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
名老中医经验集——许公岩5
三、中医的论治正确的诊断不等于正确的治疗，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一个整体的、系列的思维过程。许氏正确地运用了整体观念，治病求本，扶正与驱邪，主次与缓急，局部与整体，审时度势，正治反治，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等中医与疾病作斗争的论治规律，临床中取得较好的疗效。
第一卷６８（一）整体观念整体观念是中医论治疾病的主要特点，也是论治规律中最重要的规律之一。是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在诊断和治疗疾病中认识论上的主要区别和不同之处。许氏论治时注重整体观念，如曾治梁某某，女，学生，１６岁，患病毒性感冒，高烧一周，经中西药作退热处理，不仅高热未退，反而增加吐逆痞满，大便秘结如球，舌瘦质淡，苔满白腻中厚，脉细滑数等症。许氏认为，其病虽有新感，但从舌脉及吐逆等症看，尚有寒湿痞结之内伤，实属患者高热本质，应把高热看成是机体本身的抗邪措施，用药以助体力出发，万不能退烧以挫伤它的驱邪能力。
应该从舌脉及主诉的真实病理作全盘治疗。所以在服用温通的附子泻心汤加减方药后，体温立即正常。
不退烧而热除，这是许氏辨证论治，从整体观念和方法出发的具体表现。
（二）治病求本本就是本质，也就是病变的内在病理。疾病在临床所表现的证候，尽管复杂多样，应该从它的本质方面寻找出所以能成为这些证候的病机病理。许氏特别强调治病求本，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了解成病的规律，而且能得到正确的论治方法。他曾治张某某，工人，患手麻及腰硬四年，经治罔效。从证形看，显系气血受阻所致。究其气血造成阻滞失畅的原因，不外乎气血不足难为流畅及实邪壅塞不能流畅两种，这是核实病理的明显判断。病理虽是如此，如果不分虚实，治疗就不能有效。判断虚实的方法，应该从其它兼证和舌脉上找依据。患者除主证外，纳食不香，便溏不渴的脾胃失健明显，从舌暗胀尖红苔满白腻厚，脉弦滑数有力来看，一派标虚本实病理已明确点明，由于积湿成滞，阻及气血，而湿积又来源于脾胃受阻
的难运，追根寻源乃中医辨证的核心，遂得出驱逐湿积的可靠治法。这就是许氏治病求本的基本精神。
（三）扶正与驱邪疾病的呈现乃正邪斗争的局面，也是病邪伤正的问题，治疗则是驱邪复正的措施。应该明确治疗最终目的是将病邪驱除，来恢复机体健康。但是有时在具体治疗上，驱邪往往伤正，扶正反而助邪，这就需要妥善安排了。本来正邪斗争，双方的势力是有强弱的差别，《内经》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经文，实际既成病后，虽说正虚的情况不能一致，总是在难以即时驱除病邪的局面。所以具体治疗时，就必须以扶助正气为本，遵照这个原则，随时在精确辨证下，查看疾病发展过程中正邪消长情况，来定出确切的扶正驱邪具体措施。如治北京电子管厂工人贾某某，女，３４岁，１９７８年４月发病，先由胃脘有刺痛感，渐觉饮食噎塞难下，体重原为５１５千克，月余后竟下降了１０余千克，经查，排除食道肿瘤可能，但仍疑有局部器质性改变。诊见形体消瘦，面目晦暗，气短懒言，无恶心不呕吐，思食但咽间难下，便干如球，已数日未解，由于喉舌干燥，不渴而饮多。素嗜冰冷食物，今仍思凉饮。舌如常，右
脉细弦有力，左脉沉滞不起，许氏依据四诊辨证精细，不受病名的迷惑，毅然以疏导阻塞的病理治疗，扶正驱邪的措施以病情的更易和舌脉的变化为依归，随时修改，共予八方，将此寒湿伤阳的重证，最后得以完全恢复。
所谓的扶正驱邪是在机体抗邪和寒湿的消长情况下变换运用。固然病久正虚，立法应留意扶正。在邪盛病急，论治时也不能忽略气血的损耗，这就与主观的经言补泄，有原则的区别了。
第一卷６９（四）主次与缓急主次是症状在证候群里的表现；缓急有二义，病情和证候在程度上的轻重，以及治疗所采取的手段，总属于疾病形成后其发展过程中矛盾所占的位置问题。疾病形成往往是极其复杂，因而出现了成群的证候，也就是正邪斗争所表现的矛盾局面。尽管矛盾众多，可是它们内部都有彼此一定的联系，也具有一定的条件。但是在证候群里许多矛盾是不平衡的，所谓的主要，当然在前进发展过程中是起着病情变化的领导作用。治疗就要迎头控制，不
使恶化。不受病名的局限，更不能按照常规用药，就要抓住急势优先处理，把次要的矛盾暂时搁置。许氏曾治何某某咳喘久延不愈一案，就能体现出在治疗上的缓急问题。该女患者仅３７岁，病程已有３７年，来诊时除早晚咳喘，痰如白沫外，面色苍黄无华，语声低弱，行动乏力，心悸头晕疼，便溏日三行，素嗜茶，喜生冷。舌暗淡胀，苔腻微黄，脉沉细滑弦动。明显因久延而心脾大损，波及于肺，肺虚肾亦不足，一派虚损情况，万不可只从患者要求的咳喘为治。由于四脏的阳气大伤难以维持生理上的正常功能，此阶段应居首要地位，遂立予温补脾肾方药。服后不但机体的虚损情况改善，而且咳喘全除。本例论治是将病理上的矛盾，主次剖明后，把咳喘和伤阳两大形证的治疗缓急摆正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获得疗效。许氏要求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并具体运用在实际的立法处方上，就自然符合病理的主次缓急了。
（五）局部与整体中医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是要避免片面性。可是一病之成，往往从局部甚至一个小小的部位开始，这就又应该对原始病变的起点多作考虑。其目的则仍是精详辨证的过程，不能误解为“头痛治
头”不顾一切的论治措施。应知所谓的局部证候与整体的病理关系，是要反复探讨分析，务将它们中间的联系以及互相影响的病理研究明白，从中寻出它们的前因后果来，才能更好地扶助机体，消灭证候，否则不顾病理矛盾的发展，单纯看重整体的改善，有时就可能放任了局部恶化；或只注视局部病情的进退，忽略整体对局部症状变化的支配作用，同样是错误的。
前人论治的“扬汤止沸”和“釜底抽薪”两法的运用，正是从整体与局部双方的关系上肯定的。
如：患者乔某某，口疮反复发作已２０余年。以前所接受的治疗，都是以口疮为火论治，因而造成反复发作，久延难愈局面。接诊之初其唇舌口喉溃疡甚多，痛苦难以言状，但无明显兼证，仅便干三日一行，纳食如常，惟不知味。然延久频发，必有其内在病理。许氏主要从其舌苔满薄湿腻，舌尖红，脉滑动，右较细弦，寸部尤甚作研究。进一步考查其内在病理，了解到苔满薄湿腻为能食难运之象，左脉滑动乃积湿制阳，右脉细弦寸甚，明显属嗜饮凉水脾胃受伤的标志，
舌尖红，右寸细弦甚，即浮火上扰，口舌溃破的主因，也就是整体病变所支配的局部频发的实质。
故采取辛甘化阳法，以益水源，使其达到消除阴翳的作用，并佐以愈合创面之味，充分突出既以整体为重点，更未忽略局部之治疗。一药而能使溃破痊愈，就是整体与局部问题得到妥善安排取得的。
（六）审时度势毛泽东曾说：“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应该知道“审时度势”这一军事上行动准则，在论治疾第一卷７０病时，同样也是重要的规律。客观情况在疾病证候表现上是多变的，论治则是如何恰当地掌握其变化而予以平复。天气的更易，生活的改变，饮食的失当，情绪的波动，如果主观上不能自加控制，对疾病却是明显的刺激，病情变了，既定的理法方药就需立即更改。改是改正既定的大法，如果不改，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就要产生坏的结果。如治疗青年患者王某某，自幼三个月时就发生咳喘，今已２４年。许氏
连续给她治疗了五个月，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始终是以升脾宣肺，降痰化湿，温肾益气之法。忽有一次，见其舌苔满黄腻，脉沉细滑数，且两尺尤显。据云胸脘堵闷，溺黄混浊，虽未犯喘，即知其饮冷的旧习所致，湿热已结于下焦。遂依舌脉，改正治疗法则，投以清导湿热之方，服后即愈。在此次治疗前经过几诊后，咳喘已基本停止，故见其湿热下结为患，立即改用清导驱邪。如果仍以久喘治之，瞻前顾后，不敢改易方法，俟其上凌扰肺，将是促其作喘了。许氏这样机动措施，就是“审时度势”的灵活运用，这又是许氏精详地作好四诊的情况下，慎重考虑后取得的。
（七）正治与反治用直接的方法给病邪以迎头痛击，逆其发展趋势作治疗，叫做逆治，也就是正治；用间接的方法，顺从病邪的形势作治疗，叫做从治，也就是反治。究竟以何去取呢？许氏要求我们不能任意而为，要用精详的四诊，作细致的辨证，从客观病理实际的需要出发。试举正治从治各一例以证。如，张某，高烧四天，热度持续在４０℃左右，屡服中西发汗等药烧不退，面赤憎寒，头痛身疼，咳痰白粘，清涕无汗，便秘溺黄，素喜饮冷，今反咽痛不渴，苔白腻厚，
脉浮滑数。由于外寒夹湿滞，单纯疏表，难以解其夹感之湿，今且湿已化热，只要兼予化湿清热，发汗即可退烧。
故治愈仍是解表，虽属复法，也是正治。又如白某某，长期发热皆在３８℃左右，却有腹胀便溏同见，嗜浓茶，溺黄热，舌如常，食纳不香，脉呈细滑稍兼弦象，纯属寒湿困脾所造成的胃弱脾伤情况。发热则是机体抗邪的表现。故治须以扶正暖脾复运，温胃助降为主，药后胀消纳食增加，发热渐除。用温热法来退烧，这是从治，也就是反治。以上两例同是发烧，只以体质不同，兼证不同，病位不同，病理看似同属湿积。前者为湿积已随邪化热，便秘溺黄，后者腹胀便溏，寒湿困伤脾阳，论治要求虽均为退烧，治法则一为驱邪扶正，一为扶正敌邪，皆药到热除。如何恰当运用，完全应依客观病机病理来确定。许氏强调，万勿只以表面现象主观鲁莽从事。
（八）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这个问题也与治病求本的要求是一致的。同病指病名相同或主证相同，即使是
同病同型，也还有性别、年龄、体质、病程和发病季节的差异，所以治疗中的治则治法当需各异。异病同治则是不同病名的疾病，经过精详的四诊辨证，认识到病机病理完全一致而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上述两个发烧病例，就是同病异治。许氏曾治某厂工人杨某某患支气管哮喘经治两次于喘定后，一日忽见其舌质暗红，尖端剥脱。脉转滑弦，虽属以前本患虚喘。许氏巧妙地采用温补药物强其肺肾功能，而咳喘得除，然肺胃久蕴的湿积服药后也随之而动，舌红苔剥即这种病机的显示，就与前治张某某手麻腰硬的湿积阻滞病理相同，两例皆以推降治愈。非惟病名有异，病位亦非一致，只是通过四诊详辨，就能认清病机，病理一致，故治疗也就相同了。所说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具体措施，实际就是疾病实质的异同，这一点是许氏特别强调的。
第一卷７１四、合理使用中药中药是中医与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药材使用不当，不仅造成浪费，严重的还影响到患者的健康。因此，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中药，做到药尽其用，避免供需矛盾和药材的浪费，医药配合，诊治好疾病，是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的神
圣职责。
（一）精方简药切忌按图索骥方剂是前人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药物组合，是从单味药中发展而来的，是祖国医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之一，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从发展的角度看，许多古方和经方的组方机理和方义，只能作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但必须加以消化吸收，切忌生搬硬套。何况社会在前进，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疾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求我们要精于辨证，探索疾病内在规律，切忌按图索骥，轻率地单凭一病一证的个别表象，就盲目套用前人成方，甚至二方三方重叠使用，不仅药味越开越多，而且药物计量亦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已完全违背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精神。许氏认为要使中医药更有效地维护人类健康，不但要合理利用药材资源，而且必须要刻苦钻研，争取对药物特性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已著录的药物发挥出新的作用，并将民间单方，地方草药，以及新发现的药物，逐步在临床实践中证实其对某些病种的特殊效能，扩大方剂和药材的使用范围，给古方、经方赋以新的生命力。
（二）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祖国医药学必须有所发展和提高，只有临床实践中切实做到四诊详辨，掌握真正的理法，处方遣药，并能汲取现代医学最新方法，包括检查、化验等，将疾病的机理，依整体观念，使中西医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对病理，探索其特效药理的所在，从中发现问题，就能激起解决问题和钻研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来。近数年来，由于新的药物品种不断涌现，临床实际的要求有时感到旧法用药，满足不了新的需要。许氏针对这种情况，曾对常用药物的性能，通过实践重点再加以研究，发现每个方剂中的药味，在主次的位置上，显示出功能疗效方面，并分别单独检验，从中寻出它特殊的新性能。如苍术在脾虚湿困时，于祛湿之中，又具有升脾功能，加上麻黄使其肺宣湿化，这不但湿去，而且脾健湿亦不再停，通过实践，并寻出两药在不同的病理要求下，又获得了在分量配伍的差异，使二药能起到不同的药效。因此开始使用两药意图时，仅只取其振复脾肺已失的升宣功能，祛邪则须另加它药。迭经使用观察，不但获得复正的疗效，而且在药力显示过程中，两药以其辛温之性的发汗疏表驱湿作用，往往很易出现。若用
于病机之欲使湿邪从表解者，就将两药分量取其同等；一般各用１０克，即能使其大汗；苍术１８克、麻黄６克，湿邪可从小便出，则小便自利；苍术１２克，配麻黄３克，湿邪又能自化；这是通调作用恢复的显示，从实践到认识，慢慢就形成了使用的新规律。再有久病体衰的患者，临床呈现出许多气阴亏损的形证，长期服用各种各式补气补阴方药，病情反而有增无减，关键则在于未从根本改变，不深明机理，焉能对证？已悉病属气阴大损，精神是达到阴平阳秘，所以生理正常的洽成为紊乱状况。因此治疗就不能只从形证上着眼，必须采取培本措施。病由气阴双损，治应从第一卷７２双补方面入手。应知气阴充足，乃五脏安和，水谷消化的结果，病情至此本属饮食不能为肌肤，故廉于饮食者为多，治则养阴气充，方药看似对证之治，实际方大补急，反成为脾胃之累，不能消化吸收，也难于达到愈病的目的。是以药治必须改变恢复胃纳脾运的吸收问题，前人早有酸甘合化成阴，辛甘合化成阳的治则。那是以酸敛阴虚之浮火，用甘味以直补其中，先解决脾虚的运弱问题，以辛振奋阳衰后的动力之不足，用甘味亦直补其脾气，来解决脾虚中寒难运的病理。曾治一晚期肾炎女患者，并兼干咳潮热，消瘦经闭，不思饮食，舌红绛，脉细数无力。予以诃子
肉１２克、生甘草３０克，仿小建中汤，取大量之甘味生甘草，作补中之味，服后首先消除了潮热之浮火，继续服此药月余后诸症并渐渐痊愈。这实际就是许氏根据五脏之个别阴的偏虚，依各脏本身的特性，凡肺阴亏虚者用诃子肉或乌梅，心阴亏者用五味子，肝阴亏者用生白芍，脾阴亏者用木瓜，肾阴亏者用熟地，同属酸药，分别配用甘味生甘草，达到酸甘合化为阴之目的。
再严格使其各归各经，要求更纯，符合客观的病理，疗效就容易显明。如果阳虚，则采用辛甘合化为阳，以补阳热之动力虚亏，具体则有脾阳肾阳之分，由于脾虚不运所形成之阳气虚衰，进而消瘦羸弱引起的各种久损不复或急病暴伤所致的生机衰微，均须以干姜温脾，佐生甘草以助其合化为阳之力，若先天亏虚，禀赋不足，或后天失调太甚，以致机体阳气大伤，生机颓败，即应以辛热大温之附子佐甘草以直补肾阳。因机体之阳热动能是来源于先天之肾和后天之脾，故一旦显示出机体之阳气不足，也只须在脾肾两脏作补充，而不及于其它之脏。应知所指的合化作用，并非同用能化生出所需之新的阴阳，实际酸甘同用与辛甘
同用，乃是以酸先敛阴虚后的浮火，使其不再上炎无制，以辛刺激脾肾衰疲之呆滞，而以大量生甘草至甘补中，以复中气之大亏。况生甘草补而不腻，且含有大量淀粉和丰富的糖分，使其充补长期不能饮食之亏虚，如此病机、病理就可予改善。由于这样的配伍，所以药味不多，起的作用则是补阴补阳之实际结果，前人即将此种措施名之为“合化”而收到预期之功能，加之节省药物，减少药物紧张，若以此简单的配合，所收到的疗效较之复方为佳，这又是从实践检验得来的推陈出新的收获。如人参味甘性平，前人实践证明，它具有大补元气之功，多年来患者和病家，并未因其价昂贵而慎用，反而认为它疗效必高而造成不合理的滥用，即以疾病垂危，灌以人参汤为例，不问病情病系何种，仅从尽人事角度出发，明知很难挽回也要多此一举。如果真是气阴竭绝，病情危险，单予续气，气无以涵，亦难补固，必以甘温补精之鹿茸为配，才能起到挽危起废的作用；若病情尚未险危，早服却不能耐受。常见一般疾病不问虚实寒热，为取悦于病家，每方必带人参，不但给药物造成浪费，反而给病添上不利因素，还能合理吗？（三）药物的代用问题中药种类众多，有些是性能接近，但绝不是完全相同，如在某一药物紧缺时，如何代用，比如对中气
下陷的病证，如生黄芪短缺时，许氏改用味甘气浓之生甘草，作补中益气之功，配以味甘微兼辛苦之升麻，使其生出升提强心和增充动力阳生的作用。至于代用疗效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许氏通过大量的实践，临床上对一切中气下陷病例，尤其是胃下垂久治不愈者，在重用生甘草３０克至６０克的同时佐升麻１０克，服后自觉症状有明显好转，曾有一例坚持服用半年，竟能恢复常态。至于其他杂病者，亦使二药配合，疗效反比单用生黄芪较好，这是从病理的需要到药物的代替，其间在分清病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必须验诸实践，深切了解两药的性能相同，方敢以之为代，若仅从本草书上查找，以为性能相近，任意为代，就非彻底负责了。以下气第一卷７３宽中之莱菔子为例，它的味辛甘性平，前人认为是入脾肺两经，功能化痰、消积，实际在方中使用，也就是仅限于下气宽中这一范围，因而长期以来，临床既不敢重用，更不能对这样非名贵药物，加以深切研究。应知所谓下气宽中的病理与药效，再证实其化痰与消积药理，不难认出在病的机理上，必是气机郁结于中，致使肝气失调，胃之和降受阻，久则湿留蕴痰，食滞为积，先属气机之不畅，积渐又成为实邪之有形。莱菔子为日常食用之菜蔬，其下气宽中之性能，渐应用于方药，下气之显
示确属迅速，对于痰涎壅盛中阻，痞闷者，服后尤能结散气舒，前人才记录下其药性与功能。许氏根据这样的药理，将许多方中属于宽中降气的药物，其性能相近的，遂在临床以莱菔子取代观察比较，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如麻杏石甘汤将杏仁改用为莱菔子；厚朴三物汤将厚朴改用莱菔子；在临床缺少某种药物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取得满意疗效，同时也能对病人负责彻底，否则任意取代，不但临床疗效不佳，对病人不负责任，而且滥用了药物，达不到用药合理。
五、甘草在临床使用中的新评价甘草以其味甘甜而得名。然甘与甜虽字义相近，究竟甘较甜含义为广。说之甘字，“五味之美好者为甘”，即言甘味已远远超出甜味之外。《名医别录》谓：“甘草温中。”经诸实践它所指的温，乃温养之义，中即甘味归脾，补益中气之不足，凡病之由于脾虚气弱者均宜用之。汉代张仲景对甘草的性能体会得比较精细。在《伤寒》、《金匮》两书里，２５０余个用方中，就有１２０方里用甘草。虽说是多数针对里急，急痛，挛痛，厥冷，烦躁，冲逆等形证而用的，然其立法的本意，仍是温中补脾益气的作用。即本草经所说的主治烦满短气，
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气血，解百药毒等作用，也属于改善中气不足所致的气血失畅，不能自作平秘的病理。应知其味至甘，性则平和，服后脾气得健而充沛，五脏安和，机体就能驱逐邪气，邪气解则真气旺，故筋骨肌肤坚实，脾即强健。药物之凡具有甘味者性多平和，甘味纯者，缓和之力益强。病时因机体受邪气的干扰急疾不安，治则必须充实脾气，机体始能有力与邪相搏，故所谓的烦满短气，正是中气之劳伤的反映，徒以清热除烦为治，必致气益虚而病愈甚。用甘草以补中则脾得温养，即能气增烦解；久咳损伤肺脏的为伤脏，用甘草从养脾中固肺气，咳即自止，脾虚失运则津液难生，补脾复运，用甘草则亦运复津生而渴自除，至于通经脉利血气的功能，尤属用甘草益脾之效；又以甘草具至甘之味，对一些毒性药物确能中和其毒性反应，故前人得出“甘草解毒”的认识。实验证明，甘草含有甘草甜素和甘草次酸素，能抑制胃肠平滑肌的活动而有解除痉挛的作用，使胃液分泌减少，降低胃酸浓度，因此对胃脘痛有效。又根据其所含的甘草次酸素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可使水钠潴留，升高血压而使钾的排出增加。许氏根据前人对甘草的使用经验和现代实验研究结果，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认为甘草尚有下列作用：（一）用于
合化１．甘酸化阴：阴虚火浮是虚劳病的共同病理。归根结蒂属于脾虚失运。《内经》虽有甘酸合化之法，却未见明确实例，许氏在治疗阴虚火浮病时，曾有意单独使用酸味药物与大量生甘草配伍并获得满意疗效。因此，许氏认为，阴虚病理之所以形成，多数是长期脾胃虚衰，津血素亏，重用甘草，除以其温中益气之外，最重要的是以其含有大量淀粉和糖分，服后能迅速充填其第一卷７４助化精微的物质，以代替食物，则精微大量补充，阴液即能无缺，再以酸类药物收敛其上扰之浮火，火降阴充，病即可止。用虽合化，但有分工，在具体针对五脏阴虚不同情况，则有肝阴虚，症见急躁易怒，头痛，眩晕，耳鸣，舌干红，脉细弦数，则用生甘草配生白芍。心阴虚症见烦躁失眠，盗汗，舌红或舌中直裂，脉细数，则用五味子配伍。肺阴虚症见咽燥干咳，咯血或失音，舌前光红，脉细数，则用诃子肉配伍。脾阴虚症见口干唇焦，便秘或溏少，不思饮食，舌干，脉细数则用木瓜配伍。肾阴虚症见咽痛，颧红，腰酸潮热，耳鸣耳聋，足痿，眩晕，舌光，脉弦细则用熟地配伍。临床各种细微的区分，另依具体所虚的程度，在两味药用量同等的基础上，视各脏虚的程度，而有单将生甘草从５０克渐加至１００克或１５０克不等。总之许氏从实践到理论，
不但进而明了前人合化的本义，而且又产生了治疗虚劳的新方法。
２．甘辛化阳：虚劳延久不复，气衰力疲，出现虚寒之象，治疗当用温补，如单用辛温之剂回阳散寒，势必只能改善一时之形证，必以大补中气之法，方可使阳热与气力并增。许氏根据前人甘辛化阳的理论，具体到临床运用时，以甘草配伍辛温药治疗脾、肾的阳虚证。如治肾阳虚时症见肢冷恶寒，腰酸晨泻，遗精阳痿，舌淡苔薄白，脉沉迟则用附子为配。脾阳虚时症见食少便溏，怯寒倦怠，舌淡苔白，脉虚弱则用干姜为配。至于其它杂病则应视病理病机的需要，再临时决定。一般用量亦为甘辛同等。肾脾阳虚甚时，除适当加重甘草之量外，附子干姜亦须随之增加，这又与补阴用酸药的量不同了。
（二）用于升陷清气养生，来源于水谷之精微，脾强运健则清气升布。脾虚运差，则清气陷。关键皆取决于脾气的强弱，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法，重点即是复脾。许氏自从对甘草的性能有新的认识以来，对脾虚诸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