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安全问题
用中国智慧应对国际安全问题
65年前，人类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浩劫。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作战区域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中国人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军民伤亡达3500万。追忆历史，以更好地走向和平的未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本报记者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进行了专访。熊光楷上将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外交家、国际战略专家，历任中共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街，参与了我国许多对外重大事务的决策过程。围绕着65年前的战争、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对未来世界和平局势的展望，熊光楷上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时代主题：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
记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重新审视二战以来国际局势的种种嬗变，您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及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熊光楷：人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同样遭遇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人类赢得了一次应对极其严重的传统安全威胁的胜利。在这次伟大的胜利之后，国际环境逐渐经历了一个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尽管冷战开始后，美苏对抗使世界局势一度处于紧张之中，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日渐明显，60年代末70年代初，“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议题。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及时地把握住时代特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总体上看，目前我们仍处于“和平与发展”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之下。
记者：针对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您认为人类的国家安全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熊光楷：国家安全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安全战略是安全观的体现。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是讲军事安全，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国家安全观念。1929年，英国人利德?哈特提出了“大战略”，将国家安全战略从单纯的军事战略扩展为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更为丰富的比较现代的国家安全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由“战争与和平”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传统国家安全观遇到更多挑战。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念在世界上逐渐得到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军事安全已经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但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过传统的世界大战。与此同时，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全球共发生恐怖事件500余起，造成2850人死亡，5492人受伤，其中伤亡百人以上的重大恶性恐怖事件24起。不仅如此，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军事安全不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单纯的军事打击并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各方面的需求，国际社会亟须倡导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
新安全观：摒弃“零和”游戏，倡导合作“共赢”
记者：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新的国际安全局势，您认为中国主张怎样的新安全观？
熊光楷：人类曾经历了无数场战争，20世纪更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40年冷战对峙的磨难。进入新世纪，人类在受到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还增加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历史和现实表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在此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并倡导了新安全观。
1996年7月，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摒弃冷战思维，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培育和推广新的合作安全观。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中国与各成员国共同倡导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009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64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这就是当今中国主张的新安全观。
记者：倡导新安全观是国际局势的客观要求。那么，何谓新安全观？您能否就它的具体内容深入解析？
熊光楷：新安全观首先是一个综合的安全观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互信是指各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反对霸权主义，互不猜疑，互不敌视，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在互信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互利是指各国要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摒弃过时的“零和”观念，避免以损害他国利益来谋取自身的“绝对安全”，通过积极地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处，互不干涉内政，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
协作是指各国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我理解这八个字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互信是新安全观的基础，互利是新安全观的目的，平等是新安全观的保证，协作是新安全观的方式。
记者：新安全观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进行了突出强调。与旧的安全观相比，您认为新安全观在影响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有怎样的突破？
熊光楷：与旧安全观相比，新安全观在影响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有以下几个突破：第一，旧安全观把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但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凭武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安全观则主张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第二，旧安全观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突出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利益，把安全看成是一场“零和”游戏，你赢我输、你得我失。而新安全观主张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追求“双赢”和“多赢”。第三，旧安全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采取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排斥异己，到处树敌。而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各种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论坛、双边安全磋商以及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渠道，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安全。第四，旧安全观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新安全观则主张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求安全。总体上看，新安全观是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内的各种安全威胁更为妥善的原则。
记者：新安全观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其特点。那么，中国作为新安全观的倡导者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活动？
熊光楷：中国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首先是倡导和参与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是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开启并加强了反恐磋商。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军事互信，开展了军事合作。2002年至2009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共举行了25场联合军事演习和5场陆上联训。今年，中国已与巴基斯坦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9月份还将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反恐演习。当然，为应对能源、金融、粮食、公共卫生及气候变化等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协商与对话，不断提出中国的主张，发挥中国的作用。
国防建设：推进新军事变革，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记者：从全球来看，在倡导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的同时，世界各国又是如何对待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呢？对此您有何看法？
熊光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全球范围内的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未间断。1945年至1989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4.5起。1990
年至1999年10年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9.2起。进入21世纪，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仍居高不下，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14.7起。可以说，传统安全局势依然严峻，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国防投入，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国际军事竞争进一步加强。例如，2010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预算为6363亿美元，同比增长3.97%；日本的国防预算为47903亿日元（约合509.6亿美元），同比增长0.3%；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为1.25万亿卢布（约合43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印度的国防预算为14734亿卢比（约合320亿美元），同比增长8.3%。与之相适应，以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为特点的新军事变革成为新趋势。
记者：中国是一个大国，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传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按照新的、综合的安全观的要求，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如何应对的？
熊光楷：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早在2002年就已明确提出，军队建设应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这种新军事变革的内容就包括：解决“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性课题，增强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实现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优化军队结构，提高军队高技术含量，实现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适应时代发展，创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适当增加国防投入，提高军费使用效率；实施人才战略，培养、造就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记者：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如何按照新的、综合的安全观加以应对的？
熊光楷：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此，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在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为核心，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例如，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死亡2000多人。据统计，到4月19日22时，军队和武警共出动12798人，成功救出1564名被困群众，救治伤员20047人，运送帐篷、食品和救灾物资5196吨。
与此同时，中国还按照“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开展了军事外交。第一，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关系，开展与各国军队间的高层互访、战略磋商和安全对话。以2009年为例，中国共派出70个重要军事代表团出访，接待3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19个国家的总参谋长访华，举行8次双边防务安全磋商。第二，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与稳定，不断深化务实性国际军事合作，如开展以联合军演为内容的防务安全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自1989年中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截止到2010
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15603人次，
先后有9名军人殉职。就目前进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来看，中国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第三，支持国家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军控核查事务，认真履行军控义务，积极参与各种国际军事援助。第四，努力拓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加强军事院校的对口交流和科研学术机构的学术交往。目前，我军已与美国、俄罗斯、新西兰、泰国等多国的军事院校建立了交流与协作关系。
熊光楷最后说，65年前，在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倒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并肩战斗，终于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今天，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又一个世界性课题。新的、综合的安全观主张恰恰展示出中国在国际战略问题上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我们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必定能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家园。
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
第一
家发展战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
第二战略格局的调整方向、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价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和日趋激烈的
第三
裂势力在两岸关系中制造种种突发性事件的任务与日俱增。美军积极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
第四
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磨擦增多。这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开放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压力
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
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总之
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面对当前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中各种问题与挑战，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合理调整我国国际安全战略策略，抓住主要矛盾，利用各种有利因素重点处理好与大国及主要邻国的关系，巩固地缘战略依托，妥善处理我国传统安全
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努力维护我国和平崛起战略机遇期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一）处理好与美国及周边邻国关系，减轻传统安全威胁———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合作竞争关系。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全球经济、政治及军事格局，其在太平洋及亚洲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依然是我国传统安全的主要威胁。中美关系是我国际双边关系的首要关系，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使之不过度激化与对抗，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是我国和平崛起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目标。要积极利用中美两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性和两国市场巨大潜力，使经济因素及合作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努力拓展加深中美合作领域，加强中美两国在处理核扩散、恐怖主义、国际犯罪、非法移民等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对美长远防范我国战略意图及举动要心中有数并进行妥善应对和反制，在台湾问题上宣誓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坚守台湾不独政治底线，加强中美军事对话交流互信，争取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和发展。———形成相对稳定的周边大国关系框架。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睦邻友好与文化经贸合作关系，积极解决领土领海边界历史问题，妥善处理好与周边主要邻国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周边大国关系框架，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国际安全环境。重点加强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层次，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中俄在维护中亚稳定、联合国改革等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协调，深化能源和军技合作，推动中俄关系深入发展。在巩固中俄战略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战略关系，维护中亚局势稳定，拓宽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减轻我在东部可能面临的危机压力。巩固中巴传统友好关系，拓展和深化印巴经济政治合作关系。加强改善中印两国经济交往、政治互信，扩大双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本着互利互让原则促进两国边界领土问题解决。中日两国在共同构筑东北亚持久和平、共同推进东亚及亚洲一体化进程和经贸互补共同发展三大方面有着巨大合作潜力，要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历史问题、领海争端问题，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扩大经贸互补合作关系，努力促使中日关系向稳定方向发展。朝鲜长期以来是我国牵制美国的战略屏障，要巩固加强中朝传统关系，援助帮助朝鲜走出冷战，推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稳定，保障我国安全战略利益。还要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重要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解决处理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南海问题危机。保持和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传统睦邻友好关系，必须妥善处理好南海危机。南海危机有着异常复杂的历史现实背景，我国基于维护传统睦邻友好与地区和平稳定考虑，长期以来主张“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但是近年来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大陆架划界方案的实施和美国势力介入，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快了对我国南海岛礁及海洋资源的非法侵占，使南海争端升级并失控恶化。解决南海危机必须运用大战略和小智慧，大战略是指将南海问题纳入中国崛起大框架大战略进行考量，使其在我国经济及军事实力质变提升条件下尽快获得满意解决。小智慧是指当前可通过合法手段从内部影响对方政治与决策，设法分化瓦解在南海问题上形成的短期权宜同盟，同时利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策略性采取一些既让各方看到我们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又可避免走入战争的非常规手段，针对性施行一些惩罚示范性打击，宣示我方实力、信心和诚意，促使争议各方回到谈判桌上，争取以谈判及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南海危机。（二）把握战略机遇期，加速强化我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只有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才能更有效地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因此必须紧紧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加速强化我国经济和国防军事实力。一是把握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有利机遇，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凭借充足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我国金融资本和重要产业国际竞争实力。二是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加快壮大强化我国综合国力。三是加快提升强化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力相适应的国防
军事实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更加多样，但无论什么时候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国家安全必不可缺的，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没有强大军事实力作后盾，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就得不到应有保障。南海问题危机近期的升级恶化，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我国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结果。（三）完善机制及政策，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当前，我国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从偶发性转向多发性，具有强敏感性、高连带性，公共危机事件呈现出高频次、大规模特征，同时往往国际因素影响国内安全，国内安全问题处理失当可引发国际共振。因此，面对来自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社会公共安全、信息化安全、经济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及风险，必须科学分析预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危机的威胁程度，选择制定有效的治理方案和合理的公共政策，加快完善非传统安全危机处置法治保障，建立和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国际合作机制，构建以政府内部力量整合为核心，以政府与媒体、民众及其他社会组织全员整合为基础，以本国政府与国际合作全球整合为补充的危机治理体系，加快非传统安全危机应对能力与预警应急体系建设，有效地应对和消除各类非传统安全危机问题之威胁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人。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入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