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摘要：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其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太宗治国思想集中表现于《贞观政要》一书中，本文通过对《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梳理，探讨其形成的原因、意义及影响。
关键词：唐太宗；治国思想；《贞观政要》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唐朝著名史学家。吴兢是个史官，内外居职几十年。开元前期，吴兢以太宗朝的人事为范围，随事载录，编撰成《贞观政要》。全书分类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和身边大臣的政论、奏疏等，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
关于《贞观政要》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何彦主编的《〈贞观政要〉——论政宝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论证太宗的政治观点，安立志编著的《〈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概述了太宗的领导特点，扬帆著录的《〈贞观政要〉—帝王权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概述了太宗的帝王学等；论文方面：有王家晋的《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农思想》（《发展论坛》，1999年5期）介绍了太宗的重农思想，林志华的《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安徽大学学报，1985年1期），吴枫的《评〈贞观政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1期）对《贞观政要》进行了评价等。
一、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背景
第一，立足社会现状
唐太宗即位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1]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弊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2]贞观初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贞观元年，“山东大旱”；贞观三年，关内诸州旱，天下大水。为巩固新生的政权，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根据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唐太宗接受了魏征关于治理国家主要在于措施是否得当，是否顺民意、得民心的主张，确立了自己的治国思想。
第二，吸取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太宗刚即位就下诏修六部史书。史载，太宗读史成癖，常在“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言，访以今古”，或自己一个人“被鉴忘倦，每达宵分”。[3]在实际决策中，太宗常以史为鉴，《贞观政要》中记述了很多这样的言论。在谈到前代帝王成败得失时，唐太宗说：“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已后，心逾骄奢，臣下不敢复言，政道因兹弛紊。而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4]在太宗看来，许多创业之主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骄傲自大，忘乎所以，闭目塞听，甚至寻欢作乐，结果政道松弛，人心思乱。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兢兢业业，致力治道。在论述君臣关系时，他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5]这就表明太宗认识到了明君暗君是大臣能否尽心谏诤的关键，只有遇到明主，忠贞的臣子才勇于进谏。反之，因担心遭受龙逢、比干的下场，而对君主的过错熟视无睹。因此，吸取先朝经验教训是唐太宗虚心纳谏、孜于治道的重要原因。
而吸取隋亡的教训，更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直接原因。唐太宗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强大的王朝，由于隋炀帝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实。心里产生强烈震颤：“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基于这一认识，唐
太宗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以维护李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贞观政要》中就有许多关于吸取隋亡教训的记载。如太宗在谈到隋炀帝败亡时曾说：“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之。”[7]因此，太宗要求群臣吸取隋之教训，极言规谏，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至道。
第三，继承前人思想
唐太宗十分注重学习先贤的治国思想。认为只有学习才能使人明白治道，开创太平。太宗在回忆自己的治国经历时曾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8]正是因为唐太宗治学孜孜不倦，对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吸收先哲的人才思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9]太宗认为治理国家，一条重要的方针在于吸收人才。否则，必难致治。因此，太宗就把人才提高到关乎国家存亡之根本的高度，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人才思想。
第四，名臣思想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朝代，而以“从谏如流”闻名于世的唐太宗，自然安邦定国的大政方针上采纳了群臣的诸多雅言。分析唐太宗治国思想，应重视大臣们的思想对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促进作用。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君臣就展开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争论，房玄龄说创业难，因为这要经历许多曲折，付出重大代价。而魏征认为守成更难，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君主在打下天下后，只知道安逸享乐，不理政事，结果天下大乱。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认为艰难的创业已经过去，而守业之艰难却横在面前，因此必须慎重对待国事，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如贞观七年，太宗与大臣论自古理政得失，太宗认为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许多大臣也这么认为，惟魏征指出：“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呼，不疾而速。期日而可理，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10]太宗听从其言，行王道之事，出现了贞观盛世。在谈到贞观太平时，太宗也说：“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11]这确是唐太宗的肺腑之言。
第五，唐太宗自身经验的积累
从创业角度来说，唐太宗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从隋末李渊起兵推翻隋王朝，到率唐军镇压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天下，再到后来即位称帝。唐太宗是位有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充疆土，威仪四方，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丰富的经历，对培养唐太宗的治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就守成方面说，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在《贞观政要》中，我们看到了唐太宗继承大统之后的雄心壮志。对外打击劫掠的游牧民族。对内成为一个超越秦汉以来所有君主，并可比美尧舜的圣君。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12]
二、唐太宗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人才思想
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任何繁荣盛世的开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人才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贞观之治”的形成是唐太宗善于用人的结果。太宗知人善任，与他一套丰富的人才思想分不开。唐太宗人才思想有完整的体系，提出“以德行学识为本”的人才标准。要求以“唯才是任”，以不避私亲、不避新旧、不避仇寇、不计门第、用人用长、用人不疑的原则使用人才。
在选才方法上，唐太宗主张把自举与荐举结合，并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制的推行，对荐举制来说是一大进步，使太宗广泛选拔人才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也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一个范本，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即位不久，就下令立孔庙于国学，稽式旧典，以孔子为先
圣，颜子为先师，倡导儒学。太宗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非常爱护人才。太宗曾说：“朕览汉史，见汉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人。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13]太宗看来，功臣为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安享晚年。但自古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之士，暗施阴招，获全者少。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所以太宗非常注意保全功臣。
第二，吏治思想
自古以来，治国首先在于治吏。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作风建设，集中体现在他的廉政观上。首先，太宗指出贪污的危害性。他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14]其次，太宗指出臣子贪污的原因，是由于经不起物欲的诱惑。他类比道：飞鸟住于林里，还担心树木不够高大，于是把巢搭在树顶；游鱼藏于水中，犹害怕水不够深，又把洞打于水底。但因为经不起食欲的引诱，都被人所捕获。而为人臣，“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太宗多次告诫百官，要“以此语为鉴戒”，不要做鱼鸟式的人物，以至身陷圄囹。[15]再次，唐太宗为百官指明了正确的为官途径。告戒百官，备尽忠直，益国利民，则官爵立至。而有了官爵，“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16]
在整顿吏治的法制建设上，唐太宗也作出了努力。在太宗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及后来的《唐律疏议》中，对官吏的贪脏枉法、以权谋私等腐败行径的惩处都有明文规定。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吏，太宗进行奖励。
唐太宗十分注重精简官吏，“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官，务省官员。”[17]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精简机构，按能力的大小授予相应的职务。在太宗看来，治理国家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官吏，低素质的官吏，即使再多也没有用处，反会成为动乱的致因。太宗认为官员太多，就会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只有精简人员，才能提高办事绩效。于是要求房玄龄“并省官员，各当所任”，[18]结果文武百官仅剩六百四十员。不但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节省了政府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纳谏思想
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个帝王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除了基于“安人理国”的政治需要之外，主要与他在吸取隋亡教训过程中形成的君臣观分不开。太宗认为遇到君主失误的地方，臣子必须进谏，才能挽回损失；反之，若君主失去了国家，“臣也不能独善其家”。
[19]既然“义均一体”，必须“协力同心”，共治天下。[20]唐太宗提出了六种纳谏办法，即虚心求谏，导之使谏，恭谦听谏，师友视之，进行奖迁，制度创建等。
第四，安民思想
唐太宗非常重视民众的作用，他说：“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21]把重民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22]在太宗看来，只有先存百姓才有国家，有了国家才有君主。
（1）顺应民意。唐太宗认为安抚民众，首要的是顺从民众的意愿。“朕常谦常惧，犹恐不称百姓意也。”[23]顺民意，太宗认为第一要主持公道：“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于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24]只有公正无私，才能不偏不离，树立正气，打击邪恶，赢得民心。第二，太宗认为在物质方面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2）爱惜民力。太宗从隋炀帝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短命而亡的结局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泛用民力，就会导致“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恶果。基于这种认识，太宗即位后，采用立法的形式来限制官吏对百姓的役使。
（3）遵守农时。农时直接关系到收成之好坏；收成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之安危；社会之安危直接关系到王朝之存亡。太宗曾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25](P431)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为不违农时，甚至不拘礼节。如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遣兵以备仪注。太宗认为生产刚刚开始，会妨碍农事，令改为十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26]
（4）赈救灾民。贞观二年，关中干旱，百姓大饥，卖儿卖女。唐太宗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买那些儿女，还给其父母。[27]为了更好地拯救灾民，太宗下令，在重灾区洛、相、徐、济等州设置常平仓。规定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三年。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大灾之年，百姓可以生存下去。
（5）戒奢以俭。唐太宗提出俭约的主张，为带动节俭之风，太宗率先节俭。贞观十六年，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木料器材都已准备妥当，但考虑到自己纵逸，就会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后果，只好停止。由于太宗带头节俭，故“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28]
第五，法制思想
唐律在中外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东方法制史的枢轴”，[29]而其开创者和奠基者是唐太宗。
唐太宗继承和发展古代“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30]太宗强调以儒家思想仁义为治的传统观点，又主张赏罚结合，一方面奖励有功者，一方面惩罚有过者。在要求太子诸王遵纪守法时，太宗曾说：“君主发号施令，为世作法。”[31]在太宗看来，法律象征着权威与公正，不论是谁，只要触犯法律，必须绳之于法。根据这一立法思想，他提出了简约宽平的立法原则。“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32]如果法律条款太过繁杂，就会产生“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的后果。因此，立法必须简约。炀帝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结果激起民变。太宗反其道而行之，“布宽大之令，百姓来归”，竟“旬月之间，遂成帝业”。[33]太宗发现有些司法人员为了获得声望，以便升官，结果使许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心里十分难过，痛心地告诫执法人员：“今之所忧，正在此身，深宜禁止，务在宽平。”[34]要求执法人员务必珍惜百姓生命，宽平执法。
唐太宗认为，社会要长治久安，就必须法制规范，政策稳定。否则，就会让民众目不睱接，结果会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于是太宗提出“今宜详细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35]故以《贞观律》为蓝本的《唐律疏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范式，影响深远。
唐太宗还身体力行，不以言代法，不以权废法；不阿亲贵，不避勋旧；不妄罪无辜，不滥施刑罚。唐太宗不但重视立法，自觉守法，而且也严格执法，主张公正、慎罚并且反对赦免。这为唐朝法制的完善，法律权威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唐太宗治国思想之评价
唐太宗依靠其治国思想实现了天下大治，开创了李唐王朝近三百年基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丰富了前人治国思想
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当时的社会要求、文化传承与他本人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法律方面，唐太宗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反映了儒法合流的历史特征。这是儒家思想完成自己的转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为宋朝理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当然，思想文化是需要继承的，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也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例如唐太宗继承了古人吏治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致治之本，惟在于省”，把精简机构提高到关乎“治道”的高度，从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
第二，促使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到来
唐太宗在位时期能形成“贞观之治”的局面，与其治国思想密不可分。
（1）政治方面：首先，形成了文人治国的局面。唐太宗是凭武功夺取天下的，却很会用文人治国。唐太宗即位后提出“偃武兴文”，逐步形成了文人掌权的局面。此后，宋元明清，基本沿用唐朝政制。其次，形成了用人纳谏的良好风气。“贞观之治”的形成很
大程度上是唐太宗善于用人、虚心纳谏的结果，“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36]唐太宗又以纳谏闻名，所谓“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又称一人而已”，[37]最后，促进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成熟。这表现在：在中央重建三省六部；置五监九寺，实行封驳制度，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地方设十道，其下设州、县、乡里，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机器。实行各级官员由中央任命制度和轮换制度，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帝制的成熟与政治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制度化密切相关，帝制不断完善本身则是统治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38]
（2）经济方面：由于唐太宗实行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使经济得到发展与繁荣。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39]吴兢更是描写了当时社会经济繁华景象：“行旅自京师至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带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40]
（3）文化文面：唐太宗实行的文化政策，繁荣了学术，发展了文化。太宗认为，“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武轻文。于是命孔颖达、颜师古考订五经，颁行天下，同时广兴学校，加强儒学教育，设立各类馆舍招揽人才。此外，唐太宗对国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也一视同仁，决不盲目排斥。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1]国外的文化，如印度佛教，波斯摩尼教，唐太宗并不相信，但因“本行善事听其流传”。唐太宗开明的文化政策，创造了有唐一代“博大清新，灿烂辉煌”的文化，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第三，影响了有唐一代
唐太宗治国思想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延绵下来，而在于唐太宗的治国精神的渊源流传。唐高宗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治国政策，开创了“永徽之治”。唐玄宗依贞观故事，重用人才，虚心求谏，裁汰冗员，进一步安定了社会，清明了政治，繁荣了经济，开创了“开元盛世”，重振李唐王朝。唐后期，唐宪宗向太宗学习，挽狂澜于既倒，调整赋税，裁减冗员，打击地方藩镇，维护国家统一，被史家称为“元和中兴”。
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不但影响了他的子孙，而且影响了唐朝的一般士人。史载，唐代许多诗人在自己的诗篇里，吐露了对唐太宗的仰慕之情。例如杜甫曾写：“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42]“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43]白居易曾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44]
第四，影响了后世帝王
唐太宗治国思想不但影响了唐代，而且对以后王朝有重大影响。后世许多封建帝王，对《贞观政要》的学习颇为重视。
元朝统治者很重视《贞观政要》的学习。元仁宗览《贞观政要》，并且收集各个版本的《贞观政要》。《贞观政要》的第一次刊行就在元朝。
明朝洪武三年王勤刊印《贞观政要》，明宪宗亲自作序云：“朕万几之暇，锐情经史，偶及是编，喜其君有任贤纳谏之美，臣有辅君进谏之忠，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妥，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史载，明朝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讲授《贞观政要》。
清代统治者也很重视《贞观政要》。康熙喜读此书，用人也以德行学识为本。清高宗也十分重视唐太宗治国思想学习，内修法度，济世安民，外反侵略，维护一统，创造了“康乾盛世”。
唐太宗治国思想在国外也很有影响。《贞观政要》传到日本后，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把《贞观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镰仓时代，博士菅原为长专
任讲官，为幕府讲解《贞观政要》，对日本政局影响很大。德川幕府时曾规定天子必读《政要》，以“明古道”。
第五，对现代的影响
唐太宗治国思想中有许多精华。其用人、吏治、纳谏、安民、法律等思想方面，都有值得吸取的东西。譬如他的“唯才是任”的用人原则，又譬如唐太宗提出精简机构的吏治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唐太宗息边战、顺民心、反腐倡廉等思想都对当今富有启发。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不但可以用于政治，也可用于经济。1983年，日本《经济新闻》出版了一本阐明唐太宗治国思想内容的薄本《帝王学》，引起日本工商界轰动，成为年度畅销书。
但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从唐太宗具体的治国措施来说。纳谏方面，太宗常说“主纳忠谏”，所谓的直言忠谏，就是要臣子务尽忠贞，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法律方面，唐太宗完善法令，也无疑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出于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专政的需要。太宗曾说：“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45]这反映了他的阶级本质。安民方面，之所以安抚民众，是为了防止他们“不有怨叛故也”。人才方面，唐太宗大力培养选拔人才，是为了加强对士大夫的控制。吏治方面，唐太宗严格吏治，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十分有作为的政治家，总体来讲，他的治国思想是时代背景、文化传承、亲身经历及臣子辅佐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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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imple Analysis Ruling ideology of Emperor
Taizong
Abstract：TangTaizong is an outstanding history of our country's emperors, whos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ar-reaching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TangTaizong g ideological 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untry in the "Zhenguan politicians" in his book, the paper of "Zhenguan politicians " Taizong of combing the country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Key words: Tang Taizong;Ruling ideology；Zhenguan poli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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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诗歌创作
唐太宗的诗歌创作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胡绍玲 摘要：唐代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繁荣局面，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本文分析唐代帝王唐太宗的诗歌创作及其对唐诗的影响，发掘其促进唐诗繁荣中所起的作用，以期拓展唐诗繁荣原因之视域，尽现帝王对一代文学之影响。就初唐前期诗坛而言，唐太宗对扭转齐梁文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其突出文学理论思想的前提下,他不反对文学应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唐太宗的各项政策有力地促进唐诗向前发展；唐太宗个人的诗歌也颇具时代特色，可圈可点，主要分为抒写怀抱，写景咏物等四类。唐太宗为迎接盛唐诗风的转变起着先导作用；对初盛唐的诗坛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初唐诗坛有传世作品的作家约三百多人，如果选一代表诗人的话，应首推唐太宗李世民。这样说是符合初唐诗坛的实际的。其一,唐太宗挟帝王之威,扭转着齐梁文风,为开创唐诗的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以后盛唐诗的繁荣，做了充分的铺垫。其二,唐太宗重视文学之士,君臣文咏,推动着唐诗的发展；其三,唐太宗以博大的政治胸怀积极从事文学活动,表明他是初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如《全唐诗》收录其诗约九十多首。所以《全唐诗》编者在评价唐太宗文学地位时说:“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①其评价是公允的。 唐太宗的诗歌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抒写怀抱之作。高祖李渊建唐,倚重于唐太宗李世民。在血与火的磨砺之中,唐太宗言志抒情,其诗作传达着高迈的情怀。试看其《还陕述怀》：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诗以高亢激昂的情调,抒发着唐太宗高远的政治追求。“慨然”二字领起全诗,一方面将人们带入隋末群雄纷争的过去,另一方面又以包吞宇宙的气势睥睨着一切。抒写怀抱在唐太宗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他的《经破薛举战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诗作以气势取胜。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谁有本事就用谁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 “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 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唐太宗这几件事办得好。他用人，就用有才干品德好的，不管那人跟自己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虚心纳谏 古代人把皇帝能听进不同意见，按正确的意见办事，叫做“纳谏”（纳是接受的意思，谏是规劝的意思）。唐太宗是我国古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一个。 有个叫元律师的官员犯了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决定处死他。大臣孙伏伽不同意，反对说：“元律师固然有罪，可按照法律不能定为死罪。您的处罚太重了，应当改一改。” 唐太宗想了一下，说：“你说得对，要不，我就错杀了人啊！”他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还下令把一座花园赏给孙伏伽。可又有一个大臣不同意了，说：“那座花园值一百万钱，这种赏赐太重了吧？”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何元茂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中国传统史学界认定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星皇帝”。盛世局面的形成除了归功于他出众的文才武略，而高超的用人艺术更是关键所在。其用人思想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才行并举 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其人才标准更为全面，是兼顾才能与德行两个方面，其中的“行”作为人才标准，则更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唐太宗在人才评价标准上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强调人才道德素质的首要价值。德是才的统帅，决定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无德之才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弃怨用人 唐太宗非常赞赏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举人胸怀。他一贯主张：“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举。”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时皇族是十分慎重的。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在先后任用的12个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这些人能为太宗所用，正体现了唐太宗非同凡响的择人标准和胆识。与朱元璋“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的用人思想具有相似之处。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成了他的高参和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最理想的君臣关系。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放声痛哭，并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施恩御人 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当贞观盛事已经形成后，回顾自己的用人思想时，他颇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皆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旧唐书·魏征传》）。是“威权独运”以用人，还是“布德施惠”以用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并且最终造成不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局面，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在用人时除了牢牢掌握权力驱动之外，还大力培植与臣下的亲和关系，即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御人才。 赏罚分明 赏罚乃统军御众之柄。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篇》中强调“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开国元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封官定爵时，李神通不甘人后，李世民当即指出，“叔父首倡举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终身难忘。但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你曾全军覆没；刘黑达卷土重来，你又望风而逃。我不能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滥行赏赐。”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时，对各级官吏始终严格考察，按照政绩来决定升降，不受诌媚，赏罚严明。为此，他还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 如器用人 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毛病而掩盖他的功绩。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正因为唐太宗对大臣总能用其所长而避其
《唐太宗论弓矢》阅读答案翻译译文中考语文试题解析理解
《唐太宗论弓矢》阅读答案翻译译文中考语文试题解析理解 唐太宗论弓矢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①，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②，弓虽动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③，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④，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导读：唐太宗治下的“贞观盛世”，其主要成因就是他能够“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治理天下是这样，读书上进不也如此吗? 注释：①近以示弓工：近来把它给造弓的工匠看。②脉理皆邪：木头的纹理都不正。脉理，指木纹。③务：事务。⑩数延见：经常召见。数，屡次。 精练 一、解释加点的词 1．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 ) 2.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 ) 3．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 ) 4.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 5．联少好弓矢( )( ) 二、翻译 1．自谓无以加。 2．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三、唐太宗说：“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1.“识之犹未能尽”指的是什么? 2.从这段话评价唐太宗的为政。 【参考译文和答案】 92．唐太宗论弓矢 皇上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少时喜欢弓箭，得到好弓数十张，自认为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近来把它们给造弓的工匠看，却说‘都不是良材’，我问那原因。工匠说：‘木心不直，则木头的纹理都不正，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我这才明白先前的分辨不精了。我凭弓箭平定天下，辨别它还不能详尽，何况天下的事务，能够都知道吗?”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班休息，多次召见，向他们询问民间的疾苦、朝政事务的得失。 一、1．教皇太子读书的官员 2．从前 3．不正 4．事务 5．皇帝自称箭 二、l.自认为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2．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 班休息，经常召见，询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国家政事的得失。三、1.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 2.这段话说明唐太宗不但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且善于触类旁通，从自己的不足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来改进自己的执政手段，这样他治天下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也是形成唐代贞观之治的主要原因吧。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唐太宗李世民( 599-649) ,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 唐代第二位君主, 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 今陕西武功西北) , 儿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 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 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615) , 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 今山西代县) , 年仅16 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 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 617) , 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 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 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 天下大乱, 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 积极招兵买马, 准备举兵反隋, 夺取天下。武德九年( 626) 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 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 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 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 是为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 励精图治, 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 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 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而唐太宗卓越的人才观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归结起来，大概有广开才路、用人之长、用人不疑、虚怀若谷这几点是唐太宗的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一、广开才路 当下很流行的一句话“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唐太宗就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付诸于实际行动。唐初，各种人才盛极一时，贞观一朝人才辈出，并不是说人才是真的多，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关键在于统治者善于发掘和使用人才，使得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帮助天子以创天朝上国。“不
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是唐太宗用人范围的思想基础。他所招揽的人才，不计派别、阶级、亲疏，重用的人才中，既有来自名门世家的李靖，又有曾聚众为盗的薛仁贵；既有从一开始就跟随他打江山的房玄龄，又有从敌人手下吸纳的张玄素；既有出身贫寒的马周、秦叔宝、程咬金，也有曾当过死敌太子建成心腹的魏征、韦庭；还有曾阿谀奉承隋炀帝的裴矩，只要是有用之才，他都乐于启用，结果是这些谋臣学士猛将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谋略。、 二、用人之长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即使是人中才俊也都会有他自己的缺点，如果有这些人才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统治者就要“扬长避短，各取所长”，在实际用人中, 唐太宗充分体现出了“各取所长”这一原则。在朝廷掌权的大臣中, 各有其特点与长处, 却又都不是全才。唐太宗从不责备, 而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 因人制宜, 分别委以与其长处相适应的职务, 使他们的才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 的发挥。用人难，难在善认。唐太宗在这一点却做得恰到好处。例如，唐太宗把房玄龄和杜如晦搭配起来使用。李世民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有见地的谋略，但他不善于选择，很难决定施行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谋划，但精于决断。于是他每次都让两人到自己的居所讨论裁定，房玄龄说：“如果没有杜如晦，我什么也筹划不了。”二人密切合作，同心辅佐太宗，形成了著名的“房谋杜断”的人才结构。 三、用人不疑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为了让人才能够敢于发挥自己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功过
第33卷 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 l 33No 22010年04月 Jo ur nal of Y ang tze U niversity(So cial Sciences) A pr.2010 收稿日期:2010 01 16 作者简介:焦兴青(1963 ),女,甘肃民勤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功过 焦兴青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与管理系,西藏拉萨850003) 摘 要:唐太宗是杰出的政治家,其雄才大略与贞观之治密不可分。主要从贞观之治出现的历 史背景、生产力的发展、唐太宗功绩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唐太宗;贞观之治;纳谏;用人 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0)02-0349-02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重视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借鉴,更注重治国方略、用人,他统治时期,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对外开放等良好局面,史称 贞观之治!。 一、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具有重视人才理念。深知人才是统治的关键。 能安天下者,惟有得用人才!,隋朝被推翻,士族地主受到沉重打击;士族势力衰落,庶族地主势力上升,寒微地主受重用获得参与政事的机会,统治基础扩大;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大批有才干的人形成大唐智囊团,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基础。 不拘一格,惟才是举,数次颁发诏书求取人才。他用人不避仇怨、门第、民族、兼收并用, 量才受职!;用人 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抛弃民族偏见,任用阿史那杜尔等少数民族将领。因此贞观人才济济,为唐朝强盛各显其能。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故能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1] 他胸怀宽广,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封德彝、裴矩、李勣、秦叔宝、尉迟敬德等备受赏识, 房谋杜断!成为佳话,在位23年提拔20多名宰相,庶族出身的超过1/3,重视科举制度,增设科举考试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 举考试做官。 善于纳谏,是少有的贤达开明的君王。他认为安定天下,君主切不可独断专行,否则决策错误,导 致王朝灭亡。君臣如同源与水: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1] 认为君善于纳谏,臣敢于进谏,君臣达成默契,则国家兴盛,要达到这种默契,关键在于帝王能明察用人。 君正臣才敢直!,其开明是魏征成功进谏的重要因素。他接受魏征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能听取臣下不同意见,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李曰: 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他虚心纳谏,大臣才敢于进谏,魏征进谏达200余次。魏征逝后他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且殂逝,遂亡一镜矣 他警惕阿谀奉承,总告诫大臣: 君主如若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其臣下一定会谄媚他。如若君主失去国家,臣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随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其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定要直言相告,且莫报喜不报忧。!这种居安思危意识使他有错能纠正,把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赏功罚罪。他规定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他以赏罚严明为管理官吏的重要手段,重视考核监督。为使赏罚有据,他重视对地方官
唐太宗管理学
唐太宗管理真言: "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宽厚爱民"。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家、管理者将唐太宗的管理之道运用到现代管理中。 一、选才 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天下之才皆为他所用，集中大众的智慧。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他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 二、用才 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贯将魏征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唐太宗在怀念一代名臣魏征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
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三、爱才 唐太宗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魏征则是政敌李建成的谋臣。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流砥柱的人物，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嘉诚由一个出身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企业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其用人之道。李嘉诚的企业取名"长江"，就是基于其不择细流，有容乃大。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诚，不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任用经验丰富、极具专长的"客卿"。他的"智囊团"里既有朝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四、用真情 唐太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从而认识到存百姓就是要让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才能富强，这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贞观之治的君明臣贤 ——《贞观君臣论治》读书札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唐太宗一生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平定突厥，各国来朝，一手创建了著名的“贞观之治”。这盛世局面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唐太宗个人的文才武略，更是源于他出众的用人之明。 具体来说，就是四个字：知人善用。 首先，唐太宗善于知人。魏征果断敢言，正直进谏，不畏权威，但缺乏处事的圆润；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有些不切实际；长孙无忌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圆润得体，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褚遂良有才识学问，性格坚强正直，竭尽忠诚。唐太宗对于的评价都非常中肯，而且符合实际，不能不说是有知人之明。 再者，唐太宗善于任用人才。主张用人取长补短，兼而用之。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也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其短处，尽量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贞观初年，共同掌管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才，贞观三年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唐太宗的重要辅佐大臣。而对于李靖、李勣两元大将，则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功勋。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 所谓君明臣贤，有了唐太宗的知人善用，便有了贞观时期的人才辈出，这些人才在贞观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建功立业，从而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发展。 其中，对“贞观之治”起作用最大的当推魏征。他不仅向太宗提出施政方案，还不断督促唐太宗切实实行。十几年间，他以直言进谏为己任，成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在太宗击败东突厥志得意满时，他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在太宗晚年政治退后时依然勇敢进谏，保证了贞观时代的稳定发展。 在贞观时期的宰相中，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便是房玄龄，在宰相位上十四年，人称贤相，堪比萧何，与魏征不同，他不是经常谏诤，而是亲身实干，总理六部，统领百官，是一位不
【课外阅读】剑桥隋唐史对唐太宗的评价
【课外阅读】剑桥隋唐史对唐太宗的评价 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 （626—649年在位） 后来的太宗李世民本为高祖次子，公元600年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极有权势的氏族——窦氏；她的姐姐是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的夫人。窦氏和隋、唐的皇室一样，是一个含有异族血统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纥豆陵氏），它在初唐时期一直非常有权势，出了两个皇后、六个王妃、八个驸马和一大批高官。太宗的母亲生长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亲）宫中，据说李渊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赛中和她订了婚；她死于614年。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准备将来作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当时上流阶级的典型儒家教育，因为后来他作皇帝时表现出他深通经、史，而且是一个书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方民族传统，当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几个儿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数的汉—突厥混血贵族一样，太宗早年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重骑射。当时的史书里充满了关于他的勇敢和富有军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长骑术；装饰他陵墓的他所喜爱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 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只十几岁时就随他父亲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据传统记载，太宗仅仅15岁时就曾率领一支人马，在山西北部长城的雁门救出被东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看作是太宗第一次出现于历史的记载，但恐怕不可靠。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将领。作为一个英勇而常胜的指挥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确实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胀，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他在处理突厥事务上的成功，多半应归功于他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时奏报祥瑞和凶兆，他驳斥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摘要：小说《贞观长歌》中的贞观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时代。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形象, 表现出李世民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他那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克己纳谏的治国方略，最终开创了贞观盛世，并且他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影响至今。 关键词：《贞观长歌》；李世民；形象 由周志方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是一部中华民族励精图治的宏伟诗篇；是一副气象万千的壮丽画卷；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激越长歌；是一部中国人和平崛起的灿烂篇章。[1]它以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形象地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主政后唐朝初期二十三年的历史，塑造出一代英主的光辉形象。 一、迥异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借鉴并吸收了古代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将历史史实与艺术性创造相统一。虽然取材于历史史实，但是它对“贞观之治”所做的并非是历史的如实诠释，而是主体化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出一些特别能打动人的浪漫主义特质，但我认为它实质上是一部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外壳包裹下的写实主义作品。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群丰富多采、栩栩如生地历史人物形象，他们有北方草原上的可汗、领军的统帅与将领、普通的侍卫、商人，又有皇帝、后妃、藩王、朝臣以及刺史等大批的地方官吏等。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作品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在作品中集中展现了初唐李世民及其大臣们克服困难、励精图治使国家由乱到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处处表现了李世民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性格特点，将一代雄主、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积极向上的一面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面临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与现代基层用人体制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与现代基层用人体制 武定县发窝中学教师杨天会 【摘要】唐朝前期是盛产贤明君主的时代，特别唐太宗更是一位明君。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在经济、社会和用人策略等方面的佳话世界有目共睹；励精图治的治国策略也备受后人推崇，而在选才用人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现今中国基层政权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太宗用人策略基层政权用人体制 一、研究的历史背景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兴盛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繁盛的新纪元。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继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
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在他执政的23年中，他始终把“选贤任能”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贤臣的大力辅佐下，加上他本人的政治才干，以致他统治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成就了“文景之治”以来的又一盛世“贞观之治”。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唐太宗巧妙精明的用人策略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以及对现今基层用人管理的借鉴作用作简要的论述。 二、唐太宗时期的用人策略 1.选用贤能人，所使用的人必须德才兼备 以战功作为选拔官员的衡量标准是唐朝初年选用能人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在唐朝初年只要你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就可以授官晋爵。这是以秦朝“军官爵制”的武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唐太宗不一样，他选用贤能人的标准是必须德才兼备，尤为重视所用人的道德品质。唐太宗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是亲民之官，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他认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在他选人用人的标准中，认为如果误用了缺德无行的“恶人”，越是有才干，危害越大。据史料记载，许敬宗是一个才优但德行不好的人，终身没有得到重用。由此可见，在选拔人才方面，唐太宗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素质，掌握了用人的关键。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唐太宗事迹
唐太宗事迹 篇一：唐太宗善于用人的故事 各有所长，各尽其能 山东聊城文轩中学张玉英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曾说过：“用人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这一理论在唐太宗身上演绎的淋漓尽致。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计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开创了大唐帝国的雄伟基业，更是为后人树立了用其所长的丰碑。 篇二：魏征、马周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意林20XX年03期“历史碎片”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马少华 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哥俩儿一个爱提问题，一个爱听问题，都达到了没心没肺的终极境界。 然而，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征去世后没几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还把已经答应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衡山公主给要了回来。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几天前还如胶似漆，恨不得把对方当镜子，刚死了没几天就立马砸了人家的墓碑，还不顾皇家的脸面公然毁约。 不过，从另一个人的事来看，倒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魏征死后六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相当于宰相）马周去世。这马周也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贞观名臣。当年李世民搞了一次征文大赛，让大臣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结果武将出身的常何拔得头筹。李世民当然知道常何有几斤几两，要让他写出这么有水平的文章，就是杀了他也办不到，于是就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汇总
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旧唐书·邓世隆传》）。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 志》）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 他（指太宗，笔者注）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卷一）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 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 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
浅谈唐太宗用人观,陈聪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观 陈聪 1143001407721 [摘要]:唐太宗的领导艺术曾经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早在唐代就有史臣吴兢将其编撰成《贞观政要》一书。" 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其中的许多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不仅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具有警醒作用。既是补药更是清醒剂。 [关键字]：唐太宗人才复制机制战略性 贞观盛世，首先是人才感世．贞观人才盛世的出现，在于它的开创者唐太宗“全庶并用，富民同申，新故同进，汉夷并用”，从而起用了大批人才。毫无疑问，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是用人的皎皎者．他的用人经验至今仍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唐太宗贞观之失的教训比“贞观之治”的光环更值得后人深思。首先,唐太宗失德于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贻害于国。专制时代的中国以“家天下”为政治特色,君主治国的基础自然是治好家,所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唐太宗即位以后,为了能够长久地稳固李唐江山,不断地反思古往今来历史的治乱问题,尤其是隋亡的历史教训,以求社稷永固、国祚永享,从而形成了他为政以德的思想。他认为:“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见元龟。在隋末战乱中,唐太宗亲眼目睹了强大的隋朝轰然倒塌,短命而亡。唐太宗亲自参加了剿灭群雄、建立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这样的经历使他对王朝兴替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为了稳固李唐江山,唐太宗不断反思历史上的治乱问题,尤其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在反思过程中,唐太宗逐渐形成了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唐太宗在处理各种治国问题时,如君道、民本、德治等,才制定了正确的方针、策略,并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用人问题，历来是一个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盛衰的重大问题，唐太宗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总结并吸收历代特别是亡隋在用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条正确的用人路线。推行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用人政策使一大批人才集中到他的麾下跟他一道“治乱 。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太宗用人思想的几个侧面进行分析 唐太宗用人能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纵观贞观朝政不能看出太宗用人问题上有明显的亲厚于原天策府的人。历来史家论及“贞观之治’,先要归功于唐太宗的用人政策.诚然,贞观时期确曾出现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武大臣,唐太宗亦不失为与秦皇汉武齐名的封建统治者。贞观君臣论政之辞,经史书推崇性的记载之后,成为唐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楷模。实质上·唐太宗的用人政策虽较多数封建统治者为积极,但并非如封建史学家所吹捧的那样。唐太宗个人文才与武功都很出众但丛他的用人思想中体现出来的知人善任,唯才是与及用人不疑等方面更为引人注目。唐太宗用人不断吸取前人教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用人之道。1、重视人才,德才兼备唐太宗历经隋末大动荡,他深知创业难,而守业更难的道理。何以守业,他认为关键在于得人,特别是忠臣良将。为此他对臣子说“守业之难,方与公等慎之。”他把“进用善人”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治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人。”他把贤才看是立国、强国的第一要素。他认为贤才以兴天下,只要依靠大批有才干的
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中华帝国千古一帝，唐代第二位君主，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4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16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唐太宗实行一整套比较开明的人才政策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一 唐太宗人才政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一方面，唐王朝是在攫取隋末农民起义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后击败刘黑闼起义军是在武德六年，至唐太宗即位不过3年多时间，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
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 历史的得失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炀帝在治理国家中实行“骄矜自用”的孤家寡人政策，无法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对此，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在时势面前，唐太宗认识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把“用贤才”与“安天下”联系起来，其见解是客观的，同时又是辩证的。应该说，这是唐太宗人才政策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
第1法 首点居正 唐太宗论笔法云
第1法首点居正唐太宗论笔法云：“夫点要作棱角，忌圆平，贵通变，”首点者，应以龙睛凤眼之姿、高山坠石之态，安居于全字中心之上，棱角突显，飒爽精神，是为点笔技法之要诀。 第2法通变顾盼李阳冰论笔法云：“夫点不变，谓之布棋。”一字之中，点笔当为至要，而两点以上者要顾盼通变，各有形制，应首尾意连，彼此呼应。若平直相似，整齐划一，便不为书。 第3法点竖直对一字之中，上有点下有竖者，当思是否直对，如直对，再思点笔位置。点竖直对，有在字之中间者，有在字之左右者。所谓直对，是为重心垂直相对，万不可偏侧。此法应先思后书，目测位置，手后随之。 第4法中直对正一字之中，有上下两中竖者，两竖均应垂直对正，若能对正，则字身不倒。然两竖中有一竖须坚挺垂直，以立其势，而另一竖则略向左斜，以化其板。对正之法，是以重心为准，如两笔僵直，神韵必失。 第5法中直偏右凡中直者，皆应垂直劲挺、管逐势行。无论悬针垂露、有钩无钩，屈体弯身是为大忌。右军论中直曰：“紧如春笋之抽寒谷是也。”太宗也云：“为竖必努，贵战而雄。”中直虽应垂直劲挺，但须稍有偏右，以化呆板，楷、行同此。 第6法底竖斜位凡竖在下方者，皆非全部居中，或偏于左，或侧于右，侧右者多，偏左者少。不居中者，当不可强为，强为居中字身必倒。底竖笔锋所指，必有所向，察之要精，观之务细，以全局定其位置，以字势择其形态。 第7法横笔等距横笔之间凡无点、撇、捺者，间距基本相等，其法同“竖笔等距法。”第8法竖笔等距竖笔之间凡无点、撇、捺者，间距基本相等，楷书即是，行书亦然。竖距虽然相等，但其宽窄当随字形而定，不可一律。有因字势各异者，当有右倾左斜、阴阳粗细之别，或悬针，或垂露，迟速缓急，变化有致。 第9法上收下展上收而下展，下展而上收，凡上下结体之字必择其一。上收者，阴柔华丽，涵蓄谦和，以避让而留地步；下展者，阳刚豪放，行笔雄奇，以开张而壮丰满。阴阳顿挫，妍美遒劲，错落而生奇势，对应而求壮和。 第10法上展下收上展者，飘扬洒脱，以耀其精神；下收者，疑重稳健，以标其端庄。行笔挥运，应先急后缓，当急不急是为涩滞，当缓不缓是为浮滑。 第11法上正下斜上正者，竖笔务须垂直；下斜者，重心则应不倒。上正者以平其势，下斜者以化其板。凡上下结体之字，务须注意斜正，当斜则斜，当正则正。斜而不倒、正而不僵，正中求其动势，斜中取其稳健。 第12法上斜下正凡上下结体之字，上斜下正者居多。上以斜势而呼于下，下以收缩而呈于让。顾盼相应，神气贯连。飘然飞动中求其肃穆，稳重古朴中存于风神。禀阴阳于动静，体物象而成形。 第13法下方迎就凡上有撇捺开张、宽博舒展之字者，下方宜上移迎就。上移则为抱紧，下坠必为脱节。上移者，钩环盘纡，紧密而势出；下坠者，中宫散涣，软弱而缓滞。 第14法左收右放凡左右结体者，以左收右放者居多。一独体字，如置于左部，其形必变，以收敛而逊于右，“林”、“双”、“晶”即是。 第15法左斜右正凡左右结构者，以左斜右正者居多，左斜为呼，右正为应，有呼无应，字势必殇，有应无呼，无源之水，均不能立。呼者以斜而取势，应者以平而安神。呈左动而右稳，书呼疾而应迟。 第16法对等平分陈绎曾《翰林要诀》论书云：“对者宜等，间者宜半。”凡左右结构字，有避让迎就者，也有对等平分者。对等平分，是为高低对等、宽窄平分，不可一方过高、一方过小。虽有呼应，但各占一半，以求平实。 第17法左右对称凡左有撇右有捺者均需应平稳对称，其高、低、长、短应识字形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