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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人类一大我，利己为基础（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敌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敌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日人类一大我也，而日生类一大我也，而日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吉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有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
”，“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41—144页）
［解析］
在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上，泡尔生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认为只知利己，毫不利他，是不可能的。在泡尔生看来，为人处事，在“我”与“他”的关系上“未有不两两相关者”，人们的选择，无非是较偏于这方或那方，但二者不可能完全脱节。由此，泡尔生据其二元论宇宙观，提出“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论述，认为不必讳言“自利”，说“利己”并非不好，人己两利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利己。他的逻辑推论是：
任何动物，从其幼时开始，都是“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从思维方式来看，“我”是“万事万念之中心”，做什么事情，都是从“我”这个中心出发的，利他的事情，也是因为所要利的这个“他”同我有关系，才去“利”的。
具体说来，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人确实有利己与利他两种感情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但从根本上说，“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己是不可克服的天性，如果以“人己并举”立说，“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矣”；被那些自私透顶的家伙钻空子，是为“大伪”。把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念虽小犹真也”。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无论是强调“仁者爱人”的儒家，还是主张“兼爱”的墨家，表面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但实质上，则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为起点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同样有一个先后秩序，有一个“推己及人”的逻辑转换过程。如先修身正己立志才能平天下，先爱自己的父母双亲才爱天下人，先爱自我才去爱天下万物，先有夫妇之道才有天地之道等。毛泽东接连引用了《礼记·中庸》、《大学》、《孟子·尽心上》中的观点，来说明以利己为出发点来利他的观点。
再从人们的行为动机来看，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人己两利的实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需求。青年毛泽东认为，无论是群体道德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还是个体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都说明人们采用利他手段来达到利己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初民及民之初”，
并不了解在群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冲动和意志要采取兼利他人的方式，而是以“粹然利己”的手段来利己，尽管在这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践中总不能真正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才明显选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活矣”。
确立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目的，是惩恶扬善，这一点，青年毛泽东也是肯定的。但如此强调“利己”，是否会同惩恶扬善，完善主体人格的道德境界发生冲突呢？这就需要弄清楚道德和利己的内涵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利己就是最完美的道德。道德的设立是为了更彻底更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能“遂其生活”，就是最高的善，最高的人格境界。
至于利己的内涵，青年毛泽东却有特殊的解释，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道德更为高尚，即毛泽东在批语中说的，“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可见，他强调的利己主义，并非物质的、实惠的利己，而是“精神”上的。其具体内容，毛泽东在其他批语中有较多阐述，此处不论。
毛泽东精神上利己的观点，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人类一大我”，“宇宙一大我”，由此，利己，事实上就是利“人类”，利“宇宙”。这样的道德观，就是“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所以，当泡尔生在书中谈到：“动物进化而为人类，则保存种族之冲动，益以强大，凡人无不自认为全社会之一体，无不自认为属于家族若社会国民者也，故人恒以社会之正鹄为小己之正鹄。”毛泽东又批注说：“如此说正足证明自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