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简史

科技发展简史

姓名：祁艳栋

学号：11192114

学院：生命信息与仪器工程学院

专业：电子信息技术及仪器

如何理解“李约瑟悖论”的涵义，并思考探讨这一命题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李约瑟悖论的内涵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对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中国科技却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进行过研究论述，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悖论”。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之后，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三种论点：中国无科论制度抑制发明论和中国文明停滞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该文结论部分提出的三个“悖论”，本意就是对这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分析与反驳，结果使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深化了，故从积极意义上称之为“李约瑟悖论”。这表明李约瑟本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既在不断求解又在不断修正和深化。对于“李约瑟悖论”，现在可以更为明确地加以表述，它具有渐次递深的三重内涵，或者说包括三个悖论。（一）中国无科学论与李约瑟第一悖论

该文引述了冯友兰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36)一文的观点，注意到“中国无科学论”的症结就在于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经验、实用、思辨形态的占典科学和以数学、实验、假说形态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如果科学仅仅被定义为近代科学，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也不存在。就科学整体而言，从5世纪到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成果辉煌，并领先

于欧洲(当然，整体领先并非什么都领先)。这样，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问题，既不是从来就落后，更不是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也不是古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设有关系，而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近代科学落后。因此，可以将李约瑟第一悖论表述为：古代科学技术产生那么多成就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者反过来说：近代科学为什么发源于中世纪科学技术滞后于中国的欧洲？（二）制度抑制发明论与李约瑟第二悖论

针对关于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原因被简单地归于官僚封建制度压制科学应用与技术发明的通常说法，李约瑟引用有说服力的例证加以否定认为：公元前5世纪到15世纪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在自然知识应用方面，比欧洲军事贵族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古代文明有效得多。例如，汉朝用地动仪为宫廷提供地震发生的消息并确定地震的方位; 唐朝派出过考察队，测量从印度支那到蒙古1500多英里长的子午线弧度，及绘制从爪哇到南天极200之内的星图;宋朝建立了雨雪计量站的网络。因此，如果说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官僚封建制度抑制的结果，那么为什

么汉唐以来封建朝廷在许多方面鼓励应用科学？这显然是一悖论。在我看来，这个悖论值得人们探究的含义可以表述为：曾经在许多方面鼓励应用科学的中国封建制度，为什么没有引起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三）中国文明停滞论与李约瑟第三悖论

早在19世纪法国大作家雨果(1802- 1885)曾在其作品《笑面人》中说过一段话：“象印刷术、火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一有一种发明，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留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这似乎是对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辛辣讽刺，至此之后这便成为中外人士比较中西文化的惯用手法，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中国为永恒停滞的文明，西方是永久大变动的文明。李约瑟严肃地指出：“所有这些奇异的对照可以证明在历史土全是虚假的。中国人的发现和发明大都进行了很大的广泛的应用，但只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标准的社会控制之下。”他不赞成关于中国文明停滞的看法，认为“由西方误解所引起的有关停滞的陈词滥调，从来就不真正适用于中国;中国只是缓慢而稳步的进展而被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按指数的发展及其一切成果所超越。”所以中国只是相对落后。当然，李约瑟也明确强调过:起源于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在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却大部分不是欧洲的，它主要来自于亚洲，特别是中国。而且中国的发现和发明，特别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传到欧洲成为摧毁西方社会结构的定时炸弹。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悖论中的悖论”。值得我们研究的这第三悖论具有更加宽泛更加深刻的社会含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却成为欧洲社会变革和产近代科学的重要杠杆？

这三个悖论是相互关联的，要弄清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于中国，简单地归结于封建制度是不充分的;因为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其中世纪封建制度更为黑暗，而中国封建时代科学技术却远远领先于欧洲。因此，必需回答为什么近代科学起源于欧洲？总之，理解李约瑟悖论的内涵，有助于更深刻地剖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二、李约瑟悖论的现实意义

从李约瑟难题无解、是伪命题、有逻辑矛盾等角度来看，一些学者认为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研究无意义；且“探寻历史上不曾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是史学原则不予支持的工作。这样的研究可以作无限度的推测，也因此往往流于思辨。”但对李约瑟问题进行研究仍具有现代与未来意义。

第一，从李约瑟难题研究角度与方法进一步深化与提高层面虑。从20世纪40年代李约瑟难题提出至今，知识界在此问题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过，中间经历讨论高潮。如果未来国家科技及综合实力还不强大，相信还会有学者追问类似于李约瑟难题这样的问题。李约瑟难题本身真伪的争论只有经过长时间探讨才会越来越

明晰、深入。进一步研究李约瑟难题会清误溯本，使研究思路、方法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李约瑟难题研究进路从问题对话更多转向方法思考，就是学者们对难题深入探讨的明证。

第二，从学科意义上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中的科学概念，“是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别的、有机的、普适的世界性科学，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将汇流到这种科学之中。这种普适的科学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成就与其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李约瑟难题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学科一直悬而未解的难题之一。进一步加深研究李约瑟难题是这两大学科的任务。“与李约瑟有关的一个编史学问题是‘科学进步论’一定导向‘欧洲中心论’吗？”科学产生是必然还是偶然？针对“科学进步”，未来我们如何做才能避免科学消极影响？在“科学进步论的前提下，现在及未来各个文明间如何避免冲突？这些问题应是李约瑟难题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三，通过李约瑟难题的求解时对中西科学传统、文化氛围等的比较研究，“它把人们的视角从问题自身引申到东西方两大文明超越交融的高度上来，在加深人们对古代东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制度等问题认识的同时，使人们更加理性地关注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系列因素研究。”

第四，以李约瑟难题的求解为着眼点问题转向“如何定义科学”、“科学与技术是一种文化过程”、“科学与技术历史关系”“现代科学技术预测”等焦点问题。如果中国古代技术高度发展到现代，国家综合实力强盛到今，还会有李约瑟疑问吗？通过研究李约瑟难题，问题关键实质应是分析影响中西科学技术的内外因条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研究历史可以为未来作指导。邓小平曾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与技术的竞争。通过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历史逻辑关系、影响科学技术内外因素来为现在和未来科学技术发展作指导与预测，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本文写作的一重要目的。

试比较中国封建时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的异同

一、从特点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

（1）发展的延续性：在中国这块疆土上产生的古代科学技术，几千年来一直在延续地发展着，总的进程未曾中断，受到外来的影响不多，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古代科技文明不甚相同。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希腊，在奴隶社会都创造过辉煌的科技成就，但都在外族入侵或不明的原因下中断，未能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延续。古代阿拉伯则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端于本国的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虽时缓时速，但一直在继续发展，直至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后才逐渐衰落。其延续发展的时间跨度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2）与封建社会同兴衰：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约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至秦汉时期形成体系，此后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而进步，在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宋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到明清以后，又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科学技术的许多学科和门类日渐停滞。尤其是在欧洲崛起的近代科学技术面前，逐渐相形见绌。可见，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以至衰落，是同封建社会的总进程休戚相关的。在这方面，恰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3）注重实用，理论薄弱：古希腊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理论性较强，科学思想、科学方法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正是古代中国科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科学基本上都是实用性的。如农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很少有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天文学基本上就是为制定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测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问题，更未深入研究宇宙结构模型。数学始终是以计算见长，注重解释实际问题，理论性的研究相当的薄弱。医学是个例外，中医有较深厚的基础理论。西方近代科技传入后，传统科学各学科逐步为其所取代，唯有医学依然保持着强大生命力，继续为人类造福，这与它的理论性强不无关系。

古希腊科学的特点：

古希腊科学是哲学的一个方面，所以它一开始就有重视理论思维、重视理性探索的特征，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和物活论的色彩。由于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古希腊科学中含有特别重的数学尤其几何学的成分。公理化和演绎推理的方法被运用到各门学科中去。在科学研究方法上，在希腊化时代的阿基米德那里，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逻辑推理的方法、严格定量的数学方法都已趋成熟，实验的方法也初露端倪。这些都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做好了准备。近代自然科学就是从古希腊自然科学演进而生。

二、科学研究

（1）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中国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其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则具有“为科学而科学、以科学认识本身为目的”的非功利性色彩。

（2）关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范围。正由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端的实用性特征，所以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关的学科得到了超常发展。但是在与人类生活看似关系不大的逻辑学和理论物理上则没有多少成就，甚至可以说我国古代没有逻辑学。而古希腊科学家正是对这些看似与人类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哲

学、基础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我国古代突出发展了技术应用的方面，而古希腊则主要发展了科学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方面。前者更多地考虑了“经世致用”，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回答世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3）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①经验直观与抽象推理的对立：我国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考虑从经验和直观出发，强调“格物致知”。而古希腊则更重视事物的“理念”。②科学数学化上的对立：在我国古代各学科门类的发展中，数学没有起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将数学引入数学以外的科学；而古希腊则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科学数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对数学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推崇备至。③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方法的对立。我国古代对逻辑推理、抽象思维未予重视，而只是突出发展了形象、直观思维的方面；而古希腊则开创了逻辑学，亚里士多德还被西方称为“逻辑之父”。在整个古希腊时期，科学家善于运用逻辑思维方法来考虑问题。

从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历史来看，当时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成为世界上的海上强国，从而使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技术首先在中华帝国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确曾经选择了中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却没有选择历史。为何郑和远航未能使中国称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以此为鉴？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去称雄，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给出的官方原因是和友邦搞好关系，扬我国威，还有野史提出是为了寻找被朱棣赶跑的建文帝，那么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和扩张，所以未能称雄。其二：郑和下西洋未能真正的进行贸易，支出非常大，盈利相对于指出来说微不足道，七下西洋给明朝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明朝廷本就重农抑商，自认为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再加上相对发达的自然经济能基本保持自给自足，对海外贸易需求不大，所以没有认识到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影响未能扩大。其三：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有巨大的关系，怕由此引入外来文化影响其统治基础，顾不愿意与外国通商，所以长期闭关锁国，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机会！

另外明朝的海禁，倭寇之患在明初就有，明王朝短期的开放过国门，可是很快就实施海禁。郑和的航海其实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是很有意义的，他一方面开拓了海路，扫清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同时还积累了更丰富的航海经验。另一方面，他还发展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为明朝的商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可惜这些资源或者条件，明朝的商人们没有机会去享用。闭关锁国是明朝未能走向海洋的重要原因。还有就是，明朝的经济非常发达，内需旺盛，没有足够的经济动力推动明朝走向世界或者说狭义一点就是走向海洋。这是历史的原因，并不

能全部归罪于明朝政府。理念也是不一样的，永乐皇帝发动政变把建文皇帝赶下台，很多时候觉得要创造出非常辉煌的景象来证明自己。比如万国来朝、郑和下西洋，不是去称雄争霸的。在这样的理念影响下，那时没有称雄世界。说两件事，一个是南洋（东南亚）有个汉族海盗，纵横各国，无能抗者。要是沙俄等国家，会把他招安，或任命他为当地总督，把那里变成殖民地。那个汉族海盗也愿意招安。但是，应南洋一些国家不断恳请，明朝发兵把他灭了。还有就是今天印尼有两个小国开战，郑和的先头船队不知道正好上岸，被杀几百人。可把那里两个小国吓坏了，准备了几艘装满黄金的船来请罪，明朝没有要他们的黄金，而是原谅了他们。那时和很多小国都向明朝朝拜，类似中国曾经的周王朝一样。很多国家也把明朝皇帝的册封当作金字招牌来执行，地位和身份都不一样，决定更正统一些。

中国特色的“郑和下西洋”，则为谨遵皇命，宣扬国威，大把花钱，“俾天子声灵旁达于天外”，妆点朝贡队伍纷至沓来，威德遐被，四方宾服，“际天极地皆王臣”的盛世门面；纯属封闭性的钦差任务，基本上沿袭一些成熟的航路，既无发展经贸的明确意图，也没有长远的外交政治目标；如果郑和冒险去开拓新航线、探索新境界，是有违使命，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便“下西洋”再重复七次、七十次，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过欧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极，除了劳民伤财，徒费国力，何尝能够富民强国、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马上就疏远了，“外藩贡使多不至”。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其中的质疑词“算”字讲得好极了。很多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开放的标志，如果不停下来，中国最可能保持海上先进势头，早早进入资本主义，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其实是个大误会！

“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十五、六世纪走向海洋的热潮，是两类不同背景、不同意图、不同性质的航海事业。表面上可以比较高下，但内涵实质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欧洲的航海热，因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而起，在追逐商贸效果的利益驱动机制作用下，具有自由发展的创造性开拓功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推动力；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船队所消耗的财富，必然转嫁到人民的税收头上，中国本土经济包括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被极其严酷的高税率所抑制；成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区农民揭竿造反了；如此大规模消耗性的郑和航海活动根本不可能无

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注定要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无以为继，沦为绝响。

非同凡响的“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和能力；但无论从国家、民族，以至郑和本人和全体航海勇士们的命运看来，皆以沉痛不堪的历史性悲剧收场；如同一部华丽壮阔、凄美浪漫的史诗长卷，诉不尽神州中华反人性、不长进的自作之孽大格局中任谁也躲不过去的沉沦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