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_内格里_哈_省略_德勒兹社会形态学说的马克思式重构_陈培永

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内格里、哈特对福柯、德勒兹社会形态学说的马克思式重构

陈培永

［摘要］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内格里、哈特对福柯、德勒兹共同完成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社会形态过渡学说进行了马克思式的重构，指认了帝国统治下的社会状况，揭示了大众主体生成的过程，创

构了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正对应于帝国主义阶段向帝国阶段的转变，对

应于市民社会向后市民社会的转变，对应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对应于工人

阶级向大众这一革命主体的转变。认真分析两位思想家演绎、杂糅黑格尔、马克思、福柯、德勒兹等

人思想的逻辑进路，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无借鉴价值。

［关键词］规训社会控制社会帝国大众

以《帝国》（Empire，2000）、《大众》（Multi-tude，2004）、《大同世界》（Commonweath，2009）等著作为标志，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以及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谱写了一套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革命学说，即依靠“大众”政治主体，推翻资本的“帝国”，创构自主“联合体”，在中西方学术界受到持续关注，引发广泛热议。综观其理论体系，马克思、福柯、德勒兹的思想是其最为重要的理论支撑。内格里曾指出写作《帝国》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与德勒兹（及瓜塔里）的著作为范本，并明言“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和福柯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观点的混合物”①。在推出其最核心的范畴“帝国”与“大众”之时，内格里、哈特就对福柯、德勒兹共同完成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社会形态过渡说，进行了马克思式的重构，指认了帝国统治下的社会状况，揭示了大众主体的生成过程，重新打造了革命主体斗争推动社会历史演变的理论。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国外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M531899］以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体建构学研究”［项目编号：GD13HZX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Antonio Negri，Ｒeflections on Empire，Polity Press，2008，p．13．一、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背景置换

福柯是“规训社会”的发明者。规训社会被明确定位于18、19世纪，并于20世纪达到顶峰，它随着对人体的新的控制方法、新的惩罚方式的出现而出现，其最根本的标志，是作为王权武器的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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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5894/https://www.wendangku.net/doc/554905700.html,11-3040/a.2014.06.019

刑、暴力的刑罚不再是支配人体的普遍方式，而“纪律（discipline）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家庭、学校、军营、工厂、监狱、医院、收容所等各种设施结成无数个庞大、复杂的空间结构，在不同的领域建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区分出正常行为与反常行为，支配禁锢人的思想和行动。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封闭环境（家庭、学校、工厂、监狱、医院）中转移，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接受权力的规训。

“控制社会”是德勒兹具体指认的。在一篇被哈特高度评价的论文《关于控制社会》中，德勒兹详细探讨了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①他指出，控制社会并不是他的首创，因为福柯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转变的必然。在与内格里的谈话中，德勒兹指出，“我们肯定是在进入‘控制社会’，这一社会已不再是严格的惩戒社会（即规训社会。———引者注）。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军营）的思想家。事实是，他是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物之一：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是我们已经不再置身其中的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②

哈特、内格里认同德勒兹对福柯的判断，认为福柯虽没明言这一转变，但转变的观点隐藏在他的著作中，“福柯所定义的规训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的历史性：政治的规训社会占主导之前，主权社会是统治的范式；而在规训社会之后，控制的社会便粉墨登场。今天，权力主要不是通过规训手段，而是通过控制网络行使的”③。德勒兹用“控制社会”续写福柯的“规训社会”，对哈特、内格里的理论建构有着重要启示。

在德勒兹看来，控制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强化，它表现为监狱、医院、工厂、学校等禁锢场所的普遍危机，“貌似自由的、超快捷的控制形式”正在取代运作于封闭系统的旧有的规训形式。控制社会所使用的工具是信息机器和电脑，对人的控制更为严密、更为隐蔽：规训社会的不同环境拥有共同的或类似的语言，用固定的、特定的监视模式对人控制，而控制社会则采用“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灵活多变，毫不固定。鲜明的例子体现为：企业（它在工资的调制上，通过比赛、讨论等方式灵活推行）替代工厂（按单一模式进行奖励），经常培训（对个人控制更为持久）替代学校，连续测验（监视手段反复运行）替代考试等，分区化、日间医院、上门治疗等医疗新形式替代传统的综合医院。

“在惩戒社会，人们不断地重新开始（从学校到军营，从军营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人们永难了解任何事物，企业、培训、服务是同一调制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如同一个万能变型器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④德勒兹还举了瓜塔里想象的一种城市例子，形象地描绘了控制社会的现实，“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电子卡离开其居室、街道和社区，这张电子卡可使某个栏杆抬起；电子卡可以在某天或者在某个时间内被吐出；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电脑，它测定每个人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位置，进行着普遍的调制。”⑤这是典型的控制社会的形象。在这种转变中，人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过渡到蛇，从有固定巢穴的动物变成到处游移的动物。

从规训社会再到控制社会，应该讲在福柯、德勒兹那里都能够找到明确的时代对应，但在哈特、内格里的分析中，规训社会的到来却被置换到不同的时间场景，被说成是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开始的重大转变。哈特、内格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在福柯的著作中，规训社会是以古代的政体和法国文明的古典时期为例来说明的，他们也提及可以把欧洲整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看作是规训社会。但在具体的分析中，他们却指出，罗斯福新政才产生了最高形式的规训政府，也催生了规训社会的出现。这与他们对规训社会的重新界定有关，他们所说的规训就是一种工厂的体制，规训社会就是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结合在社会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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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3—208页。

在这篇1990年的谈话中，内格里与德勒兹从德勒兹、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两部著作开始，探讨了政治哲学的诸多问题，涉及社会形态的变化、权力形式的转变、革命主体的生成等问题。［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第199页。

［美］哈特：《市民社会的衰落》，陈永国译，载《生产》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第205页。

同上书，第207—208页。

中的扩散。“当我们谈到规训性政府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指组织它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形式。我们主要是指这个事实：在规训社会中，整个社会以及它所有的生产的和再生产的系统发展，被吸纳到资本与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个社会逐渐但不可抑制地连续地倾向于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独立统治。一个规训社会因此就是一个工厂社会。规训直接就是一种生产形式和一种管理形式，以致于规训性生产和规训性社会趋向于完全融合。”①就这个意义而言，罗斯福新政恰恰是这种社会形成的标志。正如他们所说，福柯的规训观与他们对规训的使用是不同的：福柯的焦点是规训通过机构的建筑得以部署，规训的权力不是坐落在某个中心，而在其实施点四处分布，通过将规训内在化与制定实践措施来生产主体性。他们的焦点是工厂体制的规训实践和关系如何走向整个社会，并构造出既是生产又是统治的一种机制，即作为社会生产的机制。确实，福柯的“规训”没有过多强调资本的逻辑，更多地是一种法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与生产、资本无关的统治技术。两人强调的是，规训更多地是指生产领域的管理体制，是资本逻辑进一步扩展的结果。就此可以看到规训社会就是他们所说的生产性社会。

这就对福柯的规训社会进行了改写，对规训社会的内涵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他们之所以把规训社会进行时间上的移置，之所以强调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性，最大的目的就是将其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对其而言，资本逻辑是一个根本的前提预设，福柯规训社会概念如果没有这个理论背景，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分析现实的概念。应该说，哈特、内格里是意识到福柯规训社会的真正内涵的，他们把规训社会解读成工厂社会，解读成资本逻辑在社会扩张的形态，只是使用了规训社会的名，而没用其意，甚至他们也根本不想准确应用，因为他们想强调的是资本的主体地位，即规训社会是资本逻辑扩展而实现的，他们一定要唤醒资本的一元主体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控制社会的到来也被哈特、内格里赋予了具体的历史时刻，那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规训社会相对应，哈特、内格里指出，在控制社会中，行使权力的机器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组织人的身体，使人们与他们的生命感受和创造性欲望分离开来，这种社会内在地驱动日常行为，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因而它的效力范围远远超出由各种规训机构构成的严整的但彼此分割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看，“控制社会恰恰是规训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这几乎是对德勒兹控制社会的重述，但德勒兹强调的是“控制的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社会”②，哈特、内格里强调的是两种社会形态存在“强化和普遍化”的关系。究其原因，哈特、内格里试图把两种社会完全看成是资本逻辑扩展的无缝对接，控制社会对规训社会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对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拓展，是资本作为一极采用新的技术实现的新的社会形态，所以不能是取代或断裂，只能是继承和发展。

哈特、内格里为什么将控制社会的到来具体化在特定的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德勒兹提出的宽泛的时间———“战后”呢？尽管颇为接近，但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重要的改写，存在一个历史背景的植入，那就是以“五月风暴”为标志的新社会运动。对哈特、内格里而言，控制社会的到来是随着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应对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而不仅仅是资本主动地使用先进机器、技术所表征的另一个社会形态。还有另外一极需要确认，以新社会运动为控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不仅能够强调资本的逻辑，而且还强调控制社会生成的推动力，即与资本对立的革命主体。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哈特、内格里不仅植入资本的逻辑，而且植入资本的对抗主体的逻辑。由此，福柯、德勒兹的规训社会、控制社会无缝对接，变成一个资本逻辑在社会中的扩展，变成了马克思的逻辑：资本与劳动主体的对立所缔造的不同的社会形态。

二、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理论演绎

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理论体现出哈特、内格里对福柯、德勒兹的组合，但这种组合对两位作者来说依然是不够的，还须借助于不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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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①

②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43．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第204页。

进一步演绎，以满足从帝国主义到帝国转变的社

会形态分析，捕捉到社会形态过程中的主体逻辑。这种演绎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借助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把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解读成市民社会的衰落

，“市民社会的衰落也可以被理解为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发展历程的

伴随物”①。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伦理这一客观精神的矛盾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以

家庭为代表的直接的、

自然的伦理精神，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丧失直接统一、出现分化的伦理精神

以及以国家为表征的通过分化、中介而完成的统一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就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它既摆脱了个人与家庭的独立，又没有完全实现国家公共生活的普遍联合。“市民社会，这个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

而建立起来的。

”②哈特认为，市民社会的概念也许是黑格尔对

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他指出，在整个现代早期，从霍布斯到卢梭尽管实际上已经使用这一概念，但只是强调自然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以证实市民社会的理性秩序、政治秩序的形成。黑格尔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聚焦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区别，把市民社会赋予经济的含义，在政治哲学中把市民社会从根本上与现代的

劳动观关联起来

。“黑格尔不是单纯地使用另一个二元论（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替换以前的二元

论（自然社会—政治社会），而是建立了一个三位

概念（自然—市民—政治）。

”③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劳动社会，就是把具体劳动变成

抽象劳动而组织抽象劳动的社会，市民社会被其定位在市场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指的是非组织化的原子在需要、工作、交换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中朝着普遍秩序发展的一个阶段。

哈特、内格里重视的是，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唯一的中介要素。各不相关的个人利益与政治国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在变成政治国家之前必须经过市民社会阶段。他们指出，市民社会就是国家秩序与社会多极力量的中介，黑格尔所使用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在于充当资本的内在性力量

与现代主权的超验性力量、多元的经济个体的自

我利益和统一的国家利益、内在性的“多”（Many ）与超验性的“一”（One ）的中介。换言之，构成市

民社会的各种机构，

把多样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集中起来，将这些力量统一到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

中心，组成国家，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的秩序下有序运行。

福柯的规训社会就此被哈特看作是黑格尔市

民社会的另一种表述

，“规训社会可以描写为从不同角度看待的，从底部、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看待

的市民社会”

④。福柯正是阐明市民社会是建立在规训基础之上的一个社会。他所表明的是市民社会的机制和禁锢环境构成了现代社会规训地行

使权力的规范场所，生产出规范的主体，通过使多元的要素在各种规训机构中得到规范，走向对国家的服从。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看到了劳动方式或社会实践是在社会制度中得以组织和恢复的，是出于政治社会的一般利益而实行规训。因此，在哈特看来，福柯论规训社会的著作虽然在某些方面是非黑格尔的，但又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社会分析的水平上，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所加以阐释的是同一个社会构型，即欧洲市民社会的历史阶段，他们不能不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进行理

论的编织。就此，

哈特、内格里所推崇的福柯得到了黑格尔式的解读，进一步表明了规训社会是资

本对劳动的规训，是资本通过各种空间单位对劳动的组织的再生产，也同样是服务于资本主权、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需要。

作为社会中介的市民社会、作为社会或抽象劳动的特殊组织形式的市民社会已经衰落，作为市民社会的机构或者说规训社会的构成部分，如学校、家庭、医院、工厂，现在都陷入危机，这里的典型表现是工会有效性和角色的衰落以及集体谈判、劳方代表的衰落。在哈特、内格里看来，规训机构围墙的倒闭、市民社会的消亡全都涉及现代社会空间限制的消除。规训社会的机构行使主权的方式就是依靠分化，把社会空间分化成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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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马克思主义●

现实2014年第6期①②③④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32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4页。

［美］哈特：《市民社会的衰落》，第246页。

同上书，第253页。

领域，而在控制社会，所有的空间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络，不再有确定的机构之分，一切都变得极为相似，再也不能区分内外。市民社会中介不再存在，只有国家和多元的、不能确定身份的主体的存在。

这个新的阶段可以用“后市民社会”来分析，正对应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如果市民社会是在规训中组织抽象劳动，通过中介来整顿稳定社会身份，那么后市民社会就没有中介，劳动本身就是生活，身份变成不确定的、处于无常变换之中。哈特指出，充分理解当代社会之根本变化也是与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致的，聚焦于同一个社会平台，但用后市民社会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社会的终结，更能理解后现代社会的意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若干概念的交融，规训社会=市民社会=现代性（社会）=福特主义（工业劳动）；控制社会=后市民社会=后现代性（社会）=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而确定这两组概念的准绳恰恰是资本与劳动的逻辑，这两组概念的转变恰恰表明资本不再需要一种中介（市民社会）来组织劳动，资本与劳动不再需要超验性，而是直接出现在平滑的社会空间之中，也因此变成直接对立的两极，显示出完全的内在性。这里隐含的意思还没能完全展示，哈特、内格里又一次把马克思请过来。只有马克思才能完全把福柯、德勒兹、黑格尔、后现代主义者的这几个范畴的暗示完全揭示出来。

内格里、哈特实际上认为，在马克思这里，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可以解读为资本对劳动以及社会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向“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过渡。①马克思所指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本来是用来描述资本主义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变的，“正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一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②。形式吸纳就是资本吸纳本来存在的劳动形式与劳动过程，使其从属于工资关系，变成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对应的是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劳动的生产形式。实质吸纳则是资本通过集中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即机器、科学、技术等人类发展的一般产物来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它随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一起出现，但只有资本的生产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生产形式，因此被马克思称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当然也意识到这种吸纳对资本生产关系的影响，明确指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和重复的〕革命。”③

哈特、内格里对这两个术语格外重视，对马克思使用的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原初语境不再关注，看到的是马克思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意义。在《帝国》中，哈特、内格里认为，马克思所确认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转变正对应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虽然马克思看到19世纪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是一个倾向，但这种过渡只有在当代最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得以普及。对两种吸纳的具体理解，哈特做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形式吸纳阶段，资本是以发现劳动的方式纳入劳动，劳动虽然在资本中但还是作为引入的、产生于资本主义领域之外的外力服从资本的指挥，因此需要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对劳动进行组织。形式吸纳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再可能扮演中心角色，就会进入实质吸纳阶段。在实质吸纳中，资本则是通过科学与技术发明创造新的劳动过程，劳动不是作为外力而是作为资本固有的内力被融合。生产不再是直接和个体的活动，而是无任何中介的社会活动，它本身就是资本的内在要素，资本与劳动没有内外之分，资本主义似乎在没有劳动的情况下自动运转，哈特指出，这是资本规划的最终完成，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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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①

②

③

马克思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9卷《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本来把这一部分手稿放到《资本论》第1卷的结束部分，但后来放弃了。该部分于1953年在苏联和民主德国首次出版，但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法语、意大利等译本后才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两词中译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以及“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9卷第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9卷第95页。

这种社会形态中，劳动似乎被排除出去，工人阶级

被摆脱了，严格地说是被更隐蔽地控制了、吸纳了。这正是后市民社会或控制社会的表征。以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过渡为中介，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从市民社会到后市民社会、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就完全成了资本

与劳动辩证法的转换。不仅于此，

以两种吸纳为中介，这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就成了从帝国主义向帝国过渡的社会基础。哈特、

内格里指出，所谓资本的形式吸纳对应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

的实践，是资本对其外部进行国际化，将本来不属于资本运行的劳动与区域纳入到资本的逻辑之内，在其自身的生产关系下吸收了源于所属范围之外的劳动实践。资本主义扩张到世界市场这一极点，就开始了实质吸纳的阶段，就不再是广度的扩张，而是深度的扩张，不再是对外界劳动的吸纳，而是对整个范围的要素进行整合，是对整个社会、

对所有个人的意识、肉体、情感、人性的吸纳，它代表了规训体制的结束以及控制社会的来临、帝国的到来。“市民社会的衰落、规训机构的普遍

危机，与作为标志和组织全球统治中的分工的界限的民族国家的衰落相一致。抹平国家界限约束的全球控制社会的建立，与世界市场的实现和资

本对全球社会的吸纳齐头并进。”①在此，哈特、内格里对规训社会、控制社会的演绎达到了最高境

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规训社会=市民社

会=现代性（社会）=福特主义（工业劳动）=民族国家主权（帝国主义）；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控制社会=后市民社会=后现代性（社会）=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帝国。马克思、福柯、德勒兹、哈特与内格里碰头了，为这次集会牵头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逻辑。

哈特、内格里在这次“碰头会”上强调的是，不

要只看到资本对劳动的一维逻辑，只看到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规训、控制，还要看到与资本不同的另一主体的力量，这种对立只能是相互的，这种过渡是主体对抗推动的结果，最终也只是将反抗主体的反抗更好地呈现出来。为此，他们责备马克思虽然敏锐洞察到了这种转变，却没能用积极的主体力量的行为来解释，他们也责备法兰克福学派只分析了资本将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纳入到集权国家，只是对马克思的吸纳理论重述和扩充，没有

看到这种转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没有看到恰恰

是在实质吸纳中，更多的反抗主体被纳入资本之中从而成为更强大的反抗力量。反倒是可以借助于福柯与德勒兹的规训社会、控制社会理论，当然是他们所解读出来的，看到资本与劳动的逻辑绝不是单向的、一元的逻辑，发现新的主体的生成。“认识到从规训的社会到控制的社会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规训的机构和伴随而来的抵抗潜力已经消

失殆尽。”②抵抗潜力的揭示正是他们的理论旨归。

三、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主体生产

尽管进行了众多的理论杂糅，哈特和内格里还是不满意于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过渡的理

论，因为所有的理论都没能够清晰地指明，任何转变、

过渡都不可能离开政治主体斗争的推动，都没能从不同主体的生产与转变的角度去读解社会历史的演变。哈特、内格里进而依据福柯、德勒兹的思路指出，

主体性并不是预定的、原生的，而是形成于特定的社会领域之中。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有着不同的主体生产模式，

生产出不同的主体性。而他们补充并强调的是，政治主体的斗争不仅促使过渡的出现，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实现自身的转变。同样是一个过渡，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哈特、内格里指出，规训社会在主要的资本主

义国家一经实现，

必然开始进行全球扩展，它的目标就是在世界的整个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范围内

推广规训的体制。世界上每一个工人都受到规训，农民从村庄走向世界大生产的熔炉之中，人们对自由的吁求变成一种生产的动员，世界最终变成一个全球的工厂社会。在这个规训社会中，主

体性的生产建立在主要社会机构的功能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可以被看作由主体性生产构成

的群岛，它有不同的场所，生产出不同的主体，如犯人、母亲、工人和学生等等。这里存在着内与外

的界限，

存在着不同的、定界分明的范围概念。但这种规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监控之下的主体性，每个个体的身份由生命的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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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马克思主义●

现实2014年第6期①②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332．［美］哈特：《市民社会的衰落》，第253页。

决定，如一个人是家中的母亲或父亲，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监狱里的囚犯、疯人院里的疯子。哈特、内格里指出，规训社会下，即工厂社会下的生产的主体被锻造成一维的经济发展的功能，社会劳动分工的形象、结构、等级越来越四处传播，市民社会的形象、结构、等级正逐渐被吸收到国家之中：新的奴役规则和规训性的资本主义体制穿越整个社会领域。因此规训社会最为根本的主体是工厂工人，包括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到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工人。这里塑造的是统一的形象，不仅是工厂工人阶级的形象，也可以从整体的角度看作是人民的形象，它是被规训出来的，因而是超验的。

正当规训体制被推到最高层次的时候，得到最完整的应用时，它就作为社会组织的极端的界限，作为处于被克服的过程中的社会而表现出来。因为规训体制建构起朝向一个全球劳力市场的趋向的同时，也建构起其对立面存在的可能，全球大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就是世界市场潜在统一的重要后果。按规训模式组织起来的全球市场的形成，处在流动性的各种张力的交织之下，它是一个交织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意味着真实而有力地追求自由和新流浪愿望的形成，意味着躲避规训体制的欲望的形成，它潜在地造就出一群不受规训的、向往自由的人。在规训体制下，有这种愿望的劳动力得不到容留和控制，这种劳动力就必须逃脱规训，它要通过在世界市场上的不断流动证实自己的能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各样的运动就是这种力量的表征，对哈特、内格里来说，这些运动归根结底就是反对规训体制的斗争，就是向规训社会的冲击，也显示出规训社会的行将终结。

这场斗争具体而言有三个特征：其一，斗争表现为对工作的普遍拒绝，它拒绝工厂劳动，反对任何基于增加工厂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模式。这种拒绝规训体制和肯定非工作的范畴，成为一套新的集体实践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决定性特点，这已经不是规训社会的主体生产所能概括的了。其二，斗争的目的是推翻劳动市场的资本主义划分，这种划分在劳动市场中体现为按阶级、阶层、民族或性别等进行社会群体的划分，在产业之间以及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上的划分，以及劳动市场的等级化等等。其三，工人斗争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监控机制，罢工运动和无产者的社会联合集中在一起，共同反对社会劳动的胁迫性组织和监控的规训机构。这场斗争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规训体制运行出现障碍，使规训社会的运转几近瘫痪。全球各种斗争的融合埋葬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规训能力，推动帝国主义走向帝国，规训社会必然走向控制社会。同时，斗争的融合在一个国际的范围内呈现出的是使劳动力合作转化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它创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种潜在或者说真正的统一，整个国际资本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就宣告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划分的终结和全球无产者潜在的政治整合。他们的说法当然是为了迎合他们建构大众主体的目的，因为只有简单化或将其目标统一化，才能使大众有共同的目标，而成为能够共同行动的政治主体，成为全球无产者联合的整体。

面对这场反对规训体制的大运动，资本并不是毫无反应，在哈特、内格里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选择了两条道路来平息斗争和重建规训的任务。第一条道路是使用压制性的保守措施，重建对整个生产的规训，对之前的流水线生产体制进行修正，通过生产的流动性和不固定性加以实现，但它只能暂时遏制工人斗争的破坏力。于是另一条道路被采用，它不仅仅以压制为目标，而是要改变无产阶级的真正构成，对其新活动与新形式进行整合、统领。就是这两条道路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压力下，揭开了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序幕。就是在这场工人以及各社会群体斗争的时刻，控制社会应运而生。可以说，无产阶级事实上不仅创造了资本被迫采纳的社会和生产方式，缔造了资本的控制社会，而且在反规训社会的斗争中，适应控制社会逐渐改善自身，化茧成蝶，化无产阶级为大众。我们看到，两位作者在这里论证的逻辑是斗争决定新发展方式，决定新的控制方式，决定新的主体的逻辑：无产阶级主体的反对规训体制的自觉斗争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采用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新的主体构成形式，这种新的主体构成又决定了资本主义采用新的支配方式，那就是控制社会。因为规训体制根本无法规训合作的、流动的、灵活的、情感的非物质劳动者，资本必须用一种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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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式来对其控制，去适应并管理新兴非物质的、具有

合作性的、交流性和情感特点的劳动构成。当然，在帝国的控制社会中，主体仍是在社会工厂中被制造出来，但主体性生产地点的界定已不能分清，在过去界定各种制度的有限空间的封闭边界已经被摧毁，原来只在某些机构的有限空间发挥作用的逻辑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原来在某个国家的疆域，现在扩展到整个世界，再也没有内外之分。主体性的生产逐渐不受任何具体地点的限制，一个人总是仍在学校中，又仍在监狱中。这种新的主体比起以前的主体角色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是一种杂交的主体性，身份的稳定性开始趋向流动性和富有弹性，主体并不固定在身份上，而是杂交和具有调节性。主体性被无数的机构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同时生产出来。在控制性社会生产出的杂交主体不带有一名监狱囚犯、精神病人或工厂工人的身份特征，而是由他们所有的逻辑

构成，

它同时具有所有这些特征，不属于任何身份，却又具有所有特征。这恰恰是大众生成的历史背景

。“控制社会的主体，就像帝国的主权一样，有着混合的特质。

”①这种混合的身份恰恰是大众的特质。福柯、

德勒兹式的主体生产学说被有机地运用到对新的政治主体的分析上，一种抽

象的理论言说被赋予了更为现实的实践特质。哈特、内格里指出，帝国控制不能再通过规训方式实

施，

采用的是生命政治的控制模式，其所针对的基础与目标就是生产性的大众。大众不能被编码和规范化，但必须被统治，即便以自治的方式。人民的概念不能再作为控制体系的有组织的主体，因此人民的同一性必须被大众的流动性、灵活性、永恒的差异所代替。大众被统治是借助于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工具，在实质吸纳的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的。但同时，“实质吸纳的运作并不会消除对抗，而是将其移置到社会的层面。阶级斗争并不消失，而是转换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环节之

中”②。市民社会被吸纳入国家之中，结果却是原先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协调和调解的各种因素爆发，反抗也不再局限在边缘。当资本的实质吸纳不仅纳入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维度，而且纳入了整个社会有机体时，当资本更多地将其生产关系全球化时，所有的劳动形式都趋向于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成为社会劳动的普遍角色，作为抵

抗主体的大众也就出场了。大众成为涵盖一切

的、灵活多变的、更具战斗力的革命主体，它必将在这种实质吸纳中完成最终的解放。

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从市民社会到其衰落，从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到帝国，这一过程完全是由革命主体的斗争所推动的，革命主体在改造社会形态的过程中，也在改造自己的形象，从统一的工厂工人、具有统一身份的人民，到灵活的、不确定的大众。由此，我们可以再把我们所总结的等式进行补充，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规训社会=市民社会=现代性（社会）=福特主义（工业劳动）=民族国家主权（帝国主义）=人民（工人阶级）；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控制社会=后市民社会=后现代性（社会）=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帝国=大众。哈特、内格里正是杂糅各种理论为我所用，借以表征帝国与大众的到来。借助于规训社会、控制社会的概念，哈特、内格里完成的是主体的转换，完成的是大众的生成。

两位思想家重新演绎黑格尔、马克思、福柯、德勒兹的思想，创构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有其高明之处，尽管有一定的误读或故意的改写，尽管过度夸大劳动主体力量使其在解释当代资本世界体系现实上略显苍白，但其逻辑进路，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无借鉴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黄晓武)

11马克思主义●

现实2014年第6期①②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332．

Antonio Negri ，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Plu-to Press ，1991，p．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