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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长恨歌》的序与传

唐诗经典MOOC课程第四讲

白居易《长恨歌》

主讲教师:胡可先

三、《长恨歌》的序与传

在中国,由于尚不知《长恨歌》有序文,故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的话说: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1

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综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2

1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5、44页。

陈氏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具很大的影响,如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文,就是在陈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体裁的亲缘关系来感受它们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3

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疏离。夏承焘先生在《读〈长恨歌〉》中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其中前两个理由:

(一)鸿传明云:“歌既成,使鸿传焉。”是陈传成于白歌之后,即陈不作传,白歌亦已成为独立之体。(二)白歌作于宪宗元和元年,在其第进士之后,非欲以此为温卷之用者,似不应绳以温卷体裁。

最后得出结论说:

《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4

后来,吴庚舜发表了《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对陈寅恪的观点也提出不同看法,台湾学者林文月也有类似的看法。

但不管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还是后来学者沿袭还是反对陈寅恪观点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全面利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资料。我们现在运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

3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第37页。

4夏承焘:《夏承焘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按,本文原载1949年4月《国文月刊》第78期,题为《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

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加以研究,虽然尚难彻底解决《歌》与《传》的关系问题,但至少可以为《长恨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补充新的材料。

日本流传的抄本《长恨歌序》,主要有六地藏寺藏本、《正宗敦夫文库》本、贞享元年刻印的《歌行诗谚解》所收的《长恨歌序》影印本,以及日本京都博物馆所藏的庆长古活字版影印本。序文有如下内容:

【长恨者,杨贵妃也。既葬马嵬,玄宗却复宫阙,思悼之,致令方士求致,其魂魄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于蓬莱山仙室,见素颜惨色。流泪谓使者曰:“我本上界诸仙,先与玄宗恩爱之故,谪居于下世,得为夫妻。既死之后,恩爱已绝,今来求我,恩爱又生,不久却于人世为配偶,以此为长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见,愿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谬。”乃授钿合一扇,金钗一股,与之曰:“将以此为验。”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为信。曾与至尊平生有何密契,愿得以闻。”答曰:“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曾复记否?”使者还以钿合金钗奏。玄宗笑曰:“此世所有,岂得相怡?”使者因以贵妃密契以闻。玄宗流泪恸绝,良久语使者曰:“方不谬矣!”今世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妻至矣。】5

有关《长恨歌序》的形成与流传,是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去。根据序本身的文字,大概有这样两种可能:

5此据六地藏寺藏本所录,并加以标点。载《六地藏寺善本丛刊》第六卷《中世国语资料》影印,[日]汲古书院1985年版,第85页。

其一是白居易《长恨歌》原来就有自序,而中国的传本却散失了,因为白居易的诗传到日本比较早,在白居易生前日本就有传本了,故而在日本保存了下来。

其二是日本人由于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钦慕,故而根据《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撰写出这样一篇序文。6

两种可能中,我们认为第一种即《长恨歌》原来有序可能更接近事实。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是结合日本古代说话的情节结合杨贵妃故事在日本的流传的情况。日本中世以后,有关《长恨歌》的故事很多,如平安末期《俊懒髓脑》就收有《长恨歌》物语,《今昔物语》卷十四有《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稍后一点的有《唐物语》与《平家物语》所收的《长恨歌》物语。日本说话集有一本名为《注好选》(东寺观智院本),产生于十一世纪初期,是较早的说话集,现有东寺贵重资料刊行会编纂,株式会社东京美术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的本子。此本是仁平二年(1152)的古写本。仁平二年,相当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是南宋初期的一个写本。其中《汉皇帝密契》第一百一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与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文基本接近:

此汉皇别杨翁女之后,心肝不安,夜天更难明,昼英却不暮,痛心安息,悲泪弥润,于方士令赍魂魄。方士升碧落,入黄泉,适于蓬莱仙宫见索(素)皃,相更问答,贵妃云:

6有关日本所传的《长恨歌序》研究,可参陈翀《新校〈白居易传〉及白居易佚文汇考:以日本中世古文献为中心》,《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第9-19页。但日本传本《长恨歌序》是否确为白居易所作,尚待确凿文献加以坐实。

为遂宿习,生下界暂为夫妇,使者求吾丁宁得相见,早退依实可奏。方士云:御宇恋慕甚重,以言为证哉。贵妃授金钗一枝、钿合一扇云:此皇始幸时所赐物也。是以为证哉。使者云:是世所有物也。未决。犹有何密契?杨贵妃云:有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使者归报皇,时皇信之泣血流也。7

我们仔细以这一故事与《长恨歌序》对照,则知序文所言的情况较《注好选》记载更为复杂,《长恨歌序》的语言也较《注好选》所载有故事流畅通达,《注好选》所载故事出于日本人之手是无疑的。故而我们以为《注好选》的文字应该是从《长恨歌序》再融合《长恨歌》所叙述的内容而成的。

二是结合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我们如果对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就可以了解人们对于杨贵妃是颇为同情的。因而白居易作《长恨歌》,以杨贵妃之死,作为长恨的因缘,也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安史之乱发生的主因,唐人的看法往往与后人不同,他们认为是李林甫的误国造成的。即如陈鸿《长恨歌传》即云:【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gàn)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8

这里的“右丞相”就是李林甫。这在《资治通鉴》等历史书当中也有具体的记载:

7东京贵重资料刊行会:《注好选》卷上,日本株式会社东京美术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东寺观智院藏本,第40页。

8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七九四,第4200页。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李林甫)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9

再如中唐宰相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鎛疏》云: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10

由此我们知道,玄宗的政治腐败,始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将唐朝政治弄得极度败坏。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宠幸,是在此数年之后。故而后人将国家衰乱之责归之杨贵妃,是不恰当的。而对于唐玄宗来说,安史之乱后,有时对自己以前的用人不当有所悔悟与谴责,但对于杨贵妃的爱情却是没有变化的。因而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之死,只有怀念以至于痛心疾首。从这方面看,《长恨歌序》称“长恨者,杨贵妃也”,极为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又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因而对于《长恨歌序》中杨贵妃死后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寻觅事加以说明,也是符合当时作诗的情况的。

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6914页。

10 [清]董诰:《全唐文》卷六一二,第2739页。

由上面的材料与论述可以推论,白居易在撰写《长恨歌》时,是有序作说明的,后来,这篇序与《长恨歌》一起被传到日本。中土传白氏诗者,到了宋初,因为陈鸿《长恨歌传》叙述故事始末较详,故而置于《长恨歌》之前,而原有的《长恨歌序》也渐次散失。从现存的《长恨歌》、《长恨歌序》、《长恨歌传》的关系来看,序与歌是一体的,而传与歌是疏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