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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国际性与本土性

余伟民:国际性与本土性:冷战的双重逻辑————读《冷战与革命》

国际性与本土性:冷战的双重逻辑————读《冷战与革命》[1]

冷战国际性与本土性

作者:余伟民 | 时间:2006-09-26 | 来自:ColdWarChina | 阅读:663人

一、“冷战史新研究”:新在何处?

20世纪90年代初,以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范围的冷战宣告结束。随之,国际学术界兴起了“冷战史新研究”的潮流[2]。在90年代出版的冷战史研究论著中,“新研究”的特征逐步显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料的“新”,即借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档案解密,运用多国档案对冷战进程中一系列事件的重新梳理和辨正成为可能。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这方面的成果已蔚为大观,原先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刻意遮蔽的历史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在获知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后对冷战史的总体性再认识和再思考也成为“新研究”的特征之一。然而,由于这个层次上的出新比发掘新资料更需要高水平的思辨力和理论素养,所以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至今还不多见,即便有些论著提出了新见解,但大多还停留在对个别事件的解释上,尚未形成对冷战史的总体性的新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文安立的《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在对冷战史的新认识上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无疑,文安立作为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新锐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一开始就同“冷战史新研究”联系在一起,并且,他本身就是“多边档案研究”新学术潮流的主要推动者之一。[3]因此,发掘和运用新资料,对历史细节进行考释辨正,自然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资料的新还不是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因为它出版于1993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还未及利用,这恰恰成为“多边档案研究”的一个缺憾。诚如文安立自己所说:“由于缺少关于苏联外交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不得不被迫自上而下地,即从那些能为外界观察者所认识到的行动出发去解释,而无法通过文件来阐释其外交政策的动机。……因为这种方法的本质特征是假设,所以运用起来就有明显的局限性”(第4页注文)。尽管如此,《冷战与革命》仍不失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而且在对冷战史研究的影响上发挥着其它仅以资料见长的著作难以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开创了冷战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即从国际和本土两个层面辩证把握“冷战与第三世界各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安立将这种研究范式称之为“四维的分析模式”(第3—4页)。正是运用这样的研究范式,冷战与革命的内在联系得到了以往仅从国际层面着眼的“单维”或“双维”分析模式所难以说明的更为深刻的阐释,由此而揭示的冷战逻辑也比以往的认识更为丰富和全面。[4]

二、冷战的国际性与本土性:双重逻辑的理解

关于冷战史研究的不同范式根源于对冷战本质的不同理解。如果人们把冷战理解为一般意义上国际关系的非战争对抗形态,那么,冷战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没有确定历史内涵的冷战可以作为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纳入国际政治理论的常规研究对象。这当然不是现在学术界作为特定历史概念讨论的冷战。冷战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限定,从时间上说,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的现象,从空间上说,冷战是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如此时空外延中的冷战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国际关系的特殊内涵。

首先,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世界体系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

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如果说,在发展的先进者与落后者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趋同和融合的一面,那么,在对立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取向之间,对抗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尤其在冷战的初期阶段,这一本质性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也因此,冷战史与20世纪的革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的同构性和互动性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一个必要视角。

其次,冷战与革命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使其表现出作为国际史的冷战和作为各国革命史(内战史)的冷战的双重逻辑。所谓国际史,是指冷战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现象,体现着国际性逻辑。这种国际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解析,其一,冷战的主导力量是世界性的支配力量。20世纪的世界性结构分裂源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级中心力量的崛起,美国作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苏联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对抗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美苏关系是冷战的最高层次,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力是冷战国际性的首要表现。其二,冷战是多国参与的国际性政治斗争。虽然美国和苏联作为两大集团的中心力量处在斗争的最高点,但冷战并不能因此而仅仅归结为美苏关系,很多时候冷战的战场并不在美苏直接活动的中心区域,曾经作为美苏对抗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地区不仅先后卷入了冷战,而且对冷战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冷战史新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将冷战解释为苏美之间的冲突,更将它当作一个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来看待——其间,人们对构成冷战‘战场’的亚非拉地区的外交政策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第2页)。其三,在冷战这种特定的国际斗争中,作为斗争一方的“世界革命”理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实践具有建构全球冷战网络的特殊功能。诚然,“世界革命”的阶级性只是一种理论设定,高举革命旗帜的苏联其实在追求国家主义的霸权目标。但是,“世界革命”对于力求改变世界秩序的各种力量来说,毕竟提供了一种可以为种种“革命”动机服务并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合法性符号,同时,对“世界革命”的疑惧也为斗争的另一方提供了为维护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而结盟的理由。因此,不管“世界革命”的真实含义如何,这种颇有感召力的话语体系曾经建构了20世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观念,并成为冷战国际性的基本构件。而且,正是从“世界革命”这种国际性出发,“冷战与第三世界各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构成了冷战时期“大国冲突的地区性”特征,使冷战逻辑的另一层面——本土性得以呈现。

所谓冷战逻辑的本土性,是指在冷战的具体过程中,体现冷战国际性的逻辑延伸到某一国家和地区时与其本土性因素相结合并转化为本土性因素主导的斗争逻辑。亚非拉地区的本土性革命就其发生的根源来说原本与苏联倡导的“世界革命”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大多属于现代化进程中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和内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在苏联早期领导人眼中,这种类型的革命只能归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然而,苏联早期领导人在发动十月革命当时所期待的由欧洲无产阶级来体现其性质的“世界革命”并没有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待现实中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看法,通过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将亚非拉地区的革命运动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这一革命重心由西到东的转向,奠定了20世纪东西方世界结构性分裂的基本格局。当然,在苏联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世界的时候,这种格局还是隐性的,但通过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活动,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的革命运动已经逐步形成了世界性网络。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抗局面以冷战的形式出现时,各国的革命运动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进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阵营就成为一股政治潮流,赋予冷战以一种特殊的国际性,并同时表现出各自的本土性特征。对这种“本土性”冷战逻辑,文安立通过对中国革命的案例分析作了精彩的概括:

“毛泽东和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人民揭竿而起’的革命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是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冷战在全球范围兴起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得执政者难以垄断国际资源,使得造反者有可能获得外部资源;美国人不喜欢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中共能在内战中获胜,但美苏到头来依然站在国共背后卷入中国内战,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第191页)

这里,文安立所说的冷战逻辑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中国际性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阐述这种国际性逻辑的作用时,文安立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对应性,而是美苏冷战为中国内战双方提供的外部条件,即可供他们利用的资源和选择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冷战逻辑的另一面,即由中国内战的当事者所体现的本土性显示了它的作用。这种本土性逻辑表达的是中国内战双方自主选择的意志及其较量,其目标和结果都不是外部力量决定的,相反,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内战中的选择及其行为不得不受制于中国内战逻辑的自主性,并最终接受其发展的结果。因此,尽管文安立在《冷战与革命》一书中还没有对冷战逻辑的本土性做出概念的阐发和明确界定,但是他已经在关于冷战逻辑的上述表述中提示了对冷战的本土性层面的思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呼吁冷战国际史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苏美冲突的地区性方面”,更多地重视作为地区革命斗争主体的革命战略中的对外政策以及那些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旧政权”的相应行为,“我们对于对外政策在革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对手)思维中所起作用的这种新认识,将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对外事务对国内政治冲突的影响时提出新的问题”(第206页)。其实,文安立自己的研究已经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冷战与革命的内在联系的新看法:

“冷战造成的两极化……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国际上的大国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打开了大门。……这种结成同盟的新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改变了造反者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保证了新生革命政权的生存。……在一个革命的政治变化时代,大国能够对之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有其局限性”(第207页)。

三、“四维互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冷战与革命》毕竟不是一部理论著作,虽然作者力图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并在本书的“序论”和“结束语”两个章节中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通观全书,作者的理论思考和逻辑归纳仍存在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有些看法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四维互动”究竟如何在两个层面和向度上体现了冷战的逻辑。

文安立把美苏冷战的发生概括为“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组合”(第1页),而一些原本是地区性的事件对美苏从合作走向冲突发挥了重要影响,二次大战末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导致大国合作的“雅尔塔体系”不满四个月就失败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中国问题而改变了美苏在东亚的关系,“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在这个新时期里,两大国之间将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拉开冷战的序幕”(第58页)。这一看法也就是《冷战与革命》一书的“第一个主题”,由此并引申出关于冷战起源于亚洲的论点。文安立作为这一论点的支持者,提出了自己的论证,即:“中国内战的开始标志着冷战观念在美国人、苏联人和中国人中占了上风。”“从1945年年中起的那一年里,两大国逐渐埋葬了在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一切希望,并将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转变为两大国全球冲突的许多组成部分之一”(第205页)。

上述看法自然符合冷战具有双向度“四维互动”的逻辑设定,但是却没有阐明作为国际性的冷战和作为本土性(或地区性)的冷战何为主体、何为派生体?换言之,是美苏关系的本质及其变化决定了中国内战的国际性,还是中国内战决定了美苏关系的性质与走向?在这里,问题的实质不是讨论中国内战和美苏冷战谁先发生以及是否互相影响,而是要把握两者的联系如何统一到冷战的逻辑上。所以,对冷战国际性的理解首先要解决对美苏关系本质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二次大战后世界体系结构性变动趋势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文安立似乎没有摆脱某些“后修正学派”学者的思路,他们在正确地批评意识形态决定论 [5] 的同时,忽略了苏联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开创者以及“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者的行为功能(相应地也忽略了美国作为“旧世界”的捍卫者和“世界革命”的遏制者的行为功能),而过分重视了短时段的美苏两国领导者的政策性行为功能。于是,由中国问题引起的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斯大林的回应就成为大国合作的“雅尔塔体系”向冷战格局转型的主要动因。这样,冷战的国际性逻辑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非结构性的国际政治变动,对于美苏双方来说都是被动的反应性行为,如果不发生中国内战这样的把美苏牵连进去的事件,也许美苏冷战就不会在当时展开,美苏合作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诚然,就历史事件的组合而言,这样理解是合理的,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都不可能被某种规律事先决定。但是,我们之所以把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联系起来难道不是因为美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冷战的基因吗?即使当

时没有发生中国内战这样的事件,美苏关系难道不会因其它(尤其在欧洲发生的冲突)事件导向冷战吗?因此,在冷战逻辑的国际性层面上,对美苏关系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相关历史事件彼此联系的作用向度,避免因为过程性矢量而模糊了“四维互动”的层次性。也许正是由于对冷战逻辑的层次性的解析不够清楚,《冷战与革命》中出现一些前后表述不一致的地方,如:关于中国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关系,我们既可以从前面的引文中得出一种解释,又能读到这样的观点:“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随着冷战的出现而发生的”,“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第204页)。显然,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内战之所以被纳入冷战范畴,首先是因为美苏冷战已经奠定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如果这种解释是符合作者本意的,那么前一种解释又如何与之统一?

《冷战与革命》的第二个主题是:美苏冲突对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文安立的研究重点放在考察中国内战的发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斗争双方如何将对外政策纳入各自的战略,通过利用外部资源来达到斗争的目的。当我们随着文安立的叙述进入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时,会体会到一种类似“中国中心观”[6]的历史眼光,也就是作者没有明说的冷战的本土性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把国共两党的对外政策及其成败得失推到了叙述文本的主线位置,而美苏关系及他们的对华政策则是作为资源提供者发挥着并非主导的作用。作为考察的结论,作者的看法是:中国内战的结果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也不是脱离外部因素而决定的,恰恰是外部资源的分布状态和斗争双方利用外部资源的竞争体现了“国际事务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所起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中译本序言)。可以说,这个观点是全书的点睛之处,也是对“四维互动”模式的极好注释。然而,在这一主题的前半部分,即关于中国内战的发生,本土性逻辑与国际性逻辑的关系却没有如此清晰的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内战本质的理解。

何为“中国内战”?《冷战与革命》对此的解释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把“内战”理解为实际的战争行为,由此,中国内战的起点可以明确地定位于1946年国共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作者认为,国共两党当时都有避免内战的愿望,至少在1945年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两党都希望利用大国的干预来为自己服务,并以此阻止内战的爆发”(第193页)。如果当时的国际体系没有发生分裂,美苏仍是合作的伙伴,那么,中国很可能走上联合政府的道路,因为这似乎符合所有各方的目标。然而,美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失去了苏联原先承诺的支持,而共产党则从苏联方面得到了原来未能得到的援助,为了维持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于是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安立认为,“冷战国际体系在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中国内战于1946年爆发”(第193页)。

但在另一些地方,对中国内战的理解似乎更为宽泛,即将其理解为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动的一个长过程。以国共对抗为表现的中国内战是从1927年国共分裂和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但“事实证明,在它的掩饰下,国共间的内战仍在继续,只不过换一种较为有限的方式进行罢了”(第66页)。而这种统一战线形式下的内战,其实质就是军队和政权的分立,共产党坚持独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从来也没有被统一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去。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内战是结构性分裂的概念,1946—1949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只不过是国共长期内战的一个特殊阶段,即“总决战”(第37页)。

以上两种关于中国内战的理解,各有其适用的范围。问题在于,将中国内战纳入冷战史研究领域,并着力探讨两者的关系时,对内战概念的界定就非常必要了。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关于中国内战起源的解释,而且涉及对内战双方行为逻辑的把握,并由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冷战的本土性逻辑。

在中国案例中,冷战的本土性逻辑及其与国际性逻辑的关系是表现得相当充分的。首先,中国内战的根源并不取决于国际性冷战是否展开,无论美苏关系是处于合作状态还是处于对抗状态,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市民社会的难产及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张力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已经提供了内战的充足根据。所以,从本质上说,以国共两党的对抗为标志的中国内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

国家建设的道路之争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之争,其发生的根源在本土而不是在外部。其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又是整个世界结构性变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性变革不仅诉诸于自身,而且诉诸于外部世界,尤其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必然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和碰撞。同时,世界性的结构变化和外部世界的资源分布状况,又给中国内战提供了因时而变的动态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革命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网络进入了“世界革命”的范畴。而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力量在二次大战后与“旧世界”的中心力量展开全面的竞争和较量时,中国内部两种力量间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冷战的范畴。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就这样被连接起来,形成了“四维互动”。显然,在这样的四维关系中,冷战的国际性逻辑对中国的内战而言主要发挥着条件和资源的功能,而本土性逻辑则发挥着更为持久和本质的功能。如果说,在二次大战刚结束时,美苏合作的“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两种政治力量都发出了“避免内战”的信号,而双方也都接受了这种信号(蒋介石希望借美苏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和平”地统一全国;毛泽东则现实地顺应苏联的政策以谋求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并保持既得的利益),那么,这种状态并不说明冷战的国际性逻辑支配了本土性逻辑,因为对于中国内部对立的双方来说,与外部力量的协调都只是策略手段,并不改变彼此间围绕着国家权力而斗争的实质。诚如文安立所指出,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知道,战后在中国围绕权力的角逐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实力”(第6页)。因此,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是否保留自己的军队就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蒋介石“试图在不必打仗的情况下使共产党人归顺于他”(第197页),即所谓“交枪做官”;而“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国民党任何要中共放弃军队指挥权的要求都是危险的”(第73页),他在中共“七大”的总结报告中强调,“中共不会为与蒋介石达成协议而放弃自己的军队。相反,党将继续扩大它的军队和地盘”(第82页)。双方的这种不可改变的立场不正是中国内战自主性的体现吗?这种在世界格局中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如果与冷战的国际性逻辑连

接起来也就转化为冷战的本土性逻辑。当我们从地区的(本土的)角度考察两种逻辑的“四维互动”,会发现本土性逻辑在地区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尽管在形式上也会表现出屈从外部意志的被动性,包括为了获得外部资源而“忽略”民族利益,“作出政治上和领土上的让步”(第204页)。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进程提供了这种互动关系的实证经验,虽然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及其相互关系形态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施加了重大影响,但最后,他们都不得不顺应(如苏联)或被迫接受(如美国)中国内战自身逻辑的发展。中国内战的结果既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也不是苏联原先所设想的,他们各自利己的行为不自觉地为中国的革命力量提供了可利用的国际资源,从而加速改变了中国内部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为“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快车道”。

总之,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潮流中,我们需要以新资料的发掘为契机,更多地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方面做出努力,以求用更好的理论工具解读冷战的历史。文安立的《冷战与革命》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范例,虽然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理论思维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它的创新意义则毋庸置疑。

注释:

[1]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中凡引用此书译文,不再另注出处,但在引文后注明中译本页码。

[2]参阅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关于文安立的学术成就,见陈兼、陈之宏:《冷战与革命》“译者后记”。

[4]文安立在为《冷战与革命》撰写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解密的苏联档案所提供的新证据并未改变本书的基本结论,只是通过对斯大林的决策行为的进一步了解,发现“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至少比我在未看到这些苏联文件前的想象要大一些。”

[5]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决定论的错误主要在于研究者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讨论冷战的起源和责任,并把冷战中的所有政策行为都纳入意识形态的框架进行解释,如“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都存在这种偏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意识形态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性分裂上的导向功能,也不能把冷战双方的对抗行为都归入一般国际关系范畴的政策互动。

[6] “中国中心观”是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主张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

法重构中国历史。参阅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