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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论文示范

无形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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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坚持社会公正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坚持社会公正,真正做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才智和工作积极性,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只有坚持社会公正,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贡献,得到其应所得,人们之间才能形成和谐相处的关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

关键词:基尼指数贫富分化收入水平有效对策

引言:“基尼指数”用于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程度,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这一概念。随后,国际上用此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由于其反映了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因此,基尼系数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的动荡。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指数若低于0.2,则表示收入绝对平均;介于0.2-0.3时表示比较平均;介于0.3-0.4时表示相对合理;介于0.4-0.5时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若高于0.6时,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①可见,基尼指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贫富分化越明显,社会越不稳定。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旦超过这个警戒线,即贫富差距巨大时,社会将变得动乱不安,仇富心态急剧激烈,一旦突破了个人的最后防线,那么他的犯意就会从心底里油然而生,从而导致他去犯罪,产生危害结果,后果将不堪设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升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改变,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②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向。据世界银行

①参考于http://www.wendangku.net/doc/528afc7ca26925c52cc5bf33.html/view/718336.htm

②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页

1997年报告,中国的基尼指数已达到0.415,而国内有关专家测算,这个数字现已超过0.5。2005年农民增收速度出现下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指数迅速逼近0.47,中国城市家庭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呈现两极分化。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76上升到0.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

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0.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②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可知,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来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1988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基尼指数为0.23,1995年达到0.33,2000年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甚至已超过了农村。将收入设定为工资、投资、补贴和福利,富人与穷人的收入结构在近年中呈现出反方向变化。

富人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样化和增值速度快的特点。表现为:一、工资外收入和资本收入,如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等在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与此同时,由于存在一些不公平的“逆向调节”政策,收入较高的群体往往能得到比收入较低的群体更高的福利分配。二、富人通常拥有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收益率高、增值速度快的特点。在市场规律支配下,货币资本收益愈益上升,更多的财富流入大部分富人手里,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穷人的收入来源则呈现出相反的倾向:逐步萎缩,价值递减。表现为:一、构成穷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福利和补贴出现萎缩,甚至丧失。90年代中期企业制度改革后,下岗失业、内退退休,企业不景气使得一大批城市人的工资收入下降或丧失。据国家统计局调查,③1999年,20%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另外,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使得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大宗消费负担更多地从社会转向个人,福利性、实物性收入渠道萎缩。二、非技术性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下降,收入回报递减。大多数穷人一般从事的是非正规职业,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远大于普通劳动力,非技术性劳动的收益率不可避免的呈递减趋势,更多的穷人面临失业的问题,收入水平不断下降,所得到的回报也极其微小,

①唐灿“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特征及分析” 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页

②参见《中国财政》2003年第8期第页

③唐灿“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特征及分析” 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页

导致他们更深度的贫穷。

第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消费需求出现断裂。

众所周知,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据我国目前状况来看,富人处于“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线上,而穷人则处于“勉强度日”的生活境况之中,日常饮食质量和消费水平与富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富人的消费结构主要侧重于享受性、时尚性,而穷人的消费结构则主要倾向于对基本生存和温饱的维持。基尼指数的升高,贫富差距的拉大,会导致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导致穷人羡慕富人的生活,富人瞧不起穷人的生活,激起富人与穷人的矛盾,最终恶化为仇富心态。

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呈现出断裂的特征。在消费能力方面,穷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基本停留在功能层面,并不存在不断追逐的能力;而富人则显示出了持续性的、不断更新换代、追逐现代化和追逐时尚的消费能力。在休闲娱乐方面,贫富阶层显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消费时代,富人的休闲方式往往是穷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富人去高级酒店、穷人去大排档;富人玩高尔夫、穷人玩弹珠;富人上健身房锻炼、穷人只能在家锻炼,诸如此类的消费差距在当今我国随处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穷人在消费方式上被时代所割断、所抛离的社会现象真切地存在着。①

第三,“中间阶层”形成不足。

从中国社会总的结构看,中间阶层的欠缺是比较明显的,社会上高收入层较多的占有了其他阶层的收入。中国社会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等,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弱势群体及绝对贫困现象不断增加,出现了不断被强势群体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底层社会。②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型”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必会导致没有财富的人的妒嫉和抱怨,倘若恶化为“与其只有我没有,还不如大家都没有”的状态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其危害性就如同暴雨般强烈,如同飓风般狂野。

从中国现阶段的局势而言,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使得一些政策规定滞后,造成一些空隙可钻,以及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

①唐灿“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特征及分析” 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页

②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研究初论”中国社会学会 2002年年会论文第页

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等情况的产生,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小型企业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生活困难沦为贫困人口。

其二为社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于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又使得我国各个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进而造成各城市间居民收入的差异较大,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富穷的生活。

其三是不同单位和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由于市场竞争和行政垄断,造成单位类型和行业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壁垒,相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利益差别。目前我国的局势表现为:富人呈现高收入、工作稳定、工作环境好、福利制度完善、有提升机会等状态;而穷人则为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模式、低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几乎不享有任何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富人收入高且随时都可以跳槽来提升自己的收入,而穷人往往面临的是工厂的倒闭及下岗的威胁。①

其四为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虽说我国现在存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该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②

基尼指数的升高,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社会的总体和谐起着相当大的破坏作用。

其一,破坏了社会的公正。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尼指数在0.2—0.3之间,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基尼指数呈迅速扩大的趋势。据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375,1997年为0.379,1998年为0.384,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4,现在已接近0.45,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社会公正的理念格格不入的。社会公正的核心和实质,是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会公正体现着“每个人所得”,体现着“资源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则。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独享和独占,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坚持社会公正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坚持社会公正,真正做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才智和工作积极性,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只有坚持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作为制度保证,才能真正走向依法治国的轨道;只有坚持社会公正,

①唐灿《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特征及分析》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页

②唐灿“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特征及分析” 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页

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贡献,得其所得,人们之间才能形成和谐相处的关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

其二,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最突出的当属仇富心态了。目前出现了一些普遍的现象:奔驰、凯迪拉克的车主都不敢把车停在路边,即使停车费再贵也要停入车库,因为如果他们把车停在路边,不一会儿就会被一些令人厌恶的人将其划、刮、蹭,结果是车主要花一大笔钱修复他的宝贝,远高于停车费。这些人就是充满仇富心态的人,即使车主是正当手段致富的,他们都会认为心理不平衡,自己连温饱都没解决这些人却这么奢华,因而他们会用一切手段发泄自己心理的不平。

为何会导致人的仇富心态呢?是因为富人赚的钱多吗?是因为富人的奢侈消费吗?答案已被事实否认,以一些体育、影视明星为例,他们虽很富有且生活相对奢华,但广受人们所喜爱、追捧;再以一些世界富豪来看,他们赚得钱非常多,但他们把大部分钱作慈善事业,同样被人们所敬仰、所称赞。因此,富人过富不是导致仇富心态产生的原因,贫富差距才是关键的原因。收入的不平均,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都导致了仇富心态的形成。邓小平曾经说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富裕”。我想邓爷爷现在要失望了,因为事实的变化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共同富裕在现今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东西部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差距在我国非常地明显。的确,现在有些人是富裕起来了,但只是一部分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导致大部分人处于中等或低下水平,他们能够获取的社会财富少之甚少。因而,基于现实而见,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并不能带动全国人民富裕,穷的人依然很穷,富的人越来越富,致使穷人心理产生不满心态,开始憎恶富人,渐渐地演变成了仇富心态,最终导致他们实施了犯罪。

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有效地降低基尼指数,即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些有效对策来让整个社会更和谐、发展得更美好。

首先,必须改变资源的分配方式,这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是由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对于分配方式非法性所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应该尽量减少审批的项目和改善审批办法,以便减少靠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应该严明规则,切实防止少数人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①让资源相对平均地分配给大部分人,

①吴敬涟“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载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05月29日

减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使得分配合理化、人性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完美和谐世界。

其次,应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扶助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面广、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我们应该扶助社会下层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保障机制,保证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民众享有基本的、体面的生存权利,享有医疗、养老、教育制度的保护,加强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教育,利用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制度和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制度,使他们得到与上层社会人士同等的政策待遇,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

随后,应当改变和完善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原有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征收机制,导致他们纷纷逃税漏税。因此我们应该从法律上清晰地界定高收入群体的财产,使其能按照规定足额交纳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同时,我们还应该对高收入群体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通过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促使高收入群体把自己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社会的资本循环中去,对形成良性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益处。另一方面可以规避“一代创业,富泽几辈”的现象,也能防止社会财富过多的集中于少数阶层人手中的现象的产生,使得整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和公正。

再次,应当增加中间阶层的力量。扩大中产阶层是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的必然需要,扩大中产阶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①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经正视中国收入差距在拉大的现实,进一步坚定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取向。党中央也将中产阶层视为小康大众的发展方向。目前,“中产”已经成为继“温饱”之后建设小康社会新的经济生活指标。因此我们必须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从而保持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只有中间阶层壮大了,社会底层成员的比例才会相对缩小,这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和扶贫政策更有效的进行,从而消解底层社会成员的“仇富”心态;只有中间阶层壮大了,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层,才能避免社会上下层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只有中间阶层壮大了,才能形成庞大而稳定的社会消费市场,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使整个社会更加富裕、繁荣。

①参见党的十六大工作报告。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 2002年11月18日

最后,依靠法律来法治调控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以防止贫富分化。以往,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没有法律来保护他们,最为流行的就是同态复仇,以至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弄的人心惶惶。历史证明,同态复仇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受害人的损失,而只会造成另一个受害人,倘若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下去,社会将变得怎样将不可想象。法律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不良的风俗,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并要求社会给与他与其他人相同的基本待遇。法律让他们放弃了同态复仇,而是用更有效地方法使他们得到了保护,社会开始变得人性化、法治化。因此,我们必须运用法律来保护我们社会的和谐。制定一些能有效调控及合理分配资源的法律、规章来约束一部分霸权主义者,使人与人之间享有同等的分配权,不再有“富人多分配,穷人少分配”的现象,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再逐步奔向全面的富裕社会,让贫富分化永远在这个和谐的社会消失,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美好与幸福。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警戒自己,基尼指数过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对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及社会的共同努力,将基尼指数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逐渐消除贫富的差距,实现共同的富裕,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好。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社200 年版

(2)唐灿《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特征及分析”》出版社200 年版

(3)(4)吴敬涟“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中国财政》2003年第8期第页(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版社200 年版

资料(片断):

有人说社会并不仇恨用个人的辛勤劳动而致富的富,但仇恨用不法手段而致富的富。也许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也许这是个伪命题。

富是相对于穷的一种财富或收入的差别,其表现出的是银行的存款、股票或房子、车子等物的存在形式。在可见的这种财富存在形式上是无法去区分是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聚集的背后原因的。也因而在现实生活与观念意识上就只能有一种仇富,而不会有两种可以用现实或理论区分的仇富现象。

对不法行为的仇恨,是个法律与道德理论的问题,不在于结果是穷还是富,而在于这种行为的不合法性。入户杀人抢劫并不管犯罪者是否抢到了财富或者是否因此而成为富人,这种行为都是犯罪,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当获利行为不合法时,应被仇恨和受法律制裁与贫富无关,而只与行为是否非法有关。不法行为是个对政府执法行为与能力的考验,并不是社会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收入差别问题。于是用富的不法行为作为仇恨的理由就成了个伪命题,成了用法律去替代经济概念的偷换。

《 21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王东京的文章,说“经济学解释世事,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定”,同样经济学讨论问题的前提就是经济人假定的基础。如果讨论社会中的仇富现象大约也要有个最基本的假定,那就是仇富的富是指合法来源的富,而非不法来源的富,因为不法来源的不富同样是错的和应被仇恨的。那么现实社会中是否有可能将仇富的行为分为明确的两类呢?比如当国家对某些商品征收消费税时,是对所有消费者同样的征税行为,包括对高收入者或说富人的消费征税,这种征税行为中能分出哪些是合法的消费征税,哪些是不合法的消费征税吗?

当一个小区中停放的奔驰、宝马车被仇富的人用硬物划了许多划痕时,请问谁事先考查过这些奔驰、宝马车是姚明的还是章子怡的吗?谁在事先考查过拥有这些车的业主是合法致富还是非法致富的吗?许多停在马路或小区中的普通轿车和小排量汽车也遭到同样的待遇,那么是否也有人去划分哪种收入来源而形成的富吗?

不管是国家的消费政策,还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仇富行为都不会将富分为合法的富与非法的富而区别对待的。(非法的富本来就没有法律的保护,理应被法律制裁的。)

当限制高档房建设时,当限制奢侈品消费时,没有人会澄清财富的来源,也没有人会对合法的致富消费开绿灯,也没有人会管这个房子是姚明住的还是其他人住的,都同样会从收入分配差别的低点而大骂,甚至所有盖房子的发展商都是“不法奸商”。没有人区分这些房地产企业是国企或者私企,也没有人去区分收入的合法与非法,更没有人去讨论这些开发商所建的房子是卖给了合法致富的人

还是非法致富的人。由此可见,仇富是不分合法与非法的富的,仇富从来就只有一种——就是对所有的富(不管是如何富的)都表示的仇恨。

有人说人们会喜欢姚明,尽管姚明也富,但人们喜欢的并不是姚明的富,而只是姚明的球技。因为政策并不鼓励姚明消费好房子,社会舆论并不允许姚明开好车。消费税并不因姚明的富有理由而改变。

真正仇富的原因是来自于对收入差别的不满,尤其是对因不公平而造成的收入差别不满。改革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打破了平衡和平均分配,并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第一次成为了一种光荣的象征,“穷不是社会主义”,穷第一次成为了耻辱。但为什么那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呢?其一、是那时大家都从平均化、无差别的同一起点开始而创收致富。其二、是那时的富与穷尚未产生巨大的差别。

但是今天这种起点的差别开始出现了,并且这种富与穷之间的差别加大了,尤其是小平同志所说的让富带穷而达到共同富裕的阶段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来到。其原因一是改革过程中让一部分人因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的成本,如破产、下岗、失业等,使起点发生了变化;二是许多改革将成本从财政支付变成了个人支付,加大了贫富差别;三是许多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中形成了一些制度空间或灰色地带,给了一些人合法但不合理或不合法而未被法律惩罚,以及有机会却许多人未能抓住,让许多人承担改革成本而少数人受益;其四,许多原来由企业承担、财政承担的费用,改革中由个人承担了,而未能及时的在改革打破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建立另一套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替代制度。因此新的贫富差别产生之后,没有财政转移支付的平衡。于是群众中产生了一些对政策与改革的不满,并将这些不满转移到面向因改革而受益并致富的人群。

这种仇富实际是对政策引起的分配不公的不满,在找不到合理出口时的一种发泄。美其名曰是对不法致富不满,其实不过是一种对发泄不满情绪的掩盖和美化。当一些人提出对第二套住房或高档房增加高税收的建议时,并不设定收入是否合法的前提。他们并不知道高档住宅或公寓的土地出让金比普通住宅要高,不知道国家早就变相的征收了土地资源的占用税。

由此可见,天下从来就没有将富分为不同的富,分为好的富与坏的富的可能性,也没有对富产生两种不同的爱与恨的可能性。富就是比较中的高收入。仇富就是对超越自己收入条件的一种不满情绪和心理作用。

仇富就只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富者的消费行为的不满和生活方式的不满。只要有仇富心理的存在,就一定会妨碍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仇富的心理会在限制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时,限制了所有人的致富,并让整个社会永久的处于贫穷之中。

2006年2月9日,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日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

距已比较大。对此有专家评论说,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新京报》2月7日)

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但是仔细分析我们的社会现状,如果真的存在仇富、报复社会等不满情绪的话,恐怕并不能归结于相对剥夺感。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过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很大程度上是分配制度不公的产物。比如说国家发改委报告中提到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的问题。在目前的国企体制下,国企员工的收入分配并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近年来很多国有企业施行的薪酬改革方案,完全由领导拍板定夺,职代会成了摆设,普通职工毫无发言权。这样的方案往往导致高层经理与普通员工的收入相差悬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就不是因为“相对剥夺感”,而是因为职工的权利被实在地剥夺了。

放眼全社会来看,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样存在,发改委报告中提到的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快问题,实质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通过不规范手段分配的。中国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或许可以算作富人的代表,常常有上榜人物因各种问题落马,以至这个排行榜一度被戏称为“通缉榜”。

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04年以资产0.98亿美元在富豪榜排名167位的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以138万元的超低价买得价值8330万元的两座煤矿,还以4000万元换来价值4.6亿元的国有资产。受他所贿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也被人称为四川县处级干部中的首富。以如此手段发家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成了很多人的共识。所谓的仇富,实际上仇的是腐败和分配不公。

如果社会上真的存在所谓的仇富情绪,它并不是来自别人比我更富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不是来自相对剥夺感这种“心理失衡”,而是来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来自于国有资产和民众利益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剥夺。我们只有直面问题的根源,才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莫林浩)

《两会系列调查》之三:社会治安问题新华网近日,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了“今年两会,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调查,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响应。从目前的调查投票结果来看,网友对于“社会治安问题”的关注位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