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赖超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汪曾祺的小说与“水”的关系。如“水的存在给人

（1），的印象如此深刻，和情节的联系又如此紧密，有时简直起了主角的作用。”

“用‘水’作为汪曾祺小说风格的直观化诠释，真是抓住了关节。不过除了‘柔软’，‘和平’之外，似乎还应该加上‘明彻’、‘鲜活’以及‘天籁自然’。”（2）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没有人从创作论的角度深入探索汪曾祺小说与“水”是如何发生并融合成风格独特的“汪体小说”的。下面我试图通过全局观照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他的人格气质的影响，探讨“汪体小说”的“水”的风格的形成。

（一）

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种说法是完全贴切的。纵观汪曾祺小说，“水”的表现至少有两层特征：

其一，显层特征。主要表现在有关“水”的语言文字。《大淖记事》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乎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许多紫红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便宜，男人们是不屑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硕长俊俏，浓黑的长发上涂了许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的很！”《受戒》结尾写道：“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苇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鸡鸭名家》里放鸭的白莲湖。此外，其他小说中提到的高邮湖，泰山庙前的澄河，澄河里的“黄瓜鱼”，隋唐时的临运河，到处都是水的语言和水的意象。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种韵味就是语言的流动性。“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不像盖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叠出来的。”（3）汪曾祺说：“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虽然有时“水”对小说的情节、主题并未起多大作用，但我们

１

所触目之外皆润润的一汪水，苏北水乡的情景萦绕脑海浮现眼前。在这里，“水”主要起营造一种氛围的作用。

其二、隐层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小说的人物具有“水”的性格特征。《受戒》中的小英子“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她赤着脚走在柔软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她的一举一动，姿态优美，性格开朗，全身都散发着农村水乡少女的气息。《大绰记事》中的巧云“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目希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活脱脱一个水灵灵的少女。不仅大绰的女人是水做的，而且水边的男人也浸透出一种特别的灵气来，如十一子“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名士和狐仙》里杨渔隐和水莲子不避世俗，追求自由生活是作者理想中的静态人生体现。《鉴赏家》里季陶民与叶三是一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千古知己。其他如《故里杂记》的李三，侉奶奶；《故乡人》中的金大力，钓鱼医生王淡人；《八千岁》中的“八千岁”；《薛大娘》中的“薛大娘”；《桥边小说三篇》中的詹大胖子，都隐约表现出一种恬静如水，与世无争的理想人格来。

第二，小说的结构松散、随便，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受戒》题目是“受戒”，但作者一开始从庵赵庄写起。介绍这个地方“出和尚”，然后讲荸芥庵，讲和尚可以娶老婆、吃肉、赌博，拉拉杂杂，一直写到明海与小英子朦胧的爱情，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才写明海的受戒。《异秉》同样是这样，讲王二，扯到源昌烟店，又扯到保全堂，直到结尾才借张汉轩之口讲出“异秉”的缘由。《大淖记事》简直就是江南水乡风景画和民俗风情画。“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明袁宏道要求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王国维说：“古今之大文学家无不以自然胜。”中国优良传统艺术都是鄙视矫情伪饰，推崇真实自然的。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规定出若干公式的。……我

２

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我的《大淖记事》发表后，有人认为小说的结构很不均衡。小说共五节，前三节都是写大淖的风土人情，没有人物，主要人物到第四节才出现。……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4）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说：“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

（二）

上面简要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中“水”的表现特征，但是“水”这种物质载体是如何和他的小说结合得如此完美而自我一格的，即“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究竟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从他的小说创作过程来看,我认为他是有意为之的；同时由于他的人格、气质又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潜意识地靠近“水”。

汪曾祺出生于一个殷实家庭，祖父汪嘉铭中过清朝末科的拨贡，父亲汪淡如也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汪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却还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贴之类的物件也不少。这一点对爸爸走上文学之路不无影响。”（5）汪曾祺的儿女们如是说。的确，汪曾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以后的人格气质的形成以及对创作的影响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汪曾祺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6）书香世家的门第以及良好的艺术训练（书法、绘画、戏曲都懂一点），使得以“情趣”、“乐感”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闲游成为汪曾祺更为倾心的境界。他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7）

汪曾祺的确是一位淡泊宁静的性情中人，他的这种平和随意的性格得益于他的家庭环境和受父亲的熏陶。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他的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可见他的父亲是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像亲兄弟般无说不谈的。汪曾祺后来回忆说：“他的这种脾气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他的儿

３

女们叫他为“老头儿”，“多年父子成兄弟”是老头儿父亲的话。到了爸爸这儿，不仅“父子成兄弟”，而且父女也成兄妹了。他把我们当伙伴，当朋友，从不摆“父亲”的架子。我们叫他“老头儿”，他叫我们“大狗、二狗、小狗！”（8）中国古语“文如其人”，用在汪曾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汪曾祺的这种恬淡和谐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柳青一样写充满阳刚之气的《创业史》，他不具备“对这个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怀疑”，他只能抒写一种“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的阴柔小品。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审美取向似乎更倾于简淡、空灵、自然一类的阴柔品格，这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艺术形式上更看重“芙蓉出水”的自然风格。林语堂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唯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9）可见，汪曾祺被定性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正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流动着“知者乐水”的士大夫雅趣。

但是汪曾祺一生真正与“水”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在碰到沈从文之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沈从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师承沈从文，与他的关系很密切。两人经常下饭馆、泡茶馆、吃小吃，情如父子。无论从人格性情和创作上都直接影响了汪曾祺，当时他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大多数是经沈从文这手介绍出去的。但汪曾祺一开始写作并未受他多大影响，从40年代写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等来看，显然更多地接受了从西方引进的意识流手法。汪曾祺真正继承沈从文的风格并把它发扬光大是在几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老树开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三）

汪曾祺说过，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和创作，并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较深，我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讯、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阿左林。”（10）相比之下，他还是受沈从文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受他的“水世界”的影响。他几乎是继承并发展了沈从文的风格，改革开放之后，沈从文就在汪曾祺的血

４

液里复活了。请看沈从文有关“水”的叙述：

“到十五岁之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的性格。……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11）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波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裂。我的学校可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12）

“在我的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水给我种种的印象。……我学会用小小的脑袋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13）

“水的德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14）汪曾祺也常常提到“水”对他的创作的巨大影响作用。

“我的小说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15）“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16）

“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7）

比较上面文字，沈从文“水”的叙述与汪曾祺“水”的叙述竟是如此的相近，不得不令人相信汪曾祺是有意向沈从文靠近。其实汪曾祺也并不避嫌地承认了这一点，他曾多次谈到“小英子，巧云身上隐隐约约有翠翠、三三、夭夭的影子”。他不太同意有人把他的小说归入乡土文学行列。他说：“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还是不要把我纳入乡土文学的范围为好。”（18）看来，汪曾祺是有意要把自己从乡土文学中拔出，另立“乡水文学”一派了。他说：“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19）可见汪曾祺并非一味地继承沈从文的风格，他有自己的见解。

５

他把沈从文埋藏在作品中浓郁的忧愁和孤独冲淡了，融入自己清新和明彻的人格和气质，同时为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写作添上一些新的东西，使他的作品具有一股更健康的活力，更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他是有意为之的。这就是汪曾祺的创新。但“水”的影响，从沈从文到汪曾祺，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如果说沈从文写“水”寄托了一些更深沉的宇宙人生认识，那么汪曾祺的“水”则更加流畅、活泼、轻松、平淡了。

（四）

汪曾祺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和气质，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或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的人，我永远只是个小品作家。”（20）因此他的小说读来如潺潺流水，宁静冲远，他赋予小说一种“淡泊”的旨趣，抒写的是一种静态的水的人生关怀。《异秉》里说的是王二艰涩的发迹史，但小说却写的平淡冲远，知足常乐。《岁寒三友》写的不过是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和画画的靳彝甫三个平凡人的生活经历，其中有欢乐、有泪水、有好运、有困顿，但他们经历了冷暖世事后仍保留着一分真诚的友谊。还有像《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是一个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的“活庄子”，《徙》中的教师高北溟一生经风历雨，浮浮沉沉，但他都坦然面对。“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子里，然后缓缓化解成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事世，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21）他喜欢写旧社会的生活，回到童年的回忆。因为他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伤感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2）汪曾祺的这种大和平心，使他的小说像一条河流，一潭池水，“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达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高远境界。

注：

（1）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2）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６

（3）（4）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5）（8）《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

（7）《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

（9）《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著，华龄出版社，P80

（10）《谈风格》，《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

（11）（13）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12）《从文自传》沈从文著

（14）《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

（15）（18）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6）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17）汪曾祺《自报家门》

（19）（22）《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

（20）《晚翠文谈·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1）《永远的汪曾祺》徐卓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７

2019年高考语文(浙江专用)第二章创新题型精练专题二群文通练五欣赏一位作家风格汪曾祺散文化小说(小说阅读)

群文通练五欣赏一位作家风格——汪曾祺散文化小说 (小说阅读) 微导语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于当代文坛，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是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小说的主要风格：以回忆为主；结构上情节因素弱，插入成分多，风俗描写多；语言简洁干净，不重修饰，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着重表现和谐、乐观的色调和善良、美好、健康的人性。他的小说，有一种悠然、散漫、自由的味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职业 汪曾祺 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大人小孩都听得很熟了。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么脆的嗓子，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她的声音很高，拉得很长，一口气。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 我好像只看见这人走来走去，吆喝着，没有见有人买过他的化风丹。这位贵州老乡，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呆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黄昏以后，直至夜深，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 “壁虱药！虼蚤药！” 壁虱即臭虫。他这时候出来吆卖是有道理的。白天大家都忙着，不到快挨咬，或已经挨咬的时候，想不起买壁虱药、虼蚤药。在这些耳熟的叫卖声中，还有一种，是：“椒盐饼子西洋糕！” 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他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从早到晚，穿街过巷，吆喝着。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岁，如果上学，该是小学五六年级。但是他没有上过学。 我从侧面约略知道这孩子的身世。非常简单，他是个孤儿，父亲死得早，母亲给人家洗衣服。他还有个外婆，在大西门外摆一个茶摊卖茶，卖葵花子。他长大了，得自己挣饭吃。母亲托人求了糕点铺的杨老板，他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晚上发面，天一亮就起来烧火，帮师傅蒸糕、打饼，白天挎着木盆去卖。这孩子是个小大人。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只是找一个有荫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高声吆喝。 每天下午，在华山西路、逼死坡前要过龙云将军的马。他每天都是这时经过逼死坡，他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引导语：汪曾祺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下文是有关他的经典小说的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汪曾祺的《受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受戒》一篇和沈从文的《边城》，都是饱含诗情的小说，歌颂了人性之美。秋水般的文字，纤尘不然的意境，汪曾祺的《受戒》一篇与沈从文一脉相承。都是让人感动的名篇。 小说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聪明漂亮的主人公明海在家叫小明子，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出和尚。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因为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不仅出家的目的是世俗的，寺庙里的生活方式也如此，充满了尘世的气氛。荸荠庵的小和尚过着很清闲的日子，连早课、晚课也不做，只是敲几声磐，然后挑水、喂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尚中，大概只有一个老和尚最守规矩，他是吃斋的，但过年时也破戒。明子的舅舅仁山是“当家的”，掌管寺庙里里外外的俗务。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夫妻俩在庙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小日子。三师父精明能干，风流倜傥，能玩牌，会“飞铙”，还长于唱山歌小调。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

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也举行宗教仪式，可那欢快的场面更像是人生的舞蹈。有时，“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小英子一家4口人，尽管性格不同，但都禀承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小英子热情泼辣，心灵手巧，热爱劳动。她和常往她家跑的明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海会画花，小英子就把它们绣出来。他们共同劳动，一起薅草，车水，“扌歪”荸荠随着岁月流逝，春去秋来，他们的心田里渐渐长出了爱情的苗子。《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 作品中两个部分的内容是相通的，具体的联结就是明海的行动;不仅如此，两个部分还互相印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有着一种内在的欢乐，浸润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世主义精神，令人想起《诗经》和古代乐府中那些欢快的民歌。这是一首人生的赞歌，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平凡的人物，从中又折射出不平凡。作者以朴实清新的笔触写那些平凡实在的人，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生，写他们的死，写他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专科毕业报告 论文题目：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姓名：毛仙付 专业：应用中文专业 年级：2012年秋 层次：高起专 学习中心曲靖培训学习中心 完成时间：2014年9 月20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俭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在其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不管是叙述事件还是描绘景物，是写对话还是描写人物，都显示出和谐、风俗的风格。 【关键词】：小说语言真实性文言文人性美和谐与风俗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 一、语言的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中的人物陈小手是旧社会一个男性产科医生的形象。他身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品质，大家了解哪些? 陈小手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

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 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乎，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学年论文 题目：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姓名：覃思霖 学号： P100711042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 2010级2班 指导老师：张向东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专业:汉语言文学姓名:覃思霖指导老师:张向东 摘要汪曾祺小说是一幅自然清新而高雅隽永的风俗画,他以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给读者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内涵。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意识，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的和谐。在对乡土风俗的描写中,渗透了作者对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的思考。他所描述的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渗透出一种美的人性，给人美的情感体验。本文以汪曾祺小说为载体，将从民间善恶观、人物的仁爱、抗争精神和对生活的态度等角度来阐述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人性美,风俗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独特风格和美学追求的作家，他对风俗、友情、爱情、自然的独特描写都表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健康人性的向往。其笔下很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大英雄，更多的是对旧社会中普通小人物、小市民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比如商人、工匠、医生、农民、学生、和尚、挑夫等。他力图通过小人物的平凡命运挖掘人类内心深处蕴藏的美。其《受戒》和《大淖记事》的发表与获奖①，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关注。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写作风格与师相近。与前辈抒情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中，这使得他的小说富有一种浓郁的文化韵

味。有评论家认为：“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②他在小说中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更值得我们去品味和研究。 一.儒家色彩的民间善恶观 汪曾祺继承了传统小说对道德民间化的书写。在他所写的人物里，大多是重义轻利、乐于助人和具有强烈家庭观念意识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过着安分的日子，因此，活得很快乐很知足，人与人之间很少有激烈的斗争，他描绘的世界很少有悲伤。朋友同甘共苦，夫妻相濡以沫，邻居间团结互助,民风也极其简朴。 在《徒》中，写到小学教员高北溟身处困境，却不苟于世。他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排挤，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节操，为了恩师的遗稿能被刻印，他省吃俭用，甚至牺牲自己孩子的前途。《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一个有博大仁爱之心的人，作为一名医生，他救死扶伤，替人医病从不计较报酬。家乡发大水，他冒着洪水去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好依也好利。他打捞尸体还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较报酬，救上来的人的人一无所有了，他连姓名都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的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以义为上思想的表现。《大淖记事》中受伤的十一子被接回以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人参汤给十一子补营养。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而刘号长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分 类 号：I247.7 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姓 名 高冠强 学 号 200601120520 年 级 2006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系 （院） 文学院 指导教师 蒋心海 2008年4月10日

摘要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

Abstract 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

文学类文本汪曾祺《钓鱼的医生》阅读练习及答案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钓鱼的医生 汪曾祺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的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刮刮鳞洗净了，就手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直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位老兄姓王，字淡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大名里还带一个菊字。古人的一句“人淡如菊”，造就了一个好名字。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大门总是开着的，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匾上写的是“功同良相”“济世救人”“仁心仁术”“妙手回春”……医生家的匾都是这一套。匾都有年头了，只有一块很新，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进了过道，是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鸡冠、秋葵、凤仙一类既不花钱，又不费事的草花。有一架扁豆，还有一畦瓢菜。这地方不吃飘菜，也没有人种。这一畦飘菜是王淡人从外地找了种子，特为种来和扁豆配对的。王淡人的医室里挂着一副郑板桥作的对子：“一庭春雨飘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很喜欢这副对子。他这个医生是“男妇内外大小方脉”，什么病都看，外科用的药，大都是“散”——药面子。“神仙难识丸散”，虽然每一家药铺都挂着一块小匾“修合存心”，但是王淡人还是不相信。外科散药里有许多贵重药：麝香、珍珠、冰片……哪家的药铺能用足？因此，他自己炮制。他的老婆、儿女、都是他的助手，经常看到他们抱着一个乳体，握着乳锤，一圈一圈慢慢地磨研。 城里外科医生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外科医生都不大看得起，因此，王淡人看外科的时间比较多。一年也看不了几起痈疽重症，多半是生疮长疖子。这些生小病症，是不好意思多收钱的，而且本地规矩，熟人看病，都得要等“三节算账”，——端午、中秋、过年。忘倒不会忘的，多少克就“各凭良心”了。有的送来一些华而不实的礼物：扇子、月饼、莲蓬、天竺果子、腊梅花。乡下来人看病，一般倒是当时付酬，但常常不是现钞，或是二十个鸡蛋、或一升芝麻、或半布袋鹌鹑！遇有实在困难，王淡人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 有人说：王淡人很傻。 去年、今年，他就办了两件傻事。 去年闹大水。连天暴雨，一夜西风，运河决了口，浊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里流着箱子、柜子、死牛、死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王淡人就用了一根结实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在水特深的地方，就横执着这根竹篙，泅水过去。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但是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绪论 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

汪曾祺小说《陈泥鳅》阅读答案

汪曾祺小说《陈泥鳅》阅读答案 陈泥鳅 汪曾祺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又过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他在通湖桥下住。非遇风浪险恶时，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就呆在家里。 他也好义，也好利。湖里大船出事，下水救人，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闸炸了，炸得粉碎。船碎了，人掉在水里。这时跳下水救人，能要钱么?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人淹死了，尸首找不着。事主家里求到时，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 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点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散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有的时候，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 他也不娶老婆。有人劝他成个家，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淹死会水的。我见天跟水闹着玩，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问也不踏实。这样多好，吃饱了一家子不饥，无牵无挂! 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怎么知道是女尸?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桥以西，桥以东，水面落差很大，水势很急，翻花卷浪，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像打雷一样。围观的人都不知这女尸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但也都知道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 公益会的人去找陈泥鳅。 陈泥鳅来了，看了看。 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 十块?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桥洞只有肩膀宽，没法转身。水流这样急，退不出来。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大家都说：十块就十块吧!这是砂锅捣蒜，一锤子! 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道了一声对不起了!纵身入水，顺着水流，笔直地窜进了桥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听见嗖地一声，女尸冲出来了。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窜进了水面。大家伙发了一声喊：好水性!

评析汪曾祺小说《受戒》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评析汪曾祺小说《受戒》 汪曾祺给宗璞画过一幅牡丹，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个人觉得此诗颇可作为对《受戒》的生动注脚，甚至是作家对全部作品的自况。尽管《受戒》或许算不得汪曾祺最好的小说，但仍不失为一则人文俱老的典例。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第一声晨号，它无疑出色地完成了一种唤醒使命，笔墨间的些许毛草并不影响它歌唱的嘹亮。 《受戒》刊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发表后即引来纷纭聚讼，这场“论争档案”可谓是异常激烈：围绕着作品是好是坏，持意见不同的双方阵营代表互不相让、各抒己见。 持见不同者认定：“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的……这种‘解放’不是出格得难以令人置信吗……恰恰缺乏教育意义。”（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汪曾祺的世界有一种纯粹之美，太合于理想化了，形成‘现代缺憾感’”，“失误根本之点是从未考虑‘历史发展’，笔下人物就难免概念化、公式化甚至脸谱化”。（沉风：《沉思于昨天和今天之间》）“汪曾祺作品缺乏老舍市民小说那种引人深思的内涵和辐射性的思想冲击力，因而有些作品不够厚重与深刻。”（周荷初：《汪曾祺小说中的美学评价》） 尽管有批评声和反对声，但是赞扬和掌声几乎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唐挚《赞〈受戒〉》、张同吾《写吧，为了心灵》、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雷达《论汪曾祺的小说》等当年论著中的“人性抒写”、“温暖叙事”、“文士风度”、“风俗小说”、“笔记体例”等种种归结则对汪曾祺研究具有某种奠基的意义。迄今见诸报刊的、直接针对《受戒》的评论探究早逾百篇，如此密集的凝视和聚焦在当代短篇小说批评史上颇显稀罕。《受戒》可能不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比之艺术更为圆熟、思想更为深邃的《大淖记事》、《八千岁》、《异秉》、《岁寒三友》等作品，它自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不过它所做的已然足够了。特别超前的游戏品格，使作品成为当时文坛珍贵的旁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受戒》不只是一篇风格特异的小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汪曾祺“纳外来于传统”，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学中提倡的解放了地人性美，同样对于中国阅读而言，《受戒》也是一部观念全新的接受史。 《受戒》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大概内容如下：庵赵庄有座荸荠庵（实为“菩提庵”，被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庵内13岁的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带来出家的，（他们家乡也确有当和尚的习俗）。他舅舅是庵里的当家和尚仁山。但是荸荠庙里的和尚只是把出家当成一种谋生手段，无所谓清规戒律，过着一种率性自然地生活，这种顺从自然天性的庵中生活，与现实佛门禁锢的人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海在第一次来庵上的的路上认识了小英子，小英子家住在荸荠庵附近，明海老往她家跑。明海会描画，这一技艺令小英子即将出嫁的姐姐着实风光了一回——大英子照他描的画绣出来的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薅草、车水、放割稻子、打场看场。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沙弥尾”，将来能做方丈。小英子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数天后，小英子又划船把接受过戒的明海回庵赵庄。回来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当沙弥尾也不要当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应下。当小英子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这部短篇小说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汪曾祺小说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受到文学界高度推崇，探究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有哪些出众的特色，并从中寻找根源和发现价值，对现代的小说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标签：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特色；价值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他作品的审美价值、本人的文学气质、在文学界的地位都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高度认同。汪曾祺的相关创作，别人都赞同他的散文十分出众，但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文采，也不见得比散文逊色。他的小说，每篇都很独到。它不仅内容充实，艺术表现也很出彩。他的小说情节简单，但他随意挥洒，语句优美，句式独特，句句留有余韵，富有感染力，既让读者赞叹，又给人以无穷的魅力。汪曾祺小说的魅力，除故事本身外，叙述人的语言可谓功不可没，该论文主要在其语言上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 1.通俗化 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基本都知道，汪曾祺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设置非常普通，人人都能看得懂，散漫浏览也容易不知不觉中陷入那淡淡的温馨中。通俗易懂的文字，淡雅的笔触，加上那平易近人的写作态度给汪曾祺的作品带来了出众的人气，让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了解到这么一位有个性的作家。对一篇节选自《受戒》的小短文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小孩天真烂漫，一个是想去当小和尚的傻小子，一个是可爱的小姑娘。刻画两人互踩脚丫的嬉闹画面仍时常浮上脑海，惹人一笑。看到那就有一种轻松和舒畅的感觉涌进内心，让读者被这样的文字和语言感动。我常看汪曾祺的小说，他的语言也许并不华丽，但却从不矫揉造作。他的笔触里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意想不到，即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里他也能保持独有的那份优雅，用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调叙说他在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每当读及他的大学时代，你会产生错觉，会误认为抗日战争时的昆明城趣味十足，小说里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可乐着呢——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带着女生爱吃的瓜子、花生，守候在女生的宿舍门口，所以跑警报的时候正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期，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那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现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 通俗意味着浅显易懂，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通俗让读者轻松地欣赏这些小故事和小情节，在悠然中看着故事主人的各种有趣境遇。可往往人们认为通俗的东西浅薄，深刻的东西很晦涩。事实并非如此。鲁迅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这里的通俗是指语言表面的通俗，但思想的深刻却与语言的通俗无多大关联。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有着深刻的主题，看完后常留有余韵。如小说《陈小手》中的陈小手医生给团长老婆接生，母子平安后，却被团长枪杀了，最后团长还觉得怪委屈。这个事其实也能想明白，就是医生是

汪曾祺《陶虎臣》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2-15题。 陶虎臣 汪曾祺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一一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炝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的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两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天皓片。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晴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城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边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飞来许多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读汪曾棋同志的小说，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在那些单纯古朴的旧日人物身上，在那乡情浓酽的风俗气氛中，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似乎隐慝着一种深厚的意蕴。一种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挚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形成其基本格调的意蕴。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魂儿”吧，我以为那该是沉入艺术境界之中的哲学意识。是作者熔人生的丰富体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于一炉，锻炼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态度。 这种整体的哲学意识及其审美态度，得以滋养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经由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再冲击，淘汰了封建性的糟粕，而沉聚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即使是作者早期写得很洋的作品，今天读来，也依然可以发现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作者近年创作中，“回到民族传统”的自觉努力，就使这种潜在的倾向，愈益明朗。古典文化对他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美学的，首先是哲学的。 曾棋同志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见汪曾棋《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新疆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生活养育的劳动群众，凡赢得作者积极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的人。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见《岁寒三友》)；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故乡人——钩鱼的先生》)；金大力公正厚道(《故乡人——金大力》)，以及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鉴赏家》)，都继承了传统的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这种朴素的道德理想，也被作者用作为评价当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尺度之一。沈沅在政治的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寂寞与温暖》)；王大力舍身救列车，他的亲属由工人们自愿赡养着(《塞下人物记》)；小王的苦恼，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热心的帮助，尽管时代内容的变化，使同一尺度的审美评价，所达到的效果差异很大。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于伦理意识的感情慰藉，是作者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的诗意。这显然是民族传统道德的延续。至于高北溟耿介刚直的性格，他在困境中不失操守，宁可穷而不达也不肯苟合于污浊的世态，以及对师生情谊信念般的诚挚，都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 这些朴素的道德理想和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重视人的世间关系的协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把人们的情感“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汪曾祺的小说中体现着这一特征，他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所表现的都不是超世间的崇高精神，只是在否定儒家思想中强调等级秩序的阶级偏见(见《鉴赏家》)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见《晚饭花》)的同时，把其“仁爱”观念中所包含的一般博爱思想、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等具有人民性的部分，艺术地再现于普通人原始的生活命运中，使传统的观念在艺术表现中获得时代感。 庄子是汪曾棋同志深爱的大散文家。作为道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思想中含有浓厚唯心主义的虚无思想。但他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绝对自由观念，却是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重要动力，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是历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无力反抗黑暗的现实，苟安于乱世，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共同归宿。汪曾祺同志笔下的旧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这种思想特征。他们或淡于世事，不屑为浮名俗利而“数数然”(如《鉴赏家》中的季民)；或甘于寂寞、在清贫的风雅中自得其乐(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也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这些精神特点正好与他们急公好义、耿介刚直、不苟合于污浊世态的道德风貌相补充。一方面是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达则兼济天下”，施及旁人；“穷则独善其身”，面对社会是消极的反抗，面对人生则是积极解脱，无所求而无所失，有所不为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完整。 作为艺术形象，这固然体现着作者写实的客观态度，同时，毕竟也渗透着作家主观的审美评价，表达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主观好恶。这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倾向，表现在不少具有深厚古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中。我们读孙犁笔记体的近作《芸斋小说》，常为他近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十年动荡，亲人的生死离散、世态的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读杨绛同志的《干校六记》也有同感，女婿死于非命，家人无法团聚，结发的夫妻也咫尺天涯难得相会，这些巨大的悲苦，都在悠悠不迫的文字间释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真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也同样体现着古文化的精神，使人唱然而惶惑。另一个女作家宗璞，她广泛借鉴西方小说技法，极具深度地正面刻划了一个时代动荡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压抑与心灵的痛苦，也依然可以从中感到古典文化的脉搏在跃动。

汪曾祺乡土小说的独特艺术世界

汪曾祺乡土小说的独特艺术世界 江苏省大港中学黄卫荣李晓丽 新时期文学自发端以来，就以其崭新独特的风貌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格局。然而，从“伤痕”、“反思”文学对过去政治的批判、否定，对人性人情的追思与呼唤，到“改革文学”对现有时代气息的敏锐反映，却无一不是十七年文学政治视点的延续，是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政治观念的反映。在这些文学气息还方兴未艾之时，刘绍棠、汪曾祺等人，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他们都力图在作品中展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文化意识，注重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把握，揭示劳动人民的思想、性格中美好的一面，以及这些美好品德所产生的文化根源。这一文化审美倾向的确立，是对建国以来文坛上单一的政治视角的巨大反拨。 比之于更注重故事性描写的刘绍棠，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特有的手笔。他继承了沈从文的风格，以抒情的笔调，着意描写民情风俗，刻写下层百姓的人情人性，以自己的故乡作为背景，成就了一幅幅清新淡远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旧社会生活，但是，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幻和人间的沧桑。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严酷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压迫，而只有作者从旧的题材中提炼出来的美德与纯真，从旧社会那磐石般的精神重压下挖掘出来的传统道德情操和美好人性，以及描绘出来的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他只以一颗静观而自然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诉说那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常人有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 一、清新淡雅的风俗画卷 汪曾祺在创作中，一贯遵循这样一个宗旨：“我一定要把它写的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在汪曾祺的理解中，“美”就是“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汪曾祺的小说的美质与其清新的自然与风俗的描写又很大关系。他十分注重自然环境的描绘，尤其是在以故乡高邮为地理背景的小说中。《大淖记事》中有“大淖”，“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的点头”。《鸡鸭名家》里有“白莲湖”，“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湖边港汊甚多，密密的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一闪，快如疾箭。”……这些自然美景颇具中国山水画的韵味，构图清澈、明净，虚实和谐，静止的意象与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