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英格尔斯的个人现代性理论

第四节：英格尔斯的个人现代性理论

注意：英格尔斯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不像以往的社会学者仅仅停留在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领域的研究，而是侧重于研究个人的现代性。

人们片面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作用，实际上蕴含这样的结论：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决定个人，个人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结构与制度。

事实上，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因此从现代化研究来说，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个人层面，即强调在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层次研究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强调现代化研究必须以普通人为核心，探讨这些人在遇到新出现的现代秩序中的新机构----工厂、城市、大众媒介、正常、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时的体验。

一、个人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

1.人的现代性并非现代化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赖以进行并获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

一个国家可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制度、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执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那么现代化的失败或畸形发展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国民的现代性构成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

2.个人现代性构成了现代化的目标

现代化追求经济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人的发展与人的，而个人现代性体现了人的解放与人的发展的要求。

即现代化之所以有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它能把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提高个人的创造性，扩大他们在社会中的参与，增加他们的个人价值感和尊严感，推动个性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的目标的实现。

二、个人现代性的特征

个人现代性是很多性质的综合，而非某一种特质。

1.现代人的性格可总结为四方面：

在《迈向现代》书中他认为，现代人的性格可总结为四方面：是否信息灵通、是否参与；是否拥有相当明显的个人效率感；是否深受传统的影响或非常独立自主；是否易于接受新经验新理念（即是否相当开放，在认知上具有较大弹性）。

2.通过跨国的、跨文化的研究概括个人现代性的12个方面的特征：

——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与变化；

——头脑开放，尊重不同看法；

——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注重效率、效能，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

——注重计划；

——尊重知识，追求知识；

——相信理性及由理性支配下社会；

——重视专门技术；

——敢于正视传统，不唯传统是从；

——相互了解、尊重与自尊；

——了解生产及过程

三、促成个人现代性的因素

1.为什么个人具有现代性？

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现代性是一种天生的倾向；现代性主要在人生的早期形成，其中家庭起主要作用；现代性是特有的文化产物。英格尔斯则认为，个人的现代性是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人从社会中习得的成果。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格的基本特征在人格发展的早期形成，人们一旦进入成年期后，要使他们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的希望很少。而英格尔认为，在适当环境下，任何人在成人后都可转变为现代人；后期的社会生活经验比早年家庭甚至学校的影响更为重要。

2.对个人现代性具较大影响的因素

①教育。学校教育无疑是促成个人现代性的强有力因素，但其作用不能无限夸大。

②工厂工作经验。这对农村学生和受教育较少的人产生的影响大于对城市出生且受教育较多的人。

③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即工业职业并非使人现代化的唯一职业经验形式。

④农村合作社。这对参与其中的农民的现代化也有较大影响力。

⑤父亲的教育、家庭的环境。虽然这两者的熏陶对个人现代性形成的直接影响不大，但间接影响是重要的。

3.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①人们通常认为城市生活是促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但英格尔斯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并非促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的具有独立影响的因素；

②种族与个人现代性关系不大；

③宗教信仰与个人现代性关系不大；

④学校的性质和工厂的现代化程序对个人现代性只具有很小的作用。

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

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1) 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玛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哈贝玛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他主张保存和发扬现代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素,而对现代性带有压迫性的成分则加以批判。他对现代性的讨论大致在以下四种范围内进行:一、社会科学方法讨论;二、社会理性;三、当代伦理和道德哲学;四、自由民主国家的合理性。 哈贝玛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经验描述,而是一种文化政治阐述。他继承了战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传统,从实际认识论来肯定现代性。他提出,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是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既是能动思想者寻求自我解放的条件,也是整体社会在反压制和反压迫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哈贝玛斯的文化政治理论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交际行为和理性”理论中。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反强制”为其价值理念,以“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为其问题核心。在哈贝玛斯的文化政治理论中,“价值”和“问题”是紧密相联的。哈贝玛斯把理论界定为一个有关于道德的社会概念,一个关于人们民主交往合作的概念。人们由于相互理性地陈述见解,交际协作的需要,而把自由确定为一种必须相互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的道德关系。人们必须在这种无压迫强制的道德关系之中,才能通过明达理性相互理解,获取共识。话语理性和话语伦理是现代公众领域独立运作的条件,是现代公民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民主理念合理性的根本依据。 一、从主体理性到主体间理性 哈贝玛斯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因此,这一理论又常被称作交际行动和理性理论。在哈贝玛斯那里,从交际来认识理论和行动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厘清现代性的一些正面价值和作用,并且批判现代性的一些负面表现和影响。哈贝玛斯对现代性的二个方面作了重要的区分。一是文化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价值,二是现代性社会过程中对理性的偏面运用。这二个方面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应当用第二个方面的偏误来否定第一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以现代文化的理性价值作为认识西方现代性某些负面作用的批判基点。哈贝玛斯指出,现代文化之所以可贵,全在于它有助于形成“理性生活世界”。 什么是“理性生活世界”呢?哈贝玛斯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在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话语所包含的“正确性主张”(validity claims)中去寻找。一个人对他人表述自己的见解,他的话语之所以能被对方接受,必然是因为其中包含某种可以得到证明的理由(redeemable validity claims)。这些理由必须是可辨认的,同时也必须是可兑现的。在哈贝玛斯那里,“交际”并不仅仅是让某人相信某事(即“说服”),交际是与某人共同享有对某事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必须理解为一种相当脆弱的人际间相互承认关系。人们在谋求对某事的共同理解时,不仅要提出主张,更需要澄清隐含在主张后面的前题。只有一方的前题被另一方认可,共同理解的通道才会打开。打开这一通道靠的不是强迫,而是理性的裁决。“交际理性”的关键是“交际自由”。交际理性指的是存在于交际行为言语之外的胶合力量。而交际自由则是对他人言语行为说“是”或“不”的基本“权利”(1984:第152页) (文中凡引述哈贝玛斯著作处,均在括号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标明)。 哈贝玛斯看到,现代理性世界有正负两种不同的发展。正的方面是,随着理性世界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领域摆脱了传统或权威的摆布操纵,而通过理智协议来取得共识。负的方面是,由于社会越来越理性化,社会也越来越偏向从功能运作追求理性发展。这种偏面的理性发展表

多元系统论中的规范概念

2008年9月 第31卷第5期 外国语 J ou rna l of F oreign L anguages Sep tember2008 Vol.31No.5 文章编号:1004-5139(2008)05-0064-08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多元系统论中的规范概念 张南峰 (岭南大学翻译系,香港屯门) 摘　要:多元系统论从超然物外的描述性视角来研究支配翻译活动及其它文化活动的规范。规范有模糊性、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一个时期,甚至一个译本,往往有不同的规范在同时运作,这正是多元系统论所预期并且要尝试解释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认为它无法解释,那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作了简单化的诠释。关键词:规范;多元系统;翻译;描述性;规范性 The Concept of Nor m s i n Polysyste m Theory CHAN G N am fung (D ep a rt m en t o f Tra n s l a ti o n,L i ngnan U n i ve rs ity,Tuen M un,Ho ng Ko ng) Abstract∶Polysystem theory l ooks at nor m s that govern translati onal and other cultural activities fr o m a descri p tive pers pective.The m selves a polysyste m,a variety of nor m s operate si m ultaneously in a peri od and even in a single text. This is exactly what the theory p redicts and sets out t o exp lain.Only a si m p lified inter p retati on would lead t o the conclusi on that it is unable t o do s o. Key words∶nor m;polysystem theory;translati on;descri p tive;p rescri p tive 21世纪以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学界日趋流行,许多研究者译介、阐释或者应用这个理论,还有不少学者把它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检验其解释能力。但是,一些论文有时似乎表现出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例如认为多元系统论假设一个译者或者一个时期必然要么归化要么异化,假如归化异化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则证明多元系统论的解释力有所不足。另外,“nor m”这个重要概念的翻译问题,也反映出对多元系统论的认识尚有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深入地探讨一下nor m这个概念,有助于澄清一些误会。 1.nor m的内涵与翻译 埃文─佐哈尔指出,不研究nor m s,就“无法理解任何人类系统的行为”;因此,对cultural nor m s的研究,“是一切功能分层理论的核心”[1:13]。他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一文,目的之一是要探讨“翻译文学的位置对于翻译的nor m s、行为模式、政策可能有什么影响”[2:50]。他提出的假说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时,“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译文则与充分性会有很大差距[2:50]。针对这个假设,图里增添了“可接受性”(accep tability)这个术语,并补充说,译文倾向于充分性还是可接受性,取决于译者的initial nor m[4:56-57]。由此可见,nor m是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正如林克难所说,准确地理解了nor m的含义,也就掌握了描述翻译学派的精髓[3:15]。 nor m的汉译,林克难查到的有“标准”、“准则”、“规范”、“常模”,他自己则主张译为“行为常式”[3:15]。他断定,在nor m的以下两项定义之中: 46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初探 【摘要】关联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并就此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基于应用翻译具有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的特点，本文应用关联理论的相关原理，指出在应用翻译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应利用自己认知语境的各种信息知识推导出原文的暗含意义或交际意图，找出语境和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再以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为准则，对译文进行最佳关联的取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关联，实现应用翻译传递信息的目的。就此本文提出了应用翻译的一些翻译策略，如替换，改译，增译，补译，摘译或将信息重组等方法，以实现译文和交际目的的最佳关联。 【关键词】关联理论；应用翻译；应用翻译策略；关联性 一、引言 法国认知科学家sperber和英国语言学家wilson 从grice的合作原则和关联准则出发，提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论，成为认知语用学的基础。1991年wilson的学生gutt运用关联理论发表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gutt在文章中阐述了关联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的启示，提出了全新的关联翻译理论。最早将关联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主要是沈家煊，何自然等语言学家，之后赵彦春，王建国等学者应用关联理论对翻译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的学者提出，“关联理论效度第一的原则对文学翻译尤为不妥”

（王斌，2000），如果真如此，那关联理论对以传递信息和读者效应为主的应用翻译却恰恰适合。本文拟以关联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 二、应用翻译及其特点 应用翻译又称实用翻译，是一种实用性文体的翻译。方梦之曾经指出，“应用翻译包括政府文件、告示、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商贸信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广告、技术文本、科普读物、旅游指南等各类文本”（方梦之[j]，2003）。应用翻译主要以信息交流为目的。一篇好的应用翻译，必须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保证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中实现其预定功能。（nord，c, 2001:19-25） 从应用翻译的特征来看，“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是这类文本的主要特点”（方梦之[j]，2003）。信息性，是指这类文本主要传递文本的客观信息和形象；劝导性旨在唤起读者去体验去行动，如广告劝导人们购物，旅游介绍劝导人们去参观旅游景点，在功能上，出于功利的目的更倾向于译文而非原文；匿名性指原文作者大都处于匿名的状态，和文学翻译相比，缺乏“个性”，有一定的写作模式。 应用翻译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不是展示译语语言文化异彩的场所，不提倡所谓‘异化’和‘诗学效果’”（贾文波，2004：277），而应该尽量去缩小原语和译语由于文化，语言思维等不同所引起的

论中国现代性_杨春时

2009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2009 (总第192期)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erial No.192 论中国现代性 杨春时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 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 后殖民主义理论。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启蒙主义;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2-0005-07 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一直是颇多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启蒙主义与“新左派”有根本的对立,其理论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不同。本文就中国现代性做出论证,以反驳“新左派”的现代性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性缺陷 现代性作为现代的本质,一般认为区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我认为,更准确的是,其中社会现代性又分为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这样,现代性就具有三个层面: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也就是说存在着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人类精神的分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是由神学统治世俗的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都受到神学的压制,处于隐匿不彰的状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统治瓦解,神圣与世俗分离,感性和理性也冲破宗教蒙昧而独立,同时也产生了对感性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哲学、艺术等)。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和“诸神不和”,现代性由此发生。 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获得合法性,成为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和规范,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形成理性现代性。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又形成反思现代性。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神性,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09-01-30 作者简介:杨春时,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电气工程文本英汉翻译实践报告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电气工程文本英汉翻译实践报告在当前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联系愈加紧密,科技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作为科技领域的一大分支,其应用涉及到当前工业体系中的各个阶段,因此翻译国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域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同时也能够促进国内外科学技术的交流。本文所选的源语文本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Artin所著的"Stirling Engines for Low-Temperature Solar-Thermal-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一文。所选源语文本在词汇方面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和缩略语;在句子方面有着数量众多的复杂长句和被动句;在语篇方面运用大量代词和连接词以保持文本的衔接与连贯。本文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探讨了关联理论在科技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应用。将关联理论应用到源语文本的翻译时,译者要首先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其次要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语境,继而灵活采用拆分和整合,增补与省略,主动变被动,词性转换等多种翻译方法,力求将具备最佳关联的译文传达给读者。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发现关联理论对科技英语的翻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科技英语属于信息型文本,且内容之间有很强的逻辑性;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的过程,译者通过对原文作者写作意图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和阅读目的的理解,利用自身知识储备,找出能够将双方交际效果最佳化的译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综合使用多种翻译方法,以达到增强语境效果,减少读者推理努力

的目的,最终实现译文与原文在词汇、句子及语篇三个层面的最佳关联,提升译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中国现代性问题 政治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及建构途径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王丹泽 20134603008 【摘要】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文化矛盾，种族冲突，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境，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这些困境反映了人类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危机，其本质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同时，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矛盾，既有资源环境方面的，也有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方面的。以上问题的出现在不断的拷问着学者:中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现代性？中国应该如何走好现代化道路？这些问题都迫切的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探索和论证。现代性问题是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更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同时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当今学术焦点问题。本文就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及其建构途径进行了论述。文章首先阐述了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其次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我对中国如何建构合理的现代性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现代性，问题，建构 一、现代性的含义 从社会理论的常识看，现代性是伴随着现代化社会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就概括出现代性就是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属性。在后现代理论中，现代性是以文化哲学、社会批判、文艺审美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现代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就理性和主体性。但是不管如何看待现代性，它总是需要一定的理论背景支持。作为从哲学角度来认识的现代性，就需要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现代性。 综上所述，现代性是指支配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变迁的规范和理想，它的核心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由主体所支配世界的发展。 二、中国现代性的实质-----利害并存的“双刃剑” 每个事物都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并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才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国现代性也是如此。现代性的历史功绩是难以否认的，它促进了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民主法治，实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然而，现代性也是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生态灾难等，对于现代性我们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 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中国人在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时有一种急

关于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理论的综述

关于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的理论 摘要：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而在当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旨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回归，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视，人们纷纷回归到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吸取养分，并把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现代性议题重新纳入了讨论的范畴，本文将重点讨论早期的一些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的阐述与观点。 关键词: 现代性哈贝马斯理性化 正文： (一）前言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关于现代性的阐述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而且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德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立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看做古往进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的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的意识。而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关于现代性的定义是这样的：从根本上清除宗教神学笼罩在人头上的阴影，相信主体的力量，力求建立对世界内在的理性的解释，是所有的生活领域变成一个自在的有机组织。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及掌握现代性的理论，本文将阐述一些社会学家们的现代性理论并作比较。 (二) 主题 一般而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从时代的科学经验，而不是从美学经验中生发的。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发，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启蒙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科学既是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哲学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靠工具。”科学、理性和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

论多元系统理论

论“多元系统论” 一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观点 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佐哈尔于1978年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佐哈尔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多元系统论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讨。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1]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因此，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2]佐哈尔强调，他“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其实是有用意的，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所谓“动态”就是引入时间因素，考虑历时的演变与发展；而文学的“异质”则“体现在一个社会拥有两个（或者更多）的文学系统”。文学作品不是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的，而应该被视为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一部分。[3]文学系统被定义为“一个不断与其他秩序相互影响的文学秩序的功能系统”。佐哈尔声称，多元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不仅应该研究文学系统中的“名著”和高雅文学，同时也要研究儿童文学、翻译文学、大众文学等等。一个文本在系统内的地位是高雅是俚俗并非取决于该文本的“内在特征”，而是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多元系统”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二“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的新认识 概而言之，多元系统是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多元系统论带给翻译研究的一个启示就是利用多元系统论来研究翻译作品（翻译文学）在

关联理论视角下唐诗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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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 黄遵宪的《今别离》全篇集中突出了一个“快”字。转、驰、载、动、速、快等动词的接连运用，渲染出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种显著优势：超乎寻常的快速度。在现代快速度下，人的生活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快节奏。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换言之，速度等于空间距离除以时间长度。显然，现代快速度必然会意味着新的时空体验。人的“别肠”在孟郊时代随着那马车车轮“一日一万周”，但在现代火车时代又会怎样呢？黄遵宪开篇就告诉说：“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这直接道出了现代离别体验的新内涵：由于现代火车的车轮行驶速度远远快于古代马车车轮的旋转速度，所以，人的“别肠”也就会运转得更加快捷。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时空制度改变了，时空高度压缩，而人的离愁别绪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变得比古人更为新鲜、丰富而复杂。“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快速变换，人内心的忧愁在滋长。诗人不禁生起一种怀旧情绪：“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古代的车舟诚然同样“载离别”，但毕竟速度有限，从而时空转换也有限，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因为人的以往经验赋予其应对古代车舟速度的能力。但愈是缅怀古时的时空自由体验，就愈会在现代境遇下体会到“不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快速度，因此会加倍增生人的离愁别绪。“钟声”显然是现代的，是现代时间的象征物。“须

臾”、“及时”用“顷刻”三个时间词语的高密度重复出现，正突出了现代时间的迅捷变换特性。而时间的迅捷变换当然会催生出空间上的变化体验。“今日舟与车，并丈生离愁”两句，凝练地表达了全诗的基本题旨：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度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它导致时空高度压缩，加倍地增生人的离别体验。可以说，这首诗的焦点在于揭示现代交通制度转型在时空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离别体验的深刻影响，透露出诗人对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力的深切优虑。地球上不同位置间必然产生或大或小的时差，这在今天自然是平常事，但在黄遵宪时代，却是巨大的时空裂变。如果说上面这首诗讲述时空压缩如何导致离别体验的变化，那么，《今别离》之四则突出了由地球空间的阻隔而造成的相思错位：“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人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人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诗从东西半球间的现代时差，联想到现代人彼此相思时可能出现的空间错位状况。这种在全球性境遇中激发的相思错位联想，在古时自然是不可能有的。黄遵宪想象道，妻子思念远在西半球、三万里之外的丈夫，禁不住要追随他不畏险阻地跨越沧海。但想象中寻到他的卧室时，却发现他不在：“披帷不见人，

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 比起国内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文－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大的廻响”。1在台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标志。 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另一方面，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一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至没有关系。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恐怕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大陆传播不广的一个原因。最近，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不知能否引发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趣和热情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2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简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按理说，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为此，我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 1 1994年11月22－25日埃文－佐哈应台湾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之邀，在台大外文系做了两场学术演讲。参见2001年8月《中外文学》第4页。 2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党员个人年度学习计划

党员个人年度学习计划 党员个人年度学习计划 党员个人年度学习计划（一) 201X年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年。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跟上时代发展的大好形势，进一步贯彻、落实区卫生局、海城街道党工委的文件精神，以卫生改革为契机，紧紧围绕卫生院的中心工作，抓服务、促建设、谋发展，进一步发挥院党支部的服务功能，推动医院卫生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具体做好以下四点： 一、加强宣传，切实加强党性教育。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认真回顾、总结我院党支部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业绩，宣传我院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努力营造良好的院内氛围和内外部环境。我们一是： 通过定期举办各类学习班、定期召开月会，全面落实区卫生局、海城街道党工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加强全体党员和职工的思想、组织、医德医风等党性教育，努力开创我院党务工作的新局面;二是： 继续巩固和扩大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推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建设;三是： 充分发挥院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积极吸收优秀青年入党、不断壮大支部队伍;四是： 保持先进性教育成果，保证能以优良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工作方法、良好的工作机制，把扩大职工的工作进一步凝聚到全心全意为医院卫生院的再发展工作中去。 二、审时度势，注重新形势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确定医疗行业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有关管理办法，同时由于我院加大力度让利群众，严格执行有关收费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医院的直接的经济效益的收入。压缩了医疗的利润空间，为了保持优势，树立品牌，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院党支部要审时度势、把好利益关，引导医疗工作的正常、协调发展，特别是在政府的补偿机制还未到位之前，面对经营困境，我们将在保证集体不亏本的宗旨下，调整各个科室的分配比例，使广大职工的个人合理的基本收入不受太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医院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保证人才队伍的稳定;同时增收节支、控制经营成本，以服务、树口碑，不断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三、文明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文明单位坚持文明服务，为了进一步加强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我们院党支部要积极做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医院做好重点科室的形象建设，公开服务内容、端正服务态度。我们一是：向患者提供五声服务，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不明白有解释声、不满意有道歉声;二是： 根据《医院服务用语及行为规范》，对在岗人员的言行规范作系列规定，杜绝生、冷、硬、顶、推现象出现;三是： 定期聘请礼仪老师为医务人员进行规范服务和礼仪培训;四是：把好行风建设关，成立行风廉政建设专项治理小组，严把药品准入关;五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201X年内，我们打算更新200max光机、彩色b超机各一台;六是加强安全防护措施，进一步完善院、科二级质量控制网络，杜绝医疗事故发生，及时处理工作中存在的差错问题。党员个人年度学习计划（二) 一、思想政治学习方面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筑和谐社会主要精神为指导，在实践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尽管现代性（modernity）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但中国现代性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度现代性的关系究竟怎样，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梳理，尽管一些论者已经做了有效的开拓工作[1]。中国现代性是否有其独特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怎样，这个问题往往要么被回避，要么被仅仅纳入普遍的世界现代性描述中。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初步探讨。 一、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问题 识别现代性可以有若干不同途径，而相对来说最简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并抓住它的便于指认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性就有这种独特的特征。关于中国现代性，要说的方面很多。单说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含义，就够学者们写好多部专著[2]。这里不妨来直接追问一个看似简单然而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对于一个时时刻刻在体验现实生存境遇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中哪些新东西？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体验中，与古典性相对，现代性能带来怎样的生活新“特征”？他可能无法用准确的学术语言去阐述现代性的含义，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代性带给他的生活的种种实际影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才足以被称为与占典性不同的现代性？这确实值得认真追究。我以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 1．陈独秀论“近代文明之特征”。其实，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作了探讨，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借鉴和历史资源。尽管他用的术语是“近代文明之特征”，但实际上与我所指现代性的特征应是相通的，因为他关心的就是当时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现代特征问题。按照他的看法，现代性的特征应当是那些“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即最能够转变古典规范而使人心与社会都焕然一新的那些要素。这确实有道理。对于这种特征，他提出了“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3]（p10）。这“三事”都涉及有关人类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确实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从现代性的整体状况来看，显然还过于偏狭，未能就其他方面如宇宙模式、制度变革等提供更加全面的观察。 2．吉登斯论“现代性三要素”。可供参考的最近一个观点，来自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年）讨论了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动力品质”或“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首先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按他的分析，在“前现代”社会，尽管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计算和空间定位模式，但其共同点在于：时间和空间往往“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换言之，“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表现在，时间的“虚空”维度发展了。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是“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会发生深这一过程的最初标志： 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禁地，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4]（p18）吉登斯相信，现代性“时空分离”机制有助于世界的积极的“转型”，“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4]（p18-19）。时空分离导致了“时空重组”，世界获得了重新组织或构造的机遇。由此，时空分离的“深入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4]（p19）。按照吉登斯的乐观设想，当全球各种原来相对封闭和自主的文化，都消除了各自的时空模式而在同一种机械计时方式之下统一起来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地获得了重新组合或转型。 由于时空的分离导致时空的虚空化，就有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基本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

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 高鸿钧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理论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卢曼、米德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各种学说的阐释与分析、整合与扬弃，创立了颇具影响的沟通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本文无意对哈氏的庞大理论体系、复杂的论证过程以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全面评说，仅对其中有关现代性与现代法范式的观点予以概要考察和简略评析。 一、现代社会的法律及其危机 论及法现代性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韦伯。韦伯是稍晚于马克思的另一位德国学人，作为颇有建树的社会问题“诊断学家”[1]和社会学的“开山鼻祖”[2]，他以一种“学术的凝重”与“浪漫的激情”[3]，以“先知”般的救世使命感，在经历了“精神崩溃”[4]的痛苦心路历程之后，他运用了独特的类型学，对以西方为典型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研究，剖析了现代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取向，并指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路径。韦伯的社会理论涉及了法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对现代法治命运的诊断和分析尤其令人深思。 [5] 首先，韦伯以一种“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姿态，从考察人的行为及其赋予该行为以某种主观意义的动机入手，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合理功利预期的目的理性（purpose rational）行为；二是以某种信念和价值为依归而无实用目的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三是由感情与激情所决定的情感行为；四是由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支配的传统行为。[6]与这四类社会行为相对应，他提出了四种合法性秩序：一是法律型；二是价值型；三是情感型；四是传统型。他认为，法律型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基于相关人们的自愿协议；或者基于合法权威的强制。[7]在经验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一是基于“一向如此”惯性的传统型权威；二是以个人的“神性”与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三是依据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而行使职权的法律型权威。[8]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人们行为选择的倾向发生了转变：计较功利的目的理性行为取代了其他三种行为，成为主导行为模式。与此同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从其他型式转向了法律型。在他看来，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放逐神圣的“除魔”过程，是排除情感的非人格（impersonal）化过程，是驱逐内在价值张扬形式理性的过程，也是从神治、人治、德治转向法治的过程。 其次，就研究法律的路径而言，虽然马克思和韦伯都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但马克思后来把对法律的研究放在经济、哲学和历史之后，法律不过是附属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一。他通过对法律背后经济关系的研究，认为相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统治而言，资本主义法治存在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背后所隐藏的统治阶级意志，认为形式平等的法律掩盖了事实的不平等，而这种法律的根基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因此，他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现代法治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基本价值，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实现向无阶级、无法律社会飞跃，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彻底解放。像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把法律纳入了社会理论的庞大体系之中。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并不满足于对法律“本质”的揭示，而是系统研究了现代社会法律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现代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对现代法律的特征、合理性以及内在冲突进行了独立的解说。 韦伯认为，形式理性的法律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体现，是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个人借助这种一般的、系统的、明确的和包罗万象的“形式理性的法律”，自由地选择行为，合理地安排

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

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五四”以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相容性渐消，民族主义排斥了现代性。2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变革，取法苏联，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道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向，由西化而苏化，或转向民族本位文化，从而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反帝代替反满，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并且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试图借助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五四”激进分子大部分由取法西方转向取法苏联，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判“五四”的“欧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四”反传统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如新儒家、《甲寅》派、《学衡》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非遗老遗少，而大都是学贯中西（许多人留学欧美）的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五四”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一个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没有越过这个陷阱，他们由于民族主义而背弃现代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而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毕竟是少数，他们对现代性的执着并没有被历史认可。在当代，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丧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当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往往掩饰着对现代性的抗拒。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合法性，但这不能掩盖其反现代性的性质。因此，民族主义陷阱就更危险，更需要警惕。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因而民粹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二个陷阱。现代性意味着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这是由现代性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从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是现代性唯一所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对资本主义也有所保留，他们很难接受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自由竞争、贫富分化以及多党政治的格局，而试图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洋务运动不像明治维新那样发展私人工商业，而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