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是中国转型的价值依托资料

儒家重修身，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做多大改变，这正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相反。

儒家的问题主张等级制度优点德育教化

儒道法墨都有可取之处都有糟粕独尊任何一家都有问题

儒学只适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法道墨的精华结合

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现、创造与创新的要素本体，包括任意的物质形态。价值在很多领域有特定的形态，如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经济学价值，法律价值等等。这些价值的存在是人在不同领域发展中范畴性规律性本质存在。

价值包涵人的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包涵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发展。人创造自我世界的一切发展即有价值，价值的核心本质内涵是自由人。人创造自我的存在即为自由人。人本身是价值的根本对象，人即价值本体，人的行为即价值源泉，人的发展既为价值结果。

就是过去都是以资源大量消耗与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经济方式不利于持续发展，所以必须转型，要创新，通俗的讲，低消耗，以机代手。

中国转型：常修泽：我认为中国需要一波新的转型。第一波是社会制度的转型。就是1949年乃至到1956年的社会制度转型，然后是近32年的经济管理体制转型，现在我认为要推进第三波转型，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这方面的转型，这是中国现在需要的。

研究中国的中期发展问题，包括“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必须要跳出狭隘的眼界，尤其要摆脱既有的惯性思维，着力从历史和世界大视野审视中国未来几十年如何实现第三波转型，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的阶段性发展方略和阶段改革方略。

中国面临第三波转型

从历史和世界大视野审视，中国现在面临第三波转型。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

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中国的现代史是从1919年开始的。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人民当时是站在哪里呢？笔者说“站在世界的边缘”。当时，本来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但是非常遗憾，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以1956年为标志，由新民主主义模式转为苏联式的社会模式。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是“流星”，很快闪过去了，闪过去之后就堕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标志是1978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世界上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应该着眼于未来，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从更大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下一波转型，第三波转型，应该转向哪里呢？笔者在《第三波转型》中提出三条：

第一，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是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考察当代世界，中国被“边缘化”的问题十分严重。例如，拿货币来说，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有可能一两年后变

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货币体系里面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地位，这很不相称，很不匹配。其他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屡见不鲜。这种“被边缘化”的局面能继续下去吗？思路一打开，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

# 第二，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交融的一面，但也有很深的隔阂。比如，日前对上海、杭州等地出现中外混血青年的议论较多，有的人甚至是贬斥。我们的现代文明跟人类的进步文明还是有很多隔阂。去年故去的人类文明理论家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冲突》，笔者的论著中，没有用“冲突”而是用的“隔阂”一词。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虽现在还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但是应该通过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现在世界上，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斯宾格勒的“活力论”，有汤因比的“成长论”，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均衡论”，等等，笔者提出是不是可以探索一下“未来文明融洽论”。因为，中国如果要先一步真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那么就必须由隔阂走向融合。在浙江，笔者一再讲，有“三个浙江”：本地浙江、中国浙江、全球浙江。到世界看看，多少浙江人啊。要有前瞻的眼光，共同打造人类文明。

第三，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归纳笔者的思想，概括成24字：“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国要振兴，要复兴，但是不应该放肆，不应该傲慢，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要交融，但是不阿谀、不卑下。之所以一开始讲中国的“第三波转型”，就是试图为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在中国“第三波转型”的长远背景下，“十二五”期间中国如何发展？笔者认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方略应实行八字方略：“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儒家禁锢）

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转换中，其中之一，就是由生存型阶段向“促进人的发展阶段”转型。适应阶段转换，必须抛弃“GDP至上”的惯性思维。在2009年6月国务院研究室召开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发展战略专家会上，笔者建议用HDI（人类发展指数）作为新的重要考核指标。根据笔者在《人本体制论》阐述的内容，这里强调四点：

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从横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该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人民”。近年来，有一个流行的话叫做“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理念只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谓“多数人”，不妥。你不让哪些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所谓“少数人”是谁？应该讲“全体公民”或全体纳税人。就实际来说，在人的问题上许多工作没有做到位，尤其是而对弱势群体，比如城里的下岗职工、农村的贫困农民、几千万残疾人，这都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这凸现出对人的边缘关怀或者低层关怀的缺失。而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比较严重，要改变这种格局，尤其需要边缘关怀、草根关怀。贫富差距大当然令人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这种贫富差距过的格局补制度化、定型化。只要不固化就有办法调过来。一旦贫富格局固化，那么国家就很危险。要给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提供一个上升的通道。

从纵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从内核

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需要，特别像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老百姓生活进入小康之后，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总之，新时期人的含义可以简单概括成9个字，“全体人、多代人、多需人”。

#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体实质论”。现在人们虽然都讲以人为本，但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一种是工具论的以人为本，一种是实质论的以人为本。两千多年前，齐国宰相管仲提出“夫霸五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管仲将“本”和国家挂钩，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仲非常有先见之明。但是，管仲的出发点是“霸王”，就是为了齐桓公称霸，为了统治者的统治，为了执政者的利益。为了统治而对老百姓好，实质是一种“人本工具论”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特意在旁边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人个”。就是说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思想是着眼于一般人、着眼于个人、唯一者的。

既然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而且这两点都有鲜明的表现，那么，都要问一下，你到底是哪种以人为本观？我们应该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

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提升。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的人本还属于基本面上的，要通过解决就业、减贫、社保等基本需求，发展到使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现的高端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文化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社会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政治成果。要“渐进性”提升。

双线均衡：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十二五”乃至“二五”这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市场化和公正化这两条线不是水火不容的，是可以兼容的（搞市场化未必不公正，寻求公正也未必抛弃市场化），尽管兼容难度很大。未来发展转型当中，我们要学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这“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是把“两个鸡蛋”打破。2009年以来，有的地方用各种名目把民营企业挤出来（据说浙江经资被挤出有几千亿之多）。本来，国有资本的配置包括“进”、“退”是有原则的，但是近来国有次本却出现了不合理的“无边界扩张”倾向。这导致国有资本的配置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局。这种“变局”究竟如何发展，会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大变局”？同时，在权贵资本假借行政权力干预之下，经济的托拉斯倾向也在出现。这些环节是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思路吗？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同样，要是打破公正化这个“鸡蛋”，很可能出现动乱。老子《道德经》里说：“知常容、容乃公”。我们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呢？怎么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讲“知常”，关键在于掌握这个“常”，是常规、是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会大，才能够公平、公正。

绿色：由“环资启蒙”向生态社会

环境危机这个问题很尖锐，中国一年排放60多亿吨“碳”，受到关注。环境危机又影响到人的健康和发展，作为人本主义者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环境资源的初步

意识，下一步应向生态社会转型。强调绿色发展，主要有四个途径：

第一，向技术要绿色。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改进技术装备、研发新技术来节能减排。环保产业是一个大产业，其中的商业机会非常丰富。

第二，向结构调整要绿色。特别是产业结构，一个是二三产业之间要调结构，一个是第二产业内部也要压缩耗能污染产业、门类，向结构要绿色。

第三，向政策要绿色。政策或者政府的制度安排要的所作为，比如说提出一些相关政策，或者至少形成一个方案，例如推出“环境税”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举措。环境税背后不是市场力量，是政府的力量，这可以成为整个节能减排的重要管道。

第四，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市场的力量关键就是环境产权制度。二氧化碳，千百年来都不是商品，没有产权，但是自从有了《京都议定书》框架以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要有减排指标，假如超过了指标怎么办？通过节能减排；有富余指标怎么办？最终出现碳产权交易。因此，未来有必要通过环境产权，给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按上一个环境产权的“马达”，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进行“倒逼”减排。

创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浙江有个阿里巴巴，所信息化和工业化串起来，对笔者颇有启迪。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尴尬，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尴尬，就是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但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过去30年，我国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创新不足。比如，2007年最新的数据，PCT（三方专利），美国是5.2万件，中国只有0.54万件，恰好是美国1／10。我们13亿中国人口啊，才相当美国的1／10。下一步应该向创新高地转变，由制造向创造转变，这才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战略。

这一点对浙江发展亦非常重要。浙江经济“块头”已经比较大，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两万一千亿元，如果按9%的速度计算，2009年将达到两万三千亿、两万四千亿元。一个才10万平方公里、5000多万人口的地域小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大陆位居第四的经济大省，确实不容易。但是，浙江的两万多亿元生产总值，相当部分是靠着新辛苦加工制造出来的，现在必须研究向“阿里巴巴”学习，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型。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浅谈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浅谈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众所周知，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思想核心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社会价值观。说到儒家，肯定不得不提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孔子的思想可谓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而作为孔子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仁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孔子思想中核心的部分。 一、仁学的发展 仁学思想最早是有孔子提出来的。出生在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混乱时代，孔子目睹了太多的惨剧和暴行，各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轮番上演。这种情况下使得孔子深刻的了解了各阶级的思想和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了仁学思想。“仁”作为一种人格修养,其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就是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性升华自身人格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之后，孔子把这种对高尚人性的追求推广到整个社会, 这使得“仁”发展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理想。 后来，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把仁爱从人推广到万事万物,这一转变极大的丰富了仁爱的内涵, 这是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又一次的进步和提升。 其后从汉朝开始，仁学思想随着朝代的更替也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到了宋明时期,儒学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的“以生论仁”更加深化了仁爱的内涵。由于先秦的道德范围局限于人和社会，“以生论仁”

便打破这一禁锢，使仁学第一次具有了生态哲学的意义。这一创举也体现出了一种天人一体的仁学宇宙观,，达到天人的完美合一。 晚清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 开宗明义地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 这不仅使仁学获得了新生，更是把仁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代社会的许多思想也是继承仁学思想不断演变来的。和谐社会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倡导，其实早在古代,这种意识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自商周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就将“大同”思想作为奋斗的指引。如今仁学也必会随着人们追逐和谐社会的步伐继续发展。 二、仁学的思想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总共出现了一百零八次，而又多出自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之口。其中讲得最为清楚的是颜渊问“仁”的部分。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表现出“仁”的基本内容是约束自己的行为来符合礼的规范，不合礼的事不去看，不合礼的话不去听，不合礼的事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接下来，就仁学思想的几个主要部分做简略的阐述。 （一）、仁者爱人 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这里可以将“爱人”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近、相趋、相合。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9-14 08:07:00 ] 作者：程嘉宏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 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

浅谈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浅谈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历史的车辙延续到今天，褪去了浮华之后，留下的是精华的沉淀！ 悠悠千年，历史的光辉星星点点，多少人物，多少辉煌，多少往事......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与融会，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西方物质文化，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物质主义的发展到了今天却表现出了很大的缺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道德沦丧，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陷正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那么现如今，儒家文化的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又能为社会做出哪些贡献呢？ 一、道德价值 （1）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2）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3）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崇高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与当今的法制并不冲突。严格来说，一个具有崇高道德思想的人，必不会触犯法律，危害社会。虽然儒家规定的那一套严格的的道德体系在当今社会并不适用，但其道德价值却不容忽视。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在孔子的一生中，从15岁“志于学”开始，到70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 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

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关系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5)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主旨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为“仁”。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到处留存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之精华“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历经中国历史沧桑巨变，发扬光大，对中国现代社会依然作用显著。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作用“仁政”学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论，其“仁政爱民”、“民为贵，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有助于国家引以为鉴，规范自身施政行为，规范社会统治和管理，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无数适应时代的优秀观点理念，成为现代统治者、管理者和广大民众相互监督、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意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培士理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的修身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求实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儒家思想对促进统一、和平有现实意义 “国泰民安”是任何时代国人的期盼，其前提条件是国家统一与和平。儒家思想充满了统一、和平理念。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这当然是希冀封建王朝的大一统。今天，我们仍需要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集权政治，反对地方分裂主义、反对战争。同时，儒家思想之“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当今社会处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符合儒家思想中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中国儒学发展史

诸多名家推介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最新力作——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三卷本） 黄宣民、陈寒鸣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 目录 上 序刘泽华 绪论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第一章孔子和早期儒学 第一节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附录一】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附录二】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第二节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第三节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第四节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第五节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附录一】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附录二】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第六节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第七节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附录一】郭店楚简与《中庸》 【附录二】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第八节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第二章秦代的儒生与儒学 第一节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第二节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第三节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第四节“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第三章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 第一节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节“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第三节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第四节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附录】汉儒谶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第五节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第六节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第七节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附录】《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第八节《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第九节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第十节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中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经学与玄学 第二节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第三节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第四节注疏经学 第五节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节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像 第七节敦煌儒学 第五章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 第一节“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第二节“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第三节儒学趣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第四节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五节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节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第七节书院儒学教育 第八节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第九节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第十节陆学的立世精神 【附录】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第十一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第 十二节“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附录】宋儒孟子观述论 第十三节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第十四节《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第十五节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第十六节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第六章辽金元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第二节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第三节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第四节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第五节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 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 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

研究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研究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一、儒家思想之“以仁为本”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本”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一直围绕着一个“仁”字，那就是怎样使人趋向“仁”。什么叫做仁?实际上是什么叫人的问题，因为“仁者人也”。把仁当做一种思想理念的最深准则其实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把仁作为实践中的引导理念并且让仁融入于各种道德中。孔子的仁说是将自尧舜以来继承下来的先王之道归属为仁之道。如果从《论语》为核心来分析仁的意义的话，就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克己，对外爱人。儒家文化觉得民是国家之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要以民字作为首要。孟子指出“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因此，儒家思想把用贤作为是企业管理盛衰成败的关键。 (二)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以仁为本”的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将儒家文化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应用在企业管理，将“以仁为本”作为企业迈向成功的管理准则。“以仁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是以人本理念为前提的，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准则，它要求的是管理行为的人性化。这样的话，现代企业管理中怎样去应用“以仁为本”的思想，融入“以仁为本”的准则呢?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可行的： 第一，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在企业管理中采取“仁治”以稳住民心。第二，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还需要设立起一套合理科学的激励制度，为职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孟子主张教化而治，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三，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更加要积极开展对人才的挖掘、人才的运用、人才的培育。儒家文化认为，为政之本在于兴贤。企业应该发挥员工的自尊、自爱、自强心理、主动性、事业心、创造性与成就欲，使员工的内在潜力得以发挥。然而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光只能通过制度的约束，管理者也应该通过多和员工进行思想沟通和需求的满足，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设计与实施，来让员工自觉的与管理者共同把工作做好，共同1 发展企业。 二、儒家思想之“以义统利”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义统利”的理念 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儒家“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中的“以义统利”引领着管理者处理好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 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儒家所谓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既不是狭义的金

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学，自东周春秋时期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的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伴随着全球祭孔的声势浩大，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也愈发激烈。来自中华网社区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946078.html,/ 在笔者看来，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价值 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渊》）。这就表明，“仁爱”是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为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儒家的众多关于“孝”的论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身求道，舍生取义。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激励了一代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舍身为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儒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及发展有其深远影响。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促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人思想为历朝历代所倡导。批判的继承其思想，对于个人德行修养有其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经影响了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孔子的教育思想还具有很大的终身性，即提倡“学不可以已”。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这是他对自己学思历程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一生中，由十五岁“志于学”开始，到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而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其后，宋明理学将儒学的教育思想继承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终身性，如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应当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教育，对当代人的价值在于思想价值观的修正。比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主义精神，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存高远……这些都对现代教育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三、政治价值 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主张“德治”“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儒家还提出廉政的思想，孟子提出了要“仁民”的政德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政清廉不仅自身廉洁，还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为民兴利等。现代的廉政建设也不妨借鉴一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官位不是为自己牟利的机器，而是为百姓造福的手段。 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对于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以“王道”对抗“霸道”，也正是儒家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四、科学、经济价值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本书可以完全概括的了。从儒家文化经典到儒家文化遗址，这些物质文化范畴的东西是我们现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科学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一些文化遗址，如孔府、孔庙、孔林等的开发还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推动了一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而应该批判的继承加以吸收，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发挥儒家文化应有的现代价值。 /来自中华网社区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9460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