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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下课文翻译

第一章

Unit 1 Living a Full Life幸福隐藏的另一面

1 飓风、房屋失火、癌症、激流漂筏失事、坠机、昏暗小巷遭歹徒袭击,没人想找上这些事儿。但出人意料的是,很多人发现遭受这样一次痛苦的磨难最终会使他们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们可能都会这样说:“我希望这事没发生,但因为它我变得更完美了。”

2.我们都爱听人们经历苦难后发生转变的故事,可能是因为这些故事验证了一条可靠的心理学上的真理,这条真理有时会湮没在无数关于灾难的报道中:在最困难的境况中,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奋发向上的能力会进发出来。对那些令人极度不安的经历作出积极回应的并不仅限于最坚强或最勇敢的人。实际上,大约半数与逆境抗争过的人都说他们的生活从此在某些方面有了改善。

3诸如此类有关危机改变一生的发现有着可观的研究前景,这正是创伤后成长这一新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一新兴领域已经证实了曾经被视为陈词滥调的一个真理:大难不死,意志弥坚。创伤后压力绝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在遭遇了即使最可怕的经历之后,也只有一小部分成年人会受到长期的心理折磨。更常见的情况足,人们会恢复过来——甚至最终会成功发达。

4那些经受住苦难打击的人是有关幸福悖论的生动例证:为了尽可能地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愉悦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幸福的追求已经缩小到只追求福气:一生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和困惑。

5这种对幸福的平淡定义忽略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所带来的那种丰富、完整的愉悦。那就是幸福背后隐藏的那种本质——是我们在明智的男男女女身上所欣赏到并渴望在我们自己生活中培育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品质。事实证明,一些遭受苦难最多的人——他们被迫全力应付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打击,并重新思考他们生活的意义——或许对那种深刻的、给人以强烈满足感的人生经历(哲学家们过去称之为对“美好生活”的探寻)最有发言权。

6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定义把深深的满足感和一种通过移情与他人建立的深切联系融合在一起。它主要受愉悦情感的支配,但同时也夹杂着怀旧和悔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心理学家劳拉?金认为:“幸福仅仅是许许多多人生价值中的一种。”慈悲、智慧、无私、洞察力及创造力——有时只有经历逆境的考验才能培育这些品质,因为有时只有极端的情形才能迫使我们去承受痛苦的改变过程。只过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不足以体验一段完整的人生的。我们也需要成长——尽管有时成长是痛苦的。

7在纽约市皇后区一间漆黑的房间里,31岁的时装设计师特蕾西?塞尔感到自己奄奄一息。就在几个月前,她已经停止服用控制她关节炎的强效免疫抑制药。她从没预见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停药之后的反应最终使她全身剧烈疼痛,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最轻微的动作——比如说试着吞咽——对她来说也痛苦不堪。甚至将脸压在枕头上也几乎难以忍受。

8塞尔并不是懦弱的人。她在两岁时就被诊断得了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生都在忍受着病症和治疗(药物、手术)的折磨。但是这一次,她实在不堪忍受了,她的医生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起作用。要么让疾病结束她的生命,要么她就得很快了结自己的生命了。

9然而,在经历了若干个不眠之夜后,她想自杀的念头开始被新的感激之情所打断。虽然她仍然感到痛苦,但一种新的意识每一夜都变得更加强烈:一种令人惊叹的解脱感,结合着一种包容一切的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我感到一切我曾经用来认同自己身份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六个月后她这样说道,“一切我认为我知道或相信的事物——时间、金钱、自我形象、对事物的看法——都毫无价值了。意识到这一点真是让我感到解脱。”

10她这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完全是个惊喜。但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心理学教授里奇?特德斯基认为,这种转变的感觉从某些方面看却是很典型的。里奇?特德斯基教授首创了“创伤后成长”一词。他对那些经历了诸如搏斗、暴力犯罪、突患重病等极端事件的人群进行了

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刚经历不幸后大多数人随即都会感到茫然和焦虑。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毁了。有少部分人事后很久了还不断被记忆问题、失眠以及类似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折磨。但特德斯基和其他学者发现,对很多人(可能甚至是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最终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令人满足。

11许多经历过恐怖的人身威胁的人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安全感被冲破了,平时处于我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种种感知之间的自我保护的精神盔甲被剥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轨迹(我们的习惯、自我认识和主观意念)全部被抛到九霄云外,只剩下对世界的原始体验。

12尽管如此,要实际实现这些转变并完全接受新的现实,通常需要有意识地付出努力。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这个过程,就是那些在灾难中成长和那些被灾难所摧毁的人之间主要的区别之一。认为灾难有价值的人并不是最坚强或最理性的人。使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将所遭遇的事融入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中。

13最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以从未想到过的方式获得了解脱。幸存者往往说他们变得更加宽容,也更能原谅别人,能够缓和原本糟糕的关系。他们说物质追求突然间变得很无聊,而朋友和家庭带来的快乐变得极为重要,他们还说危机使他们能够按照这些新的优先之事来重新认识生活。

14从灾难中成长起来的人尽管经历过恐怖的事情,但他们的恐惧感往往大为减少。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吃惊,相信不管今后生活中将要遭遇什么,他们都能应付。特德斯基说:“人们不会说他们所经历的是美好的。他们并不是特意要通过这样的经历来成长。他们只是尽其所能生存下来。但回顾起来,他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他们所预料的。”

15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家格列高利?伯恩斯在他的近作《满足》中指出,极限耐力运动员每次训练都要使自己的身体连续数天处于极限状态。他们和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所经历的感觉过程一样:自我失落,困惑,最后获得一种新的驾驭感。对于经常跑超过24小时的100英里比赛的超级马拉松运动员来说,呕吐和产生幻觉是常事。在一昼夜不停歇不睡觉地跑步之后,竞赛者有时会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16更普遍的在逆境中成长的例子要数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为人父母。生育孩子一直被认为会降低幸福程度。为了照顾婴儿而睡眠不足并且必须将自己的消遣撇到一边,意味着有了新生儿的人更有可能感到抑郁并且面临婚姻的危机。然而,长远看来,养育孩子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有意义、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短时间内牺牲了幸福,却有了更多的收获,比如满足感、无私以及有机会留下一笔意义深远的遗产。

17总之,情感上的回报可以弥补灾难带来的痛苦和艰难。这种精神收获并不能抵消所发生的苦难,但是它可以把这些苦难全部放在另一个不同的背景中来看待,那就是即使我们面临约束和挣扎,我们仍然可以生存得极有价值。金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这种觉悟。“你将不再是自己心目中曾经的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你——而事实会证明生活从此将非常美好。”

优秀的头脑是灵活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教育问题,却没有采取切实行动来教育人们如何应对变化。或许面对变化,我们的最佳保障足拥有优秀的头脑。要培养优秀的头脑,学生需要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习兴趣。未来的世界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需要其智慧类型为多面发展的人;需要那种当其所从事的工作技术上落伍时,依然能克服困境走向成功的人,需要能应对意外局面的人。

要培养灵活的头脑,我们需要区别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教育。训练注重培养一成不变的反应,注重短期目标而忽略长远发展。教育则旨在促进无限的成长,鼓励终生的学习,培养优秀的

头脑。

这里刚好可以用上马克?吐温讲的猫的故事。他说跳到热火炉上的猫再也不会往热火炉上跳。他还补充说,这猫甚至再也不会往冷的炉子上跳。猫可以接受训练,不过,与爱猫人士的说法相反,猫是无法被教育的。

懂得应对变化的人看待世界的视角新颖、富有独创性。这样的人不会受到眼前利益、传统惯例、固定习惯等的束缚,他无需依赖外人为他设定路线,指明途径。这样的人懂得绘制自己的行程。

为了培养具备优秀头脑和良好适应力的人,我们应该提倡那些能够适用于不同人生境遇、具有高“转移价值”的学习体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传授技巧、态度和理念,使它们不仅可以满足目前的需要,还具有普适性,能够满足未来的需要。

适应性教育无疑应该包含艺术教育。如果我们接受杜威的定义,认为艺术是“对平常事物的强化”,那么老师的职责应该是帮助学习者化平常为独创。安条克学院的梅尔?斯特朗将这种学习的方法描述为“提升个人的感性意识,增强对形式的领悟力。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会于其所见之外有更多发现,更多感悟。”

安?莫罗?林德伯格在她的著作《黄金之时,领路之时,1929—1932年日记与信札》中说,“一次经历只有在写下来或对别人述说后才能算结束。”她还说,“深藏在心中或日记里的真理是没有结果的。”真理必须重返生活,“领路之时”才可能被转换成黄金之时。优秀的头脑是善于分享的头脑。

适应性教育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是欣然接受变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易培养。它需要人们对自我以及未来充满信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害怕变动。他们倒退着走向未来,焦虑而防卫性地牢牢抓紧过去。

通常,这些人会认为自己微不足道。他们不接受∕相信自己,所以也不接受相信他人。他们展望未来时,要么态度消极,要么怀着幼稚的情感。他们无法洞察自身的欠缺感和自卑感,将自己的世界压缩到了便于掌控的狭小范围。他们或许希望能够为人更加灵活,思想更加开放,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力所不能及。

学校和大学应该做些什么来培养积极的心态,使之能公正客观地评判新观点显然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培养学生的自信心,用连续的成功而不是反复的失败来激励学生。他们可以营造一个适应变化、鼓励变化的集体氛围。学校和大学可以帮助学生学会欣赏卓越,了解改造世界的英雄人物。他们可以为学生提供长期的指导,教育他们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一个相信未来、拥有优秀头脑的人。

要迎接未来社会的巨大变革,继续教育是先决条件。爱默生足这样说的:“学校传授的知识不能算是教育,而是一种教育的方法。”塞内加则指出,“只要你有不知道的,你就应该不断地学习。”

学会变通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实或许是明天的谬误。他会赞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的话,“知识和鱼一样无法保持新鲜。”他会接受怀特海德的警告,反对“一味地毫无目的地积累精确的知识,却懒于思索不加以利用。”

考察现代社会是否能够应对快速的渐进发展,而非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幸福吗”,而是“每个人都在学习吗”。学习不仅是生存的条件,同时也是充实生活的基础。

第二章

Unit 2 Sports in Society商业化及其对于体育的影响

1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们都是把体育当作某种形式的公众娱乐。然而,体育从未像今天这样作为一种商业产品被如此盛大地包装、推广、呈现和开展,有关体育的决策以及与体育相关的社会关系也同样从未如此明显地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账本底线已取代

了球门线,体育不再只是为了运动员们自身的兴趣而存在。今天,乐趣和“好比赛”的定义取决于门票收入、特许权收入、媒体传播权的出售、市场份额、收视率以及广告潜力。那么,当体育变得商业化时,它会怎样?当体育变得依赖于门票收入和媒体传播权的出售时,它会发生变化吗?

2我们知道,每当任何一项体育运动被转化为商业性娱乐活动时,它的成功就依赖于观众的兴趣。尽管观众对于体育的拥护背后潜藏着多种动机,但他们对体育比赛的兴趣通常与三种相结合的因素有关: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参加一项比赛相关的风险或经济回报,以及预期中的运动员的卓越、英勇表现。换句话说,当观众提及一场“不错的比赛”或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时,这场比赛,通常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时,结果仍然扑朔迷离;或者比赛涉及高额奖金,因而运动员们都全身心地投入比赛;或者比赛展示了许多出色的或者“英雄式”的表现。只要运动比赛包:含所有这三方面因素,人们就会长时间记得并讨论这场比赛。

3商业化对于大多数体育运动的结构和目标没有太大的影响。尽管观众会对其产生影响,但在历史上,运动项目保持了它们的基本结构。创新也是在这一框架内进行的,并不会完全废除这项运动的基本设计。例如,奥运会的商业化导致了某些赛事规则的微小变化,但其每项运动的基本结构还是和商家赞助及电视转播权出售之前基本一致。

4看来,与运动的结构和目的相比,商业化更多的是影响运动参与者的取向。若要通过一项运动盈利,就必须吸引广大观众买门票或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吸引和娱乐广大观众并非易事,因为这些观众中有很多人没有技术性的知识,因而不懂得运动员和教练采取的复杂竞技技巧和策略。由于缺乏这些技术性知识,人们容易受到运动或赛事之外的东西的影响,容易受到天花乱坠的宣传的迷惑。在比赛期间,他们经常关注那些他们容易理解的事情。他们喜欢那种运动员冒险并明显面临身体危险的情境;他们喜爱那些擅长戏剧化表现或者愿意超越正常的生理极限以致威胁到自己的安全和健康的运动员;他们喜欢看到运动员不惜代价,立志求胜。

5比如,当人们缺乏篮球方面的技术知识时,他们更津津乐道于某一个灌篮,而不会关注球队取胜必需的因素:自始至终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后防。同样,那些对滑冰技术知之甚少的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三连跳或四连跳,而不是那些精心设计并训练直至流畅、完美的舞步。没有惊险的跳跃,无知的观众会感到厌倦。他们喜欢那些表现得激动人心或有争议性的运动员。他们往往根据戏剧化的表现是否导致戏剧化的结果来评价比赛。他们想看运动员在超越自己极限时偶尔的突然失败,而不是多年来稳操胜券,熟知自己极限而不去超越它的运动员。当一项体育运动变得依赖于娱乐广大观众时,对于运动中什么才是重要的,运动参与者们往往会改变观念。这一改变常常意味着重心从所谓的美学取向向英雄主义取向转变。其实,运动员可能甚至把运动或比赛称为“表演秀”,并把自己称作运动员兼表演者。这并不意味着美学取向不复存在了,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与英雄主义行为相比,它们常常退居其后。英雄主义行为吸引着那些没有足够的知识欣赏运动或比赛的策略和技术的观众。

6取悦无知观众的需求越强烈,就越会强调英雄主义取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橄榄球比赛的电视评论员喋喋不休地谈论危险、受伤、带伤比赛和胆量。不过,有些运动员意识到了与英雄主义取向随之而来的危险,并试图在他们的运动中放慢偏离美学取向的步伐。比如,一些前花样滑冰运动员已经呼吁限制滑冰项目中三连跳的数量。这些滑冰运动员担心,他们的体育项目在商业上的成功正越来越依赖于动作的危险性,而不是动作的美感。然而,另外一些滑冰运动员似乎愿意采取英雄主义取向,只要这样能取悦观众,获得收入。这些运动员用体育道德规范去评价自己和他人,他们还学会把英雄主义行为看成是真正地投入及为运动献身的标志。

7商业化同样会导致那些控制体育的组织发生变化。当体育开始依赖于创造收入时,体育组

织的控制权就会离运动员越来越远。事实上,运动员常常对于自身的体育参与环境失去有效控制。这些环境越来越受控于下列人员:总经理、运动队老板、企业赞助商、广告商、传媒人员、营销和宣传推广人员、专业管理人员、会计师以及经纪人。

8那些控制商业体育的组织通常非常复杂,这是因为它们企图协调上述所有人的利益,但它们的首要目标还是盈利最大化。这意味着组织决策通常反映的是许多人的混合利益,而他们与体育或相关运动员没有直接联系。影响这些决策的力量根植于各种不同的资源,其中许多甚至与体育没有关联。因此,许多商业体育中的运动员发现自己被逐出了决策过程,即便这些决策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和幸福。

无激情,不足球

它很诡异:让人蔑视、嘲弄、讥笑、中伤,然后又带着让人窒息的狂热和激情来庆祝,这就是——足球。球场上,两队各11名队员追来逐去,随着足球快速地被传递,一瞬间就能让观者屏住呼吸,欣喜若狂,也能让他们悲痛欲绝,无法自拔。只有足球能激发国民如此热情至极。

5月21日的冠军杯决赛就是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天,两家英国俱乐部球队——曼联和切尔西狭路相逢:红蓝对抗,南北争霸;一方富得流油,一方迫切希望籍此纪念慕尼黑空难50周年。球还没开,就已感受到这场赛事将极富解说价值。再加上球迷倾注的压倒一切的热情,这场赛事包含了伟大戏剧的所有要素。

这就是在这个水准上的体育:非常强有力的一场戏。它让人激动,让人痴迷,让人动情,但也让人沮丧和十分懊恼,因为输赢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即使个中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如今曼联球迷遍布全球,以难以想象的热情支持着这支球队,虽然这些球迷基本都与曼彻斯特这座城市没什么关系。他们的忠诚不容置疑,否则便是对他们的全然误解。

体育对如此多的人如此重要,因为它让人们洞察到成功的真谛和胜利的重要性;无论是赢得阿什杯英澳板球对抗赛或是赢得英式橄榄球世界杯的英格兰队,还是带着痛苦而又激奋的表情冲过终点线两夺奥运金牌的凯莉?霍尔姆斯。

体育的输赢超越了体育运动本身。人们在观察胜者、成就胜者和同情弱者方面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比赛过程的关注。

鲜有体育项目因人们对其艺术性的评判而受人贬低;相反,它们是鲜明的、决定性的的竞争,目的就是取胜。体育虽然也富于戏剧性,然而它之所以有别于艺术,正在于它崇尚竞争——强烈而坦然地追求胜负明确的结果。正因如此,体育才扣人心弦,它带来的情感才足以让七尺男儿双膝跪倒在雨水浸漫的异国球场。

体育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还在于它注重团队,神化11个人的团队;看似矛盾的是,它同时又允许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张扬。

有关“团队精神”的争论无休无止——如何建立、培养、利用团队精神。可“团队精神”到底是什么? 胜利中瞥见的一个幻象?还是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足某种重要且可依赖的东西?

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可不光有“团队精神”——这样的球队被一种强烈的氛围所环绕,使之近乎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

球员们随着不同赛季,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了。有些球员会被记住,但没有人会真的被人们想念,反而,他们只会被新球员取代;那些新球员有着同样的性情和才华,他们将为俱乐部创造一个新时代。

只有俱乐部和球队继续被同样的支持者拥护着,而他们如今只会为新球员欢呼雀跃。

但是足球也成就个人英雄。球员的名声围绕着足球那摇摆不定的中轴飞转。仅仅由于一个赛季、一场比赛甚至某一分钟那不负责任的鲁莽表现,多年以来的努力就毫无道理地被败坏或提升。一次点球的罚失、一次独断的进攻、一次拙劣的抢断……一位球员的名声就与这些紧

密相关,并随之膨胀或消减。

想想切尔西队长约翰?特里的遭遇吧,星期三晚上,因他在助跑时滑跤而错失点球,球队便与奖杯失之交臂,为此他悲痛不已。大约1,460万名观众眼睁睁看着他罚失点球,这还不包括亲临莫斯科现场的上万名球迷。我们中极少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如此糟糕的工作经历。特里当时的反应是泪流满面地瘫倒在雨水浸透的球场。我不怪他。

其实任何体育项目都会有如此戏剧性和紧张的时刻。

去年二月,英格兰橄榄球队在爱尔兰克罗克体育场客场作战。要知道,1920午,“血腥星期日屠杀”正是发生在这里:英国士兵突然袭击现场观众并开火杀害了14名球迷。

当《神佑女王》奏响时,爱尔兰队的支持者该会如何表现?对此众说纷纭。会嘘声四起吗?结果不然。爱尔兰球迷敬重国歌,所以整件事波澜不惊地过去了,而随后爱尔兰队便在球场上打败了英格兰队。

“要是爱尔兰球迷当时嘘场,那我就会自顾自唱起国歌,”一位爱尔兰人骄傲地表态。“这就是体育,它与众不同。”

纳尔逊?曼德拉在1995午让体育更加与众不同——他借橄榄球来弥合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他身穿与南非队队长弗朗索瓦?皮尔纳——一个南非白人相同的球衣,亮相世界杯决赛现场:这一举动无异于向世人昭示:体育运动本身可以超越政治和种族界限,甚至可以藉此消除这种界限。

曼德拉随后还公开表示:“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情感、忠诚和激情都足好东西。没有它们,体育将不复存在;没有那种“姑且信之”来黏合一切戏剧性情节,体育将瞬息瓦解。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体育事关重大,那它就真的会可有可无。信念一失,剩下的就只是一群在理发店的时间比在球场上追着球跑一个半小时还长的家伙——试问:何趣之有?

第三章

Unit 3 Travel奥斯陆

1记得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在哥本哈根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在丹麦,电影票是对号入座的。我走进电影院,发现在我的票对应的座位旁,只有一对年轻情侣。这对情侣如胶似漆地拥抱在一起,如同一场持久战争结束后码头上亲人的重聚。我很不情愿坐在他们旁边,就如我绝不会要求加入他们的行为一样——这两者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谨慎地隔开几个座位坐了下来。

2人们陆续地走进影院,参照电影票找到位子,在我们周围坐了下来。电影开场时,这个宽敞空旷的观众席中间,扎堆地坐了约30人。电影开场两分钟后,一个拎着大包小包购物袋的女士艰难地挤到我这排,在我座位旁停下,并用严厉的口吻气愤地朝我用充满了喉塞音的丹麦语说道,我坐在了她的位子上。几个女引座员马上打开手电筒一阵查看,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安地重新确认自己票上的座位号,直到大家都清楚了,我是—个美国游客,因此没有遵循简单的就座指示。在羞愧中我被送回指定的座位。

3接下来我们坐在一起看电影,30人如同一艘超载的救生船上的难民一般挤作一团。肩膀相互摩擦着,忍受着各种细小的噪声。那时我想,有些国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然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们做的却糟糕得多。我开始思考为何会有如此反差。

4有时候某个国家的小发明是如此独特和精巧,以至于我们总是由它而联想到这个国家——英国的双层巴士,荷兰的风车(给那里的低地景观增添了一款多么美妙的创意:想想这些风车会如何改观内布拉斯加大平原),还有巴黎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馆。然而,也有一些事情,大部分国家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办到,但某些国家却完全想不到。

5比如说,法国人无法掌握排队的窍门。他们一遍遍地尝试,但这似乎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无论你去巴黎的任何地方,总会看到整齐的队伍在公交车站候车。但一旦公交车靠站,

队伍立刻瓦解,就像精神病院的消防演习一样,所有人都争抢着第一个上车,完全没意识到,这样一来排队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

6另一方面,英国人则不能领略吃的基本要领。证据就是他们本能地使用刀叉来食用汉堡。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把叉子颠倒放置,将食物盛在叉背上保持平衡。我已经在英国居住了15年,但我仍不得不压制一种冲动,想要走向酒吧或餐馆里的陌生人说:“打扰一下,可以允许我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吗? 那样你就不会把豆子散落在整张桌子上了。”

7德国人被幽默困扰,瑞士人对乐趣毫无概念,西班牙人丝毫不觉得在半夜吃晚饭有什么滑稽之处,而意大利人根本就不应该被告知汽车发明的奥秘。

8这次欧洲之旅带给我很多惊奇的小事,其中一个就是我发现世界竟能如此多样化,对于本质上相同的事物处理起来却方式各异,比如说吃喝或是买电影票。有趣的是,欧洲人同时既可以如此相似——他们普遍好学而理性,开着小车,住在古镇的小房子里,喜欢足球,不怎么注重物质生活,遵纪守法,而且他们住寒冷的宾馆房间,去温暖舒适的地方吃喝——然而却又拥有着如此琢磨不透、永无止尽的差异。在欧洲没有什么是百分之百肯定的,对此我十分赞同。

9我仍然享受着对事情进展的未知感。从哈默菲斯特返回后,我在奥斯陆的宾馆呆了四天,女服务员每天早上都留给我一盒叫做BioTexBiff的东西,说明上说是一种“minipakkeforferie,hybelogweekend"。我不清楚它到底是用来洗衣服的,还是漱口的,或足用来清洗抽水马桶的,我通过闻它的气味,并试验它各种可能的用法,度过了好几个快乐的小时。最后我判定它是用来洗衣服的——的确效果显著。然而我并没有搞明白:在这周剩下的时间里,在奥斯10陆无论我去哪儿,都有人在互相议论:“你知道吗? 那个人身上有马桶清洁剂的味道。”当我告诉伦敦的朋友,我将周游欧洲各地并将其写成书时,他们说:“喔,你肯定会说很多语言吧。”

11“为什么,我不会,”我会带着一点傲气回答,“我只会英语。”然后他们就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但是就我而言,那正足国外旅游的美妙之处。我并不想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置身于一个对你对一切都搞不懂的国度,能激发出如此强烈的孩子般的好奇心——我想不出比这更奇妙的感觉了。突然之间你又回到了五岁。你无法读懂任何东西,你对事物运行方式只有最基本的感知,你甚至无法安全地穿过马路。你的整个存在变成了一系列有趣的猜想。

12看国外电视节目,试着想象到底发生了们?么事,这让我乐此不疲。比如说,在奥斯陆的第一个晚上,我收看一个科学节目,演播室里的两个男子站在一张实验桌旁,讨论着一种有着光滑皮毛的貌似啮齿目的动物,它们在桌面上爬行,偶尔爬上主持人的外套。主持人正在说:“那么你与所有这些动物做爱,是吗?”

13 “当然,”嘉宾回答道,“你必须对豪猪十分小心,当然,旅鼠若是感觉你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它们,会变得焦躁不安并跳下悬崖,但总的来说,这些动物是非常亲切的伴侣,并且性也是十分美妙的。”

14 “哎呀,我觉得那很棒。下周让大家见识一下你是怎么用药柜中的简单家庭用药制造出致幻药的。但现在是该让荧幕空白几分钟,然后让灯光突然亮起,照在主持人身上,让他看起来似乎就像正要抠鼻子。下周见。”

15去过哈默菲斯特后,就觉得奥斯陆简直妙不可言。天气依然很冷,到处还撒着灰蒙蒙的雪花,但是比起哈默菲斯特来那可要暖和多了,这也让我彻底放弃了想要买毛皮帽的想法。我参观了博物馆,并花了一天时间游览巴度半岛,那里丛林茂密的山坡上矗立着该城市最美的房子,其视野可跨越海港冰面一直延伸到市区,十分迷人。但是大多数时间我就在市中心闲逛,在火车站和皇宫之间来回溜达,在卡尔约翰街向街旁的商店橱窗里张望。在路边明亮的灯光的照耀下,长长的卡尔约翰步行街富丽堂皇,与健康快乐、不屈不挠又充满朝气的挪威人融合在一起。我很高兴能离开哈默菲斯特并来到这个充满活力、尤如白昼的世界。当我

觉得寒意逼人时,我便进入咖啡馆或酒吧坐下,偷听那些我无法明白的对话,抑或拿出我的《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满怀敬意地加以研究,做接下来的旅行安排。

16《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可能足已出版的最优秀的书籍。当你迅速翻阅了其500页密密印刷的时间表后,你必然有冲动想要往旅行包内塞进两抱衣服,然后立刻出发。每一页都低声诉说着浪漫:蒙特勒——兹怀斯门——施皮茨——因特拉肯,贝尔格莱德——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维罗纳——米兰,哥德堡——拉赫斯河——(哈尔斯贝里)——斯德哥尔摩,文堤米利亚——马赛——里昂——巴黎。无沦是谁吟诵这些地名时,都会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兴奋,想象着雾气蒙蒙的月台上,以及在400多米长的流线型车厢旁,站满了充满期待的旅客,堆满了行李,每个车厢里都放着一张写着各个外国地名的列表。当读到莫斯科——华沙——柏林——巴塞尔——日内瓦这一系列地名时,又有谁不会伤感地羡慕那些能够横跨这个历史悠久的大陆的幸运儿呢? 看过这样的旅程安排,谁不想踏上行程呢? 那么,桑尼?冯?比洛就是这样——个例子。但是对我来说,我可以花大量时间就这样凝视着这些列表,每一份都不可思议地包含了时刻、数量、距离、画着交叉刀叉、酒杯、匕首、矿工镐(不管作何用途)、渡轮和巴士的神奇小图,以及令人困惑的深奥脚注。

一艘小船上的三代人

两年前的夏天,我父亲为了庆祝他80大寿,灵感大发,慷慨地资助我们全家踏上了为期一周的长途冒险旅程。我们一直都是热爱旅行的一家子。这回我们租下了一艘游艇,一只土耳其双桅小船,沿着土耳其西南海岸航行。

当然,有些时候,那听起来如田园诗般的句子“地中海上的七天”不得不屈服于另一个现实——“连着21顿饭都与同一群人一起吃”——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这一群人关系多么亲密,相处多么融洽,只要在海上时间一长,船上的“淑女伊芙”都会幻想遇上“救生船”的那一刻。

至少发生国际性事故的概率很小:我的祖父母中三个是希腊人,但其中一个是出生在当时叫做“士麦那”附近的土耳其公民。我们都非常热衷于世界的那个角落,一句话,我们就是喜欢那儿。背景、食物、文化、情调——对于我们,所有这些都已超越了国家间陆界和领空的争端。

我们的成员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兄弟亚历克斯和我,还有我俩的配偶和我们的三个儿子。船长侯赛因?沙欣,他的大副多如克和一个厨师伊尔达,这就是我们游艇“洁伊达二号”上所有的船员。尽管我们听到一个精神病医生(我父亲)对另一个精神病医生(我兄弟)说,这里显然有着“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材料”,但我们仍然在旅途中不停地交谈着。

我们全家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很疲惫,但还是异常快速地浏览了当地的景色——时间可是有限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托普卡帕宫、以及地下的拜占庭池,我们都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番。

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既可以说是轻松自然的(毕竟是一家人),也可以说是不自然的(在旅途中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走自己的路线),有些结果是可预测的。慢慢地走下人行道时,会突然爆发灌木起火般猛烈的争论;队伍毫无组织性,其中只有一部分可归咎于时差。-

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一旦回到海上我们这个团体就感觉好些了。

我们在船尾的一张长桌上吃完沙拉和意大利面午餐——我们所有的用餐都要在那里完成。晴朗的天空下,我们的船驶出马尔马里斯海港。大家马上情绪高涨起来。我们面向爱琴海方向,但事实上,整个旅程从技术层面讲只会留在博兹布伦半岛的地中海边上,该半岛将两海相隔。—种模式自然地产生了。“洁伊达二号”紧挨着点缀着油橄榄树的多岩石海岸前行。我们会在宁静的海湾停泊泡浴。当太阳慢慢落山后,我们便一起喝茶。每晚,我们都会在某个壮观的地点再次停泊,然后享用晚餐,共度夜晚。菜单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早餐有鸡蛋、奶酪、西红柿、黄瓜、面包、橄榄、果汁、上等茶、能多益巧克力榛子酱和雀巢咖啡;午餐

和晚餐包括博雷克,一种以奶酪或肉为陷的面饼;或烤真鲷;或美立兹纳(一道用茄子做的菜),沙拉和水果。

对于船上的野鸟观察者来说,不幸的是旅途中完全看不到任何野生鸟兽。一些飞鱼和偶尔出现的剪嘴鸥掠过水面,然而除此之外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远远的岸上突然爆发的一阵蝉鸣声,让这次旅行俨然成为了丛林探险。地中海的这个角落是两种漂亮的深浅不一的蓝色,但却贫瘠、炎热并Ⅱ寂静。更不协调的足船长沙欣的手机铃声,每几天都会响起那“铃儿响叮当”的乐曲。

一天,我们停泊在一个小海湾中——和煦的微风、温暖的阳光、轻拍的海浪——我父亲与船长攀谈起来。

“你80岁了,”他对我父亲说道,“但你还在工作?”

“是的,我还在工作。”

船长停顿了一会说:“土耳其人很懒。”

“希腊人也是。”我父亲说道。

这是个微小而意义深远的和解。归根结底,我们不都是由懒惰联接起来的兄弟姐妹么?

在甲板上,大家都积极忙活自己喜爱的活动。我的儿子西奥,14岁,在那里潜游,下双陆棋,开玩笑。我兄弟的儿子,朱利安和阿里斯,那时分别11岁和10岁,带着酷酷的太阳镜,天气炎热时随意躺在坐垫上,或者沉浸在书本或任天堂掌上游戏机中。一天早上早饭后,我注意到阿里斯在船首,平静地注视着海面。当一个10岁的男孩凝视大海时,他会想些什么呢? 海盗? 还是他留在家中的Wii“游戏机?

我母亲照看着所有事情。她总会站在船上某个地方;奇怪的是,似乎从来没人看到她怎么从地点A转移到地点B——她总是突然消失然后在另——个地方突然出现。作为消遣,她会整理绳上晾着的毛巾和游泳衣,颇为神气地重新调配晾衣服的夹子。

其他人则——会儿阅读、一会儿打盹、一会儿游泳,有规律地轮换着,倒也乐在其中。

我们顺道游览了希腊西米岛。进入希腊海域时,船长使用了一面较小的希腊旗帜——大小如鸡尾酒会上的餐巾纸,确实只是那么点大——他将旗帜挂上了“洁伊达二号”的桅杆。

西米镇很美,但对于希腊岛来说却不典型:没有墙壁刷白的房子,反而各种颜色从海港沿着山坡向上延伸——芥末黄、蓝色、绿色、锈红色和橘黄色。伸个懒腰,出去走走,妙不可言。徒步旅行后,我们在一家小餐馆休息,要了冰镇饮料和希腊苹果馅饼。

但是我们返回“洁伊达二号”时,却发现我们的锚跟另一艘土耳其游艇的锚缠绕在一起,它正好停在小海港的对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都处于十分紧张不安的状态。那艘船上的船长一开始拒绝离开他的船舱来讨论如何解开缠着的锚。最后,两个暴躁的船长站在各自的甲板上互做手势,愤怒地向对岸吼叫这已经算是有些进展了。那之后,就是两艘船跳起了长久而复杂的“双人舞”——一种鲁比克魔方运动似乎让两艘游艇成功分离了。之后,夜幕降临,我们重新回到停泊处——由于天色太晚我们无法启航了。

第二天早上停泊到港口的船只多了起来。一只帆船差点撞上我们的邻船,随即传来度假者的吼叫声,再次激发了争吵。“迈克尔,”船长沙欣转向我父亲说道,“你这里有办公室么? 很多人都需要精神病医生。”

如果说我们在西米岛失去了势头,那么我们却找到了我们的节奏。我放下正在看的派特里克?欧布莱恩的书,欣喜地看到厨师伊尔达穿上了一件“罗德斯,希腊”牌T恤衫。那面土耳其旗帜在他背后随热风飘动,音响播放着希腊音乐。夜色撩人,我们当中一部分人离开船舱来到了甲板上睡觉,呼吸新鲜的空气,仰望迷人的夜空:漆黑的夜空,流星,还有星座。小乐子依然层出不穷——每次走下船舱我的脑袋总会撞上同一地方,我父亲听不到400多米外都能听到的茶点时间鸣钟声,我母亲总是不小心将自己反锁在船舱里——但同时还有,当我们转向东返回马尔马里斯的那美好的天气。还有陆地,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我们各自的生

活。

第四章

Unit 4 Science and Technology谷歌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愚蠢?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老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我脑袋里捣鼓个不停,重绘我的脑电图,重写我的脑内存。我的思想倒没跑掉——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这么说,但它正在改变。我的思维方式在变。这种感觉在我阅读的时候尤为强烈。过去总是不费什么劲儿就能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章中,被其中的叙述或不同的论点深深吸引。我还会花数小时徜徉在长篇散文中。可如今这都不灵了。现在,我翻上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不集中了。我会变得烦躁,抓不住重点,开始想找点其他的事情做。我感觉我似乎总是在硬拖着我那飘忽不定的思维回到文章中去。原本轻松自然的深度阅读,已然成了痛苦挣扎。我想我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十多年来,我在网上花了好多时间,在因特网的信息汪洋中冲浪、搜寻、添加。对作家而言,网络就像个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过去要在书堆里或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中花上好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齐活。“谷歌”几下,快速点开几个链接,就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事实或者精炼的引证。即使在工作之余,我也很有可能正在信息丰富的网络上搜寻着——收发电子邮件、浏览头条新闻和博客上的帖子,看视频、听播客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转到一个又一个链接。(超链接常被比作脚注,但是和脚注不一样,超链接不仅仅链接到相关作品;它们还驱使你去点击它们。)

对我来说,像对其他人也一样,网络已经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媒介,大部分信息都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我们的眼、耳,最后进入我们的大脑。能从这样一个异常丰富的信息库中直接获取信息,其优点是很多的,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描述和适当的赞誉。“硅存储器的完美记忆性,”《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写道,“对于思想来说是一个大实惠。”但是这个实惠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恩在上世纪6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媒体可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但提供思想的素材,也塑造思想的过程。而互联网上所做的似乎在削弱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曾经我是文字海洋中的潜水者,现在我则像是摩托艇骑手在海面上风驰电掣。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感觉的人。当我向文学界的朋友和熟人提到我在阅读方面的困扰,许多人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上网越多,在阅读长文章时,就越难集中精力。我所关注的一些博主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斯科特?卡普开了一个有关在线媒体的博客,最近他承认自己已经完全不读书了。“我大学读的足文学专业,曾经足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写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推测出了一个答案:“如果对我来说,通过网络来阅读的真正理由与其说是我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比如,我只是图个方便,不如说是我的思维方式在发生变化,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布鲁斯?弗里德曼经常撰写有关电脑在医学领域应用的文章。他在早些时候同样提到因特网如何改变了他的思维习惯。“稍长些的文章,不管是网上的还是已经出版的,我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阅读它们的能力。”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长期任教的病理学家布鲁斯?弗里德曼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上网快速浏览文章的习惯,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碎读”特性。“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弗里德曼承认,“我失去了这个本事。即便是一篇长达三四段的博客也难以消化。我只能略微浏览一下。”

仅仅是趣闻轶事还不能证明什么。我们仍在等待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的实验,这将给互联网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认知一个权威的定论。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做了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并发表了研究结果。该研究指出,我们可能已经彻底置身于阅读与思考方式的巨变之中了。作为五年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学者们调查了电脑日志,这些日志记录了两个流行的搜索网站的用户行为。其中一个网站足英国图书馆的,另一个是英国教育社团的,他们提供了期刊论

文、电子书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源。他们发现,人们上网时呈现出“一种浮光掠影般的形式”,总是从一个资源跳到另一个资源,并且很少返回他们之前访问过的资源。他们常常还没读完一两页文章或书籍,就“弹’出来转到另一个网页去了。有时候他们会保存一个篇幅长的文章,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经返回去认真阅读。

多亏铺天盖地的网络文本,更别说当下时兴的手机短信,可供我们阅读的东西很可能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多了,那时,我们选择的媒体还是电视。但是,这已是另一种阅读模式,背后隐藏的是另一种思考方式——也许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不仅阅读的内容塑造了我们,”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的作者玛丽安娜?沃尔夫说,“阅读方式也体现了我们自身。”沃尔夫担忧,网络所倡导的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阅读方式可能已经削弱了那种深度阅读能力。深度阅读能力的形成应归功于早期印刷术的发明,有了它,长而复杂的散文作品也相当普遍了。然而,她说,当我们在线阅读时,我们往往只是“信息解码器”而已。我们对文句的诠释,心无旁骛、深度阅读时形成的丰富的精神联系,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

沃尔夫认为,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它不像说话那样融入了我们的基因。我们得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译解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而媒体或其他我们用于学习和练习阅读的技术在塑造我们大脑的神经电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验表明,表意字读者(如中国人)为阅读所创建的神经电路和我们这些用字母语言的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变化延伸到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那些支配诸如记忆、视觉诠释和听觉刺激这样的关键认知功能的部位。我们可以预料,使用网络阅读形成的思维,一定也和通过阅读书籍及其他印刷品形成的思维不一样。

1882年,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台打字机。此时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长时间盯着一张纸会令他感觉疲惫、疼痛,还常常引起剧烈的头痛。他只得被迫缩减他的写作时间,并担心自己今后恐怕不得不放弃写作了。但打字机救了他,起码一度挽救过他。他终于熟能生巧,闭着眼睛只用手指尖也能打字——盲打。心中的词句又得以倾泻于纸页之上了。

然而,新机器也使其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尼采的一个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他行文风格的改变。他那已经十分简练的行文变得更紧凑、更电文式了。“或许就因为这个新工具,你甚至可能会喜欢上一个新短语,”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提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想’常常要依赖于笔和纸的质量”。

一个网络专栏作家的自自

对于中年男人而言,羞辱无处不在:在公共场所跳舞:当在商场咨询一条时髦的裤子时,店员可能不无轻蔑地告诉你:“这个没有您的尺码,先生”:在食堂里坐在市场部年轻貌美的女子对面进餐时,假牙却不小心蹦了出来:骑车上坡,却被一个满手拎着购物袋步行回家的老太太轻松超越。

但是对于一个五十几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羞辱比光顾一家电脑商店更令人无地自容呢? 这似乎更能代表20世纪的理性和如今社会的时尚和浮华之间有越来越大的鸿沟。我连着两个周六在两个这样的地方遭受了不幸。在第一家商店,我买了一个小笔记本电脑——便于放进夹克衫口袋的那种,因为我经常要将很多给人以文化愉悦的消息从剧院带给《泰晤士报》的读者们。

“这东西能无线上网吗?”我如一个精通电脑的朋友指导的那样问道。“当然了”,柜台后面一个长满粉刺的小青年轻蔑地答道——仿佛我在问他他家是否有洗手间一样。“现在的电脑都有这个功能。”

噢,真的吗?过了一个星期,在浪费了好多令人倍感挫折的时间并经历了与“专家”的数次让人沮丧的交谈之后,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同一家连锁店的不同分店。“你同事告诉我说这个是可以无线上网的,”我对另一个同样长满粉刺的年轻小伙子说,“但这东西不好使。

我在伦敦所有的地方都试过了,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连接。”

那句格言是怎么说的,“顾客永远是对的”? 那个年轻人打量了我一下:看起来有点老态龙钟,明显患有科技恐惧症。他很快确定了我的年龄,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没有连接对。我给你示范一下吧。”

一小群人围拢过来观看这件可能每天都司空见惯的热闹:在公共场合愚弄一位愚蠢的老家伙。但是这一次墨菲法则失效了。我没搞定的事情他也搞不定。即便如此,这个年轻人仍然不承认他的公司有任何责任。他说,“问题是你买了一个几乎过时的版本。难怪它不兼容。”“那么为什么你的同事说它是可以支持无线上网的呢?”我追问道。“那只有在你用一种大家都不再使用的无线路由器来进行无线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才可以。”他这样回答。

我之所以讲述我的遭遇,并不是为了赢得什么弗朗茨?卡夫卡超现实报告文学大奖,而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如今社会对科技的疯狂迷恋。我们买一个小工具(姑且称之为第一款)因为我们以为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第一款与我们已有的第二款并不兼容,所以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购买第三款来让前两者一起运行。不幸的是,第三款已经没有存货了,因为当第二款已经升级为第四款时,只有傻瓜才会想到要用它,除非第四款需要一款新的第一款。但是无论如何,下个月第五款要出炉了,第四款和新的第一款都会变成多余的。这样疯狂的争夺战就如此反复循环,让本应成为科技的主人的我们变成了科技的奴隶。

但是即便当我在键盘上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意识到我是多么食古不化啊。因为时新的观点是人类应该把自己和电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不足让科技为我们服务。我这里使用“捆绑”这个词,并不是指其喻义,而是其字面上的实际意义。因为诸如斯蒂温?霍金之类的科学界的先知们认为,除非我们把电脑和人脑直接联系起来,否则我们的世界就面临着被电脑所控制的危险。“我们必须迅速发展一种科技,让人工智能有助于人类的智慧而不是与人类的智慧相对抗,”斯蒂温?霍金在他的《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这样写道。

而科学似乎正朝着这个趋势发展。最近,在里丁大学,五个“人工对话实体”(也就是会说话的计算机)接受考官的面试,那些考官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和人还是电脑交谈。所有这些电脑都成功地骗过了一个或多个考官。

因此,电脑现在可以像我们一样交谈。它们还学习像我们一样“感觉”。一种被称之为情感计算机的研究正赋予计算机一种日益高超的能力,可以让计算机模拟情感,做出道德上的判断,以及使用社交技巧。科学家们主张,显而易见,下一步就是将它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大脑联系在一起了。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在猴脑中植入电极,这样猩猩在思考时就能向电脑输送信号。其含义不言而喻。从猴子到我——莫里森,对于神经科学而言不过只是一小步而已。这一前景让科学家们激动不已,却令我不寒而栗。这部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所见到的一幕:由于强大的电脑将信息和成千上亿的资产在全世界以光速传播,结果导致了几近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扩散。如果我们用人类思维最宝贵的东西(常识)去交换由人工智能加以增强的超级智能的话,这就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预警。

但是我还回想起了在电脑商店中所发生的事情。电脑会有漏洞,可以被轻易破坏。他们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而且他们似乎每隔五分钟就需要更新,因为那些操纵软件和硬件的亿万富翁们狡诈地确保了那些内置的过时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都让人沮丧不已。但是现在我们还有能力关掉这些该死的机器,走开并走进真实的世界去做一些真实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大脑真的和这些机器联系在一起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们不开机让这些机器为我们思考时,我们甚至就无法自己思考,那时又会怎样呢?我们还能走开吗?或者,用“小不列颠”的歪词来说,情形真的会是“电脑说不行”吗? 第五章

Unit 5 The Art of the Tale阿尔卑斯山上的离婚

约翰?伯德曼是一个常常走极端的人。这本来应该没什么,但可惜,他妻子的性格整个儿是

他的翻版。

毋庸置疑,对于任何一个男人,这世上总会有一个相当合适的女人能和他成家,反之亦然。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每个人仅有机会结识几百个人而已,在这几百个人之中熟知的只有那么十几人甚至更少,在这十几个人之中又最多只有一两个知心朋友,别忘了,居住在这世上的人有多少个百万,因此显而易见:自地球存在以来,这合适的男人极有可能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他那个合适的女人。从概率上来讲,这样相遇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也正是离婚法庭存在的原因。婚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妥协,而如果恰好两个个性上互不妥协的人结合了,那就肯定会有麻烦。

对于两个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生活没有什么中间点,其结局注定要么是爱,要么是恨,而就伯德曼夫妇而言,他们到头来有的是那种最刻骨、最傲慢的恨。

在这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夫妻性情不合就能够成为离婚的正当理由,但是在英格兰,并没有如此微妙的区分,所以除非妻子犯罪,或丈夫犯罪并且为人残暴,否则两者的婚姻关系将一直维系下去,直至死神将他们分开。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糟糕的了,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伯德曼太太为人无可厚非,而她丈夫也并不比一般男人差。然而,也许上面的表述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约翰?伯德曼已经忍无可忍,下定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摆脱他的妻子。如果他是个穷人,也许他会抛弃她,但是他很富有,而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家庭生活碰巧不幸就轻易放弃一份蒸蒸日上的事业。

一个人的心思要是太专注于一件事情,没有人敢说他最后会做出什么来。大脑是如此脆弱的一个思维工具,以至于它容易失去平衡。伯德曼的朋友(他确实有几个朋友)事后声称他精神错乱。下定决心要谋杀妻子时,约翰?伯德曼的神智清醒还是不清醒,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无疑他把谋杀方案设计成看起来像是意外事件,这种方式的确很狡猾。不过,一般来说,脑子有问题的人才狡猾。

伯德曼太太非常清楚,她的存在相当折磨她的丈夫,可她的冷酷无情跟他不相上下,而她对他的恨——有可能的话——恐怕比他对她的恨还更入骨。不管他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而且若不是她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都要顽固地强行出现在他面前,他也许永远不会心生谋杀之念。就这样,他一跟她说打算七月份去瑞士度假,她二话不说就打点行李。往常他总会抗议,但这次没有,于是这对无话可说的夫妇动身去了瑞士。

有一间旅馆位于一座很高的冰川的脊架上,离山峰只有几步之遥。旅馆海拔1.5英里,孑然独立,仅有一条长六英里、盘旋而上的崎岖山路可以到达,攀登起来非常辛苦。在旅馆的回廊可以观赏到雪峰和冰川的美景。旅馆附近小道遍布,沿路风景如画,但通往的地点多少都带点儿危险。、

约翰?伯德曼对这家旅馆很熟悉,以前日子还挺幸福的时候他常来这一带。如今既然已生谋杀之念,他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距离客栈两英里的某个地方。从那地方可以俯瞰周围,它的尽头被一堵破败的矮墙挡住。一天凌晨四点,他偷偷溜出旅馆,来到了这儿——当地人叫“悬望角”。这儿和他印象中的丝毫不差。就是这里了,他对自己说。“悬望角”背靠的山荒芜而陡峭,附近也无人居住,所以没人会俯视这里。而且远处的旅馆还被山肩遮住了。

站在破墙边沿朝外望,胆子再大的游客也不敢看第二眼。峭壁陡直垂下约有一英里,底下怪石林立,杂树丛生,蓝色雾霭笼罩下,看起来就像灌木丛。

“就是这里了!”他想,“而且就明天早上!”

约翰?伯德曼冷酷,无情,沉着地谋划着他的罪行,一如他在证券交易所策划交易。对于那位还蒙在鼓里的受害者,他心中没有一丝怜悯。怨恨让他丧失了所有理智。

第二天,用过早餐,他对妻子说:“我想去山里面走走。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好啊,”她回答得很干脆。

“那就好,”他说:“我九点出门。”

九点整,两个人一起出了旅馆。按计划,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一个人回来。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只是在山间绕来绕去,基本上是平路,因为“悬望角”的海拔和旅馆差不多。

到了目的地后,约翰?伯德曼也没有什么固定计划,他决定伺机而行。他心中时不时生出一种恐惧,害怕她会死死地拽住自己,一起坠下悬崖。他不由自主地地想到:厄运当头,她是否已有预感? 他一直没有说话,就是怕自己颤抖的声音会引起她的怀疑。他决心要突然行动,干脆利落,让她无法自救,更没机会把他也拉下去。至于她要尖叫,他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因为这地方人迹罕至,只有从旅馆有一条路可以过来,而他知道那天早晨没有人离开那幢楼。这时“悬望角”已经在望了,伯德曼太太却停住了脚步,还打了个冷战,这着实令人怀疑。伯德曼先生眯起眼睛,用掩饰的目光看着伯德曼太太,又开始怀疑她是否已有所警觉。没人敢说,两个人这样紧挨着走路,他们的大脑之间会有什么无意识的交流。

“怎么了?”他生硬地问道,“累了?”

“约翰,”她叫道,声音中带着喘息,好多年没有叫过他的教名了,“你不觉得如果你当初对我好点儿,事情也许会不一样?”

“我觉得,”他答道,眼睛看着别处,“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

“我有很多遗憾,”她声音发颤,“你就没有?”

“没有,”他答道。

“很好,”伯德曼太太答道,语气又恢复了一贯的生硬,“我只是想给你一次机会。”

她丈夫盯着她,心生疑虑。

“你什么意思?”他问,“给我机会? 我不要你的机会,也不要你别的什么。男人不会接受他憎恨的人的任何东西。我想我对你的感觉对你来说不是秘密。我们是硬绑在一起的,而你更是想方设法让这份关系变得让人忍无可忍。”

“没错,”她答道,眼睛看着地上,“我们是绑在一起的——我们是绑在一起的!”

她低声反复嘀咕着这句话,两人走完剩下的几步来到了“悬望角”。伯德曼坐在那摇摇欲坠的破墙上。他妻子则把登山杖扔在了石头上,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拳头攥了又松开,松开后了又攥上。随着那可怕时刻的临近,他屏住了呼吸。

“你干嘛像个野兽走来走去?”他叫道,“过来坐我旁边,安静点。”

她面对着他,眼中闪耀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一种疯狂和憎恨的光芒。

她说:“我走起来像个野兽,因为我本来就是。你刚才说了你对我的恨,但你是男的,比起我的恨你的不值一提。尽管你人很坏,非常想了断这份将我们绑在一起的关系,但我知道有些事你还是不会去做的。我知道你没想过谋杀我,但是我想过。”

听到谋杀,他不由得一惊,心里有些负罪感,双手紧张地抓着身旁的石头。

“是的,”她接着说,“我已经跟我英格兰的所有朋友说我肯定你打算在瑞士谋杀我。”“我的上帝!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大叫。

“我这么说是要让你瞧瞧我有多恨你,让你瞧瞧为了报复你我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已经让旅馆的人提高警惕,我们出门时就有两个人跟着我们。旅馆老板还劝我别跟你来。再过一会儿那两个人就会看到“悬望角”了。如果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话,那你就跟他们说只是个意外吧。”

这个疯女人一把扯碎了裙子前片上的花边,并撒落一地。伯德曼站起身,喊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靠近她,她就已经跳过矮墙,尖叫着,翻滚着,掉进了那令人生畏的万丈深渊。

不一会儿,有两个人急急忙忙(转过弯)来到悬崖边,发现伯德曼一个人愣在那里。尽管内心一团乱麻,但他知道就算实话实说也没人会相信他。

症状

我呢,是肝有毛病。我知道我的肝有毛病,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处方肝药广告,上面详

细列举肝病的各种症状。对照这些症状,便可以看出自己是否得了肝病。这个广告上所说的症状,我条条都有。

说起来非常奇怪,每当我看到一个非处方药的广告都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得了广告上说的这个病,不仅如此,而且症状很严重。广告上所作的诊断总是和我的感觉完全一致。记得有一天,我感到身上有点不舒服,于是便去大英博物馆找书查一查这个病(我觉得有可能是花粉热)的疗法。我从书架上把书取下来,查看了我所要查的东西;然后不经意地顺手往后翻了翻,随便浏览一下其他疾病。我记不得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病了,只记得是一种可怕的致命恶疾。没等我把书上所列举的前期症状看完,我就意识到我已经得了这种病了。我坐了一会儿,觉得毛骨悚然。在绝望的百无聊赖中,我又往后翻,翻到伤寒,读了读症状,发现我得上这个病了! 已经得了几个月了,而我还一点都不知道! 于是我想,我是不是还得了其他的病? 翻到圣维特斯舞蹈病,和我所预料的一样,我也患有这种病。这时我对我的病产生了兴趣,决定耍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按照字母顺序从头看起。首先看到的是疟疾。发现我正开始有这个病的症状,急性期将在两周内开始。肾炎我也有,但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并不很严重。我还可以活很多年。霍乱我不仅有,而且带有严重的并发症。白喉似乎我一生下来就有。我认真地把以26个字母开头的疾病名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唯一我可以确定没有得的是髌前囊炎。

一开始,我心里很难过,这仿佛有点瞧不起人,为什么不让我得髌前囊炎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保留呢?可是过了一会儿,一种不怎么贪婪的心情占了上风。当我想到病理学上别的所有有名称的病我都得上了的时候,我变得不那么自私了,因此决定有没有得髌前囊炎也无所谓了。正在恶性期的痛风病似乎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上了我。发酵病显然从童年时期我就得上了。发酵病往后,书上就没有其他疾病的名称了,因此我推想我也不会再有别的什么病症了。

我坐在那里沉思,心想,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病例。对于一个班的医科学生来说,能从我身上学到多少东西啊! 有了我,学生们就不必到医院去实习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医院。他们只需围着我学习学习,便可以拿到他们的毕业文凭了。

我很想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因此我试着自我检查。我首先摸了摸脉搏。开始一点也摸不着,后来它忽然跳起来了。我掏出表来计时,一分钟跳了整整147次。我想感觉一下心跳,但感觉不到,它停止跳动了。过后我经常在推想,我的心脏当时一定还在胸腔里,并且一直在跳动,不过对此(心脏停跳)我无法解释。我拍拍前胸,接着从腰部拍到头上,拍拍两肋,又从后背往上拍。什么也没摸到,什么也没听到。我想看看我的舌头。我尽力把它往外伸,同时闭起一只眼睛,试图用另一只眼来观察。我只能看见舌尖。这样一来我比以前更加相信我得了猩红热了。

我进入阅览室的时候,是一个愉快而健康的人。我走出阅览室的时候,却成了一个虚弱而衰老的病夫了。

我去找我的医生。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每当我认为我有病去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先摸摸我的脉搏,再看看我的舌头,然后便和我聊起天气来了。所有这一切,分文不要。因此这回我去找他,对他该是一件好事了。我认为一个医生梦寐以求的就是治病。现在他有了我。他给我一个人治的病将比他给1,700个只得了一两种疾病的普通常见病患者治的病还要多。因此我直奔他的诊所,找到了他。他问道:“喂,你怎么了?”

我说:“亲爱的老朋友,我不能告诉你我得了什么病,这样会过多地占用你的时间。生命有限,恐怕等不到我把我的病说完,你就已经离世了。但是我会告诉你哪些病我没有得——我唯一没得的病是髌前囊炎。为什么没得这个病,我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事实却是我没得这个病。除此以外,别的病我都有。”

接着我告诉他我是怎样发现自己得了这些病的。

他叫我把嘴张开,看了看我的喉咙,接着抓住我的手腕,冷不防照我的胸上猛然一击——我认为这是一种恃强凌弱的行为——然后紧接着他侧着头在我身上抵了一下。接着他便坐下开了一个药方,叠好后交给我。我把药方放进口袋,然后出了门。

我没有打开药方看,直接到一家最近的药房,把药方递上。药剂师看了看,把药方退还给我。他说他不能给我配药。

我说:“你不是药剂师?”

他说:“我是药剂师,如果我开的是个商店兼家庭旅馆,我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可惜我只是个药剂师,实在帮不上你的忙。”

我看看药方,上面写道:“每六小时一磅牛排,一品脱啤酒,每天早上散步十英里,每晚十一点准时睡觉:不要把你不懂的东西硬往脑袋里塞。”

我遵照医生的指示,效果良好——从我的角度来说——不仅当时没有死掉,而且现在还活着。第六章

Unit 6 Transition就职演说

约翰逊副总统,议长先生,首席大法官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杜鲁门总统,尊敬的诸位牧师,各位公民,今天我们庆祝的不是政党的胜利,而是自由的盛典。这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意味着延续也意味着变革。因为我已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读了我们的先辈在大约175年前拟定的庄严誓言。

当今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人类的巨手掌握的力量既能消除人间一切形式的贫困,也能毁灭一切形式的人类生命。但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的那些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这个信念就是: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

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我在此时此地告诉我们的朋友,同样也告诉我们的敌人:这支火炬已经传递给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在战争中受过锻炼,在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受过磨炼,他们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或听任人权渐趋毁灭,对于这些人权我国一向坚定不移,而且在当今国内和世界范围我们也同样全力拥护。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这些就是我们的誓言——而且还有更多。

对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文化和精神渊源的老盟友,我们保证待以挚友那样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在许多合作事业中无往不胜,如果我们分歧对立,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们不敢在争吵不休、四分五裂时迎接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国家,我们恪守我们的誓言:决不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消失的殖民统治。我们并不总是指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始终希望看到他们坚强地维护自己的自由——而且要记住,在历史上,凡是愚蠢地狐假虎威者,终必葬身虎口。

对世界各地身居茅舍和乡村、为摆脱普遍贫困的羁绊而斗争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立,不管需要花多长时间。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足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那些少数的富人。

对我国南面的姐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殊的保证:在争取进步的新同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为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摆脱贫困的枷锁。但是,这种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决不可以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我们要让所有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在一起,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让所有其他国家都知道,本半球的人仍然想做自己家园的主人。

对联合国,主权国家的世界性议事机构,我们在战争手段大大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最后的、最美好的希望所在,我们重申予以支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场所:加强它对新生国家和弱小国家的保护;扩大它的行使法令的管束范围。

最后,对那些与我们作对的国家,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而不是一项保证:在科学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卷入预谋的或意外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些军备。

但是,这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都无法从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发展现代武器所需的费用使双方负担过重,致命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理所当然使双方忧心忡忡。但是,双方却争着改变那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双方都要牢记,礼貌并不意味着怯弱,诚意永远有待验证。让我们决不要由于畏惧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畏惧谈判。

让双方都来探讨使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要纠缠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让双方首次为军备检查和军备控制制订认真而又明确的提案,把毁灭他国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

让双方寻求利用科学的神奇力量,而不是激发科学的恐怖因素。让我们一起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患,开发深海,并鼓励艺术和商业的发展。

让双方团结起来,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倾听以赛亚的训令——“卸下沉重的负担,让被欺压者得到自由。”

如果合作的滩头阵地能逼退猜忌的丛林,那么就让双方共同作一次新的努力——不是建立——种新的均势,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法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在今后一百天内完成,也不可能在今后一千天或者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内完成。但是,让我们开始吧。

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其说掌握在我手中,不如说掌握在你们手中。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响应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球。

现在,号角已再次吹响——不是召唤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需要武器;不是召唤我们去作战,虽然我们严阵以待。它召唤我们为迎接黎明而肩负起漫长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从希望中得到欢乐,在磨难中保持耐性,”对付人类共同的敌人——专制、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

为反对这些敌人,确保人类更为丰裕的生活,我们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东西南北各方的全球大联盟吗?你们愿意参加这一历史性的努力吗?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责任。在这一责任面前,我绝不会退缩,我欢迎它。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想同其他人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位置。我们为这一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所有为国效劳的人,而这火焰发出的光芒定能照亮全世界。

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共同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最后,不沦你们足美国公民还足其他国家的公民,请用我们所要求于你们的力量和牺牲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问心无愧足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判,让我们走向前去,引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我们祈求—卜帝的福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尘世的工作必定足我们自己的工作。

第七章

渴望在路上

我曾经在某处读到过,如果把人类的焦虑按强度和重要性递减的顺序来排列的话,丧失配偶,房屋失火和搬家是发生在美国人生活中最糟糕的三件事。

至今,我有幸还没遇到当中最糟糕的两件事——第一件(这话可说不得),以及第二件事,我的房子失火。尽管如此,像大多数人一样,一想到在春季要翻修房子,还有那折磨人的待售期——下跌的房价和飞涨的利息,我就恨不得烧了自己的房子,看着我草坪上插着的那块“请出价”的牌子,我的内心就十分纠结。

但是搬家嘛,搬家是另一回事。其实搬家并不足那么糟糕,我就已经搬了很多次了。

在这20年中,我很可能已经搬了20次了(我确信有一两次已经被我遗忘),而且每次都有很好的理由。从圣路易斯到纽约,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加利福尼亚到芝加哥,从芝加哥到密歇根,从密歇根到新泽西,从新泽西到佛蒙特,从佛蒙特到蒙大拿,从蒙大拿到密西西比,从密西西比回到蒙大拿,又从蒙大拿搬到了这里——新奥尔良,这是我梦想中的梦想之地。即便是这里,我怀疑我也不会呆很久。

为了赶紧逃离,我牺牲了可观的抵押贷款折扣点数,可观的房租押金,可观的房地产经纪人佣金,可观的卖房收益缴税减免。我撕毁了和专职灭害员的合同,放弃了刚刷好的油漆,舍弃了古董镜子、油画、十速自行车、大型衣橱、结婚礼物、雪地防滑链,还有不小心弄丢的金把手上刻着祖父名字的手杖。

我那些堂皇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也并不是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把我的理由更多地付诸行动。我的太太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我需要辞去一个坏工作。我开始讨厌城市,渴望乡村。我开始讨厌纽约,渴望去伯克希尔山。我害怕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渴望中西部,我渴望再次回到我出生的地方生活,可后来我又无法忍受在那个地方生活,我想念西部,我想念南部,我想念东海岸,我想念我的伙伴们。然后我开始厌恶他们的陪伴。我想这是发自肺腑的渴望,它如那高速公路上飞驰的跑车一样超越了我,让我愿意去承受自己的暂时存在感。也许,经过显然的微缩后,这是一个摇滚歌星的感觉,或是一个嚼着口香糖的巨额财富女继承人或名人们,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房子,经常逗留,但却从未真正在那些地方生活过,那是一种生命短暂而又丰富,不能错过的感觉。

过去当别人间我为何总是搬来搬去,我回答说,如果你出生在密西西比,你要么认为你生活在阳光灿烂的世界中心,要么像我一样认为在此之外的世界更为神奇,更值得去看。或者我会说那是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四处奔走的推销员。记得在每周一早晨,我都会听到他吹着口哨再次准备整装出发:在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卧室里放着他收拾好的行李,然后又是一个星期的快乐旅行,看上去永远不会承受离别的痛苦,也不会认为生活时而中断或是孤独。我现在怀疑上述两个理由是否都不令人满意。事实上,有一种解释认为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会有一个理由,或者两三个,我对此深表怀疑。

我们内心深处那块布满荆棘难以探究的天地,对我们南方人本应是极为重要的,它本应该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但我成长的地方却是一个平淡的,毫无吸引力的地方——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城,一个固守于呆滞保守精神状态的城市,她毫无生气的样子从来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看起来始终不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当地人,而且与他乡人相比,杰克逊对我来说也从未显得有更大的意义。其他地方倒是更能吸引我。

我对童年最深刻持久的记忆片段不是家乡的街道或是夏季的草坪,而是那些通向城外的道路:通往新奥尔良的51号高速公路,通往三角洲和海岸线的49号高速公路,通往维克斯堡和最黑暗的亚拉巴马的80号高速公路。这是我父亲常走的路线,在这些旅途中,他常常邀请我作伴——还有我的母亲。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些的回忆最为清晰,而不是独立日那天盆里的马鞭草或西瓜的气味。

我猜测是因为我们太多时间在路上,而且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并且他们爱我,而不是他们在哪里爱我。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家—真正意义上的家,是很重要的地方,是个使你难以割舍的地方,意味着永远的关怀爱。在70年代末一个混沌、炎热的仲夏日,我和妻子因为车子故障而滞留在了内布拉斯加的科尔尼。在距州际公路不远的小镇边缘的一间家常小饭馆里,我们吃过晚饭,然后漫步在和煦的微风中,偶尔驻足,欣赏着夕阳在辽阔的玉米田远方落下,普拉特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幕色蔓延开来,我妻子睡眼惺忪地对我说:“我这会儿很困了,我得回家歇息。”“家?”我说,“你知道我们离家有多远么?”“哦,你知道的,”她

摇了摇头,为自己刚刚荒唐的想法感到可笑,“回汽车旅馆,还能去哪儿呢?”

哦,我已经很多次在很多地方停留。我曾经有“家”,三个或是四个,有着优美的风景,理想的环境,安全的街道,附近有友善的朋友。我也曾经有固定的工作,为开车里程买单,充当过法庭的陪审员,参加过投票选举市长。正如我们中的所有人一样,我身上也有持久居住的素质。暂住者是一个带有责备意义的词语。非持久性带有贬损的含义,好像那位先生不那么可靠,或许,缺少一定的深度,人们不能完全了解他,也许他在某处留下了凌乱的事务——在另外一个县,还隐瞒了某些东西。

其他人的持久性时常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长久地居住在一个地方,他们对这个地方有着多层次的了解,他们知道很多当地的故事,以及知情者的泄密还有他们的承诺。然而我丝毫不认为他们比我知道得更多,或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比我的更宝贵,抑或是他们对于风险控制和现实的理解比我更深。他们知道的并不比我多。事实上,考虑到他们去或没去过的地方,他们很可能比我知道的要少。

“但是,”他们有可能会说,“你只是生活的井底之蛙,以你的处事方式只能看到生活的最外面一层。”而我的回答是:记忆总是需要补充,而且你误解了想象力,你也不知道想象是如何在我们脑海中扩充知识来补全现实的幻想。“我们生活在表层之中,而真正的生活艺术则是在表层上自如穿行。”爱默生这样写道。

一个不停地在路上的人总是有一种不安,那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才是正常的,而他所追求的东西不仅是难以实现的,而且还可能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最终你会失败以致被迫停止前行。而那些告诉你必须这么做的人之所以这么说,其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这么做了,并对此感到很高兴——或者更糟的,他们并不那么高兴。但最终的裁判权在我的手上,因为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住在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幢房子的第一个夜晚,我和我的妻子睡在卧室地板的床垫上,周围是盒子、纸和凌乱的家具。我对她说:“自己拥有房子和租别人房子的感觉差不多吧? 只是不能想离开就离开罢了。”这是在15年前的新泽西——一个漂亮的隐约带有佛兰芒风格的三层棕色灰泥小楼,建在一块珍贵的、大得足以盖两栋房子的地块上,坐落在那条珍贵的以杰斐逊总统命名的、沿街种着橡树的大街上。当时这个房子花了我们117,555美元,而现在如果你要买的话,得花50万了,当然你已经买不起了。但当时者房子却最终让我感到完全被困住了,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带着酒疯拿起一大罐白色油漆呼啸着跑下楼,然后把油漆倒在所有东西上——在客厅里到处都是,地毯、家具、墙、我的妻子,甚至倒在正在我们家做客的小说家朋友的身上,那朋友从此以后再也没来过。我想我当时是要把“家”的概念去神圣化。而事实上,我们在两个月后就永远离开了那幢房子。

今天,当那些细水长流、积聚房产的人们问:“难道你不后悔当初没有留住杰斐逊路上的房子吗?(若保留到现在)你等于只花了一半的钱就买下了,那你可就发财了。”我的回答是:“我的主啊,我不后悔!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要是我留住那房子,我就不得不在那个房子里一直住下去呀? 生命太短暂了。”拿这个问题来问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真是太奇怪了。

以上所述可简单地归纳为:大多数人安顿下来的感受就是我在路上的感受:睿智并且能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