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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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蓬 60年，弹指一挥间。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60岁的生日。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为实现现代化那排山倒海地回响，是中国沧桑巨变地回响。一位巨人俯瞰着整个世界，洪亮的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华人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一碗米饭”看中国60年沧桑巨变建国60年，中国迎来了无数变革和进步，就连中国人的“饭碗”内容也在悄 “一碗米饭”同样折射出中国60年的沧桑巨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饮食素质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光辉的足迹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看青 60年的风雨无阻，60年的沧桑巨变，我们的祖国必将继续书写不朽的传奇。 回首这60年。这就是我们，一个匿名光辉的足迹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看青 60年的风雨无阻，60年的沧桑巨变，我们的祖国必将继续书写不朽的传奇。 回首这60年。这就是我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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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随你挑哈
1.现实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概括地说，改革开放，我们“改”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观地考察我们的现实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后，通过改革开放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以上五个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

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成员带来什么呢？

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是7100亿元（见十二大报告），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1.09万亿元，即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也增长了几十倍之多。我国的经济发展之快，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我国大约九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竟有2.5亿之多。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还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实，不必一一列举。

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增强了。

人的精神面貌深刻变化。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过去年代存在的那种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敢于独立思考，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以上这些，就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年，邓小平曾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回过头来看，确实是这样。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其意义决不亚于民主革命时期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进步。特别要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正确的，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

但是，国际国内都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搞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有人甚至想当然地列出几条，作为标准，对照现实社会，指责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里涉及到一个老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需要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丢开老祖宗，随心所欲地发议论。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呢，老祖宗是怎么说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在经济方面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经济上分析和判断社会性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和要求是：

首先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

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公有制”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两个概念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但这两个概念的包容性是很大的，其具体实现形式决不限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以后他们又不断地阐述这个思想。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而不是必须机械照搬的教条，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是说，要从各国的实际出发。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同老祖宗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完全一致，而且有所深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方法，是列举几条特征，来判断社会主义，而不善于从基本思想的高度、从本质的高度理解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们认定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我们强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提出了以人为本。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特别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用中国语言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应当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

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要求。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看，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确有不少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概括地说，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集权。通过改革开放，这些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有

的相当彻底地改掉了，有的正在改变。总之，我们的改革开放，改掉的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东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改革开放任重道远。

观察我们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市场的发育程度还比较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还有残存，旧体制的思想、观念、习惯、活动方式、领导方法还存在，等等。还要看到，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主要是指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曾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最近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砖窑，是比封建主义还要落后的东西，带有奴隶制的色彩。以上这些，其性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都在革除之列。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误失衡。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最基本的是经济与政治、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够协调，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几大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却是碎步缓行，进展不大。“官本位”非但没有削弱，还有增强之势。目前存在的民生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为富不仁现象增多，丑恶现象陈渣泛起，社会风气败坏，腐败严重等问题，都同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

目前改革处在关键阶段，问题很多，矛盾复杂，难度很大，各种议论纷起，我们要下最大决心，拿出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的决心、气概和魄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我们体会到，从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一场革命。在改革进程中，困扰改革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从起步时起，就有人指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

邓小平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就是有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实践标准的发展，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

求。“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廓清“姓社姓资”迷雾的有效武器。正如有的领导干部所说，这些年，我们就是靠“三个有利于”标准壮了胆。

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谈论改革，洋洋万言，引了不少邓小平的话，但就是不讲“三个有利于”标准，真是咄咄怪事！不赞成“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必然要另立判断标准，这是挑起“姓社姓资”争论的习惯做法。实践已经证明，离开“三个有利于”标准谈改革开放，很可能南辕而北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保持清醒。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探析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一系 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制，明确了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一、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路线，实行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9年 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1](P163)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 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1984年10月， 邓小平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P94～95)1987年8月，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

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 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P225)至此，“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 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二、“两个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现了由片面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转变。使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起步。起步后，首先抓住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 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局面。
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当作 社会主义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实际进程中，一方面由于改革开 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 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三大产业的 协调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追求变革、勇于开拓、讲 求实效形成潮流。实践中，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 务是要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 代化。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

”的发展战略。在这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 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仍实现了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保证了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进行。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在“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使现代化 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而且在思想上还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提出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从此，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得以加快推进， 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极大地适应了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
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了近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抵制了 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全面规划了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实现工 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伟大构想。
三、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 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它既承担 着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又承担着进行新的产业革命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 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科学技术是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关键因素，是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被应用于生 产，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 四个现代化”，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农业方面，我 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计 算机技术、核技术等高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新兴农业。工业 方面，则必须应用以电子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用 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走出 “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至于国防现代化，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此外， 决策的自主化、科学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都离不开科学技 术。
2.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20多年

前，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四个现 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 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 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 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P135～13 6)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2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 。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 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 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 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3.政治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和 困难，如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相对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就业压力大、生态 环境恶化等。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全体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就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反之，如果政治不稳定，社 会动乱、人民内部发生分裂，那就不仅会加剧原有矛盾和困难，而且会丧失我们的有利 条件和优势，现代化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政治的稳定是实现现代 化的重要保证。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P284)为

此，所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设计都要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首位，一切有关现代化的方针、政策、 方案都要服从于稳定这一最根本的大局。
4.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 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现代化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不仅要把眼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搞好，还要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粮，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我们不能为谋求一时的发展而以牺牲长久利益为代价。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 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衣：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且数量有限，色彩和样式单调。大家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不少人穿上名牌服装或时装，服饰已不仅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方式。

食：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有些农村甚至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后，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人们不但能“吃饱”，还要“吃好”，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等科学卫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住：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居住条件较差。改革开放后，不仅人均居住面积大，而且室内装修和居住环境也有明显的改善。

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铁路、公路和航线的增长都很快。

由于经济条件的好转和假期的延长，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除乘火车外，乘坐飞机也不是稀罕的事了，开私人汽车出行的人也占一定比重。

用：改革开放前，代表着当时生活水平的“四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改革开放后，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话、电脑、手机已相当普及。

以上说明，改革开放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巨大

变化。












中国巨变之一：确立一个重要理论 提出一个重要思想
探寻中国这13年发展的思想轨迹，寻找中国不断进步的理论源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并在十五大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对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地位；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鲜明地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党的十五大修改了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抉择。
“理论的实现程度，在于理论对现实的满足程度”。邓小平理论这面伟大旗帜在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之所以鲜活光亮、永不褪色，关键在于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风光无限，成为当代世界一道引人入胜的迷人风景。随着时间、实践的推移，这面旗帜永远闪耀着光辉。
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她不是偏狭固执、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面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这些重大变化给执政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江泽民同志集全党的智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指明方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刻，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更加具体，更加科学全面，它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我们党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会更加兴旺发达。
中国巨变之二：突出一个要务 完成一个跨越
从世界范围看，13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型社会到小康型社会的历史跨越，当属90年代以来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中共中央于8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目标的成功实现，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极为严峻的国际环境的考验，一个是两极格局瓦解后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紧紧扭住一条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牢牢地定位于“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是90年代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因。
“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是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87年，我国提前3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1995年，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我们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
这一历史跨越，使中国在全球综合国力大竞赛中的排位大幅跃升。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9593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近2倍。1990年我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十，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到2001年，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六，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位。
与经济总量增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经济结构向合理方向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追求持续、快速、健康、有效益的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1990年至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9.3%，大大高于90年代世界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万元产值能耗，2001年则比1990年下降73.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14.8%。
中国巨变之三：把准一个历史阶段 倡导一种时代精神
这13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春江放舟，“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水乳交融，相互促进，互为支撑。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把握更加准确。
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是什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在十五大报告中作了科学、系统而又全面的回答。
这一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基本矛盾、根本任务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爆发出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中国的发展，终于告别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转入脚踏实地的建设。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今年“5·31”讲话中又鲜明地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上来看，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往往首先是从思想上的衰落开始的。一个社会的衰落，则往往是以精神的颓废为肇因的。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务真求实、勇于创新，则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大精神动力。这13年中国的发展之所以不断涌现新思路，改革不断出现新突破，开放不断出现新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始终倡导并保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
中国巨变之四：走出一条改革新路 创立一种经济体制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是中国进入90年代以后在改革进程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白和金教授则称之为“人类社会经济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一目标的提出，结束了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改革目标更加清晰而明确，各项改革围绕着这个总目标全面推进，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一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到200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将其标志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

用；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三是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巨变之五：“引进来”进入一个新阶段 “走出去”呈现一个新势头
从1990年中国宣布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起，90年代以来，中国向世界展现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用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话说，我国已由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转变为可以多边和双边机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一些数字佐证了石部长的分析：1990年至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10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78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96%。目前，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在华设立企业，其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就有200多家。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90年增长3.4倍，达到509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90年的第十六位上升到第六位。
与此同时，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中国企业开始跨出国门，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颇有成效，如境外投资，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已达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88.8亿美元。又如投资领域，过去比较多的是境外加工贸易、餐饮业、劳务承包，近年来扩展到资源开发、产品研发、卫星通讯等领域。一些大型企业开始拓展海外经营业务。再比如对外承包，目前我国已进入国际工程承包的世界10强，承包方式从分包为主逐步向施工总承包和“咨询—设计—采购—施工”全过程承包转变。到去年底，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997亿美元。
中国巨变之六：夯实一个经济基础 推动一项关键改革
农业问题从古代起就困扰着人多而平均耕地面积少的中国，90年代初期，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世界上不少人都对中国是否能养活自己心存疑问。
1996年以来的6年间，中国给了世界一份答卷：从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万亿斤后，连续4年都稳定在1万亿斤左右。到90年代后半期，在正常年景下，我国已具备了年产5亿吨以上的粮食生产能力。近年来为缓解粮

食供过于求的矛盾，以及出于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各地主动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但仍稳定在9000亿斤以上。近年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800斤左右，粮食储备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目前中国全社会的粮食结余量在1万亿斤左右，相当于1年的粮食总产量。
这一答卷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以来采取了极富战略眼光的做法，使中国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认为，这包括如1993年中央出台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对农民积极性的调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包括科技的进步与应用，如节水灌溉技术、地膜覆盖技术，还有实行多年的种子工程等。
粮食产量跃上新台阶，为解开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又使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部部长杜
青林将这种变化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种植业结构由以粮食为主转变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全面发展；农业内部结构由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种植业和林牧渔业共同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逐步得到发挥。
与此同时，中国对诸项改革中难度最大的国有企业改革施以重药，提出了大型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实行政企分开，促进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提高了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目前，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控制力明显增强。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到2001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109316亿元，比1995年增长91.4%。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仍来源于国有企业。
中国巨变之七：推进一项大开发 树立一个发展观
90年代以来，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诸多重大战略性举动中，西部大开发备受世界瞩目：一方面，这一战略举措是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实行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延续和完善；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西部边疆的安定和增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1979年至1999年，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低1.4个百分点。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为4280元，只有东部地区的40%。据国家西部大开发办公室负责人的介绍，为扭转这种状况，两年多来，国家按“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方针，依

托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努力培育经济增长点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国债投资中用于西部的超过国债资金总额的1/3。2000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十大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新开工12个大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2002年计划新开工1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000多亿元，到10月份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盘点西部大开发成就时，已开工11个项目。与此同时，2000年至2001年，国家用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达300多亿元。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全面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博士说，西部大开发从另一方面体现了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一种新发展观，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其战略的提出和具体策略都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前提条件是生态保护，退耕还草还林成为全局的重点。这与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西部开发策略都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进步的发展姿态并非突如其来。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的中心工作，把政府工作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扩展到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上来，即以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为前提，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这是13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首推中国“五年计划”的变迁。李培林说，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我国制定的都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82年第六个五年计划虽然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并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但直到“九五计划”，社会发展的内容才真正充实起来，而“十五计划”中，社会发展的目标非常实在了，与经济目标几乎平分秋色。如控制人口、扩大就业、发展科技教育、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态环境等等。
中国巨变之八：启动一项国家战略 建设一种先进文化
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在席卷世界之时，也越来越明确地向世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科技和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一核心要素，在90年代被对形势极为敏感的中国领导层转化为一项国家战略——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进入新的世纪，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
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和教育投入不断增加。1990年全国研究开发投入为125亿元，2001年为960亿元，10年间增长了6倍多；1990年全国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0.68%，2001年超过1.0%，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到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4368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05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是进行此项指标测算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我国成功实施的重点基础研究规划、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国家重点工业试验计划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行动，硕果累累，特别是在基因测序、载人航天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引起世界瞩目。
在中国的科学和教育春光无限的同时，中国文化同样展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成绩显著。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说，这13年，文化战线是空前稳定的。党的文艺方针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双百方针”，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不断的调整、纠偏。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列入了执政思想，中国文化正以五千年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的时代气息，大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中国巨变之九：实践一个伟大构想 昭示一个统一趋势
90年代最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政府顺利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实践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在台湾问题上有力地遏制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香港已回归5年，澳门已回归3年。港澳同胞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投了赞成票——大批在1997年前移居海外的港澳居民，陆续回流香港，仅香港就达40多万人。
回归后的香港、澳门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尽管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其结构调整正在加速，经济前景依然为国际投资者看好，国际竞争力依然排在世界前列，她依然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港澳地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香港和澳门作为内地经济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而内地广阔的市场、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与香港在经济发展时序上的落差，

为香港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既取信世界，同时也昭示世界，更加昭示全球炎黄子孙一种趋势：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统一，是完全行得通的。
中国巨变之十：编织一张安全网络 流动一种社会公平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打破旧有体制所设定的利益格局，在这个进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而受到暂时损害，是改革很难避免的代价。在中国，这种代价最直观，同时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下岗者。
但是，这些下岗失业者并没有因为下岗失业而跌入贫困的深渊。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作出了实行“两个确保”、建立三条保障线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使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众身受其惠。目前，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张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安全保障网基本织就。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指出，一个社会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一个社会在积聚较大的财富之后才有可能做这件事。但我们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就初步建立了三条保障线，这既保证了中国当前各项重大改革实施的社会稳定，更是托举起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制度设计。对此，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社会保障体制的目的是保证一种社会的稳态和静态。中国的社会却日益显示出一种积极的动态。只要你够优秀，农民也能考上国家公务员；只要你合法进城，守法打工，城市就会张开双臂欢迎你；如果你能力不够，如果你想靠以往的业绩吃老本，再体面的职业和饭碗也有可能在末位淘汰中失去。这些人们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实实在在、每日每时都发生着，成为中国社会的正常景观。
李培林指出，中国的社会流动明显加快，是这13年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流动不仅发生在地域之间，也发生在阶层与阶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自由变化着自己的职业和身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人们从制度的刚性约束中解放出来了，人们开始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自主改变自己的命运。
政府开始重视这种流动的积极意义，很多大城市放宽了政策，对进城就业谋生的农民敞开城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开始了体制松绑。8000万农民成为了城市的从业者和建设者，成为了城市

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享受者。他们每年寄回家的劳务款在6000亿元以上。尤其是在2001年，全国众多的大城市不约而同地降低城市门槛，广东、浙江、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更是领先一步，在全社会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的制度设计正在制定之中，宁波已经开始将之付诸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杭生指出，与人们通过社会流动寻求社会公平相比，中国的各项制度设计正在以保障公平为最高目标。以保证每位公民的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最基本的资源。
中国巨变之十一：确立一种执政理念 建立一种治国制度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历史也让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旦夕解体，使那里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重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顺应这些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新高峰，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新时期的执政要求，如何建好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给出了具体而科学的答案。执政党建党理论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也体现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赵子平将这些变化归纳为：
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把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同党的治国的基本纲领密切联系起来。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治国方略，围绕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提出党的建设总目标；围绕治国的基本纲领、围绕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来进行党的政治建设的大思路。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努力掌握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
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一批接班人。
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重点内容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多做得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好事，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不搞违背群众意愿的强迫命令。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消极腐败现象。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从制度上把加强党内监督和加强人民监督结合起来，对权力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
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获得成效。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在所有新理念中，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和具体实施，是十分重要，也是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影响十分重要的理念。
1997年9月和1999年3月，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目标；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正式载入国家根本大法。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介绍，到现在，我国共有现行法律200多件，国务院制定通过的现行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制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立法工作的积极进展，为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础。如今，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几个类别，已经比较齐全，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基本法律为核心，以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内容的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