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杰 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

——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冯杰

摘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颇具影响的运动，对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当时，很多博士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博士下乡”无奈地终止，但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定县博士下乡乡村建设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到民间去”，从事“乡村建设”的热潮。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有许多博士、教授、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时人称之为“博士下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此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和深入。笔者认为，从“下乡博士”群体的视角来解读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对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也不无裨益。

一、博士下乡的历史诱因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形成。城市占有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乡村则出现了政权痞化和文化荒漠化的现象，故乡村文化和社会权威阶层纷纷流向城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高学历的知识精英--博士，却纷纷选择下乡，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以往的研究多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简单分析，从博士们的个人心态分析较少。在笔者看来，博士的心理嬗变是其下乡的历史诱因。

第一，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1918 年，晏阳初和傅葆琛等博士在法国从事华工平民教育。华工“苦力”“目不识丁，举止鄙陋，贻笑邻邦”，[1 ] (p.

11) 使博士们痛心祖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一个文明最古，人民最多，天然物产最富的中华大国，无形无影、不知不觉地弄成一个下流国了”。[ 2 ] (p. 31)另外，博士们在西方受到民主传统的熏陶，踌躇满志地回到祖国，但见到的却是各种腐败现象。他们深感：“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 世纪的文明世界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知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 3 ] (p. 29) 在

这种爱民报国思想的驱使下，很多博士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报效祖国，改造乡村。

第二，受到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连年的军阀混战和不断的水旱灾害，乡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局面。吉尔伯特·罗兹曼说：在军阀时期(1911 - 1937) 以及以后一个阶段，随着昔日中央集权化势力的衰落，随着正在兴起的现代化成分在城市的大量集中，农村成了汪洋大海里漂泊不定的小船“。[ 4 ] (p. 619) 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下，博士们想通过研究农村，来获取解决中国发展的良药。正如晏阳初博士所说：“我们这一般秀才、博士、学者到定县后，即潜心地向老百姓学习，从学习中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要使定县成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5 ] (p. 221)

第三，受到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平民实验要想正常进行，需要一批优秀人才。晏阳初到处游说，延揽人才，希望知识分子能够从事平民教育。而恰恰这个时候，有些博士满腹经纶，企图报效祖国，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譬如，东南大学的博士冯锐教授，曾留美八年，又在罗马国际农学院做过研究，是著名的农学博士。但他回国后教了12 年书，却没有见过一个农民，没有体验过一天农村生活，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后来，在晏阳初的劝告下，离开了学校参加了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除冯锐外，还有很多博士硕士来到定县。晏阳初描绘他们奔向定县时的情形说：“当他们看到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识字运动，深受鼓舞，感到有实现报国之志的机会了。当平民教育运动转向农村，演变成一种更为深刻的治本建国的乡村改造运动时，他们舍弃了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有的还放弃了当官升迁的机会，大家从象牙塔跑到泥巴墙，从大都市将到穷乡僻壤。”[6 ] (p. 324)

综上所述，博士们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走出象牙塔，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奉献报国心，施展个人的抱负。

二、下乡博士的基本情况

下乡到河北定县的博士到底有多少人，现在无法统计，但根据相关资料，至少可以知道以下博士，参见下面表格。

平教会定县实验区博士一览表

备注： (1) 晏阳初为荣誉博士，汤茂如为硕士，但修完了博士课程； (2) 除博士之外，还有很多硕士、教授和学者也参加定县实验，这些人也是博士下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3) 以上表格只是初步统计，实际上，下乡的博士比统计的要多。资料来源：根据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288、289 页；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467 页《；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 辑) ，第40 页等资料整理。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到定县的博士绝大多数都是外国名牌大学毕业，有现代高等教育的良好基础，分布在多个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职称。值得一提的是，博士们以前的单位及职务都还不错，但是他们都辞去了原来职务，举家搬到定县农村，与农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真心实意地到农村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他们的感召下，几百名知识分子陆续到定县从事艰苦的乡村工作。1926 年来定县工作人员为66 人，此后逐年增加，1928 年为82 人，1929 年为204 人，1935 年达500 人，于是定县形成一个以博士为核心的“平民教育社会”，为乡村建设迈出了必要的第一步。

三、下乡博士对乡村社会的治理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博士有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前沿的教育观和坚韧的改革精神，理所当然是乡村治理的先导型力量，他们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为定县“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突出贡献。

第一、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村社会的衰败和农民生活的困苦，让博士们深感责任重大，他们纷纷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如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是农业工程专家，艾阿华大学的博士，他知道马达泵是最好的农用抽水工具，但农民根本买不起。于是，他来到一个村子，持续研究6 个月，便造出了新水车。旧水车需要两人往上提水，新水车只用一人；旧水车一天浇灌一亩地，新水车三倍其功。水车的改良，深受村民欢迎。又如生计部主任、康奈尔大学博士冯锐，从燕京大学购得波支猪，用波支猪与本地母猪杂交，结果颇见成效，第一代杂交种猪平均多产肉32. 25 公斤。还有陆燮君博士所培育的优良猪种和鸡种，至今仍是定县农民所饲养的主要猪种和鸡种，甚至推广于东北地区。[7 ] (p. 103) 这些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定县农业经济的发展。

另外，为了消除现代科学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鸿沟，很多博士都深入乡间，通过向农民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促使他们成为现代化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博士们逐渐对农村现状有所了解，熟知农民的所思所想，于是“博士”们思考出了新的课题。过去博士们在象牙塔中关起门来做书斋式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往往严重脱离实际，或者一无所成，或者有所成而无所用。当他们了解了农村的真实现状后，潜移默化地改进了原有的研究方向、研究计划和研究方式，提升了农业科学的研究水准，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所谓“四教三式”，就是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和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这是博士们第一次以社会学的系统方法论为指导、以县为单位作审视对象而总结出来的教育模式，对乡村改造有重要作用。以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这里不赘述，只是想突出一下博士在推行“四教三式”过程中的作用。

博士们大多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较高的社会威望，在高校及科研机构有着广泛的人脉，这是很多乡村建设工作者所不具备的。随着平教会的实验深入，乡村建设的领导者感到加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的必要：一方面，“欲将工作效率增加，且欲合乎经济原则，多与各机关合作”；另一方面，乡建运动己弥漫全国，“除非学者和科学家对乡村建设认真而艰苦进行研究，和有系统地对行政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8 ] (p. 283 - 284) 否则定县的乡建运动注定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博士们就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威望，密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推动了平民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参考下表：

主要合作团体与项目

资料来源：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343 - 344 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推行“四教三式”过程中，定县平教会和高校、科研机构等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有多种内容，但最核心的还是教育。合作使双方获得了明显的效益：平教会得到了以其他任何方式都难以取得的技术辅导；大学与研究机构则因此了解到定县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获得了活力。尤其是，农民也享有了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如果没有博士们的社会关系与学术影响，高校及科研机构与农民的合作是很难想象的。

第三、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

1933 年春，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定县成立，定县成为该研究机构的县政建设实验县。作为实验的主导机构，县政建设研究院的设立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方面，说明了平教会工作重心就由教育转移到政治。在进行了几年的平民教育后，具有民主改革意识的博士们，希望以政治的力量配合教育的力量，推进乡村建设的开展。另一方面，折射了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当时不少博士认同这样的观点：“学术是政治的材料，政治是学术的辅导，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政治由学术为根据，学术因政治力量而推动，这样才可以打成一片”。[ 9 ]从县政建设的实验方式上来看，将学术研究和政治建设相结合是县政建设运动最为明显的特征。博士们在县政改革突出的表现是在县政府制度构建方面，他们要求同步实现行政机构简单化和政府决策专家化。晏阳初博士认为，“县政府组织之合理化，不仅在裁局改科集中事权而已，尤在能集合实际人才与专家学者于一堂以共策进行”。[ 10 ] (p. 397) 然而，考虑到县财政紧张，经费每年不过1. 3万余元，要以有限的经费集合这两种人才，是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博士们的方案是，县政府设一委员会，在秘书长等实际行政人员之外，再聘请一部分专家学者担任顾问，遇到重大事情即请他们参与。这样县政府既能得到专家学者的帮助，又不增加财政负担。设计的县政委员会共有委员7 - 11 人，其中1 人兼任秘书长，5 人分任管科委员，其余为不管科委员。前者重在行政经验，后者重在专门学术，参与会议，制订计划，给予学术和技术帮助。这

样，既抑制行政机构的膨胀，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减少了实验的盲目性，从而提高了县政建设的成效。

定县实验被时人认为是“以第一流的人才开创的第一流的事业”。作为乡村建设的先导性力量，博士们通过全实验区范围内的农业改良、教育改进和县政改革，初步解决了定县的一些“三农”问题，使定县逐渐成为全国的模范县。

四、博士下乡的社会影响

“博士下乡”是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彰显了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怀意识。尽管这一运动由于1937 年日本侵入华北而不得不终止，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 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合作。博士下乡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影响，但最直接的是冲击着旧的传统观念，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合作。在中国，历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这些观念驱使“上流”社会借读书以巩其地位，“下流”社会借读书以“跳龙门”，而不愿与“人下人”的农民为伍。“博士下乡”则抛掉了种种陈腐的传统观念，在与农民同吃、同穿、同劳动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农民能够相互了解和相互进步。所以，蒋廷黻盛赞“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把科学和农村联合起来”，认为“平教会无疑找到了改造中国的方案，只要因地制宜地稍加修改，这个方案就可以推行全国”[11 ] 。

2. 促进了定县社会的初步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通过博士们的努力，农业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农作物与动物的品种得到改良，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时人在总结定县实验的成果时曾这样说过：“本地鸡与来行鸡的杂交品种产蛋量多了一倍。本地猪与波支猪的杂交品种，在不增加饲料的情况下重量增加了1/ 3。棉花增产了15 % ，小米增产了10 %。一般家庭的年收入(1933 年是240 美元) 差不多翻了一番。”[12 ] (p. 639 - 640)其二，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在身体素质方面，通过改良水井和厕所，保证饮水清洁，预防了疾病，基本消灭了天花；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平教会使定县的识字率有很大的提高，文盲大大减少；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农民的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国家意识有所增强。

3. 为今天知识分子的下乡提供了经验。其一，知识分子下乡应注重社会调查和底层实践。博士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通过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实惠，这种“经济化”的方式最能让农民接受科学、学习科学和传播科学。如果博士们没有深入对草根社会进行了解，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二，知识分子下乡要搞好“产学研”结合，密切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这样才能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其三，知识分子应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促使政府决策专家化。定县实验县设立了县政建设研究院，以大学为研究依托，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通过专家学者参政议政，提高了决策的质量，这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博士下乡”只是一种自发运动，没有步入制度化轨道，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与农民沟通的障碍问题。对此，李景汉曾经指出：“起初你愿意和他打成一片，他躲避不愿与你打成一片；到后来，他愿意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不愿和他打成一片。因为他本人的气味，使你不舒服，家内炕上的不洁净，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难于下咽，其他种种不卫生的状态，和拿时间不算回事的和你应酬，多时使你不大受得了的，就是能够居然作下去，也免不了是很勉强的，痛苦的。”[13 ]李景汉的话从一个侧面对知识分子下乡的困境作了形象的注脚。正如许纪霖所说：“由于知识分子天然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天然是思想多歧的分裂群体而非行动一致的整合群体，天然具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缺乏冷静务实的政治谋略，因而在知识分子导演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14 ] (p. 23) 这或许就是博士下乡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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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晏阳初. 平民教育新运动[A] .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Z]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 ] 马秋帆、熊明安. 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 ]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5 ]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文集[ Z] . 长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6 ]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文集[ Z]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7 ]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 辑[ Z]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8 ] 晏阳初. 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A] .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Z]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9 ] 晏阳初. 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J ] . 民间，第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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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晏阳初. 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A] .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Z]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11 ] 蒋廷黻. 平教会的实在贡献[J ] . 大公报，1934 - 5 - 13.

[12 ] 晏阳初. 致斯沃普[A] .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三卷[ Z]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3 ] 李景汉. 深入民间的一些体验与随想[J ] . 独立评论，第179 号，1935 - 12 - 1.

[14 ]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1800 - 1949) [M]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