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道德教育与反腐败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重视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道德反腐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工程
一、施行道德文化教育的主旨
首先，从人的社会行为考究，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在条件具备时，就有可能滋生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因此，为保证权力运作始终为公共利益服务，就必须扬善抑恶。而性善教育的基本要义是德教。这与我国古代“德教为先”、“修身为本”的伦理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从市场经济中个体腐败行为的根本原因探究，腐败行为的发生是由于人生价值观的扭曲、倾斜、移位所致。由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致使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一旦这种价值观控制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就会把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思想行为带进党和政府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从而滋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因此，我们要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
第三，从腐败行为的社会特征分析，腐败行为，说到底，就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为保证权力运行不被异化，必须在权力之外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来进行监控和制约，使掌权者不能行私舞弊。但是法律制度再健全、再完善，如果掌
权人缺乏自我道德要求和自我约束力，他们不仅不会去自觉遵守法律制度，相反还会千方百计地钻制度的空子，那么，再好的法律制度也形同虚设。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道理正是如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依靠法制，人们只能因畏惧而免于刑罚，却没有自律意识。而通过道德教育进行教育、引导，才能提高人们的良知，使人们接受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进而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力量。这正如黑格尔所说，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
二、警惕“腐败文化”蔓延
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一是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因而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它的压力和风险是有限的。在一些人看来，法不责众，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集团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集团性腐败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腐
蚀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成片蔓延。
二是体制内腐败。体制内腐败就是在文件等官方形式下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体制内腐败比体制外的腐败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和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特征，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醒。
三是羡腐心态。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人讥讽为“太呆板”、“假正经”、“不合群”；而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则又会被人羡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总之，“笑贫不笑贪”。
现实中，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干部时常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触犯了某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这些人小鞋穿。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很难。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那些为腐败鸣锣开道或喊冤叫屈的“理论氛
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等。是什么在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
三、正视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文化挑战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变异现象，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负面影响等，都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严重挑战。
首先，是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制”的影响。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思想一贯“正确”，即使是经常性的工作安排，也要摆出居高临下“作指示”、“发命令”的威严架式来；而下属只能对他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二是“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就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地位者出现了。三是“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了其思想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是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
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人性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也伴随着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从理论上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寻找自己发展和获得个人利益的机会。这一文化理念符合人文关怀的大目标而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在与我们久受压抑的个性心灵激烈碰撞时，人们的兴奋点却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而把实现它的前提、相关环境则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小农的褊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其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尔虞我诈、以邻为壑，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走上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沉湎于淫靡色情文化的氛围之中，思想上倾心于谈“情”论“色”，行动上醉心于寻花问柳。
第三是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的挑战。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臵、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发生变异而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随着这种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正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
四、道德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价值功能
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思想动因。而净化人的思想，就必须依托长期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价值功能体现在：
一是发展价值功能。道德教育贯彻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概括地说，它对人生具有三层发展价值。现阶段的道德教育既是人生发展的奠基阶段，又是下一阶段道德教育的准备阶段。道德教育的这种双重特点，决定了它对人的一生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远期发展价值：即终身发展价值。由于道德教育具有无限传播性、放大性和增值性，所以，加强道德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只有不断加强道德教育，提高道德的自我约束力，才能为人类、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第二，中期发展价值：即阶段发展价值。一个人只有在一定的道德教育基础上，才能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从思想上作出正确准备。第三，近期发展价值：即当前发展价值。总之，人只有从不间断地进行道德教育，才能获得每一天的发展与进步。从本质上说，道德教育对人生的“三层发展价值”的价值取向都是一致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是导向价值功能。导向功能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功能。道德教育的导向，包括理想信念导向、行为方式导向，它的功能在内容和方式上是随着社会和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理想信念导向。理想信念导向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帮助人们形成正
确的理想信念，并通过理想信念来激发动力，指导行为。理想信念具有指向性、确信性、稳定性的特点。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信念所遵循的价值准则来分析问题，评价事物，选择行为的。对符合自己理想信念的各种事物和思想行为给予肯定性评价和选择，对有悖于自己理想信念的各种事物和思想行为，则会采取否定的态度。因此，理想信念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导向性。
理想信念的确立，不是在短时间内经过一两次教育就可以实现的，需要长时间的反复教育才能确立。因此，道德教育要把帮助人们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既作为一个目标导向，也作为一个过程来实现。
行为规范导向。行为规范导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法纪规范导向，二是道德规范导向。法纪规范导向是通过法律法规来强化人的行为，是他律的一种方式，具有社会行为的统一性。但就行为个体而言，如果没有道德规范的导向，就会产生侥幸和“法不责众”心理。而道德规范导向是把道德的准绳、教化的要求通过道德原则、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以社会舆论、自教自律的方式进行行为导向。这种行为导向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种经常性、广泛性导向，具有规范性特性和方向性特性，能提高党员干部的“官德”意识和“德治”思想。
道德教育的导向功能是随着道德教育内容的发展而发展的。过去，人们面对的是文化环境相对单一、发展变化相对缓慢的社会，道德教育的导向功能主要是通过正面灌输、宣传和批判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而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自主、多样的社会，人们的
需要不再是维持现状和低层次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通过开放、竞争，激发出强烈的发展欲和追求欲。满足人们的这种发展欲和追求欲，正是道德教育在新时期赋予导向功能的新要求。
五、以道德教育为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现阶段腐败的滋长蔓延，根源之一在于一些党员干部自身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这就决定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下功夫祛除党员干部思想上的病毒，疗救其道德上的缺失，使之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崇尚德治，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一大特色。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重于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江泽民同志强调德治，就是要用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道德体系即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来教化、培育合乎“三个代表”要求的共产党人，关键是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这样的德治，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体现着我党一贯的思想建党的原则，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样的德治搞好了，就必须能有效地清除引发腐败的思想动因，有力地防止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
运用德治手段清除腐败的思想动因，要求我们既要注意从传统精神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更要从党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赋予德治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新鲜内容。近几年来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学习教育、警示教育和即将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就是我党创造性
地运用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原则、在党内大力加强德治的崭新实践。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以德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当前我们在党内实施德治着重是要把握以下基本点：
首先，要把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作为抓好德治的根本。党员干部立德的根基在于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我们要加强德治，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人，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从根本上增强政治免疫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袭，经得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的考验。其次，要把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观念作为抓好德治的核心内容。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良好的从政道德，即通常所说的“官德”，其本质要求就是要确立崇高理想，增强宗旨观念，并为之而不懈奋斗，把内在的道德要求付之于长期的从政实践，真正做到廉政、勤政、优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以权谋私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真正做到立党为公，用权为民。
再次，要把提高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和自律意识作为抓好德治的重点内容。江泽民同志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在领导岗位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该留点什么？想清楚这些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党员干部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高层次的追求，
十分注意在道德方面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做到“其责己也重以周”，随时随地都能严于律己，慎于小节，管住自己。在党内加强德治，当前的一个突出任务就是要解决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精神境界不高、自律意识不强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会使一些党员干部内心空虚，去追逐一些庸俗卑污的东西，以至自我放纵，道德沦丧，个别的甚至会步胡长清、成克杰等人的后尘，成为人民的罪人。而这样，所谓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就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