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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商名人堂——胡应湘

全球华商名人堂——胡应湘
全球华商名人堂——胡应湘

胡应湘在中国内地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广深高速时,一位忠厚的老工程师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比香港,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还是别修什么高速路了。他说,我了解,但我们得知道,香港也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胡应湘

华商韬略名人堂全球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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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实干、勇敢的中国人

——香港合和实业集团主席胡应湘

素称“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常常提醒那些不想被社会淘汰的企业家,应该多思考未来,并以5年为期,去思考未来5年的世界,但也不要为更长远的未来打算,因为那样往往得不偿失。

而胡应湘却是一个喜欢为更长远的未来打算的人,这让他常常感到孤单,并饱受争议。广深高速在10年后才得到广东省政府领导的结论:“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先进与落后之争,你代表先进。”而他早在1983年就提出的港珠澳大桥构想,更在20多年后才得到共识。

因此,他说自己:“我不是商人。”

创造亚洲之巅

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胡应湘对自己最准确的定位是工程师,最大的爱好就是绘图并把图纸变成现实。

胡应湘1935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区)。父亲胡忠在他出生时,已享有“的士大王”的美誉。1941年香港沦陷,家族产业被没收后,胡忠老先生自己留在香港,让家人陆续回到内地,祖国的多灾多难也因此在胡应湘幼小的心里烙下了印记。

胡应湘说:“从小,数学就是我的强项。我对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是作家等等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职业都要写很多字,说很多话。而数学就简单多了,答案只有‘正确’或者‘错误’。”这个强项为他日后学习工程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只有“正确”或者“错误”的思维,则常常让他在关系复杂的商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得罪很多人。“原则上,我从来不会妥协。”他说:“工程师最重要的是以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因此,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

念完高中以后,胡应湘曾经有过不再上大学的想法。是母亲改变了他。“她说,你们年轻一代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大学,我们家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但是要念书的话,多少钱都拿得起。这是她的概念。其实我们九兄弟姊妹都是念大学的。”胡应湘回忆说。

最终,母亲把胡应湘送进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有过不想读大学的“前科”,所以还专门安排同在美国的哥哥监督他好好学习。普林斯顿是个规模不大,但却是世界顶尖的大学,是世界精英的荟萃地,进去读书不太容易。因此,成绩平平的胡应湘,至今还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收我”。 当时,他是普林斯顿唯一的香港学生。

普林斯顿有一个伟大的定位:“替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对胡应湘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那里,他依然不很注重书本知识,但却对美国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每年暑假,都不回香港,“一到夏天就跑到美国各地的大型基建工地,在实践中学习。”虽然成绩常常是 “C+”。但却并不失望,在他看来:“‘+’表示有潜力。”

华商韬略·毕亚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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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胡应湘放弃了在美国的机会:“一毕业就回香港,觉得学了那么多东西应该为香港发展做点贡献”。

1958年回到香港后,胡应湘先到香港私人及政府机构任职4年,获得“工程师”及“建筑师”资格。之后,全力协助父亲经营家族业务。期间,他建议父亲将家族生意由车队转向地产,并完成了一栋10层高的商品房项目。“这一笔投资使我获得了成倍的利润,但更重要的是使我从中获得了做房地产的经验。”

胡应湘认为自己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学以致用,发挥专长。他说:“我攻读的是土木工程,做的一定要与建筑或土木工程有关,要有相当的了解,才会成功。” 为此,他先是在1962年创办了胡应湘则师楼,小试身手之后,又于1963年创办了合和建筑有限公司。

1969年,香港政府宣布兴建第一条海底隧道时,胡应湘断定湾仔及铜锣湾区为最具商业发展潜质的地区,于是选定湾仔区作为写字楼物业发展的目标,并于1969年底即开始搜集土地,成为区内拥有商业发展用地最多者。1972年,胡应湘组建“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并于同年8月成功上市,与长江实业、新鸿基、新世界、恒隆被合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在香港地产业崭露头角。

到1980年时,胡应湘已在香港推出总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荃威花园,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拥有5000个单位的德福花园以及66层著名建筑“合和中心”等多个大型地产和物业项目。

其中“合和中心”是胡应湘的代表作,也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1980年落成后的10年内,一直以亚洲之巅和香港的标志闻名世界,被作为香港都市的明信片。这座高达66层,圆筒形,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大厦,因结构设计新颖巧妙而获得英国结构工程学会大奖。

“合和中心”总楼面面积约8万平方米,集写字楼、购物商场、停车场于同一建筑,并在62楼设有香港唯一的旋转餐厅。建设中, 胡应湘还最早引进了“滑模”施工技术,创造了3天建1层楼的纪录。

“合和中心”让世界认识了“工程师”胡应湘,从而合和实业下属的建筑公司及滑模工程公司以领先的“滑模”施工技术,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大量的建筑合约,如大型烟囱、沉箱、仓库等等。

先天下之忧而忧

胡应湘是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70年代初,他就回到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到北京、大连和上海参观考察,并出席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当时,他和内地的工程师合作兴建了香港规模最大的冻房,并在竣工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文革结束后,胡应湘第一时间回到内地,寻求发展。1977年10月,他应邀参加了北京的国庆观礼,并访问了西安、成都、重庆和武汉。一路上,他亲身感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群情振奋,一种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带着这种使命感,胡应湘将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内地。

内地刚刚改革开放,广州的一位官员就去到香港和一些广东籍的实业家会谈,邀请他们到内地投资。会谈中,胡应湘提出要从兴建高级酒店开始的建议,并得到一起参会的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郑裕彤先生的一致认同。之后,他们筹资10亿港元组建了新合成有限公司,并推举胡应湘为总经理,全权负责策划和建设。

1980年4月,新合成与广州市政府签订了合作兴建中国大酒店的合同。双方约定,由甲方(广州)免费提供土地,乙方(新合成)筹集资金建设,并以20年为期,期内由乙方独立经营,期满后全部财产在正常营业情况下移交甲方。由此,开创了BOT模式先例。广州中国大酒店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完全由外商投资和管理的企业。

1984年开业至今,中国大酒店一直是广州最好的高级酒店之一。并在早期,成为中国五星级酒店的样板,培养了大批酒店管理人才。胡应湘的远见思维、实干精神也赢得广泛赞誉,其工程师水准也得到肯定和褒奖,并荣获中国建设部最佳设计奖和国家建筑二等奖。同时,他还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滑模”技术和设备,在酒店建成后,全部赠送给广东省。香港著名经济评论家张五常先生到酒店体察之后,积极宣称中国大酒店在中港合作事业中具有“瞩目的示范作用”。鉴于当时的情况,他说:“这酒店的投资者和主理建设的地产商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行为,总给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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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兴建期间,广州经常停电,影响施工。胡应湘因此与广州供电局协调。供电局向他保证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告诉他一个吓人的信息:整个广州的日供电只有 1000万度。按此,一个中国大酒店每日15万度的用电就占到整个广州供电量的1.5%。同时,他也深刻体会到内地交通设施的落后。当时,广州和香港,一个往返就是一天的时间。这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些硬件上的严重不足,让胡应湘感到了潜在的危机,也让他为国家正在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感到了隐忧。思前想后,胡应湘决定:停止计划中的地产和酒店的项目,改而投入到内地的电

力和交通事业中,要为国家做点更有意义,也更迫切需要的事情。因为这两项都牵涉到大量的工程项目,而这正是他的强项,他感到自己责无旁贷。

决定一出,很多人提醒他,担心走上不归路。因为,能源和交通都是长期项目,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回报期漫长,风险系数大。从短线看,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从长线计,又怕政策有变而致投资失利。但胡应湘从国家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

在电力和交通中,又以电力的形势最为严峻。于是,胡应湘选择从电力开始。第一个项目于1984年4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先生的提议下,落户在虎门镇的沙角。因为沙角已动工兴建了一座电厂。大家决定将已动工的称为A厂,而把胡应湘的计划称为B厂。

沙角B厂的兴建,胡应湘同样以BOT进行: “第一,我不要国家出资,只须保证购电;第二,我保证以最快速度建成,提前发电有奖,延误受罚;第三,我按当时深圳向香港购电的价格0.41元/度卖电,经营10年,然后电厂在机组高效、满发的状态无偿交给国家。”

计划得到批准后,胡应湘亲自绘图、设计,在厂址选择时,内地推平山下一块平地给他,但他坚持选择了山头,表面上看要开山增加难度,但开山后,机组坐落在基岩上,因基础施工容易而赢得大量工期。接着,他以无往不胜的“滑模技术”和率先打破国有员工体制,“多干多拿奖金”的方式,昼夜不停地施工,仅用22个月时间,以世界最快速度完成了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1987年4月22日,广东省副省长匡吉在沙角B电厂按动电钮,亮出四个大字:大放光明! 因为当时正值九运会开幕前夕,时任副省长的叶选平也由衷地对胡应湘说:电来得正是时候。

按照国际惯例,沙角B电厂至少要4到5年才能建成。因此,从来没有建过电厂的胡应湘创造了世界电厂建设的新记录。其设计与建筑施工质量也让人大开眼界。1988年10月,沙角B电厂在全世界108个工程项目的激烈角逐之中,独家获得英国建筑业协会“1988年全英联邦最佳土木工程奖”。一位美国专家惊讶于此,他向胡应湘讨教:“这个发电厂为什么能这么快建成?”胡应湘答道:

“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土木工程师建造的电厂。”

当时,沙角B电厂7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相当于广东省总装机容量的1/5;极大地缓解了广东当时面临的电力瓶颈。沙角B电厂是由外资管理,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成为全国电力系统考察、学习的样板。到1999年合作期满,无偿将电厂交还国家时,经国内权威的专业机构对电厂进行测试,其电厂机组各项指标,完好如初。

沙角B电厂在10年间累计发电457亿度,并以平均0.38元/度的价格售电422亿度,相应为广东省

创造了4000多亿的产值。2002年时,沙角B电厂向

胡应湘出席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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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转让了35%的权益,售价达14亿人民币,按此计算,其资产升值在40亿人民币以上。同时,作为国内第一个外资电厂,沙角B厂所采取的BOT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特许权经营的首批范例之一,成为后来者参考的榜样。

B电厂运行的过程中,胡应湘又累计投资155亿元兴建了总装机容量198万千瓦的沙角C电厂,而且,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

当沙角C电厂于1996年正式完工投产时,胡应湘在内地仅电力一项的总投资就高达199亿元人民币,其268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与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发电厂——葛洲坝电厂271.5 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旗鼓相当。2005年,胡应湘又与深圳能源集团合作,取得兴建总装机120万千瓦的河源电厂项目。

因此,在胡应湘目前所有的荣誉称号或外号之外,再送一个“电王”的桂冠,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虽然,这与他在另一个项目的投资上相比,还稍逊风骚。

放眼长远未来

早在1979年,胡应湘就曾向时任国家领导人提议:“国家经济要腾飞,就必须优先发展三项硬件,即:通讯、能源、交通。”

修建电厂,贡献能源建设的同时,胡应湘也在交通上努力作为。他说:“通讯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

胡应湘不但懂得高速公路的建设,更知道高速公路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亲眼看到,洲际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

胡应湘预见深圳、广州一带将会高速发展,车流量一定会迅速增加。因此,他决定首先兴建广深高速公路。而且,一开始要修6个车道。一位忠厚的工程师诚恳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比香港,我们的老百姓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建6车道的高速公路有什么用?”胡应湘说:“我了解,但香港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胡应湘坚信“百闻不如一见”,每次有新东西带到内地,他都必然会选择一个办法:带大家出去看。“带着有关部门的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后我提出修建广深珠、京津塘、沈大、沪杭四条高速公路的设想。还在给国家有关领导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运输模式,首先要大力发展运输量大的高速公路和水上运输。’”

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现实。但当时,他的提议显得有些不合适宜,被视为是“一纸天书”,而且,与当时强调的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方向很不相符。因此,其计划的实施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艰辛过程。1981年提出的事情,到1997年,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122亿人民币的广深高速全线正式完工之际,胡应湘已是60花甲之人。

在所有项目中,胡应湘都坚持一步到位,做到世界水准。广深高速就是范例之一,不但在设计和质量上严格把关,他更坚持设置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收费系统、交通监控系统、光纤通讯系统、全线照明系统、交通安全设施,以及至今仍属超前设施的全线双电源供电系统。

这样的规格,让广深高速成为中国高速公路史上的一座丰碑,并开启了中国真正的高速公路时代。当深圳和广州如胡应湘所预期的那样飞速发展之时,广深高速也成为广东省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命脉,为广东的腾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胡应湘当时所预测的:“我有一个愿望,希望珠江三角洲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之后经济上的一条新的小龙,前途光明。”也成为现实。

广深高速之后,胡应湘又先后兴建了全程102.4公里的顺德四路八桥、全程15.8公里的虎门大桥、全程31.5公里的105国道顺德段、全程38公里的广州东南西环高速公路、全程14.7公里的广珠西线(1期)高速公路。2003年8月,他还组建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2005年,合和公路基建又启动了珠三角西岸干道广珠西线II 期,一条预计投资49亿人民币,46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并已洽谈西线III 期的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出一条直接连接广州、顺德、中山及珠海之高速公路系统 。到2005年底,胡应湘已累计在内地兴建了371公里公路。同时还兴建了深圳火车站联检大楼与皇岗口岸边检综合检查站,为内地经济发展贡献了一条条通往光辉未来的黄金大道。

他数十年对公路基建的坚持也赢得了一致的认可。早在广深高速正式建成时,广东省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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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出了“看起来,10年来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先进与落后之争,你代表先进”的感叹。回顾这数十年的努力,他有自豪,有欣慰,但也略有遗憾。他说:“我的一些意见已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沈阳—大连高速公路建设时,我说要建6车道,否则会后悔;北京—天津修建高速公路时,我说要建8车道,否则会后悔。”

他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他言中,但却在很久以后才被认可。

实施高速公路计划的同时,胡应湘提出的另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则让不喜欢成为公众人物的他,成为焦点,甚至饱受争议。

一切缘于一个简单,但大胆超前的设想。“有一次我去美国的弗吉尼亚,看到位于弗吉尼亚海岸北部的那座桥(Chesapeake Bay Bridge)。我当时就想,这真是一个工程学上的奇观,设计者真是一个天才。我说,这桥的跨度与香港到澳门的距离相当,水位也差不多,我们为什么不造一座?”有此想法后,胡应湘展开了调查论证。

当时,与香港在陆路上相连的深圳以至东莞一带,已逐渐成为外商投资设厂的热点。胡应湘预感到,未来深圳、东莞等地的劳动力成本必将上升,并将难以持续满足这种投资的需要。按照这个思路,他把目光投向从地缘上与香港接近,但因没有直接陆路连接一直发展相对滞后的珠海以及整个粤西地区,希望再找一个更大的腹地。

基于这种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胸襟、大思维,1983年,胡应湘提出了兴建“内伶仃大桥”的构想,一座由珠海经淇澳岛、内伶仃岛直接到香港屯门的大桥,把香港与粤西间的天堑变为通途,为外商发掘和扩大更多劳动力低廉的投资区域。同时,也刺激粤西的经济发展,甚至带动内地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

胡应湘是最早意识到香港必将在经济上依托内地的远见者之一。1988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好比是由一条纽带带动的一只小轮和一只大轮。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就像一只转速很高的前导轮;而内地经济一旦启动并高速转动时,将成为香港经济的强大驱动力的驱动轮。如果把这两只轮子联结起来,以小轮牵动大轮,以大轮推动小轮,这样一个结构所具备的既有高速度,又有后劲的互动的整体优势,将远胜于亚洲“四小龙”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他当时说:“我之所以投资内地,就是要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建起连动大轮和小轮的纽带。”

按照这个比喻,“内伶仃大桥”正是香港通往内地另一条重要的基础纽带,是极具意义的事情。但当时的港英政府却因香港主权问题以及即将告别香港而对此颇为冷淡。政府之外,一些因大桥建成会损失既得利益的财团也从各个层面发表反对声音,设置障碍。

“我一贯坚持,一个项目,只要符合人民需要,只要符合经济规律,就一定能获得支持,一定会成功。” 面对争议和困难,胡应湘以苦行僧一样的执着坚持自己。他说:“150年前,法国工程师迪那西倡议兴建苏伊士运河时,曾遭遇重重困难,但因符合人民需要,终于建成,至今该运河已成为埃及外汇收益的最大项目。”

2001年,已为大桥奔走18年的胡应湘,对此前的方案作出调整,提出一个新的更加宏伟的计划——港珠澳大桥。并于2002年8月,提出集资150亿港元,以民间私人资本落实计划的具体方案。

港珠澳大桥由香港大屿山直至珠海及澳门两地。胡应湘计划以一座“Y”字型大桥,把粤港澳三地连在一起,在珠三角洲地区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环形交通网。建成后,不但对香港、澳门及粤西地区有利,也可配合泛珠三角“9+2”发展策略、西部开发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

此时,珠三角、大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已相继得到共识和重视。已从黑发人谈到白发人的胡应湘也终于等到曙光。首先是资本市场的支持,有银行干脆提出一家包办全部的贷款业务。之后,香港、广东、澳门及中央政府也都先后表示了支持。

能够亲手设计和建设港珠澳大桥,一直是胡应湘最大的心愿。因为他对大桥有着太特殊的感情,他还给大桥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123桥”,并将其解释为:“一国、两制、三地。”

对于自己20多年的坚持,胡应湘坦诚:“我名利皆有,何苦一直坚持建这座港珠澳大桥不可,如大桥计划能顺利落实,由动工到回本差不多要20年,到时我已经是90岁了,人是否在世也是个问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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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不能老想自己,要为社会做点贡献。”对于能不能亲手实现梦想。胡应湘说:“我希望我们集团赢得这个机会,当然,我们落选,我也会祝福打败我们的对手。只要大桥快快建得成,我就满足了。” 如今,很多财团找到胡应湘,希望合作兴建大桥。大家都看好他20多年前看好的,让香港直通粤西的设想。

我们应该祝福这位老人,去亲手实现这个他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并在港珠澳大桥通车的那天,架车完成他人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穿越。

但无论如何结局,港珠澳大桥都必将永远与“胡应湘”这三个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早已成为港珠澳大桥的代名词。

勇敢的中国人

胡应湘曾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分别称赞为:“有胆略、有见识的企业家”、“外资领头羊”以及“勇敢的中国人”。

很长时间内,胡应湘被视为成功投资中国大型基建的典型,他与合和集团也成为国外观察中国市场和政策的风向标之一。英国《投资分析》杂志干脆将合和称为世界上最大、最纯粹的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私营公司和受中国因素影响最大的公司。并告诉投资者:“如果你对中国有信心,你就买他的股票。”

至今,胡应湘仍是在中国内地投资最多的港商之一,总投资达到510亿人民币之巨。这些投资90%以上都是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大多是采用BOT模式进行。这意味着,他的这些投资在投入使用的10年或20年后,都将全部无偿转让给国家。而转让的这些资产,因为是基础设施,又都将在未来几十,甚至几百年里,仍然发挥作用。

这些成就与胡应湘对祖国的热爱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爱国、报国的能力,而且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勇敢坚持下去。

他富有远见,被称为工程师中的梦想家,从来没有停止过规划未来。他注重实干,从未疏于对现实事务的操劳。他非常勇敢,有勇气去面对并化解各种艰难。他的远见都是基于两个因素产生:一是对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认知,一是对社会需

求和国家需求的把握。这让他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在,再加上勇敢,他就可以在实现远见的路上勇往直前,就可以想到就去做到,而且做到超出期待的好。

作为“勇敢的中国人”,胡应湘不但敢做敢为,更敢做敢当。不但有中国人对中国的诚挚热爱,更有对中国人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扬。他敢于肩负服务国家与社会的使命,也敢于付出,以承担和履行责任。在投资内地的过程中,他不但勇敢地面对项目本身的困难,更勇敢地拒绝诱惑,对于自己没有足够把握,或自认对国家与社会无益的项目,他也是勇敢地拒绝。

深圳特区刚刚建立不久时,梁湘市长曾划出福田区24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胡应湘发展。当时国家对深圳的未来规划为仅是70万人的规模,因此在讨论区划与发展规模时,与深圳市异议较大。胡应湘认为,如果改革开放成功,深圳的规划应该是700万人而不是70万。“我不能按照这个规划发展,将来

后人骂我,于是我决定放弃。”后来,深圳的发展

胡应湘访问云南

证实了他的预见。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坐拥福田24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世界地王的机会。1998年大连推出“双D港”发展计划,当时国际上高新技术之风猛刮。很多外商争先抢占这个专案。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不放心交给“炒家”开发,到香港找到以说实话、干实事闻名的胡应湘。结果,得到一句大实话:“我若拿到您的项目,炒热自己的股票。那怎么对得起您。若干,我一定全力投入,为您做好。但我现在确实难以抽身。”同样实干的薄市长对此大加盛赞,称胡应湘“正直、坦言、是君子。”

胡应湘还有一个不太被外界知道的秘密。早期,他可能是香港企业家中向银行借钱最多的人。建设沙角B电厂时,合和市值只有约10亿,但投资高达46亿。他去向三井、东芝两间厂商购买设备。 “三井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没有相关经验,又没代表过政府,便要建发电厂。东芝电机说,它们很需要这笔生意,可惜的是,我证明不了有这么多钱,公司的balance sheet(资产负债表)只有9亿元,却向他们购入20亿元的东西。他们怀疑我乱来,于是去地盘视察,发觉我们做的有板有眼,便决定接这笔生意。若工程烂尾,就当运气不好。”

结果,胡应湘倾尽所有财产,拿出3亿元从46间银行贷款33亿元建好了发电厂。不但创造了世界电厂建设的新纪录,其3亿资本贷款33亿的“丰功伟绩”,也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

由此,他还得出一套向银行贷款的经验:不但要有好的项目,还必须有好的员工。他说:“西洋镜一拆穿便一文不值,重要的元素其实是员工。”因为银行是要看你的毛收入能否抵销贷款,而这必须建在良好的团队之上。后来,胡应湘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他回忆当时向银行贷款的情形:“香港人要到广州喝茅台酒、吃饭,我喝下的茅台酒有5加仑之多,当然不是一晚之内。有个年纪较大、为人忠厚的工程师说,他们连单车也买不起,叫我别兴建公路。结果公路一启用,流量便达3.5万驾次。现在已多达26万驾次,日均收入超800万元。当时的投资高达120多亿元。合和的规模虽然已较大,但市值也只是30亿元。一间市值30亿元的公司竟然要借100多亿元!为什么我有这个胆量?因为我知道毛收入会很高。”

胡应湘说:“我的胆量还来自我信任一个人,就是JP Morgan,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他在一九零几年就去世,我是从书本上认识他。JP Morgan非常富有,他教会我很多东西。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股市赚大钱,他说,Always sell too soon(经常过早卖出)。另一句名言是you guys never go broke by making a profit(有钱赚的话,你就不会破产)。他认为要赚钱,就得either by provision of capital or provision of service(提供资金或是服务)。这句话是raw data(原始数据),我是工程师,喜欢想法子改良。我想为什么要either?why not provision of capital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为什么要两选一,为什么不可以既提供资金,又提供服务?)双管齐下不是更好吗?这正是我现在的做法。你看见有人缺电,但他没钱兴建发电厂,便让我来,亲自到地盘督工、策划,这就是provision of service(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provision of capital(提供资金),要双管齐下,也要运用leverage(杠杆)原理。”

对这些借钱的故事,胡应湘以他一贯的幽默尽量轻松诙谐的表达,但能借到这么多钱,与他敢做敢当,良好的商业信誉关系巨大。

广深高速公路建成的同时,合和实业集团在胡应湘的带领下迅速发展,于1991年到1995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胡忠大厦、拥有1026个房间的悦来酒店以及总楼面面积约 17万平方米的香港国际展贸中心。合和实业集团也成为香港上市公司前10强,胡应湘进入香港10大富豪之列,并将事业扩张向东南亚等地。

但很快,危机发生了。先是在泰国的项目因亚洲金融风暴及政策因素被终止。之后,在印尼投入巨资的项目也因亚洲金融风暴搁浅。在整个金融风暴期间,合和实业撇账高达13亿美元。胡应湘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的儿子刚刚从斯坦福大学念完MBA回来,我告诉他,现在是证明你到底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男子汉的时候了。哭是没有用的,我们痛定思痛,重新全身心投入工作,变卖了一些资产,开发一些大工程以获取利润,最后,我们终于挺过了那一段困难的日子。”

在这过程中,最令胡应湘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让任何一家银行失望,没有一家银行因为我们而受到损失。”如今,合和实业已经重获进入上升的轨道,以“利国益民、造福社会”的投资理念,并在内地及香港开辟新的项目。

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服务社群上,胡应湘也从来都不缺席。他曾担任亚太经合会商务委员及基建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国际财务公司顾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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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港口及航运局主席、香港物流发展局委员、香港物资流通协会(HKLA)荣誉赞助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及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等职,至今担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等社会公职,并是广东、广西、厦门、秦皇岛等省市的经济顾问。

他还热心教育、慈善及社会福利事业,为香港、内地及母校都有大量捐款。其中,为国内捐款超过1亿人民币。90年代,他为母校普林斯顿捐款1亿美元,并在那里兴建了第一座中国人的纪念物——胡应湘堂,成为各路媒体的头条新闻。一些不了解其良苦用心的人甚至还因误认为他捐款给美国(其实是捐给母校)而发出怨声,甚至是骂声。

胡应湘说,捐款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我当年作为说客跟他们谈,希望帮助中国取得最优惠国待遇,所以捐了钱,替国家争取这个利益,同时,为华人及内地学生争取更多就读的机会。另一个就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获得了一点成功,不能就忘记了自己受教育的母校。这也是树立中国人的形象。正如报界说:‘胡应湘的巨额捐助,显示华人并非只知索取,亦有无私奉献。”

1994年至1996年,胡应湘分别获得英国Stratjclyde大学商业管理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博士及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等学位。

1997年,英女皇授予他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司令勋章。同时,他也是广州、深圳、南海、花都以及美国新奥尔良市、菲律宾吕宋省的荣誉市民。并先后获得DHL/SCMD颁发“国际奖”、“1991亚洲最佳公司领袖奖”、香港快报颁发“1993年杰出企业家奖”。国际公路协会“1994年杰出人物”、华盛顿大学“1996年国际CEO”、独立能源协会“1995年工业之星”等荣誉。

胡应湘的夫人郭秀萍女士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不但为胡应湘的工作以及公益提供了很多的理解和支持,也自己身体力行,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如中国红十字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经常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协助赈灾。胡应湘常常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以太太做比喻。在记者访问他为什么赚钱的话题时,他就很幽默地找了一个原因:“可能是我的太太开销很厉害,我们已经结婚30年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幽默完以后,他又认真回答:“其实,我太太花钱并不是很厉害,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如今,胡应湘的儿子胡文新已逐渐接过了领导合和实业的重任,胡应湘对儿子的表现很是满意,甚至是欣赏:“他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他的成绩比我好,他是优等生。”他自豪地说。

随着胡文新的成长与成熟,胡应湘希望能慢慢从企业中退居下来,去更加单纯地继续他的工程师爱好,以及享受已经有50多年习惯的古典音乐洗礼,在图纸和乐声中去感悟莫扎特、巴赫的意境。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愿望而已。

同时,他还计划去专修一个历史的学位。胡应湘说:“历史很重要,人会犯错误就是不明白以前的历史的过程。”为了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历史,他还专门捐款在普林斯顿开设了中国历史课程。

回顾自己领导公司创业发展的经历,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角色定位:“既可以像一名老船长那样,在舰桥上指导航程,也可以像普通水手那样在甲板

2011年《华商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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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商名人堂——苏用发

苏门赤子心 —印尼爱国侨亲、印尼苏钢集团总裁苏用发 苏用发的非凡,贵在深藏。 他从不因功名而骄狂,不因坎坷而颓丧,亦从来不觉得,生命走到某一个阶段,便可俯瞰世事、放任享乐。 于是,他的手中总握着书卷,他的心中总牵系着万千同胞。 笃志好学?儒商风范 1947年,苏用发出生于印尼棉兰,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南安市。 父亲苏锥有,于1937年只身前往印尼谋生;母亲杨柑枝,生于棉兰,是典型的东方温婉女子。在兄弟姐妹七人中,苏用发排行老二,自小他就喜欢听母亲讲古人博学成才的故事,入学后亦发奋刻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并在朗诵、演讲、唱歌、书法等方面表现不俗,被誉为学校的“文艺才子”。 进入中学后,文理兼修的苏用发已精通印尼、中、英三种语言,并尤其偏爱机械制造学科,他觉得,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关联着更幸福的生活,值得潜心钻研。然而1965年爆发的“排华运动”,将本该按部就班的一切都打乱了,彼时的印尼,华人大受打压,华文学校被迫解散,不得已,苏用发的大学梦断了。 怨天尤人从来都是最无用的,失学后,他随即进入父亲的企业,白天工作,晚上就自修机械、制造、管理、冶金等专业课程,扎实的语言功底加上可以学以致用的操练环境,他渐趋谙熟了投资经商的种种学问,尤其在冶金学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后,他常常感叹,或许正是际遇的此番坎坷,才铺就了后来的人生轨迹。 1969年,苏用发与父亲联手创立了印尼苏钢集团。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只有20多名工人,年产量不过2000吨。势单力薄,困难与挫折总是难免的,每每此时,苏用发总会来到母亲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吃一口母亲做的早点,喝一杯母亲泡的清茶;母亲也不问什么,只坐在一旁浅浅地笑着。然后,茫然无绪的思路清晰了,举棋不定的方案明确了,对于苏用发而言,母亲更近乎于贴近心灵的精神支撑,几十年后,他笑称自己早已养成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生活习惯。 时光荏苒40载,如今的“苏钢”已发展成为主营钢铁制造并囊括棕榈油生产及出口、船运、饲料及糖果食品制造等多元领域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下设16家企业遍布棉兰与雅加达,其中钢铁厂年产量达50万吨,位居印尼私营钢铁企业第四位;糖果厂日产量100吨,居亚洲第二位;苏钢自行研发生产的合金耐磨钢,年出口量稳居国际市场首位,并两次得到印尼总统苏西洛亲自颁发的“印尼最佳金属出口奖”。 很多外商邀请苏用发跨国投资合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将苏钢集团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投放在印尼,每年创汇近4亿美元。他说,一个企业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而专注,是达成使命的前提。唯一例外的,是与祖籍国的项目合作,比如与陕西省政府签订的钼钢、风力发电、太阳能合作协议,在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全球华商名人堂——杜康生

1 杜康生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 同样的水平与垂直线条,不同的设计师落笔,格调迥异。有“台湾豪宅王”美誉的杜康生,落笔在图纸,脑中却是对三度空间以及填充此空间的色彩、材质、家具等所有细节的一一定格。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对空间美学的极致演绎,对完美设计的无限追求。这之外,他的作品更传达着对业主的尊重,浑然天成的高质感设计手法,在其作品中无处不在,他也因此赢得台北第一豪宅——“宏盛帝宝”中大多数业主的青睐。 从台北到上海,杜康生的作品让人咀嚼不尽、回味无穷。如今,他正将这样的理念向所有室内空间推展开去,以造福无数追求品质化生活的中国人。“这是我们这一代设计师的使命,通过创造更多美好空间,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让海峡两岸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他说。

2 了杜康生无法逾越的高山。更糟的是,建筑法规必须考高分。对教条极为痛恨的杜康生,说服不了自己去背那些见了就有睡意的法规条文。他说:“考建筑师一般都要上补习班才能考得过,对我这种open-minded(思想开放)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考得过?” 比起考建筑师的种种烦恼,杜康生的乐趣在书本和课堂以外。他喜欢读闲书和杂书,同学们给他送上了“永远的学艺股长”的雅号。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四处做模型比图赚点生活费。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联手在一间大医院建筑比图中得了第一名,拿到了一笔“大钱”,这让他连续一个月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用天天都是阳春面,那样的生活着实欢乐。 到了大四,有教授找他,不是夸赞而是一句“你让我很失望,这四年你在干什么?”杜康生自然清楚老师的心情,他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杜康生也知道,他的梦早已经跑到了建筑师之外。艺术是他的天分,更是他的出路。杜康生最感谢老师们让他发现了自己,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未来。 “台湾豪宅王”的新使命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杜康生 在台北的繁华街头,杜康生的巨幅人物海报常常占据显著位置,不必问,某个豪宅项目即将登场。杜康生的高人气,与他“台湾豪宅王”、首屈一指的室内设计大师等赞誉交相呼应。开发商用杜康生的名字为新楼盘宣传造势,这为杜康生个人品牌自然带来好处,但这并不为其所爱。性格低调、内敛、安静的他,只在乎经手作品是否完美。他说:“首先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是本分,其次对业主有没有帮助最重要。我和业主就像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我设计一个作品很畅快、过瘾,业主对我的作品认同、满意,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数十年从容追求,杜康生在奔向空间艺术塑造者这个目标中,成就了自己,更成就着别人。 成名前夜的追梦青年 出身寒门,但绝不能没有梦想。这是杜康生年轻时常常自勉的一句话。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使得杜康生早早有了要当建筑师的心愿。也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房地产一片繁荣的大背景下,他的这个小小心愿显得非常合乎时宜。高考时他的目标是建筑系,之后的结果是考上了中原大学建筑系。中原大学建筑系是台湾第一所开始实施5年学制的建筑系,特别强调建筑设计与绘画方面的训练,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 杜康生说,进了讲堂,他马上发现,他选对了科系。因为同学们视为最痛苦的设计和绘画作业,对他来说却是让人无比亢奋的事情,他可以两三天不睡觉以完成作业,拿出来的作业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教授们对他另眼相看,当面夸赞他是难得的人才。这让杜康生有些飘飘然,一心一意做着建筑大师的美梦。 不过,台湾建筑师考试的难度在世界都排前列,特别是诸如结构力学等工科类考题,几乎成 华商韬略·李壮/文

全球华商名人堂 l 武钢:三个梦想

全球华商名人堂|武钢:三个梦想 素有「中国风谷」之称的达坂城,位于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乌鲁木齐市区86公里,312国道在城中穿过。曾经这只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据城里老人说,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几棵榆树和二十几户无处躲藏的人家。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曲《达坂城的姑娘》使这里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它又因拥有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而备受瞩目。 达坂城的风常年刮不尽,这与新疆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有关,新疆地形为三山夹两盆,地处中纬度,冷暖空气活动频繁,风大而多,持续时间长。在普通人眼里,这样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但在风能开发者眼中,这里却是最佳的风力发电地区。如今的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当年正是看中了大自然赋予这里的特殊地貌与气候优势,于戈壁荒滩之上筑起一座风电场。

1987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武钢跨入了组建中的新疆风能公司,不久后,他便直接参与了达坂城风电一场的建设施工,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风力发电场。 1989年,武钢和他的团队抓住机遇,利用丹麦政府捐赠的320万美元,购买丹麦Bonus公司13台150KW机组,克服经验缺乏、人员不足、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通过近一年努力,于1989年10月实现了达坂城风电场的并网发电,在当时装机总容量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这也标志着中国风电从试验阶段转入工业化开发阶段。 风电一场建成,武钢从建设者变为风电场场长,面对达坂城取之不尽的风力资源,他和他的团队萌发了最初的创业梦想:在达坂城安装成百上千台的风力发电机。现在看来,这一梦想早已实现。截至2013年12月31日,金风科技全球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9GW,装机台数超过14,000台。 而后他又利用一切时间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行业经验,并随着学习的深入渐渐意识到,设备价格昂贵、安装维修成本高,也成为产业化运作的瓶颈。时逢上世纪90年代,武钢心里清楚:当时人们对风电用性本来就心存疑虑,如果成本再那么高的话,风电的发展就会更加困难。要在中国做大风电,一定要打破成本太高这一瓶颈。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电设备,才有价格话语权;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机,才可能有大发展的机会。 他告诉自己,用中国人的双手,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风机。

华商名人堂——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专稿

1 苏志刚 长隆集团董事长 从田间地头起步、曾靠卖猪肉为生的苏志刚,把握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打造出享誉国际的旅游品牌长隆集团。树立中国民营经济典范的同时,也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领域做出世界级贡献。

2 365天日日如此,还常加班加点,有时能提早一两个小时回家陪儿子,就已经很开心了。” 如此过了几年,苏志刚的生意进步不大。他仍旧每天照例骑着自行车,在广州街头去各大酒楼宾馆兜售猪肉。 彼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广州初露繁荣。置身其中,苏志刚自问,“难道我就这样当一辈子猪肉佬吗?” 1989年,苏志刚决意关掉猪肉铺,开一间自己的酒楼。家人听闻都劝他“别乱来”,能卖好猪肉就不错了,家里世代没有做过酒楼买卖,好不容易有个安生日子,做赔了怎么办? 但苏志刚心意已决。他孤注一掷用全部家当在大石买下两亩地,建起了香江酒家,于1989年8月28正式对外营业。 “那一天我终身难忘。”回忆起当天开张的情形,苏志刚忍不住感慨道。 酒店刚一开张,前来尝鲜的食客络绎不绝,苦于人手不够,他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憨汉子只得跑前跑后,为每个客人服务,送菜煮菜也都是亲力亲 打造世界级旅游王国 ——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 追赶春天的放牛娃 在长隆集团会客厅和会议室最显眼的地方,挂有邓小平的画像。这是集团掌门人、身家数百亿的苏志刚,最感谢和崇敬的人。“没有他(邓小平),我现在大概还在种田,可能吃都吃不饱。”他说。 1958年6月,苏志刚出生于广东番禺大石村,是家中第五代农民,从小放牛耕作,读书不多,生活贫困。受当时政策限制,“这不能卖,那不能种”,正值壮年的苏志刚,感觉满身气力却无处可使。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起,苏志刚放下锄头,带着弟弟进城打工。当民工、做泥水,但凡能挣到些钱的营生,他基本上都做过,最长久的是卖猪肉。 “个体经营的初级阶段,能挣到三五块钱已经很开心了,后来慢慢熟悉,一天的利润从5元上升到10元,小本经营就这样逐渐滚动起来。”苏志刚回忆说。为了多盘些生意,他在离大石村二十多公里的广州市区,联络到几家知名饭店,向他们供应肉制品。由于路途遥远,还要经过两个渡口,为准时交货,他常常凌晨起床,天不亮就出了门,等送完货再回到大石家里,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一年 2014年,长隆集团旗下的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从全球169个旅游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膺全球主题娱乐协会授颁的“主题公园杰出成就奖”。这一奖项被誉为“旅游奥斯卡”,是该行业的最高奖项。长隆是该奖自1994年创设以来,首个登顶的中国品牌。 在享誉西方之前,长隆早已“声满”中国。集团的创始人苏志刚,更是被视为民族旅游品牌的不二领袖。

华商名人堂——许锦祥

许锦祥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他是物流巨擘,由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国际环球(印尼)集团有限公司,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综合物流企业,也是世界各大物流集团在印尼市场的忠实合作伙伴。 他是经济功臣,在资源贸易越来越频繁的时代,作为世界最富资源国家的最大物流企业舵主,他和他的企业正在为印尼经济发展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585

货通天下 经济功臣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许锦祥 许锦祥领衔的印尼GPI集团,既是印尼最国际化的企业,也是印尼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功臣。过去二十多年来,他伴随环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与世界各国物流巨头紧密携手,为印尼的“货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公司也因此飞速发展,自1992年起,连续十多年被国际空运货代协会(IATA)评选为“印尼第一”,成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物流运输集团之一,也成为连接印尼与世界的经济大动脉。 如今,在许锦祥及同仁的努力下,拥有领先国际化业务能力的环球集团,正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被多个国家政府所重视。2013年9月份,许锦祥接受克罗地亚政府的邀请,前往克罗地亚访问,并与克罗地亚总统、商务部长、交通部长及当地企业领导会面,洽谈如何利用环球集团的物流平台来扩大克罗地亚对东盟及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也向环球集团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希望借助环球集团的力量,助力当地的国际业务发展。 印尼物流业领军者 说许锦祥是印尼物流业的开路人和领军者,名副其实。在印尼物流业,无论事业规模,还是专业素养;无论公司,还是个人,许锦祥都是独一无二的。 1953年7月12日出生于印尼棉兰的许锦祥,是白手起家的创业典型,也是带领印尼拥抱新经济时代的杰出代表。 许锦祥在当地读完小学后,进入棉华中学念初中,之后到苏东高中完成高中学业。而他与物流业的缘分开始于一位前辈朋友的推荐。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朋友介绍自己的女婿——一位在新加坡经营货运公司的仁兄给许锦祥认识。刚好,这位老兄正计划在印尼发展一个货运代理的合作者。 因为当时还没有经营货运业的经验,为了对朋友的事业负责,许锦祥便把合作机会给了雅加达一家货运公司,并与之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来经营此项业务。这间名为PT Wira的公司成立之后,经营状况却一直不理想。好几年时间,业务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一直有增无减。 随着对公司业务的深入了解,许锦祥也逐渐对这个行业有了兴趣和研究。在PT Wira的再一次扭亏失败之后,他决定把这家公司接管过来,独自经营,并且将其改名为PT.Global Putra Indonesia 暨印尼环球公司。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开始,起初,公司只有7位员工。那时,是1981年。 许锦祥接管后,改善了公司的管理制度,令大家更用心用力地投入到工作中,提升了公司的业务操作素养,同时也不断把握各种机会来拓展市场和业务。在他的努力下,公司的经营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逐步从亏损走向盈利。 这个时期,许锦祥既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公司最大的苦力员工,很多繁重和别人看起来低层次的工作都是亲自去做。他不但能放下身段,而且还真的与员工打拼在一起。这也是公司能够成功走出那段困境的关键因素。 许锦祥常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是1986年帮助印尼举办航空展(AIR SHOW)。航空展是最考验物流业的专业展览之一,被誉为是物流业的最高竞技场。1986年,印尼举办航空展。总共有21家 586

全球华商名人堂——黄红云

黄红云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从1998年的“金科花园”第一役,到2008年的“成长性TOP10”中西部排名第一、再到2011年的成功上市以及全国化发展与扩张,黄红云率领金科集团在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缔造了一个房地产品牌传奇。 获得卓越事业成就的同时,黄红云更积极担负社会责任。2012年8月28日,黄红云当选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开始在更高和更广层面引领民营经济的发展。 1

高品质地产社会企业家标杆 —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 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黄红云2013年8月3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2013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重庆共有13家企业上榜,作为“渝派地产”领头羊的金科集团,以营业收入235亿元的业绩,排在全国企业第437位,首次跻身500强之列。 不仅如此,金科还连续五年荣登“中国地产品牌价值10强”榜单。2013年品牌价值达57.07亿元,产品实现了别墅、洋房、高层公寓、商业等全业态覆盖,并已形成王府系列、廊桥系列、东方系列、世界城系列等八大系列产品线。 卓越进阶?地产业态全覆盖 当黄红云1998年从涪陵进入重庆主城区发展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他的选择,而现在看来,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了。 当时,年纪轻轻的黄红云已经跃升为涪陵当地颇具影响的地产开发商,他带着两个合伙人开着一辆桑塔纳,轰隆隆地驶入重庆城,在江北区租了办公室,悄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黄红云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就一鸣惊人。他拿下一块位于江北区五黄路片区的土地。当时,这是主城区地产大佬不屑一顾的不毛之地,但黄红云前瞻性地看出这个与重庆CBD解放碑只有一江之隔的地段的光明前景,把身家性命3000万元人民币都投向这里,开发了在主城区的第一个大项目—金科花园,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为黄红云积累到新的财富、人脉以及信誉,也坚定了他在主城区立足发展的信心。他随之成立金科集团,以金科花园的成功经验,乘着直辖的机遇,大步开启在重庆主城区拓荒筑城的步伐,公司也日新月异地发展壮大。2003年,金科跻身重庆“地产五强”排名第四位;2005年,金科跻身全国房企50强,位列重庆第二大专业地产企业; 2004年开始,金科着手制定全国发展计划。2006年,集团分别在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办事处,并相继在无锡等地获得土地。其间,黄红云还引进了美国嘉迈基金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壮大资金实力。 2008年地产业进入寒冬期,金科集团逆势而上,以“不裁员、不降薪、不降低产品品质”的“三不”政策坚强过冬,并在当年实现100亿元销售任务。 2009年,金科的全国布局开始发力,公司的重庆以外项目销售首次超过本地。也是在这一年,“金科房”成为“中国驰名商标”,金科地产获得“稳健性TOP10”全国前三排行,由此正式迈入中国一流房企行列。 2011年5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准ST东源以新增908498204股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科地产正式进军A股市场。 在推动资本运作、做大做强住宅地产的基础上,金科还在2012年大手笔打造了集团在重庆主城的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同时也是首个产权式购物中心—金科廊桥天都。2013年,位于重庆主城的另一商业综合体项目—金科时代中心也正式亮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华商名人堂——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专稿

1 王文学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眼光精准而长远的王文学不仅在固安开创“产业新城”模式,更将其成功复制到全国,成为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眼下,他正推动“发家地”固安迈步走向“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

2 彼时,华夏幸福的账户上仅有一亿元资产,对公司来说,当务之急是让土地尽快变现。但王文学却拒绝业内常见的短平快投资方式,而选择投资产业地产。 产业地产是以产业为依托、地产为载体,实现土地的整体开发与运营,打造产、学、研产业集群的新型产业形式,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的特点。因此王文学的这一决定遭到众多高管的反对。然而他却力排众议,甚至将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全力以赴投入到产业地产领域。 在他的积极奔走和推动下,当年6月,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二者将共同投资、开发、建设、运营固安工业园区,由此开始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探索之路。 所谓“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是指由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共同出资成立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这既能发挥政府所独具的政策、行政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又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灵活性、自主性和创新性,更有效地解决资金、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等难题。 产业新城拓荒者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学 固安低调起家 1967年出生的王文学是河北霸州人,毕业于廊坊市工业学校。 在中国地产界的大佬群体中,王文学堪称最“神秘、低调”的一位,其公开信息少之又少,本人更极少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舆论可知的仅仅是:他很早便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1998年7月,年仅31岁的他,在廊坊创办了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华夏幸福)。三个月后,其运作的第一个项目“华夏花园”即开盘销售,由此踏入风起云涌的房地产行业。 他的事业根据地廊坊,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彼时,廊坊南北发展极不均衡,香河、三河、大厂等北部地区由于临近北京,一体化程度高,发展已相对成熟。而南部以固安县为代表的地区,却贫穷落后,财政收入在廊坊市居于倒数。 在一片落后的景象中,王文学看到了商机。2002年,他毅然放弃具有成熟配套的廊坊市区,转战固安。在福布斯“2015全球亿万富豪榜”榜单上,王文学以32亿美元净资产位列房企富豪第九位及内地百强富豪第42位。 47岁的他在平均年龄55岁的上榜富豪中算是“年轻人”,但在产业新城建设领域却是老前辈。他用十二年将固安打造成产业升级的经典样板,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几何级增长,还推动其成为“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他也因此名震产业地产江湖。

华商名人堂——王长怡

王长怡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科学家,国际跨国企业董事长,台湾生技业标杆领导者……集多重角色为一身的王长怡,不但被媒体授予“台湾生技业杰出企业领袖”的称号,更是第一个荣获“美国年度发明家奖”殊荣的华裔女科学家。 自幼立志做科学家的王长怡,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生技领域。如今身为全球免疫学界权威的她,不仅建立了独特的设计型合成肽抗原与免疫原的技术平台,以及全系列蛋白质/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平台,并利用这些平台,成功开发出针对各类病毒抗体检测的免疫试剂,及具有高免疫性的疫苗及蛋白质药,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由此成为生技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与企业家。 573

574 物医学公司(United Biomedical,Inc.以下简称UBI)共同合作开发了具以合成肽为基础的创新疫苗,包括猪、牛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公猪去势合成肽疫苗(LHRH vaccine)、猪环状病毒疫苗(PCV vaccine)、猪蓝耳病疫苗(PRRS vaccine)、阿兹海默症治疗性疫苗、艾滋病治疗性疫苗等。 其中,以合成肽为抗原的猪口蹄疫疫苗在2007年于中国上市,去年已占中国口蹄疫疫苗市场35% 以上,已销售超过二十亿剂。另外,阿兹海默症疫苗获“卫生署”许可于2009年在台湾进行首例第一期人体试验,试验数据良好,目前已进入IIa期临床试验。这项试验更打破“卫生署”长期禁忌,让全新生物药品于人类首次在台湾进行人体安全相关的临床试验。这也让联亚成为继美商惠氏药厂之外,第二家研发阿兹海默症预防性疫苗,并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公司。 另外,联亚还拥有UBI授权的抗CD4单株抗体,可运用于艾滋病治疗,自1999年起就开始开发该鼠源单株抗体,至今已将该抗爱滋抗体推展至临床试验IIa期,并获得相当优越的抗病毒效力临床数 生技界女杰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怡 2013年10月,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亚)正式将经营多年的单株抗体事业进行切割,创立联合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与台塑集团的台塑生医结成联盟,它的成立将台湾从卖知识产权的生技发展思维,转换提升为拥有知识产权创新与产品自主研发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模式,不仅开创了一个台湾的经济支柱型产业,更让台湾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这只是王长怡的大棋布局中的一小步,从2013年开始,她就启动了一系列产品国际授权合作与事业切割计划,以加速联亚生物制品产品线的商业化。她的愿景,就是开发满足人类与动物医疗需求、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医疗产品,使联亚成为以华人为主、具有国际影响力且永续经营的生物制药集团公司。 历经磨砺 绘制事业版图 30年前,“生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年仅二十多岁的王长怡,在当时就已经确立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并以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专注执著的信念,为台湾乃至世界生技产业的发展作出居功至伟的贡献,她为此也成为名扬世界的科学发明家。 生技产业所需时间极长,投入巨大,却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30年来,王长怡投入的不只是光阴,正如她所说,“这是一项投入我的生命的工作。”她的人生观是“人就是要做具有创造力,具有影响力的事”,而她带领着她的团队,以实际行动及成效证明这决不是一句口号。 目前,由她一手创办的联亚已具备由抗体拟人化、实验室制程开发、分析方法建立、工业制程建立、GMP先导工厂建立、前临床灵长动物试验到人体临床试验等专业技术,并拥有愈百人的研发团队与源源不绝的创新产品线。 经过十余年磨砺,联亚与母公司——联合生

华商名人堂——郭明忠

图注:新加坡Bread Talk集团主席郭明忠 餐饮艺术家 文章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陈光 郭明忠喜欢国画,他收藏了很多大家名作,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以前,他梦想成为这些名字中的一员,但生活让他成了街头小食摊贩。 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艺术家的梦想。在餐饮这张宣纸上,他“画”出了会说话的面包,“画”出了全球第一家上市的面包企业,在17个国家“画”上了900家店。 很多人学他,但有点照猫画虎。因为好的画作,求栩栩如生、更求意境;而好的餐饮,按照郭明忠的定义:要好吃、要有个性,还得会和人“交流”,不止是食品,更是潮流生活的方式。 会画画的“街头小贩” 出生在新加坡的郭明忠,小时候家境很清贫,因为家庭原因,他被寄养在阿姨家。 那时候新加坡的经济不好,郭明忠生活的环境更不好。阿姨家里有十几个孩子,人多粮食少,他吃上一顿饱饭的经历屈指可数。“我记得当时多盛一碗饭,也得承受大家的眼光。”郭明忠说。 新加坡每个青年都必须服兵役,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多青年必须到海外,郭明忠因此在台湾的森林里待了5年。

从新兵到士官长,他很快成了团队的“一把手”。带着队伍穿越森林、翻过丘陵,郭明忠遇到了很多挑战,期间,他学会了独当一面,成长很快。 但部队里学的这点本领,退伍后并不能派上用场。那个时候,郭明忠仍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梦想者,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画家。打小,他便喜欢美术,对功课不是很感兴趣,他获得了不少美术方面的奖励,渐渐画出了信心。退伍后,他想继续这个梦想。 攥着父母给的2000新币(约合9200人民币),郭明忠重回台湾,进一步修习美学。进了城市,他才知道这里和森林里不一样,这些渗透着汗水的“盘缠”压根不够看,不过1年的时间,钱便花光了。 “钱没了,直接回国很没有面子,我便想着在台湾做好了再衣锦还乡。”郭明忠回忆说。 求学的第二年,他成了街头买卖人。一个朋友看他有美学的底子,建议他做龙须糖。因为钱不够,租不起店面,郭明忠订了一个花车,自己在车上画了一条龙。 一眼看过去,这个小摊位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似乎很有艺术感。凭借吸引人们的好奇心,郭明忠的“摊贩”事业开了个好头,他的花车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街头做买卖很不容易,刮大风的时候,他做龙须糖做到手流血。一边安抚着排队者的情绪,一边还得眼观四路,看见警察马上开溜。 风里来雨里去,郭明忠坚信自己能做成大事业。一次他去买20台币(约合4元人民币)的自助餐,很垂涎店里的卤肉,便点了一份,算完发现要30台币,而他只有20。老板臭骂了他一顿,说:没钱你学人家点什么?郭明忠看着对方说:有一天我的生意会超越你。 他很快实现了这句“豪言”。街头生意好起来,他去百货商场租了个店面,接着连续开了十多家糖摊。当年轻人对糖摊的兴趣减弱后,他又转卖脆皮冰激凌和南洋美食。现在台湾人吃新马菜、印尼菜,饭后来碗“西米露”之类甜品的习惯,就是郭明忠当年推广开来的。

华商名人堂 l 郑崇华:不低调的企业和企业家

华商名人堂|台达集团董事长郑崇华 “不低调”的企业和企业家 在众多媒体眼中,台达集团的创始人郑崇华是个很低调的人,甚至“低调的只剩下一个名字”,可是对于企业界来说,他和他的企业从来都不低调。自台达成立到现在,郑崇华带领台达经历几多坎坷,华丽转型,一直光芒难掩。 70年代初期,台湾大力施行发展科技产业的政策,经济形势趋于改善。当时台湾的电视机、收音机外销量已超过百万台,但零组件全部仰赖进口。郑崇华看到了其中商机,决定自己创业,在台湾建立工厂生产零组件供应给台湾厂商。 于是,1971年,36岁的郑崇华筹资30万,在一个田埂边上,创建了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达集团的前身),那时公司所

有员工加上郑崇华自己一共15人。 彼时郑崇华已经先后在亚航仪器部和美国TRW台湾分公司工作了10年,不仅接触了先进的电子科技,还积累了生产管理的经验。所以,虽然当时台达规模很小,但是凭借他这些经验、对品质的坚持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很快就站稳了脚步。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石油危机来袭,台达失掉了很多订单,这让发展初期的公司危在旦夕。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郑崇华一方面动用各种关系筹款给员工发工资,另一方面又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并采取轮休制减少产量。 就在台达难以为继之时,转机终于出现了。 郑崇华接到了老东家TRW的电话,说有批订单要外包给台达。这个雪中送炭般的订单不仅让台达渡过了难关,还给台达提供了内销转外销的契机。在这个契机的推动下,1976年台达的营业额突破了100万美元。 从1971年到1981年,台达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郑崇华带领台达历经了两次石油危机,但是仍然成绩斐然:台达平均年成长率高达近七成。随后,台达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了,郑崇华瞄准新兴的PC业务,带领台达转战电脑市场。 当时,个人计算机的兴起刺激了开关电源的需求,郑崇华眼光

全球华商名人堂——张念慈

1 任职巨头医药公司高层期间,他先后主导研发了3款全球年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新药,成果领先于业内。创业期间,他以科研创新推动生产,横跨保健品与新药领域,缔造了数个极速增长的传奇。 然而,名誉加身、生活无忧的张念慈却从未驻足,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华人地区推出一款世界级的主流新药。 在之前,没有人达成过这一目标。而现在,张念慈正日益接近这个目标。 张念慈 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造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念慈 寻找新型抗原?研发抗癌新药 近日,与《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杂志齐名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刊登了一篇医学论文,该文指出新一代治疗性癌症疫苗Globo H-DT(OBI-833)可以在癌细胞的干细胞上找到Globo抗原,与它结合并将其消灭。这一发现于药物治疗癌症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癌症干细胞如果可以被抗体找到并消灭,那么即使癌细胞发生了转移,其源头也可寻觅,使得治疗更有成效。 该研究成果,不仅将论文撰写方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度,也让其合作方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OBI Pharma,Inc.,以下简称浩鼎)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进一步挖掘后,舆论发现,在癌症主动免疫疗法与Globo-H抗原研究领域,浩鼎已经深耕十余年,其研发成果已近成熟,或将改变癌症药物治疗领域的现有格局。 世界级的市场却没有自行研发获得国际标准认可的新药,一直是大中华地区医药界的憾事。在之前,张念慈的非达霉素(Fidaxomicin,DIFICID)曾有机会改 变这一现状,但市场、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令他却步,并不得不抱憾将项目的研发 移至美国。 如今,手握新型抗癌平台的张念慈卷土重来,要做出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并冀望以自己的成功推动整个大体系的进步与完善。这一次,他立下决心,矢志 不渝。 时至今日,药物治疗癌症技术 已经相对完善,化疗以外的方向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单株抗体,标靶并 找到癌细胞,再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 将其消灭。这类方法已有很多成功的 例子,市场上的药物大多归属此类。 另一种方法是不用单株抗体,利用身 体本有的机制创造特殊抗体消灭癌细 胞,称为主动免疫疗法。“单株抗体 已经有十来种成果,但是主动免疫疗 法尽管已经提出了30多年,却还没 有成功的例子。”浩鼎生技创始人、 董事长张念慈介绍说。相较单株抗体 疗法,主动免疫疗法的定位准确度更 高,副作用非常小,能针对细胞的特 异性,实现个性化治疗。 华商韬略·陈光/文 2

全球华商名人堂——卢文端

曾带领荣利集团问鼎世界最大录像带制造商的卢文端是成功的香港企业家,也是香港与内地社会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他先后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长期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及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2年12月,卢文端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在更广泛层面服务香港,服务内地,服务香港与内地的更紧密合作。 卢文端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1

谋大业?兼天下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现年65岁的卢文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业,并通过30年的奋斗,将自己创办的录音带 工厂发展成为在中国香港、内地和新加坡拥有生产基地,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市的世界 最具规模与实力的录音、录像带制造商,成为伴随香港经济起飞的最早一批跃上世界产业舞 台中央的国际化企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卢文端将更多精力从商业和创业转移到社会事业上,这让他个人的企 业经营乃至财富积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让他个人的力量在更多更关系大局的领域得到发挥,进而也走上一个企业家自我实现的新高度。 矢志拼搏创辉煌 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形容,卢文端算是标准的“富二代”。1948年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侨眷家庭的他,祖父与父亲均是菲律宾华侨,而且是当时的商界望族。1954年,年仅6岁的卢文端随母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接受教育。 父辈的奋斗与成功为卢文端的成长创造了好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奋发进取、干出一番事业的精神和雄心。也正是这种精神,让卢文端坚定信念,要自力更生地创业,实践自己的理想。 告别学业后,卢文端先是在父亲与朋友合开的玩具厂工作,从文员做到工人,工作很辛苦,但极大地锻炼他吃苦耐劳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亦累积了宝贵的从业经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式录音带开始流行,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经商的卢文端敏锐地窥见商机,决心进入到这个行业创业发展。 打定主意后,卢文端向父亲和叔父借了15万元的资金,然后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并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录音带的工厂。带着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的热情,年轻的卢文端意气风发,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工作,终日以工厂为家,奋斗不息。“好辛苦的,日日在工厂睡觉吃饭,一方面怕亏本,另一方面又怕爸爸和叔父瞧不起,逞强也要挨过去,所以辛苦也要咬紧牙关。”他笑着回忆说,而且强调,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借到的钱是要还的,“他们并没有设期限,但是都很担心我能不能做得到。” 但卢文端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年轻的他不但自信心爆棚,而且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有无穷的动力。在他和一帮年轻伙伴的努力下,1976年,他们成功地建设好了自己的厂房,并用4年时间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卢文端又及时到广东投资发展,克服香港劳动力不足的制约,把握内地发展的机遇。借助内地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在香港打下管理和产品技术基础的卢文端,很快就将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到了1983年时,他工厂生产的“荣利”牌录像带、CDR、 DVD、 MD等光盘产品,及代理的外国名牌包括SONG、JVC、SAMSUNG、 LG等,已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在业界小有名气,方才35岁的他也因此被誉为“录像带大王”。 问鼎产业前茅地位之后,卢文端积极引领荣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华商名人堂——印尼阿尔法零售集团总裁郭桂和

改变印尼零售业的教育家 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华商文 有“烟神”之称的郭桂和是印尼华人企业家中的标杆性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起打破印尼传统零售业格局的Alfamart连锁超市,将便捷又可靠的消费方式迅速在印尼蔓延开来,同时也以全新理念开创印尼教育新风,打造慈育教育体系,为印尼教育历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外界将他及他的事业体评价为是印尼经济社会发展中“跳动的脉搏”。 烟草燃烧出的红火生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意味未来,经济辐射国力。印尼拥有2亿多人口,居全世界第四,庞大的人口基数为这个国家的繁荣之路设置了不小的困难系数。上世纪末,从小杂货店里走出的印尼华人郭桂和为这个人口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填了一把劲柴——由他创办的Alfamart连锁超市不仅打破了传统零售业的封闭与落后,更以8000多家便利店的庞大实体规模大幅提升印尼经济快速发展步伐。商界之外,郭桂和还以全新的慈育理念为曾经发展滞后的印尼教育界披上甘霖,打造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培育社会英才。 这情形同比六十年前,已如变幻风云,换了天地。 时光倒回20世纪40年代,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尼似乎还未足够成熟到能够抵御外界的干扰,骚乱时有发生。局势动荡,印尼华人的生活亦不能安生。郭桂和的父母就是这种生活的亲历者。郭桂和父母均是广东客家人,祖籍广东大埔,是南下印尼的第一代华人,靠自己奋斗开一间小杂货店,维持一家10口人的生活。1950年郭桂和出生,家中排行老六。 艰辛是郭桂和幼年生活的唯一滋味。不满十岁时,他就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帮助父母打理小店。1966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许多学校因此被封,刚刚考入雅加达巴城中学的郭桂和,就此与高中生的学业生涯擦肩而过,正值青春年少的他不得不只凭着一纸初中文凭进入社会打拼。

全球华商名人堂——胡本仁

胡本仁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从黑色到绿色,从高碳到负碳,胡本仁先生的事业格局,在2008年历经了一次重大转型。 此前,他带领自己一手创立的香港长源资源有限公司,通过另辟蹊径的业务模式,不仅成功在中国14个省份,独家代理销售澳洲当时第三大铁矿生产商的铁矿石,而且更创造了中国私营企业成功并购海外上市企业的典范个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开路先锋。 2008年,察觉到由于全球钢铁产能的过剩,必将导致矿产能源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危机后,胡先生一方面果断淡出铁矿石业务;另一方面开拓以澳洲凯恩斯为全新根据地,首创并大力发展以“高端生态养老”为主题的绿色休闲产业。到2012年将旗下的澳洲上市煤企控股权悉数沽出,同时不断优化集团的财务模型,全面涉足并在财务投资、矿产、养老、农、林、木材加工、保健食品、药食同源类、酒店以及新能源十大产业全面蓬勃发展。

与所有的老三届一样,胡先生说,自己这一代人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难以磨灭的成长历程:“一出生,就解放。背书包,去民办。长身体,闹饥荒。长知识,遇‘文革’。要工作,去下乡。要提拔,讲文凭。工农兵,当填鸭。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当中,特别是在江西插队的经历,更令他深刻体会到何为苦、何为累,甚至,何为惨。不过多年后,他也感念于这段特殊人生经历对心、性、体的磨练:“我相信,再也不会有比那时更难过的日子。所以后来无论遇到何种境况,我都可以无畏前行。” 1971年胡先生作为表现突出的知青。第一批“上调”进江西新余钢铁厂担任炉前工。这是一桩异常辛苦的差事,但胡先生干得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后来,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他转做钳工,并争取到宝贵的学习进修机会,1976年先后前往钢铁厂内部的冶金机械大学、江西工学院进行深造。学成归来,胡先生升任钢铁厂的技术员、工程师,后成为分管厂区技术改造的主办科员。当时5万人的大厂,每年4000多万元的技术改造投资经费都由他一律统筹。这以后,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对市场高度敏锐的判断力与前瞻性思维,他又开始负责管理钢铁厂的外贸经营活动,由一个人开始从与外贸公司合作,到为工厂拿到中国钢企中第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进出口公司,还参与创立了当时全国钢铁冶金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直到升任厂外办主任,全面负责企业的外经外贸业务。使企 打造“生态养老”第一品牌 ——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 胡先生信奉并恪守tan30°的奋斗哲学,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到二年比上一年更好,但不暴涨,上升曲线温和,恰如直角三角形中30°角所在的斜边向上的坡度。创业17年来,凭借清晰的透视力、快速的应变力以及明确的执行力,他的事业一直依循这种被业内公认为“高难度”的轨迹,稳固攀升。到今年他已“惊回首离天三尺之三”。 从跨过罗湖桥的老知青到私营企业家 位于澳洲东北部的Double Island(双岛),一直以来都是一座神秘的小岛。当地土著人传说,那里是控制水元素的彩虹蛇休息的地方。作为凯恩斯的地标之一,Double Island虽然是大堡礁群岛中最接近澳洲大陆的岛屿,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出租形式、针对社会名流与皇室开放的私密之地,布拉德皮特夫妇都曾经在那里度假,也是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在澳洲度蜜月的备选地。2013年,整个凯恩斯都在流传一桩新闻:小岛从当地富豪手中易主了,买下它的是一位中国商人! 新“岛主”名叫“班尼胡”。他为何要买下这座小岛,又怀揣怎样一幅蓝图呢?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1951年,胡先生出生于中国镇江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经营的“长源行”,是当地米行中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而在他儿时那年,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导向下,胡家的产业悉数公私合营。母亲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生活落差,与父亲离婚,胡先生于是跟随父亲迁往上海生活。 日子从此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父亲早出晚归挣钱养家,胡先生开始学做各种家务,顾好“后方”。8岁时,他已经会生好煤球炉子、熬粥等父亲下班;10岁时,就得在家里洗被子。

华商名人堂——曹其敏

曹其敏 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L’VOYAGE 创始人 在很多人眼里,出身名门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人生不需要太拼命,也能克绍箕裘、堆金迭玉。然而,曹其敏却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家族名声显赫、坐拥财富万贯的她,选择了奋斗自立,用自己的一双手去开创人生。 在酒店管理、金融、服装、化妆品等领域打拼多年后,她跻身于男人主宰的航空界。凭借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从零开始的挑战中,成功开启香港公务机市场的大门,也由此成为中国公务机市场的先驱和翘楚。 564

565 她从一名基层酒店职员开始,先后在各个部门工作,无论是打扫客房、洗碗,还是后厨烹饪,都始终不忘父亲的叮嘱:你不论在哪儿工作,都一定要坚持做好。最终她坐到了集团亚太区市场总监的位置。这段经历让曹其敏更加了解自己——她喜欢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喜欢应对和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觉得这就像是一场场探险,她喜欢人生里充满挑战。 曹其敏在酒店行业一路前行,直到面临人生选择上的第二道关卡——如果继续向上坐进区域总经理的办公室,她就必须接受外派,前往巴西。曹其敏虽然喜欢巴西的热情,却能清醒认识到那个过于男权化的社会并不适合自己。或许,和坚持比起来,更难的是放弃。但此时她明白,人生有舍才有得。最终,曹其敏决定从酒店行业跨行转入一个陌生领域:金融行业。 跨行转业从零开始,这样出人意料又充满冒险味儿的决定,恐怕也只有少数勇猛之人可以做得出来。曹其敏说过,她就是喜欢挑战。 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曹其敏又先后转战内 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L’VOYAGE 创始人曹其敏 曹其敏凭借自身敏锐的商业嗅觉,不断扩张着在航空领域的事业版图。1999年,她创立了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SPAL),成为香港首家推广及销售私人飞机业务的企业,十几年来,一直是庞巴迪公务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官方代理。10年后,她又创立华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代理贝尔直升机、推广直升机业务在中国的发展。2013年,她还成立了L’VOYAGE公司,致力向中国各地企业家推广私人飞机包机服务。 时至今日,曹其敏在航空领域的成绩,早已获得客户及同业的认同,但她却丝毫不敢松懈。曹其敏非常清楚:身为一名亚洲女性,要想在这个被男性统治的行业里赢得生意,就必须付出更多汗水和智慧。 人生,就是要充满挑战 曹其敏出身于商业世家,家族名声显赫:父亲曹光彪先生是香港知名企业家,被称为“世界毛纺大王”,同时也是香港港龙航空公司创始人。曹其敏自小就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儿时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希望能在律政界有一番作为。以致后来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时,她选择了攻读政治与语言学专业。但毕业后却发现,作为一名亚裔女性,要想在美国学习法律并成为律师,会面临非常多的制约。当理想照进现实,曹其敏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出一条路。她开始像所有商界大家族子女一样,需要考虑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接受父亲的建议——和兄长一样回香港打理家族企业,还是去开创自己的事业,闯荡自己的路?最终,曹其敏选择了后者。 在夏威夷檀香山的Cann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取得酒店管理学历后,曹其敏又回香港修读香港管理学会课程,并取得澳门大学(前名东亚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酒店管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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