,曼海姆几 乎就是接续②着韦伯的命题在往下言说。另外,考虑到他的精神导师卢卡奇本人就曾在一段时间内与 韦伯过往甚密,曼海姆对韦伯思想的接续可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曼海姆的 纷杂的思想论述,③缕清他与韦伯思想的关联,是一个值得学人注意和努力的方向。本文拟从几个方面 出发,对曼海姆与韦伯观点的关联,进行一定的梳理,望能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时代精神的诊断 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开篇就提出“关于思想的社会学概念”,把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定义为对“思想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因此,对时代精神的诊断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应有之义。而这一问题显然也是韦伯一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韦伯关于时代精神的诊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诸神纷争”命题。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声称,我们这个时代,随着理性化的推进,“许多昔日的神 已从坟墓中走出来;不过它们已被祛除巫魅,因而采取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出现” (韦伯,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读《美丽新世界》——浅谈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读《美丽新世界》——浅谈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金的《我们》齐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享有相当高的世界声誉。虽然就连高中英语课文中都对其有过介绍，但它却是我在这三部书中最晚读到的一本。比起《1984》曾在我个人的思想历程里扮演过极其重要的启蒙角色（当然，相信有无数青年都会有类似的感受），《美丽新世界》则让我多看到了另一些可能。它描述的乌托邦场景，较之另外两本会少一些极权色彩，但却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某种程度上说也更加值得警醒。 *三种乌托邦的比较 尼尔·波兹曼在其名作《娱乐至死》中，一开始就提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认为世界最终没有发展成乔治·奥威尔的预想，却越来越向赫胥黎所描绘的方向发展。《娱乐至死》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里的矛头明确指向电视、电视节目等娱乐性设施。波兹曼认为一切公共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政治、新闻、教育等多个方面成为了娱乐的附庸，人们的思考能力受制于此，最终娱乐至死。 《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社会与其确有共通之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得名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牛津词典的解释是“本欲改善人们的生活，实则带来预料不到的问题”。这个新世界是一个设定好的机械化的盛世，尊奉汽车大王福特为救世主。科技与政策管理极度发达。精子卵子在试管中调制好，胎儿在孵化器中长大。人类虽被分为五个等级，但却从小就以“睡梦教育”的形式被灌输了幸福的概念，而热爱自己的使命。他们被设计得厌恶书籍、厌恶艺术、厌恶独处，性滥交、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横行。即使出现最糟的情况，也还有索麻这一“完美的药物”使人们获得快感。可以说，“幸福”在这美丽新世界中似乎唾手可得。 诚然，幸福是人类始终追寻的一大终极目标，然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被幸福”却不等于、甚至往往是有悖于我们真正的幸福概念的，就如同波兹曼描绘的“被娱乐”一样。新世界中的幸福成为了人为的研究成果，而每个人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则消失殆尽。在这里被扭曲的不只是幸福的概念，这些新人本身也不同于我们如今定位的自由、正常的人，而失去了灵魂。 相比较《美丽新世界》中人被技术改造，《1984》则侧重于制度对人的挟制。如果说前者中描绘的人们是热爱技术而被技术改造，后者中塑造的人则是被制度改造得热爱制度。老大哥在看着你；无法关掉的电幕覆盖着生活每个角落；新话和双重思想则成为人们自身上的枷锁。这里营造出的极权恐怖更为直接。然而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恐怖可能尚不如《美丽新世界》中来的可怕。举例来说，《1984》中还需要设立真理部来篡改历史进而控制人心，而《美丽新世界》中人已经从内心最深处拥抱现实而厌恶过去的一切。 《我们》的作者扎米亚金本身就是俄国人，但《我们》约写于1923年，看来并不是对斯大林时代的影射。尽管如此，但由于其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仍被禁止出版。书中的故事发生在约六百年后的世界，人们只以数字命名，住在玻璃房子里以便于极权监督。他们唯一可以放下窗帘的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每个人需要一种粉红色的票券来和性伴侣做爱。世界被“造福主”个人所统治，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却无一类外地连任。造福主的机器是断头台，处决的过程经常发生且公开进行。“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
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
书评 BOOK REVIEW 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 李华 ABSTRAC 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2nd issue of Studies of Architecture & Culture, especially the researches of American cities conducted by the Venice Schoo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urban renova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ide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idea-reality”, and points out that architecture has its own and an autonomous space mediated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ctice, and the signifi cance of urban studies to architecture. KEY WORDS/ Urban studies, Architecture, Venice School 摘要/通过对《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尤其是对威尼斯学派的美国城市研究的解读，从“观念－现实”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城市更新与建筑实践的关系，并指出在意识形态与建筑实践之间存在的一个中介的、建筑学可以作为的自主空间，以及城市研究之于建筑学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研究 建筑学 威尼斯学派 “随着未来经济模式的变异是否也会引发城市化进程的自我变异，从而给建筑学带来新的希望？” —丁沃沃，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城市，是当代建筑学无法回避的议题。然而，对建筑学来说，城市却是一把双刃剑。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使建筑学本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通过城市研究、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建筑学在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边界，和介入社会实践与文化构筑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城市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广度，已超出了建筑学学科自身所能涵盖和解决的范围。现代主义在城市问题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建筑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建筑在城市问题上的失败，恰恰说明了建筑学本身的局限，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建筑解决城市问题的局限。局限本身并不是问题，每个学科和职业都有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问题是，城市研究对建筑学的意义是什么？ 本文最开始引用的提问，来自南京大学建筑学院编辑出版的《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威尼斯学派与城市”。这个设问是本专辑的最后一句话。以问题而不是结论作为本书的小结(编者前言中所称)，无论是有意还是偶然，都意味深长。事实上，这个设问本身恰恰可以作为我们阅读这本书的一个线索：城市发展和城市观念的变迁与建筑的关系。 《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分为3个板块：“威尼斯学派与城市”、“城市史：东方与西方”、“书评与评论”，共收录文章11篇。但就内容而言，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是本书的核心，全书11篇文章中有8篇与之有关，其中5篇来自威尼斯学派的4位巨匠：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的“大都市”、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杰斐逊的灰烬”、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的“从公园到区域：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城市的革新”(下称“从公园到区域”)、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 的“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下称“农耕理想的城市”)和他为“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下称“美国城市”)写的前言。另外3篇，罗伯特?C. 旺布利(Robert C. Twombly)的“社会主义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城市”是对《美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210096)收稿日期：2012-01-10
Utopia and Dystopia(乌托邦和反乌托邦)
Utopia and Dystopia The utopia and its offshoot, the dystopia, are genres of literature that explor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Utopian fiction is the creation of an ideal world, or utopia, as the setting for a novel. Dystopian fiction is the opposite: creation of a nightmare world, or dystopia. Many novels combine both, often as a metaphor for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humanity can take in its choices, ending up with one of two possible futures. Both utopias and dystopias are commonly found in science fiction and other speculative fiction genres, and arguably are by definition a type of speculative fiction. The word utopia was first used in this context by Sir Thomas More in his 1516 work Utopia. The word utopia resembles both the Greek words "no place", "outopos", and "good place", "eutopos". In his book, which was written in Latin, More sets out a vision of an ideal society. As the title suggests, the work presents an ambiguous and ironic projection of the ideal state. Dystopia is defined as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poverty, squalor, or oppression. Most authors of dystopian fiction explore at least one reason why things are that way. Dystopias usually extrapolate element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are read by many as political warnings. Many purported utopias reveal a dystopian character by suppressing justice, freedom and happiness. George Orwell's novel Nineteen Eighty-Four is a dystopian novel about a coercive and impoverished totalitarian society, conditioning its population through propaganda rather than drugs.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describes a future North America governed by strict religious rules which only the privileged dare defy. Combinations Jonathan Swift's Gulliver's Travels is sometimes linked with utopian (and dystopian) literature, because it shares the general preoccupation with ideas of the good (and bad) society. Of the countries Lemuel Gulliver visits, only the Country of the Houyhnhnms approaches a utopia; most of the others have significant dystopian aspects. Many works combine elements of both utopias and dystopias. Typically, an observer from our world will journey to another place or time and see one society the author considers ideal, and another representing the worst possible outcome. The point is usually that the choices we make now may lead to a better or worse potential future world.
新媒体概论重点
填空: 1、手机越来越成为一个移动的数字终端平台,在20世纪末开始被定义为“第五媒体”。 2、美国传播学者哈特在对媒介进行历史性考察时,把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媒介系统分为示现的、再现的、机器的三类媒介系统。 3、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时空偏向的角度考察媒介,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理论,将媒介划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偏向空间的媒介。 名词解释: 戈夫曼的情境决定论: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戏剧进行类比,她认为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大量不同的角色,在每位或每群观众成员面前显示自己的略有不同的“变体形式”。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为举止可分为两大类:“在前台的行为”与“在后台的行为”。合适的在前台的行为代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的人按其所扮演角色的社会规范应有的行为。而在后台的行为则会放松自己,进行排练,制定进一步表演的策略,并就她们在前台的行为开玩笑。 电视人: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中,将印刷媒介环境与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与成长的一代,她们在电视画面与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就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就是“跟着感觉走”,这一点,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她们的父辈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就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媒介依存症) 容器人:“容器人”就是日本传播学者中野牧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描述现代人的形象时提出的。“容器人”就是指在现代的大众传播环境尤其就是以电视为主体的传播环境下,人们的内心世界犹如封闭的容器,她们就是孤立的,封闭的。她们为了打破这种孤独的状态也希望与别人接触,但就是这种接触只就是容器外壁的碰撞,并没有内心世界的交流,因为她们并不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了人际交往的最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与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她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该概念强调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社会化与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 梅特卡夫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就是3Com公司的创始人,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其内容就是: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梅特卡夫定律就是一条关于网上资源的定律,该定律由新科技推广的速度决定,所以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每台电脑的价值就越大。新技术只有在有许多人使用它时才会变得有价值。使用网络的人越多,这些产品才变得越有价值,因而越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使用,最终提高整个网络的总价值。梅特卡夫定律常常与摩尔定律相提并论,如果说摩尔定律就是信息科学的发展规律,那么梅特卡夫定律就就是网络技术发展规律。 电子乌托邦: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寄语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新的传播技术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与平等的理想国度,就是一种认为网络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的倾向思想。单方面的认为当代大众传媒会因其传播渠道的双向性与网络的实时互动性能够带来民主与自由;因大众传媒的监督功能与现今受众的舆论压力能够带来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从而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的乌托邦式期待。而这种观点就是片面。在大众传媒大战的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与社会制度与文化紧密相连的大型社会信息系统,而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系统
最新工业设计十大经典案例
工业设计十大经典案 例
工业设计十大经典案例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第二届工业设计大奖——“红星奖”正在筹备中。和国外比，中国工业设计起步较晚，需要从国外的工业设计中借鉴经验。本报推出工业设计史上十大经典案例，从中可以体味出工业设计附加值的意义，何止于金钱！ 案例一｜ZIPPO74年火焰不灭 设计师：乔治·布雷斯代 设计时间：1933年 1932年，美国人乔治·布雷斯代在一个 酒馆外看到一个朋友笨拙地用一个廉价打 火机点烟后，便产生了设计一个简单不受气压或低温影响的打火机的想法。1933年，第一款ZIPPO打火机诞生并开始风靡全球。二战期间，由于ZIPPO 卓越的性能成为了美国军队的军需品。据说美国一名士兵因为ZIPPO挡住了子弹而保住了性命，而那个ZIPPO却依然好用。艾森豪威尔也对ZIPPO大加赞赏：“ZIPPO是我惟一在任何时候都能点得着的打火机。” 1996年4月15日，第三亿个ZIPPO打火机出厂，如果把这三亿个打火机平放，可以把一个包括射门区在内的足球场铺满128厘米厚。如今ZIPPO的日产量已经超过6.5万个，销往130个国家和地区，被喻为“打火机里的哈雷摩托”，成为雄性美感的代名词和具有高度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案例二｜拉链男士“裤门看守者” 设计师：伊莱思·豪 设计时间：1851年 拉链又称拉锁，是一个可重复拉合、拉开的由两条柔性的可互相啮合的连接件。目前拉链的使用领域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服装和用品，已成为当今世界上重要的服装辅料。 从1851年美国人伊莱思·豪才申请了一项名叫“可持续、自动式扣衣工具”专利开始，拉链最终占领服装市场的时间是上世纪30年代，期间整整经历了近80年之久。当时，服装界掀起了一场童装竞赛，最终脱颖而出的是带有拉链的童装，因为人们相信，拉链服装能提高儿童的自信心和自主能力。 借助时装设计师的推动，拉链在1937年又有了一个新身份——男士“裤门看守者”。如今拉链已经随处可见，据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资料，全球每年生产的拉链数高达6亿条以上。 案例三｜匡威帆布鞋踏入美国篮球史 设计师：匡威公司 设计时间：1917年
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张卫平
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张卫平 程序观念的输入,仿佛给人们注入了一剂清醒剂,使人们能够矫正过去的立场和视角,重新审视程序以及程序正义在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及其实现中的地位。程序法学者则更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似乎突然之间程序法的天地一下变得是那么的高远和空旷;随之也伴有一种亢奋,一种要唤醒程序正义、欲普遍重建正义程序的亢奋。 现在一切都在建构当中:理论在建构,原则和制度也在建构,各个法学领域俨然成了一个个大“工地”。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最热闹的当数证据制度。一夜之间,证据制度成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一座“金山”,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人们蜂拥而至,挥锄扬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出台以及对证据立法的呼唤、呐喊更是为此推波助澜。我们不是在福柯的后现代背景中,对我们而言,还谈不上解构,我们需要的是建构。不过,在我们辛勤建构“劳作”的间歇中,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地自问:一切建构都是可能的吗?哪些建构是不可能的呢?有些建构的设想是否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呢? 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和中心,可以说一般而言,没有证明就没有诉讼。因此,证明过程的制度保证和制度建设,也就成为证据制度建构的核心和中心。证明的标准化就是不少人正在进行的理论建构,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行制度建构,将其作为证明制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笔者对这种将证明标准化,即试图建构证明标准的作为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建构。 一、证明标准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证明标准的提出与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有直接的关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对过去传统审判方式的否定。传统审判方式的一个特点是“重调查,轻举证”。〔1〕作为审判主体的法院并不是消极探知案件事实,而是具有积极探知案件事实的职权,不受当事人主张事实的限制,法院可以主动收集证据,并依此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法院依职权直接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在法院调查的事实基础上进行调解或作出判决,是我国民事审理最具有特色之处,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民事审判的基本传统。在审判理念方面,法院有责任查明事实,只有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裁判。法院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是法院的职责。〔2〕审判员有责任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以马锡五的话语来讲,就是“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由于法院有职责调查和收集证据,因此,当事人不提出证据,也往往不会承担败诉的后果。在这种职权探知的审判方式下,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作为一种不利后果就被淡化了。尽管在诉讼实践中必然客观存在着裁判应当依据的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但基于这种探知职责化的观念,也就无法强化当事人对利己案件事实的揭示和证明的责任。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观念上的变化。在审判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审判方式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正式登场。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推出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措施中,“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其基本措施之一。一般的提法是在法院的指导下,当事人负主要举证责任,法院只是视情形自由裁量是否自行调查,当事人不举证或举不出证的,将承担败诉的后果。之所以称为“强化”,也许是因为法律上也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但没有予以强调和落实。 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直接动机是试图通过当事人举证而使法院从直接调查案件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民事纠纷直线上升,民事案件数量成倍增长,法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再沿袭过去直接调查收集证据的做法,将无法摆脱这种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长期以来法院“包揽调查”、“庭外理案”、“庭上纠问”的活动方式,忽视和弱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包揽“一切”、一切由法官决定的职权主义行为,使当事人仅仅成为被询问、被调查的对象,处于一种“非主体”的地位。这种地位当然不利于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事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和与案件事实的联系,使得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