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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摘要:首先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以及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接着介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新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改善区域发展环境,能够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区域内经济向一体化发展来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沿线国家差异大、融资缺口大、制度不健全等,并以此为基础给出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生产性服务业;聚集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我国总体发展呈现出东快西慢、区域差距过大,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断。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国内产能过剩,如何通过“走出去”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并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霍芬于1877年在《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提出的。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线路和空间走向随着地理环境变化、经济发展态势和政治宗教演变而不断变化。“丝绸之路”在今天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商业符号。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战略。陆上丝绸从中国境内出发,途径中亚广大腹地,最后到达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从中国沿海各港口出发,经南海,再到印度洋,最后到波斯湾、红海和索马里等沿线国家,向南可以到达澳大利亚。

“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贯穿亚欧非大陆。东侧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侧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地带是发展潜力巨大的腹地国家。涉及总人口约44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29%。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匮乏问题。同时,这些国家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基础设施急需建设,与我国形成了巨大的互补性。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用于满足中间生产需求、通过市场化模式向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金融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与实施,将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源泉。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9.41%,第二次产业占比43.67%,第三次产业占比46.92%,服务业首次超过了制造业,这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大,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投入的中间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对知识的高度依赖性,是知识资本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型行业,具有聚集性发展的倾向。它是经济的黏合剂,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

一、“一带一路”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以“政策协调、互联互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通过加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区域内经济融合,降低基础服务和对外贸易成本,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经济局面,从而形成规模聚集效应与经济辐射带,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首先,“一带一路”通过改善区域发展环境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区域发展环境包括融

资环境、投资环境、产业政策等众多的因素。融资环境是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家为了解决“一带一路”融资问题,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旨在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投资环境也是吸引外来投资和推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减少投资贸易壁垒,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增强市场的竞争性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增强生产性服务的效率,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服务种类。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立足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国内来看,虽然我国服务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正在追赶发达国家。从国际来看,西侧发达的经济圈拥有成熟的生产性服务技术与服务,中间地带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形成了差异互补,为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学习机会与走出去的平台。

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先部署铁路、公路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亚欧大陆桥来实现中国与中亚、亚欧经济的大贯通。“一带一路”下的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把沿线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通过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形成安全高效的陆海空交通网络,促使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可以有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国内来看,能够促使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率,刺激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国际来看,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通讯等领域的投资建设有利于各国互联互通,降低运输成本,增大沿线国家人口密度,从而促进区域内货物贸易和产业分工细化,促使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一体化发展。

二、“一带一路”下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地域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分布较密集,具有一定规模,中部地区次之,最落后的是西部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的中心外围理论,东部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中心,向中西部依次递减,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以沿海为中心,以东北、中西部为外围”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消退,反而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要素一般是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存在好的越来越好、坏的越来越坏的现象,尤其是北京市和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效应比较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向东部聚集,成为东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动力。中部地区处在中西部的交界地带,发展不是很好;西部地区主要是原材料的供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水平比较低。这种格局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和协调发展,不利于要素向广大的中西部流动。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和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倾斜,导致了今天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经济规模差距大、区域经济结构差距大、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发展差距大,之前提出的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未能有效的缩小东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大,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区域周边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历史包袱比较重,缺乏相互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共同的价值观,合作共赢理念不是很强,致使区内一体化较难有效推进,呈现出“碎片化”和“逆一体化”的问题。特别是中亚地区信仰、宗教、民族、恐怖主义等问题复杂。

“一带一路”要优先打通通道,建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即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难度大,风险程度高,资金需求大,而跨国投资更加面临着复杂的局面。第一,投资项目由于自身原因资金断裂问题引发的风险;第二,由于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所导致的投资风险,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政治环境不稳定,经常发生动荡,而大国的介入使得地缘关系更加复杂,民族和宗教纷争不断,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很

容易从空间上打断丝绸之路,从而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市场的布局与发展。

(三)总体投资不足,投资缺口较大

虽然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了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规模大、风险高、回报低,导致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4》,全球私人投资资本流向可持续项目的投资比例不足0.9%。我国现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能提供的资金,相对于沿线国家巨大的资金需求来说,还存在巨大的缺口,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因为线路过多过长,很容易稀释资金,从而影响资金的重点投向。跨境投资还存在汇率风险。要到外国投资,先要将人民币转换成美元,再进行投资,而收益却是沿线国家的货币,又要通过美元才能兑换成人民币,因此,跨境投资受汇率和通货膨胀影响,导致收益波动风险大。

另外,跨境融资投资市场不成熟,现在跨境投资主要以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主,还没有完善的私人投资机制,缺乏私人投资,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四)制度不健全,特别是跨国涉外制度

制度是指一切影响和约束人们行为规则的集合,制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制度决定人类理性行为,同时制度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环境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言存在着深远影响。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规则,是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的;在此的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对产业发展的调控措施。非正式制度是无意识形成的,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同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受制度的制约。

从国内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过高、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较为突出,从而造成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资源流入不足,弱化了竞争机制在产业发展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国际上来看,更加缺乏好的跨国制度。

(五)经济问题政治化困扰

中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问题政治化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发展,并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施加了负面影响。从评估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到人民币汇率等等,表现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同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外诸多媒体把“一带一路”形容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带有政治性,有些国家虽然表示欢迎,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策略与建议

(一)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布局与聚集,提升价值链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东部地区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要素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受到压缩,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在此情况下,我国东中西部要打破市场分割的局面,实现联动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东部要构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走向高端;中部要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的战略枢纽,把中部打造成连接东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纽带;西部要打造若干城市群作为面向东南亚国家合作的载体,使这些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程度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聚集程度还比较低。因此,引导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与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是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之一。聚集的实质是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生产服务业通过产业聚集促进经济增长。产业聚集是指一定区域内构成产业集群的各行为主体,如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在相互作用和协同创新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最关键的是人,人才聚集,很容易产生创新。同时,政府应该致力于各国间减少贸易壁垒,促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创建一个竞争性市场,从而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带一路”下聚集式发展。

(二)安全保障机制

保障“一带一路”下的基础实施建设、生产性服务业机构建设、互联互通的网络建设,我国应该通过与区域内国家加强合作,确保线路的安全。从海上来看,马六甲海峡是重要战略通道,虽然被新加坡控制,但是经常受美国操纵;北部印度洋海域国际政治形势复杂,索马里海域海盗猖獗。周边国家需联合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维护海上道路安全,这也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应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尊重各国航行自由,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从陆路上来看,中亚恐怖主义主要包括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恐怖主义,经常发生恐怖袭击,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个地区也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如何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也成为关键所在。因此,各国应加强协调沟通,有必要签订安全协议,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该线路的安全。(三)积极利用亚投行,鼓励私人投资

亚投行的设立具有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考量。“一带一路”实为整合亚欧经济,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助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中国亟须开展新一轮改革,以确保宏观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迟缓,亚投行的设立,也有利于扭转中美金融非对称性关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亚洲是一个高储蓄的地区,各国内的私人资本是“一带一路”跨境建设的潜在的有力的融资供给者。国家和私人可以合作的形式参与跨境投资,提高私人投资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支持发展“一带一路”民间金融机构,如设立丝绸之路银行、基金、证券等。扩大人民币与沿线国家的互换协议,加快离岸人民币业务,推进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直接挂牌、汇兑交易,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以人民币直接投资,降低汇率风险,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加强协商与谈判,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中国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有竞争性的制度规则。通过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形成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商务环境,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真正起决定作用,凝聚制度优势,提升软实力。

因为长期受到发展战略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体制改革比较落后,要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集中化发展。推进市场化,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高效配置营造市场环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公平的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

完善市场环境,减少贸易保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允许民营资本、社会资本经营,提高行业的竞争性。同时,政府要致力于打破国内行政区界限和打破国际国别界限,整合国内和国际要素市场,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一个经济高度协调统一的有机体,促使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就实现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体化。

(五)建立“一带一路发展服务局”

要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就必须建立一个跨部门跨国别的协调指挥发展中心,我把它暂时称为“一带一路发展服务局”。该局的任职人员中国占有一定比率,其余任职人员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通过选拔任职,选出的人才应该具有全局性眼光与足够的智慧解决国别合作与发展问题。该局负责从顶层设计制度,把所有沿线国家的要素调动起来。同时,致力于国内与国际的协调,统筹规划与安排,具体负责“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统筹好国内各部门的政策。同时,开展“国别研究”。国别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其他国家知己知彼,以便更好实施战略。国别研究就是要找到沿线国家共同利益点和共赢点,做到共商与衔接,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宗教、人口、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以及国家治理结构上的了解,以便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带一路”下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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