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历史及其价值

论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

研究路径概述

所谓价值者，其内在已经假设主体对其目标有明确认识，客体价值的论述即是它与这一目标关系的展开。故而欲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的价值，势必先要探求时代对于传媒业发展前景所达成的共识，历史发展之价值则应当在与这一共识的比较中加以把握。此外，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史”，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然而文化理论的形成和转型，常常作为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总结或起点，故而笔者欲将这一历史置于新闻自由理论范式的形成与转型中加以透视。

现代传媒的必要性

“理性”与“传媒发展”几乎勾勒了现代传媒业形成的全部历史。

在理性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首先被笛卡尔—康德的现代哲学定义为人类认知的先天结构形式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而伴随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它也被定义为坚信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心。

正是此种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信心，加之同样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进化理论，构成了西方文明扩张的两块基石。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它具体在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述为，一国文明中如不能结出理性的果实，则它将为世界诸民族的进步所淘汰。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合理性，现实地源于“帝国—中国”，“文明竞争”的叙事当中。

这种动机使得现代性的紧张，具体而言是理性主义内部的紧张，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而现代传媒业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互构性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理想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帝国—中国的叙事乃是把握现代传媒必要性的起点。

与此同时，在帝国—中国叙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理论已内在地含有国家—公民这一叙事，它同时成为传统文化本身寻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一种叙事。

综上，构建现代传媒，对于时下对抗和联系着的两种主流叙事，即帝国—中国、国家—公民均具有合理性。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业即是时代对于传媒发展的共识。

理性主义视域下的现代传媒图景

任何一种文化都以它所将塑造的个人形象作为表征。

当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面临着“不理性即淘汰”的局面，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诸文化的任务：以探求真理为前提，以改造自然为进步。循着这一任务，个人的使命被无可避免地规定为认识世界。

这便证明了，理性主义在将世界改造得更适于人的同时，也在界定人的内涵。当人的使命被理性主义规定为认识世界，人的内涵即被界定为现代哲学认识论主体的形象。

对此，巴雷特评论道：“在现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中，人已经完全扮演了一个认识论主体——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记录感觉材料，提出命题，进行推理，确定知识，而不是当作一个在这一切现象低下，出生、受苦、死亡的人。”

以此为背景，经过“思想自由市场”这一命题的转化，个体的认知使命得以与传媒的认知使命接轨，传媒的认知使命又与文化的认知使命接轨。因此，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文化是作为群体认知的实践而存在的，它被具体反映为真实性和客观性等报道原则。于事实层面，现代传媒人秉持着与科学类似的工作原理，后者以物作为客体，前者则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一同构成“事实”的认知链条。

因此，现代传媒文化与理性主义本身相同，都以求真为己任，以塑造认识论主体式的个人作为表征。这便解释了李普曼描绘下现代传媒人呈现的形象：“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

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以新闻自由的论证作为根本切入点，为其所欲达成的传媒文化开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的诸项原则。在政治权利领域，它具体被表述为“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等，而经济上的私有制与市场化被视作政治权利的前提。于近代，密尔在其“‘社会暴虐’对自由形成侵害”的命题下，提出了“最初的、直接的”伤害原则作为自由行使之界限，从而为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探索。

以上便是现代传媒业的大致图景，包含了它的文化表征与政治、经济、社会架构。

事实上，现代传媒的全部价值预设和结构形式几近于在西方新闻自由史中完成论证。这便使得，共识与价值论证目标之间具有同一性，换言之，西方新闻自由趋于合理的历史即是它对于理性主义传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

此外，笔者将从文化表征与环境拓展两个方面展开对这一历史的叙述，以使它与我们所欲构建的现代传媒之间关系更为明晰。

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的历史证成

认识论主体的型构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600字待恢复”

新教改革理论中，仍旧臣服于信仰之下的个人，在哥白尼开启的日心说革命下得以撼动：日心说挑战了《圣经》中关于地球固定不动的经文，而后者已经成为了新教改革后个人的唯一权威。

科学知识经开普勒、伽利略传递到牛顿那里，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宇宙观业已形成，造物主而今是一个非凡的建筑师，一个数学大师和钟表匠一般，将宇宙设计成为了一个复杂精细的、有序的系统，此后上帝再未做进一步的涉足和干涉，而任其按照完美的、永恒的规律运行。事实上，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宇宙中已经隐藏着科学与宗教，具体而言是理性与信仰的分裂，而个人则因其能够洞察宇宙的基本秩序，被毫无疑问地置于万物的中心。

信仰与理性的分裂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得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缝合，前者通过信仰的方式“相信”“二重真理”（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并且“相信”理性将能证明上帝存在；后者则通过理性的方式“怀疑”一切，进而推理“我在怀疑”的不可怀疑性以及“我思故我在”的论断，这便内在地将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权威置于“我思”的审判下，即置于理性的审判之下。

至此，作为认识论主体而不受思想限制的个人已初步成型，其在传媒文化领域的具体雏形则由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正式开创。

事实上，弥尔顿的理论正是建基于培根式的对理性与上帝合一式的崇尚与信任之上：“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上帝的圣象，”弥尔顿如此写到。借助理性与上帝合一的信仰，弥尔顿的理性，即表现为对善恶的判断力，又表现为对正误的分辨力，从而，出版许可制在道德和智识上的合理性被扼杀于此。

具体而言，弥尔顿相信恶的知识不会使人变恶，“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并且，恶的知识可以有助于善，“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

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绝得不到不朽的花冠。……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

与此类似的关于真理的经典表述为：“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

弥尔顿的这种表述事实上构成了“意见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两个现代命题的雏形，这也是弥尔顿的开创性所在，它具体表现为：将培根式的认可“双重真理”的认识论主体植入于书籍出版（或传媒）的具体环境中，并通过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使之成为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了个体认知向传媒认知转换的第一次叙述。对于理性主义传媒文化而言，这种转换，非但意味着认识论主体在传媒领域的一次具体型构，也开启了新闻自由在政治权利领域的价值证成方式之一。

群体认知原理的总结与理性传媒文化的证成

对于现代传媒而言，弥尔顿理论范式的缺陷在于，被植入于出版环境的培根式个体，在认识论意义上仍旧是有待修正的。事实上，培根的“二重真理”命题中，理性在根本上仍旧是信仰的奴仆。而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虽已将信仰置于理性的审判之下，却无法说服奠基在“相信”基础之上的“二重真理”论。

正因如此，此种现代意义上的修正只可能从“二重真理”的内在矛盾中获得。在洛克看来，这种矛盾即是：“如果取消了理性，而为启示让路，他就把两者的光亮都熄灭了。”具体而言，当信仰得不到理性的支撑之时，选择信仰的后果是，信仰本身可能成为对幻想的爱好，从而熄灭了上帝赐予人类的用以免于错误的理性之光；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时刻依照理性的指导来信仰或不信仰，则他已经指导好自己的同意，安置好自己的同意了。

由此，“二重真理”均存在的唯一可能是，以理性作为启示的最后判官和指导。换而言之，在真理的来源上，启示已不再具有独立意义，而是一套可得理性证明的教义。这一结论在实质上取消了“二重真理”这一命题，真理无非是可供理性判断的观念了。

经过洛克与笛卡尔的双重肯定，理性主义视域下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传媒人，已足以摆脱为信仰所淹没的机会，但仍内在地存在着为理性本身所遮蔽的危机。事实上，笛卡尔在怀疑一切时已深深陷入对“怀疑”本身的笃信之中，换而言之，从信仰中解放而出来的理性人随即陷入对理性自身的崇拜之中。此种崇拜具体表现于，将确定知识的唯一可能诉诸于理性，进而在知识的开端上，只能寻求“天赋观念”作为最后支撑。极端的理性崇拜忽略经验对知识的贡献，这将导致的后果是，认识论主体缺乏修正见解之必要，而人们的行动则基于各种思想的结果去建构，并非在实践中以探求真知为己任。

洛克对此有敏锐的嗅觉，他指出，如果承认了天赋观念的存在，懒惰者便省了探索之劳，怀疑者便停了搜索之苦，人民不再愿意用自己的努力追求真理，而易于盲从他人或权威，受他人利用。事实上，只有在洛克式的承认理性能力限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下，现代传媒业才可能被赋予记录经验的使命和探求真理的天职，新闻自由才可能对任何一种被视为正确的理论保持警惕。然而，由于洛克与笛卡尔，具体而言是经验主义与唯理论者在理论路径上的根本不同，理性在获得双重肯定后，只有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对理性限度的最好检验。

这种检验最典型地来自于罗伯斯比尔的法国出版自由实践，这一实践承接了笛卡尔对理性极端信任的传统，并建基在对之同样信任的卢梭的公意论基础之上。在卢梭看来，公民的个别意志中具有某些普遍的共同的利益，除去个别意志着眼于私利的正负相抵消的部分，

剩下的总和即是公意。此外，公意以平等对待个人利益而形成，个别意志在长远意义上应服从公意才可使其自身最大化。因此，公意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和形成的公平性，是利益与正义之间所达成的一致，从而被置于政治共同体的最高地位。

事实上，“公意”背后隐藏着对人民理性能力的极度信任，这种信任也表现于卢梭与罗伯斯比尔对“公意论”以及自身理性能力的信任上。事实上，个人的理性如果足以建构完美的社会模型供以实践，则不必将公意的产生诉诸于人民个体意志的综合，求诸于己便能得到“公意”。正因如此，卢梭在探讨立法问题时，对公众的理性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说到：“个人看得到幸福却又不要它；公众在愿望着幸福却又看不见它。两者都同等地需要指导。因此需要一个立法者。”在这里，卢梭并没有质疑理性本身，转而寻求一个“立法者”，这个立法者正是其假定的无所不知的理性本身，卢梭自己谈到：“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

从信任神明一般的人民到信任神明一般的自己只有一步之遥，因其如此，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在建立雅各宾政权后，其出版自由的观念和实践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大革命之初，罗伯斯比尔依据思想言论多元是达成公意的必要条件，主张普遍地赋予人民言论和出版的权利，并且，为确保政府执行公意而不为其自身意志所左右，人民对政府的批评不应当受到任何限制。这些思想在雅各宾派政权建立后，几乎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罗伯斯比尔开始毫不留情地禁止在他看来危害大众的新闻自由，其理由是，乱党未全部解除武装之前，可能利用新政权的微小错误随时反攻，人民必须统一思想，意见的分歧将在人民中制造不和。与此同时，为避免吉伦特派对雅各宾政权的“诽谤和污蔑”欺骗人民，有必要限制对政府批评的自由，绝对的出版自由亦因为容易唤起“对王权的盲目信仰”而应当给予限制。

在罗伯斯比尔关于限制出版自由的种种言说中，他事实上已成为卢梭理论中期待的那个“立法者”，由他来决定何为“公意”。事实上，罗伯斯比尔对出版自由辩护之时，“公意论”的绝对正确已经取消了其他个别意见，进而它势必要去取消言论自由乃至扼杀理性本身。从而，言论自由并非在罗伯斯庇尔的打压中失去，而是在其辩护中失去。这个悖论实际象征着由笛卡尔开启的，对理性过度信赖的个人的失败。因此，真正走向现代，并有可能成为近代传媒文化所追求塑造的个人，乃是洛克式的，承认有限理性并作为认识论主体一般存在的个人。而循着笛卡尔思路所塑造的传媒人，势必因循着某种既定的正确理论而为之辩护，他的工作不是作为认识论主体去发现真理，而只是作为政治机器去维持正确。

这一结论的得出，预示着弥尔顿以来对出版自由的论证范式应当经历一次近代意义的转型。出版自由必要性的最终标准应当源自人类的有限理性，而非弥尔顿声称的，上帝赋予真理的力量。这将是一种，已成型的认识论主体在传媒领域的重新植入，经过笛卡尔、洛克、卢梭、罗伯斯卡尔等人理论上的修正和经验上的证伪，这个主体显然已不能适应弥尔顿为其设定的那个神学环境了。

新的范式来源于密尔的《论自由》，在它囊括了意见与真理之间全部可能性的探讨中，贯穿着洛克式的“有限理性”观念。

基于有限理性，密尔创造了“可能错误性”概念。不承认“可能错误性”者，已然承认自我理性之绝对，从而堕入法国出版实践的误区。在此，对意见压制的绝对错误在于，压制者秉持着绝对理性观念。此种论证内在表达了，不能压制“可能正确的意见”。

进一步而言，即便被压制的意见被暂时确认为“错误”，它亦可能并且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得势意见也难得全部正确，进而只有敌对意见的冲突状态才可能补足真理的全貌。这是对意见争论成为宗派性争论的现实局面的描绘，人们常常是以一个真理片段去代替另一个真理片段，真理片段在“旋转运动”中满足了时代需求；换言之，它的内在表达是，不能压制“部分错误的意见”。

更进一步，当被压制的意见被确认为绝对的谬误，它亦有益于激发争论，从而使真理

的理性根据为人们所重新经验；对谬误的重复性争论，乃是避免真理变成教条的现实策略，以抱持迷信的态度抱持真理将忘记真理本身。谬误从而被界定为真理展露深刻内涵的必要条件，这即是说，不能压制“绝对错误的意见”。

综上，密尔通过阐述所有可能的意见互动形式，从而完成了洛克理论下的个体认知原理，向“群体认知原理”转换的一种叙事。此种叙事的转换，同时构成理性主义从界定个人到界定传媒的过渡：在密尔的理论范式下，传媒是作为认知群体而存在的。这一界定的不可推翻性依旧存在于密尔理论的内部，即个体理性在有限的情况下，即便只是维持“旧知”，同样需要传媒人循环往复地争论和探索才能保证其内涵为人们所不断经历，从而使真知不被群体遗忘成教条。这一论证的重大意义在于，理性传媒在此成为了维持群体理性的必要工具，理性传媒的缺乏与群体理性的缺乏实质上是同一问题。

因此，密尔理论的非凡意义，不在于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完成了对现代传媒人的最终构想，而在于挖掘了此种传媒文化对理性主义本身的不可或缺性。换言之，理性主义传媒文化不是理性主义在传媒领域的一次扩张，而是理性主义自身能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事实上，理性主义延续的历史，即是思想家在出版自由之中探索真知的历史，密尔对群体认知原理的探索，毋宁说是对这一历史的总结。理性主义传媒文化在此意义上成为了理性主义生成的母体，从而在现代性的追求之中，此种传媒文化诉求的表征，即那个“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的传媒人已获得了完整的生命力。这即是说，现代传媒文化于“理性”的位阶上完成了全部的求证。

这种证成同时意味着，如果“理性”获得了价值本位上的肯定，现代传媒文化也将获得普适的合法性。由于此种求证与言论自由实质上属于同一问题，笔者将于后文对其具体展开。

理性主义传媒的生态——两种言论自由及其演化

如前文所述，密尔对三种意见互动形式的探讨，均以不得制约意见发表作为其结论。从而，言论自由在此作为“群体认知原理”的必要要素而获得了价值，这即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在“认知”向度上为言论自由所作的一种辩护。

然而，在欧洲近代思想的各种讨论中认定了这样一个简明的事实：只有为自然所规定的个人是原始的既定的事实，一切超越个人的关系必须以个人作为解释的出发点。诸如“历史”、“国家”等超越个人的观念，由于不具有自然属性的实体意义而不能成为解释的道德性来源。故而以“认知”或“理性”为价值向度为言论自由所作的辩护，必须回归到个人才能获得道德上的普适性。

在政治哲学上将个人作为解释起点的最初尝试，应当回溯到霍布斯的自然权利理论那里。《利维坦》虽以君主专制作为辩护目的，然而国家已成为避免“人对人是狼”这一自然状态的工具理性了。这即开启了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的一种叙事，从而潜在地隐藏着哪些权利为个人所不可让渡的命题。

霍布斯认为，这种权利首要的应当是人的生命，在自然状态向政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自我保存应当作为首要的善，这便是自然法的第一律。由于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以此行事，每个人的权利都及于他人的生命，故而每个人的“自我保存”事实上都受到威胁。为了避免每个人完全的自由导致完全的不自由，自我保存将驱动人依其理性互定契约，建立国家，通过君主获得自由。在此种互定的契约中，霍布斯主张每一个人出让全部的自然权利，主权者以此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如此，无以以国家的暴力反对任何不稳定的因素。霍布斯以此作为自然法的第二律。这一规定内在的表达是，“自我保存”是其他任何自然权利的前提，故为了“自我保存”出让全部自然权利是在所不惜的。

事实上，霍布斯的第二律建立在一种对自然权利机械式的构想上。自然权利的不可让渡性，应当源自此种权利于人性的不可消灭性，譬如个人思想的自由，并不会在他声称“让渡”之时从他的大脑之中转移到主权者的大脑之中。正因如此，一种建立在较为健全的“人论”基础上的，由洛克所发觉的自然权利理论走向了现代。

洛克从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完全否定了天赋观念，个人的经验及其反省被视作知识的唯一来源。个人因此在经验论中获得了一种自主性，任何自然权利的让渡，都不能伴随个人认知条件的丧失，因为此种丧失意味着个人无以真正“自我保存”。在此意义上，霍布斯的第二律已经违背了他的第一律。

从“自我保存”欲望出发，洛克在其开明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了“理性”的命题。“理性”即是洛克在认识论中所承认的个人认知能力，它的任务是理解、引导个人的自我保存欲望，这种引导包括对“自然法则”的发现。“理性”或“认知能力”因此具有了对“自我保存”这一绝对利益等位的工具价值——“理性”以“自我保存”为目的，而又为“自我保存”所不可缺少。如此，在密尔的《论自由》那里，以“理性”为价值向度的言论自由，以及生成理性主义的传媒文化，都得以将其价值回溯到个人最低限度的“自我保存”上。换言之，由于“自我保存”必须以“理性”作为引导，作为理性主义母体的传媒文化即获得了彻底的合理性，而作为“群体认知”前提的言论自由也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了。事实上，密尔为言论自由所作的辩护都潜在地以这一前提为条件。

从霍布斯到洛克，以自然权利为叙事方式的政治理论，已然将自然权利界定为一种不可让渡于政府的自由。这种界定意味着，从洛克的认识论出发，为言论自由所做出的辩护乃是消极意义上的，即个人有发表意见而不受干扰的自由。它反映出了言论自由在这一思想源流中的价值本体地位，由于言论自由即价值本身，故除去为一般规则所禁止的情况，都应当是言论自由行使的范围。从消极意义上界定自由，非但意味着它较之积极自由的范围更广，同时也避免了陷入积极自由的相对价值泥潭之中。具体而言，当自由被表述为“去做……的自由”之时，它已将从事这一行为需要的必要原因寓于语言之中，并因此陷入因这一原因而被取消的可能。举例而言，当新闻自由被表述为“批评政府的自由”，它与此同时传达了诸如“报馆者，有益于国事”这样的动机，并被理解为“有益于国事”的工具，也可能因“不益于国事”的争议而被禁止。

我们以两种自由作为分野，对密尔的三种意见互动形式加以分类，即可以得出，它在“维持理性”与“探求真知”两个维度上为言论自由作出了辩护。他们分别构成了后者在消极与积极意义上的合法性来源。如前文所述的，言论自由通过“理性”向“自我保存”利益回归，从而获得天赋权利的属性，这一论证实质上是言论自由在“维持理性”这个维度内的展开；这一意义层面的言论自由具有不可剥夺性，因而也是消极意义上的。

这意味着，上文中言论自由价值向个人的回归是不完整的，在“探求真知”这一维度上的言论自由，并不能在上文的论证走向个人，因为自我保存所必需的只是一定限度的“理性”，它并不代表个体应当以真知作为价值追求。因此，这一维度的言论自由向个体的价值回归，应当从“真知”本身的价值上去论证。事实上，此类论证常常与“民主”、“科学”等命题结合在一起，它在现代意义上较为完整的展开来自于卢梭的“公意”概念。

如前文所述，“公意”代表着“个体利益与整体公平”的合一性，它意味着对根本性利益清醒的认识，所以它构成了对根本利益的“真知”。“公意”的产生以个人自由发表意见为前提，“公意”的执行又以个人自由批评为保障，因此，言论自由对于探求“公意”的价值，即是它对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公平的价值。这即是“探求真知”这一维度的言论自由向个体价值回归的典型，它可以被表述为，因为“真知”满足了某种需要，言论自由是“探求真知”的必要要素，所以个人具有“去言论的自由”。因此，这一维度的言论自由实质是积极意义上的，是“真知”的工具理性，又因“真知”的非必需性，容易陷入相对价值的泥潭之中。

以“公意”论为例，“公意”并非为自我保存所必需，它的必要性来源于一定的政体，因而言论自由并不处于绝对意义，基于某种更为重要的需求，这一意义的言论自由是可以被剥夺的。这一结论加诸言论自由于“公意”的工具地位，即刻可以推论出：只要依据“公意”，个人的言论自由是可以被剥夺的。事实上，罗伯斯比尔在其出版自由实践的后期提出的种种限制出版自由的说辞，都是对这一命题的重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此处的“公意”如果包含了对消极言论自由的理解，它即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因为在现实层面，对积极言论自由的剥夺同时意味着对消极言论自由的剥夺。这表明，罗伯斯比尔出版自由实践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在于没有将之建立于消极言论自由的观念上。此点在较为注重“新闻监督”、“民主参与”或知情权等积极言论自由的当下，是犹为值得注意的。

积极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消极言论自由的前提上，否则极容易走向对自身的否定。而它的不可剥夺性则来源于现实层面，完整意义的言论自由正是在这一层面成为了一种价值本体。这是以功利主义作为原则的密尔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所容易忽视的。而这一原则的优点在于，它透过“群体认知原理”这一命题，顺利地完成了洛克与卢梭开创的两种出版自由传统综合，从而也构成了政治权利领域言论自由的近代总结。

事实上，密尔的辩护是针对社会层面对言论自由的“暴虐”而触发的，他也由此开创了言论自由的限度这一命题。诉诸于功利主义原则，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这种“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

（剩余社会与经济自由上的论证，约600字）

中西方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 关键字：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交流冲击对比相互发展和影响。摘要：中国是世界上唯有的几个文明古国，而且中国文化一直未曾遭受过什么大的冲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然而，由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在不同时期发生过交流或者碰撞。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二者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两种文化的发展与交融必定会带来世界性质的革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 提起汉族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 何谓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对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汉族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汉族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道德究竟为何物？什么是道？什么是德？ 道是宇宙整体自然的规则，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纲领。举例来说，我们人的身体，从母亲生下来之后，整个身体器官就按一定的规则在运作，整个身体的运作规则，就是道。道不是谁设计的，自自然然就是道。如吃下的食物自然就能被消化吸收，走路时，各个部位的肌肉自然就能够彼此协调运动。人在世间如能随顺自然的规则就是行道，这是多么科学、多么自在的生活！ 行道有得于心，行道有得于身，谓之德,它是局部运作的原理原则。譬如我们眼睛是一个局部，眼能见，见就是眼之德。眼之德能见、耳之德能听、鼻之德能嗅、舌之德能尝，每个器官皆有它的特殊作用与规则，若规则错乱，人就生病了。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也有其道。如果我们了解人道的内容，在人与人相处时，就自然能和谐有序，从而减轻现今人们所承受的来自人际关系紧张、人事冲突频繁的精神压力。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之道，怎么会遭受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即便是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这种种人类生存之道就在传统文化里。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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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城市发展及特点比较 摘要：本文从城市的起源说起，阐述了东西方古代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19世纪，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也以空前的速度发展，随着城市中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有关城市的研究便应运而生，至今不衰。本文在论述东方城市特点的同时，与西方城市的特点进行简单比较，以期对此热门问题做一总结。 关键词：城市起源城市发展东西方特点 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曾指出：“城市是人类及其居住地永续的密集地区，而且位于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集聚的一个社会经济实体。它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 东西方古代城市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防御的要求。古人为了阻止洪水和猛兽进城，就把城墙修筑起来。后来，人终于发现最可怕的不是动物而是人类自己，因为战争出现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墙从一套成了两套乃至三套，护城河、壕沟也挖起来，只是为了抵御来攻打的敌人。第二是政治体制带来的影响。中国自始皇到清末，几乎都是中央集权，都城集全国之力修成，自然规模最大，各种设施最齐全。而在欧洲，一直都是小国分裂来分裂去，城市规模比较小。直到17世纪建立了君主专制后的大国，如英、法、德，才有了伦敦、巴黎、柏林这样的大城市。第三是经济发展的影响。买卖带来财富，富有的地方就有繁华的城市。中国古代有可和天堂媲美的苏杭，占据交通要道，历经战乱却仍然是经济繁荣的大都会。欧洲海上贸易的繁荣带来的是地中海港口城市的蓬勃生机，意大利的威尼斯就是这种机缘下的产物。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

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历史及其价值(定稿)

论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 ——理性主义视阈下的传媒业思考 彭海星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 所谓价值者，其内在已经假设主体对其目标有明确认识，客体价值的论述即是它与这一目标关系的展开。所以欲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的价值，势必先要探求时代对于传媒业发展前景所达成的共识，历史发展的价值应当在与这一共识的比较中加以把握。此外，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史”，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然而文化理论的形成和转型，常常作为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总结或起点，因而笔者欲将这一历史置于新闻自由理论范式的形成与转型中加以透视。 [关键词] 价值; 新闻自由; 理性; 群体认知原理 一、中国语境下的现代传媒 “理性”与“传媒发展”几乎勾勒了现代传媒业形成的全部历史。 在理性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首先被笛卡尔—康德的现代哲学定义为人类认知的先天结构形式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而伴随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它也被定义为坚信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心。 正是此种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信心，加之同样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进化理论，构成了西方文明扩张的两块基石。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它具体在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述为，一国文明中如不能结出理性的果实，则它将为世界诸民族的进步所淘汰。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寻求

现代化的合理性，现实地源于“帝国—中国”，“文明竞争”的叙事当中。 这种动机使得现代性的紧张，具体而言是理性主义内部的紧张，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而现代传媒业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互构性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理想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帝国—中国的叙事乃是把握现代传媒必要性的起点。 与此同时，在帝国—中国叙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理论已内在地含有国家—公民这一叙事，它同时成为传统文化本身寻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一种叙事。 综上，构建现代传媒，对于时下对抗和联系着的两种主流叙事，即帝国—中国、国家—公民均具有合理性。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业即是时代对于传媒发展的共识。 二、理性视域下的传媒图景 任何一种文化的向度都以其所欲塑造的个人为表征。 当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面临着“不理性即淘汰”的局面，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诸文化的任务：以探求真理为前提，以改造自然为进步。循着这一任务，个人的使命被无可避免地规定为认识世界。 这便证明了，理性主义在将世界改造得更适于人的同时，也在界定人的内涵。当人的使命被理性主义规定为认识世界，人的内涵即被界定为现代哲学认识论主体的形象。 巴雷特对此评论道：在现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中，人已

新闻事业发展史考试复习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宋代定本制度 定本（①宋王朝为加强对封建官报的舆论控制而推行的一项制度；②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有文献可查的新闻检查制度；③ “定本”，指进奏院将编好的官报样本送枢密院或宰相审查通过为“定本”，进奏院必须以“定本”为准传发，不得擅自增减。）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新闻《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 第一家近代境外中文报刊，1815年8月5日（—1821）年于南洋马六甲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主编米怜、梁发（中国人）；一份宗教宣传性质的期刊 目的：向中国人炫耀西方科技水平之高超，显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以改变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内容：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宗旨；介绍西方科技文化，以“灌输知识”、“砥砺道德”为教义之辅。 特点：ａ：尊重读者心理，引用孔孟语录等形式以适应中国读者；ｂ：写作文体丰富多彩，刊登了近代中文报刊第一条消息《月食》。 c :雕版印刷，免费发行 三、鸦片战争前后的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第一家境内近代中文报刊，1833年于广州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创办。 内容：ａ：宗旨是宣传西方文化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思想，传播西方友谊消除中国人敌视心理； ｂ：内容以传教、道德、科学为主，宗教退居其次，增加科学和时事政治性内容。 特点：首次刊登社会新闻、行情价目表（广告）和文学作品，首创“编者按；刊载中文报刊史上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相仿，处处附会儒学，尽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四、鸦片战争前后的新闻外报在华的发展 《申报》：①最具代表性且最为成功的中文商业性报纸，标志着外人在华办报进入高潮。② 1872年于上海由英国商人美查等合资创办③以盈利为目的④特点是由中国人担任主笔以吸引读者；采用廉价纸张，降低成本，赢得市场。⑤内容上涵盖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广告四要素，基本成熟：ａ：言论，新闻量多面广，注重时效性，看法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条由报社记者所发的电讯（新闻专电）；ｂ：刊载文艺作品和广告，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ｃ：第一个刊登新闻画。 另外两张具有广泛影响的中文商业报纸：1882年创刊于上海的《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录》是中文报纸的第一个副刊），1893年英商丹福士等主办的《新闻纸》 新闻报：《新闻报》1893 年2月17日初为中外合资，后为英商丹福士所有与《申报》竞争开我国日报定期附送画页的先例 如何分析与评价外人办报？ １、外报垄断是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无论中文、外文报刊，无论宗教、商业报刊，其主办者无论传教士、商人、政客，从实质上来说，都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舆论工具，都是为维护外人在华利益服务的。）２、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就客观而言，外报所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开阔国人眼界，启迪国人心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 ３、外报办报实践有助于我国报业发展。（１）报刊观念方面：将言论、出版自由等西方近代报刊观念引入中国；（２）报刊内容与版式、传播机构设置方面分工明细；（３）物质技术方面：铅字、印刷机、有线电报等。 五、戊戌变法前后的新闻事业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办报思想 王韬Ⅰ主张思想：①阐述了办报的目的与意义。即通过报纸来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②阐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报纸可以使“君惠得以下逮”；报纸可以使“达内事于外”；报纸可以使“通外情于内”③阐述了新闻自由的思想。“言论自由”④阐述了报纸的文风。“直抒胸臆，词达而已”⑤阐述了报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知识广博的通材”“品德高尚，持论公平” Ⅱ贡献：①鼓吹国人办报②重视报刊政论，创立报刊政论文体，以评论当前现实的政治时事为主，不过多地重视学理上的阐述；以达意为主明白清晰，不重形式文采。③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办报人，为办报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循环日报》：①1874年于香港由著名报刊政论家王韬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政论报刊，在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②其宗旨为“强中以攮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③创立报刊政论文体，对后世影响深远。 报刊政论文体：①是我国近代中文报刊出现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论文体；②其特点是：直陈时事，浅显通俗，不附典雅；③在这一文体发展中著名政论家王韬作用最大；④报刊政论文体对后代影响深远，尤其为梁启超的“时务文体”奠定了基础。 郑观应新闻观点：①日报是“通民隐，达民情”的有力工具②创办报纸是中国变法图强的重要手段，应该维护民族尊严，允许国人办报③制定报律来规范报业

西方文化史题

西方文化史题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一、填空 1、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2、古希腊神话的根本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 3、悲剧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是（山羊之歌），它是为了歌颂（酒神）。 4、《俄底浦斯》的作者是（索福克勒斯）。 5、喜剧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狂欢游行时唱的歌）。 6、哲学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与智慧）。哲学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本原问题）问题，它包含两个问题：（本原是什么？）和（本原生成的原因？及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力问题）。 7、西方哲学的始祖是（泰勒斯），他创立了（米利都）学派，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 8、被柏拉图成为“学园之灵”的是（亚里士多德）。 9、爱非斯学派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他第一次提出了（逻各斯）概念。 10、爱利亚学派的最大代表是（芝诺），他提出的重要哲学概念是（存在）。 11、古希腊哲学中的两对基本矛盾是（一与多）和（动与静）。 12、原子唯物论的代表是（德谟克利特），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 13、普罗泰戈拉的重要命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 14、苏格拉底最重要的命题是（德性即知识，无知即罪恶），他提出的哲学方法是（问答法）和（下定义）

15、古希腊建筑的最杰出代表作是被称作处女宫的（帕特农神庙），它是为了纪念女神（雅典娜）。 16、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代表作是（米洛的维纳斯）。 17、古希腊的悲剧之父是（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是（阿里斯托芬）。 18、芝诺为反对运动，提出的四个悖论是：（飞矢不动悖论）、（阿基里斯悖论）、（游行队伍悖论）和（两分法悖论）。 19、被称作历史学之父的是（希罗多德），其代表作（《希波战争史》）。 20、修昔底德的代表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1、被称作希腊化时期的哥白尼的是（阿里斯达克），他第一个提出了日心说。 22、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可看作古希腊科学的最高成就。 23、古希腊的医学之父是（希波克拉底）。 24，罗马的母亲河是（苔伯河），罗马人的祖先是（拉丁人），其建城日是（公元前753年 4月21日）。 25、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 26、罗马城的建立者是两兄弟：（罗穆路斯）和（雷莫斯）。 27、（波吕克利特斯）与菲狄亚斯齐名，他善于用铜，而菲狄亚斯善于用石。他在《法则》一书中提出头占整个身体的（七分之一），面部占（十分之一），脚掌占（六分之一）。 28、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塑侧重表现裸体女性，（维纳斯）是艺术家最青睐的对象。 29、古希腊最早的男子雕像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一般采用（埃及）的人体构图。 30、号称古典时代希腊最辉煌的建筑群的雅典卫城，由（山门）、（帕特农神庙）、（厄瑞克提翁神庙）、（胜利女神庙）等建筑物组成。

中西方新闻自由比较

中西方新闻自由的比较 新闻传统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外部侵略产物 西方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过了数世纪的发展，其追求自由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新闻研究者要求立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维护新闻自由的环境。而西方政府在长期的斗争中，认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或不制定法律约束新闻界，或指定法规保障新闻界。在西方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新闻自由可以不断壮大。 而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则是鸦片战争输入的产物，且在我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自由”这个概念本身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政局的变化，就不断经受着多方挑战。中国新闻界几次利用短暂的宽松环境不断壮大自己，但是最终都受到了压制。 中国新闻界先是与政府严厉的出版条例抗争，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先是质疑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认为西方新闻自由不适合中国，奉劝国人不要太看好自由。再是向政府妥协，沦为政府发布新闻的工具。最后，面对动荡的时局和不自由的言论环境，中国新闻界还是寄希望与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法规来保护新闻自由。 新闻本体价值观不同：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通过中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自由领域的研究，西方对新闻自由观念产生于西方人的信仰，“人人平等”是西方新闻自由的哲学基础，新闻自由主义理论注重人的个性的舒张和主体性的发挥,追求绝对自由，是对自然权利的诠释和解读。 而中国的新闻自由思想来自于西方，是在西方殖民侵略活动中流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物。它迎合了几千年来戴着沉重的封建镣铐跳舞的中国人自由表达思想的渴望,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在西方新闻自由流入中国的过程中，因为中国的具体国情，新闻自由观念的工具理性被中国人认可并继承下来，但是对价值理念并没有被中国多数学者所接受，中国学者将新闻自由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结合，否定了西方绝对自由的理念，而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且被中国国人认可的新闻自由观念。

西方文论

论西方文论史上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不同侧重 摘要：流传于以欧洲为主兼及北美的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即西方文论，它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纵观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其线索和脉络可以大致分成为“四大时期”，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理论主导和侧重。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不同，理论的焦点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文学活动四要素却始终贯穿于其中并主导着文学理论的发展推进。 关键词：西方文论四要素发展分期侧重 西方文论是一个与东方文论相对的概论，指的是以欧洲为主体的、包括北美的广大地区的文学艺术理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它是对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文学本身及其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思考的结晶。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 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个要素的著名观点，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艺术家、世界( 自然、生活) 、欣赏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这种对文学活动的分法为人们普遍接受。而统观西方文论史，文学理论的不同时期所关注的问题不同，理论的焦点侧重也是随着时代的的变化而变化。

一、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及其关系 文学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接受、研究等活动的总称。美国当代艺术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活动应由四个要素构成：世界、作者、作品、读者。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活动系统。 （1）世界是指文学活动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它不仅是作品的反映对象，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生活环境，是他们通过作品产生对话的物质基础。 （2）作者则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不单是写作作品的人，更是以自己最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体，文学活动也是一种作者的感情表现活动。 （3）作品，作为显示世界的“镜”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灯”，作为作家的创造物和读物的对象，是使上述一切环节成为可能的中介，作品既是作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示，又是读者接受的对象。 （4）读者，他作为文学接受的主体，就不只是阅读作品的人。而是与作者共同生活在世界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通过作品而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只有经过作者阅读鉴赏，作者创作的文本才能实现其价值。 二、西方文论史的发展分期 西方文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其线索和脉络可以大致分成为“四大

为什么要学西方历史文化

1. Why should study western civilization? This lecture helps you to conquer Rome by dividing Roman history, culture, and legacy into five parts. Although the parts follow a rough chronological order, they overlap a bit as they refer back and forth. Part I. gives you necessary background for studying the Romans by laying out major periods of history and setting the stage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Rome’s rise. It also provides thumbnail answers to som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nd directs you to more information elsewhere in the book. In our fast-forward world, you’d think that the ancient past would be too obscure, too remote, and too foreign to be of relevance. Nowadays the present seems obsolete. And yet, ancient civilizations captivate us. Why? 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你一定会认为古代世界过于朦胧，过于遥远，过于陌生，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如今，眼下正流行的事物似乎很快就会过时。然而，古代文明却能让我们迷恋不已。这是问什么呢？ Well, in part, we are drawn b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cultures and our own.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other people lived, worked, fought, and loved.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ten confront us with differences so stark that they shock, delight, and appall us. As remote as some aspects of these civilizations are, isn’t it engaging that they were still peopl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peak to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what it means to live as a member of the human race. 其实，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我们。了解一下其它民族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战斗，如何相爱，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古代文明是那么不同，常常会使我们感到震惊或恐惧，但有时也会让我们感到欣喜。尽管古代文明的某些方面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但其深远的影响依然存在。无论是相似之处还是不同之处，所涉及的都是人类状况和人类社会成员的生活意义。 In addition, we sometimes look to ancient civilizations for models. We like patterns, and in a complicated world, it would be helpful to find models for solving (or avoiding) some of our own problems and to predict what might happen next. Humans have been at the work of being humans for a long time. Perhaps someone already figured out one of our problems, or tried similar solutions to them. 此外，我们经常希望从古代文明那里寻找模式。我们喜欢模式，尤其是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利用现成的模式解决（或规避）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或预测以后会再现的什么问题，都是很有益处的。人类社会在地球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的问题也许早已有人解决过或者采用过类似的解决方法。 Finally, we sometimes look back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ings got the way they are. Sometimes we just don’t know; other times it becomes clear that our understanding has been blunted by stereotypes, generalizations, and inaccurate ideas. As we look closer, generalizations begin to yield to a more complicated picture than the one we began with. Sometimes that original picture changes a lot, and sometimes it stays pretty much the same, but inquiry always produces a more accurate, insightful, and satisfying understanding. 最后，我们有时还须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不知

浅议中西方新闻自由及对我国的启示

浅议中西方新闻自由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闻自由思潮理论虽然不像西方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已然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关新闻自由的讨论却也是由来已久。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标榜本国新闻“绝对自由”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不自由。加之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各种新媒体纷纷涌现，进一步促进了大众传媒的繁荣，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新闻自由的本质、把握好新闻自由的“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 标签：新闻自由；国家安全；新闻真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虽然有关新闻自由的定义到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新闻自由是指媒体人搜集、发布、传播、出版新闻的自由。《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的解释是：“新闻自由，亦即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中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1]从广义上看，新闻自由也应当包括公众的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新闻自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分析当今中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现状出发，找出当前新闻自由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寻求发展新闻自由的路径，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应有之义。 一、新闻自由的缘起 新闻自由的思想由来已久，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就指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的出版，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2] 。《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标志着新闻自由思想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美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说：“我们相信最终会证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马克思也曾说过：“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3]201同时，新闻传播面向大众的特征，也就决定了新闻自由并不只与新闻工作者关系密切，也与大众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二、中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现状 在西方，这里主要以美国为例，标榜自己的国家是真正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度。“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历来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比较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在近20年中，尤其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倡导新闻自由的同时已带上明显的政治目的，开始作为影响和干涉他国的一种手段。”[4]而中国经历过相当漫长的封建时期，社会主义历史仅有六十余年，新闻自由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改善的地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虽然新闻自由的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实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最终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浅谈我对新闻事业史的认识及看法

浅谈我对新闻事业史的认识及看法

转眼间我的大学生活的八分之一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本学期的期末了，我们新闻事业史的课程也已经结束了。首先我真的很感谢赵智敏老师这一个学期对我们的辛勤教导。赵老师不仅传授我们专业知识，还要我们了解到许多历史和新闻方面知识。课堂的气氛总是那么活跃，赵老师永远都是那么活力无限。经过这一个学期的熏陶，我对新闻的认识也慢慢加深，从原来的只会简单的看各种媒体发布的新闻的一个新闻受众渐渐成长为一个对新闻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的准媒体人。当然，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媒体人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它包括各个方面，这些我都会在今后的学习中慢慢理解和领会。现在我就谈一下我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一点认识和看法。 在我看来学习新闻史，正是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以史为鉴的去看待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中国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并称为新闻学体系的三大分支，在新闻学中也称为历史新闻学。作为历史学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新闻史作为一门专门史一般被归入文化史范畴。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学习新闻史，一方面是对于新闻学的全面认识必不可少的一课，同时是在人文历史学科的教育内对于同时代历史文化的一个全面把握。不管是否从事新闻工作，学习新闻史都是重要而有益的。 新闻史以时间为顺序，研究新闻界历史上一些比较著名的事件，和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新闻事业史，是指从19世纪初到今天这不到200年内，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新闻事业渗透到中国并在国内逐渐扎根生长的过程。如果按照新闻观念的演变历程来划分，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中国报业的幼芽顶着巨石生长起来，并走向现代化；辛亥革命后到30年代及30年代到49年，使新闻本位的时代，也是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更是我国新闻业与革命全面结合的时代；而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非市场化阶段和79年到现在的信息化、市场化阶段，是全方位思考新闻规律和新闻传播

西方文化历史的简介

一，“西方”和“西方文明”的概论 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许多新词汇，大多与两个人相关，一个是严复，一个就是梁启超。如果说严复创造的许多新词汇后来还基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话，那么，梁启超在清朝末期创造出的许多新词汇，语义则往往是飘忽不确定的。梁启超早在30岁之前就因为参与变法运动而闻名中外，他当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召感力是十分大的。但是，他这样的年纪，常常使他自我把握不准一些词汇的语义内涵，这，可以通过他的许多著作看得很清楚，大概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通过梁启超的创造而后来在中国社会中广泛流行的许多新词汇，曾经给中国思想文化界造成过许多麻烦，这一点，现在的人们应该高度注意到。 “西方”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本是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并不指国家文明文化。19世纪末期，张之洞等人将欧洲地区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称之为“西学”，大意是指“西边国家的文化”的意思。 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开始在《时务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时评《变法通议》，当时，他将我们现在所说的欧洲定名为“泰西”，“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但是，他又在该文中说：“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同上），他这里说的“西方”，同样是指的欧洲国家的意思，这样，“泰西”和“西方”的指意就重复了。后来，人们在传播梁启超思想的时候，慢慢的约定俗成，就将“西方”指意成为了“欧美国家文明”。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从文明文化角度所说的“西方”，是由梁启超最先创造的。 也许令许多人所想不到的是，现在中国文化人经常挂在嘴里的“西方文明”，无论在中国词典里还是外国词典里，都是没有的，这个组合词汇至今尚还“年轻”！ 我们中国人现在常常说的“西方文明”，主要产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与当时中国留学日本的人员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人物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影响相关。日本的“文明（ぶんみぃ）”一词，是直接从中国《易经》里取出来的汉字，仿汉语发音，意思也与中国易经中说的“文明”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历史上很少使用“文明”一词，而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中使用的“文明”一词，则主要是指与一种文化相应的历史社会形态，当时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将“文明”词汇引入进了中国，这真可谓是“出口转内销”。之所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热衷于谈论“西方文明”，这和当时社会上的文化人普遍关注和比较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文明文化的异同性质问题直接相关。但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西方文明”，却与西语中的occident（欧美国家）还不是一回事情，却与外国人说的hesperiacivilization （西方的文明，意指希腊语境中的“罗马社会，此语境产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很相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崇拜西方的中国人接受了一些妄自尊大的西方学者的思想价值观，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西方文明”这个词汇指意着人类的“先进文明文化”内涵，这就如同德国哈拉尔德·米勒说的那样：什么是“西方文明”？对于一些具有冷战思维的西方人来说，这个答案是清楚的，“…西方文明?的特征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人权、市场经济、现代化技术、典型的民主制度、公民权。…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是文化的多元性、政教分离、自由和宽容。……但是，现代所谓标准的西方民族国家，原先其实也是个人化的武力垄断，直到后来才变成现行的民主政体。”（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文明是谁—从“西方文明”的起源说起》新华出版社）。这就是说，将“西方文明”指意成为“先进、政教分离、民主、人权、现代化技术”等这样的概念，这纯粹是一些具有典型的冷战和霸权思想的西方人的思想，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文化”的概念，这，是今人所应该弄清楚的！

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周跃辉 2013-1-28 14:35:00 来源：学习时报 2013-01-28 第02版：当代世界西方国家城市化所走过的将近三百年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8世纪中叶—1950年：工业城市化阶段 农业文明从乡村开始，而工业文明则发轫于城市；城市脱胎于乡村，而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却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18世纪从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城市的初始形态——城邦与城堡——开始从政治管理中心和军事防卫堡垒，转向以工厂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体形态的经济中心。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 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1850年的 11.4%上升到1950年的 52.1%。1950年，英国达到 79%的城市化水平；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此阶段皆成功地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美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为 64.2%，德国为64.7%，加拿大为60.9%，法国为55.2%，瑞典为65.7%。当然，西方国家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城市病”。环境污染、人口拥挤、城市犯罪及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因此，西方主要国家从 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1950—1990年：逆城市化阶段

我所理解的新闻学新闻自由

我所理解的新闻学——理论篇之7新闻自由 写在前面的话： 在这样举国沸腾的日子里，还是有很多同学找我问复习的问题，可见大家学习热情之高。很多人已经着手在复习专业课了，这是件好事。但我发现，不少同学问的问题都不对头，方向、大略、细节、方法都是不着边际的。这样下去，势必缘木求鱼。于是我找时间写了点具体的东西，贴在这里，希望能对需要的人有些帮助。若有写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也欢迎跟贴提问。 最后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请大家不要再发站内信息了，太多了我实在是看不过来，不能一一回复。且很多问题是有共性的，请大家跟在帖子后面吧，我也可以集中回答，此外很多论坛里的好心人也会帮忙的。请大家体谅！ 刘翔受伤了，我很难过。但是答应大家的事还是要坚持完成，今天来说一下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个非常大的论题，知识点好背，但道理不好讲。与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类似，新闻自由也属于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理解核心概念最怕什么呢？最怕标签式解读。就像一提到张艺谋的创意，很多人（包括很多媒体）马上就想到红灯笼、敲大鼓、兵马俑一样。现在有些同学一提新闻自由，马上就会皱眉头或者撇嘴。你们去百度这四个字，也能发现很多颇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新闻学专业的研究者（考研的同学也应当提前进入研究者的角色，对自己严格要求），就不能满足于这种街谈巷议式的言论，肤浅或深刻暂且不谈，参加入学考试，我们要的是严谨与规范；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说，面试的时候坐在那和老师们一聊，你的见识要是和胡同口不识字的老太太们没什么两样，校方录取你干什么呢？关于理论的书千千万万，为什么选高教版的这一本作为教材？因为它相对严谨。我们从严谨的教材中吸取养分，答题时才能自圆其说。自圆其说，乃是最低层次的学术要求。所以，这一章我们可以广泛联系新闻理论的其他方面，复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整体性。在看我写的这篇字之前，大家可以先拿笔，把这个当成论述题在纸上写一写，看看都能写出哪些要点，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之后再加以对照，印象就深刻了。 我们知道，新闻自由首先是一种政治权利，而任何人都懂得新闻自由不能和为所欲为划上等号，法学修养再深一些的人还会说，自由是和责任相伴而生的。但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自由主义本身是一套关于社会、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论，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历史的概念。在最新的译著中，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被称作“自由至上主义”。至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有条件的同学，还是应该去读一读新闻学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就会明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核心精神——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也就是认为，媒介是“社会公器”而非政治家手里的“利器”。但“社会公器”这个概念能不能进入我们的理论体系呢？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我会详细解释。如果你非常坚持，一定要把它写在卷面上的话，那么专业课你就别想过了，这属于很严重的认识问题。下面我们来看新闻自由的具体方面。 首先，在纸上马上写一遍“新闻自由”的概念，如果手头没有笔和纸，就闭上眼睛想一想。然后检验一下你的答案中有没有“宪法”两个字，因为这是个概念中的关键词。要记住，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我们一般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相对完备规范：“新闻自由，亦即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笔记和考研真题详解-新闻统制的建立与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圣才出品】

第九章新闻统制的建立与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发展 9.1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国民党新闻统制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1．新闻统制制度的建立 （1）1927年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后，立即实行以统制为本的新闻政策，并利用政权的力量、通过法律手段，很快就建设起一个以统制为本的新闻法律制度，简称新闻统制制度。 （2）1928年国民党政府建立不久即发布开放“言禁”的通电。同时又提出“以党治报”的方针，要求国统区所有新闻事业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据此，国民党及其所谓国民政府制定与颁行了一大批实行新闻统制的法律、法令，建立新闻统制制度。 （3）“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进步新闻

宣传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大量汲取了德、意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新闻思想与经验，以进一步严密控制新闻界。 ①效法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的原则，利用民族危机，大肆鼓吹和提倡“国民”“国家”“民族”等抽象观念，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凡是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一律以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由予以取缔与镇压。 ②加强新闻界自身的控制力量，利用新闻的力量来实行所谓的“科学的新闻统制”，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改造新闻事业，将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统筹规划、统一管制。 据此，国民党政府自1932年起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闻检查的法令，将出版后审查制度改为出版前检查制度，史称新闻检查制度。 （4）国民党统治建立之时，正是中国广播事业进入蓬勃发展之日。广播法规的制定与颁行，也是国民党当局在这一时期新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公布《无线电台管理条例》，并设立无线电管理处，管辖中国境内和国际间包括广播电台在内的全部无线电事业。相关的职能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广播电台的经营做出规定。 2．抗战爆发后新闻统制制度的日趋强化 战时新闻检查法令的大量颁布和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日趋完备，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新闻统制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抗战爆发后，鉴于中国进入战时状态，国民党政府“名正言顺”地颁发了一系列战时新闻检查法令，建立和健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城市发展史读后感

城市发展史读后感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城市发展史》读后感 《城市发展史》是美国着名的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着，着重从人文科学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发展，并展望了远景。内容包括：史前的城市，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诞生，古埃及城市，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从多角度综合地研究了城市发展史，并对今后城市发展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对学城市规划的我们，无论在理论学习上还是思想都上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城市的演变过程——起源、发展、蔓延 一、城市的起源 “为了让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能包括有机界和人，乃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出路”。这正是芒福德编写此书的目的。 “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这源于古人类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里，他们需要寻求比实际生活需要更有力的促使古人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聚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连续的聚落。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抚慰他们的灵魂。所以为什么在去一个大城市的时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陵墓是就可以理解了。而促使城市形成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岩洞，被认为是最早的空间，不仅是居住地也是艺术和礼俗活动发生的地方。而这两种因素的共同协同作用便促使了最初城市的形成。 芒德福说“城市首先是具备磁体功能，而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村落的基础是食物和性，而城市则该是能够：追求一种比生存更高的目的”城市或者说人类聚落的最初雏形期，往往不是源于居住而是源于祭祀活动，而这种活动地点作为一种磁体，就已经把一些非居住着引导此地。如罗马，耶路撒冷等古城仍然是并且继续追求这写原始目的的。总之城市一开始就是外向的，就是能够吸引和容纳陌生人和陌生因素的而不像乡村那种较为固定，内向，并敌对的对待外来事物。 在其论述中认为旧石器时代是一种具备男性性格的，粗糙的，以狩猎为主的具有强攻击型的社会结构，而新时期时代，则是以定居为主以女性的阴柔性格为主的时代，并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而真正的城市起源源于这两种文化的联姻，而城市作为一种包容的有磁性的容器，使城市中生发各种活动，使城市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在其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总要受控于一些具体因素的影响，比如王权、商业、文化等，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物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 王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所谓城市，是指一种新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它不仅带表了当地的人们，还代表了城市的守护神，以及整个井然有序的空间”。而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称王把自己神化使自己统治公共并赢得其信赖成为可能。”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