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不说学术,就说说教育的“民国范儿”

蔡朝阳：不说学术，就说说教育的“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但有秋魂不可招

画家陈丹青最近谈“民国范儿”，令人悠然神往。他说：“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进士吧，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

我读那个时代的《教育杂志》，孤灯寒窗，越读越心惊。如果说民国范儿表现在教育中，那么这种可以称之为教育范儿的气度，现在早已无迹可寻。出于我的中学教师身份，出于我对中国基础教育弊病丛生的切身感受，我有一种切肤之痛。

我被近80年前前辈教育者们的范儿惊吓了。请允许我用“惊吓”这个夸张的词语，虽然我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还算了解，我也耳闻过许多民国教育界之流风余韵，但说及他们的教育观念、体制建构以及教育实验，这还是第一次系统的研读。我惊讶于他们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惊讶于他们思考的深度与可操作性。以前，读《过去的中学》、《逝去的大学》等书时，我在像陈丹青那般感叹“民国范儿”的同时，总有一种遏制不住的念头：这些人物风流可能是偶然的，是明清以来士人气质的遗音绝响。或者说，某些学校开一时之风气，仅仅是因为某个人而已，成其为万方来朝的求学圣地，是一种特例，而非一种制度性的、常规性的社会体制。如果是一种常规性的社会体制，那是可以持续、自成体系而不断被复制的。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经亨颐之于浙江教育，莫不如此。因而梁漱溟回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乃说，蔡氏不是因为他懂得自由主义之理念，而做出兼容并包之姿态，而是，他本来就从骨子里有这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之所以后来不复有昔日之冠盖如云，经亨颐不再担任校长，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这次集中阅读旧《教育杂志》，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猜测。我领悟到，他们对教育，一则抱有宽广之理念和远大之理想，二则他们知行合一，树立极多，他们所说的，也正是他们所做的，脚踏实地，因此成绩斐然。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春花烂漫，这是我们当下可望而不可追的大好图景。那虽是一个草创时代，但制度的雏形已经粗具。在整个制度和理念上，他们跟整个世界潮流是同步的，

他们从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凡是对教育有所裨益，不管是西方哲人，还是传统诸子，均能拿来化入自己的教育思想之中。因而，他们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充满自信，富有活力，触角敏锐，立论犀利。就任何一个教育问题，他们谈的都是其中的真问题，寻求的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你不能想象，从废科举兴新学，短短数十年，便有这般见识和气度，实在是一个奇迹。

常令我感慨的还在于，我从电脑前站起身来，从民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抬起双眼，总有一种苍凉随身。秋季的晚上，北窗边雨声淅淅沥沥，不由想起龚自珍“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一句。因为我又一次发现，历史的发展，在某些范畴内，可能并非是线性向前的，民国教育开放包容的气度成为绝响，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了。鲁迅说他后来不信进化论，鲁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漏洞百出，鲁迅可能不懂进化论，但鲁迅肯定懂得中国历史。

教育思想：美人才调信纵横

才华横溢，大气磅礴，是我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体感受。细而言之，我感受最深的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理念之先进；二是他们讨论之深广；其三则是爱国之热忱。

说到理念之先进，不能不谈他们的教育思想之富有创见。他们将教育看作一个包含全方位内容的整体，或许可以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决不至于偏废。周鲠生、王造时等学者就认为如此，各项教育都应平均发展，因为教育是整个的，不宜支离灭裂。也有很多学者各执一词，有主张军国民教育的，有主张平民教育的，也有主张职业教育为先的。他们各自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而当时的时代风尚也确实允许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思考，并付诸实验。现在汇编在这一本集子里的文字，恰恰是丰富多彩的一个表征。

最使我惊讶的是多位学者对公民教育的关注，和对全人教育这一理念的揭示。关于公民教育，现在学者已有共识，未来的公民社会，首先需要健全的公民教育。上世纪末，李慎之先生念兹在兹的，便是要当一个公民教员。着眼于对社会开放的推进，教育者的责任实在是很重大的。就我而言，近年来目睹历次民族主义浪潮，从反美到反法，再到反日，目睹摩罗从文学青年奔向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我深以为恨的是，爱国愤青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如雨后春笋，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教育的职责何在？对于成年的非理性主义者，因为有一种致命的自负，他武断、粗暴、一根筋，所以你跟他没法讨论任何问题，所以我一般不搭理他们，我深刻觉得，改造愤青，要从娃娃抓起。这也是我与我的几位朋友愿意着眼于小学教材的原因之一。

从《教育杂志》的讨论可知，那个时代对公民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对这一概念有较多的分析和框

定，足见当时教育家对这一命题的重视。即或不直接用公民教育这个词语，而代之以“国民教育”一词时，包含的大致内容也差别不大。如李蒸在《拟议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要点》一文中，罗列了国民教育的目标：（一）有自尊心，（二）有自信力，（三）有强壮的身体，（四）有劳作的习惯，（五）有纪律化的生活，（六）能节俭刻苦，（七）能团结互助，（八）有近代科学的常识，（九）有简易实用的技能，（十）有为国家牺牲生命财产的决心。这些大多数即为公民教育之基本要素。其中第10条，若李蒸能对国家这一概念有足够的厘清，即，国家之主体为民众，宪法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能够认同。

公民教育着眼于人的社会性，着眼于人如何在构建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刘薰宇的《全人教育论发端》，则着眼于个体的自由发展。这是一篇深得教育精髓的好文章。公民教育诚然需要，但公民教育却不是教育的全部意义。20世纪人智学得到巨大发展之后，对于人自身的潜能的挖掘，有了新的视角，也有了成功的范例。如果说公民教育着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全人教育则更侧重于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个人近年接触到华德福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仿佛醍醐灌顶，对教育有了脱胎换骨般的理解。华德福注重的便是对人的潜能的充分解放，从观念到制度，华德福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从而将人从工具性之中真正解放出来。华德福的教育观念，将人的主动性、创造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道德取向以及对他人价值取向的认同等放在了本来就该在的首要位置。刘薰宇的全人教育的观念，简单概括为“教育者用整个的人格对于被教育者整个的人格实施的教育”。刘薰宇说：“惟其人的生活对于他所接触的一切有这么大量的吸收性，所以教育非以被教育者的整个人格为对象不可。”尽管在根本的理念和哲学基础上，刘薰宇并没有建立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认知之上，也不至于像华德福那样，对于每个具体个人抱有一种善意的敬畏。但刘薰宇指出的“受教育，是为了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均等的发展的机会，为了孩子们能更好发挥他们各自的能力”这一点上，与华德福是相通的。

近代的工具性教育，是随着工业的兴起，要求人能接受更多的技能训练，而兴起的一种与实用主义接近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教育的功利性在于，仅仅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这种教育理念在事实上恰恰是一种对人的工具化。现代的教育观念已经开始反思这一实用性的目标与培养过程，华德福即是这种反思的结果。教育这个词所涵盖的意义，更多的指向个体的心灵、灵魂、精神、意志、情感等方面的要素。教育与我们的灵魂相关，着眼于每个个体的不同的潜在可能性，教育赋予我们心灵健康成长的滋养。我们现在也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较之以华德福的理念，在对人的基本认同上，还有不小的差别。而刘薰宇的全人教育的理念，差近似之。

在《全人教育论发端》中，刘薰宇引用斯宾塞的意见：“教育所负的正当的责任，是在养成人的全完生活。所以教育的设施就是履行这种指责，教育的良否也就用它所能履行这种职责的程度做标注来决定。而构成人的生活的各种活动，可分为五种：一、直接求自己的生存；二、借维持生命之物

而间接求自己的生存；三、为最远的目的，而保存后嗣；四、保存社会的关系；五、努力求感情和嗜好的逸乐。但这五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并不能各自保守它的领域而不相关涉。所以教育应当保持它们适当的比例而加以调和使它完成。依照他的这般说法，教育的根本也是不可分的，而教育除了人的生活，并不再有其他目的。总之，教育目的中虽包含着被教育者将来成人时期的生活的关系；但教育的最大使命却在满足被教育者当前正当生活的需要。”约翰·汤普生说：“教育的任务是必须培养独立的人。而独立的人的意义就是顺应人的‘外部和内部的改变’，促进人的发展。外部的改变是指身体的成长和与其对应的环境，内部的改变是指个体的精神发展。”这段话中，“独立”、“精神发展”等词语处于核心的位置。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并不少，沈仲九在《我的理想教育观》中也提到这样的想法：“我想教育的宗旨，并不在于怎样的高深远大，仅可从切近处找寻。实在，只要能够使受教育者都做一‘像人的人’，教育的目的已可算达到了。所谓像人的人，就是不是像兽的人，也不是像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的人。如果以通行的话语来解说，所谓培养健全的人格，已经包含一切了。”这些论述，明白晓畅，绝无专业术语来唬人，而教育的精髓在焉，说实话，比我们目前看到的多数所谓教育专家的阐述，有深度、有质地得多了。

说到讨论之深广，首先在于讨论环境之自由，这在当时学者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绝不至于因为某种禁忌而藏着掖着。该批评政府的，便批评；该警示教育界的，便警示。也无党派之见，也无山头意识，清清净净，就事论事。因为学术自由这一点，在他们，是毋庸怀疑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观念的阐述中，有倾心于自由教育的，也有鼓吹军国民教育的。执自由教育理念的学者认为自由才是教育的根本原则，而军国民教育之支持者，则认为国富民强，两者不可偏废，而军事之强大，需要从学校教育开始。我非常理解军国民教育这种思潮，自梁启超、蔡锷以来，这种呼声便不绝于耳。这是在时代危机之下的一个切身思考，虽然眼光有远近之分，拳拳之心无异。

1934年，《教育杂志》编辑给出“教育救国”的讨论主题，但很多人却直斥教育无以救国，简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而杂志也竟然堂而皇之刊登出来。须知教育救国，可是蒋委员长之主张。郝耀东先生的文章，多次引用蒋介石《救国的教育》一书，并引用了任鸿隽阐发救国教育的文章，最后总结出自己的几条教育救国途径。可见，教育救国，是当时的一个热点。但令我们后人惊奇的是，郝耀东先生并不对行政首长无原则服从，在阐述中充分释放了多处的不同意见，并一再重申政府在教育事业上需要负有的重要职责，言之有理，责之颇深。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受德国急速强大之影响，颇有学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他们一再鼓吹加强领袖的个人专权，表现在教育上，便是纪律、管制、服从等等。我们现在来看蒋介石倡导的“教育救国”，平心而论，就其原则而言，并非十分荒唐，如“（1）教育须注重训育，对学生行为与智识，须并重不偏”，如“（3）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以整顿师风为整顿教育之基础”等，均切中教育的关键，因而得到很多学者的首肯，

也自有道理。但今天，我们在这个倡导中，为何看到的只是返回“礼义廉耻”传统的努力，而并没有一条通往现代公民社会之路呢？因为其在实行过程中，“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见傅国涌《权力主导下的新生活运动》），南辕北辙，理固宜然。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非个人解放。

总之，在这里，百无禁忌，不存在一个行政力量，或者一个超越一切的权力，要半途扼杀这个教育讨论。各种权力，各有所司，而不逾界。这个讨论，完全在教育这一学术框架之内的，意见尽管可以相左，但所有的讨论都是就事论事，观点鲜明，批评尖锐而充满了理性的自律。反观我们当下的教育界，我们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我身在其中的基础教育界，所见颇深，每年制造的论文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可是，具有实际的学术价值，或者蕴含着朴素思想闪光的，尚有几多？自由辩论，带来的是读者的理性成熟。这自然会给教育者带去新鲜的精神资源。因为各种观念在一个密集的场合互相碰撞，前文向左，而后文向右，因而读者需要有自己健全的理性思考，才能作出合理的取舍。这同时便是一种充分的公民训练。

至于讨论之广，则可以从各个层面加以佐证。周谷城的文章，从历史而至现实，显示了丰厚的学识积淀。赵笃明的《中国教育应如何改革》，是一篇论据扎实、数据严谨的文章，逻辑严密，雄辩有力。数据与图表，使得教育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其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杨人？则从近期的生活所见开始，逐步深入到教育的功用及教育的动力，显示了一个哲学研究者见微知著的非凡能力。另外的议论，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不由人发出天下之美尽在斯之叹。

关于第三点拳拳的爱国之心，我已不想多说。在阅读这些尘封的文字时，我时常为这些爱国者的诚挚之心所感动，须知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所关注的，也正是时代的热点。他们的家国情怀，真挚动人。就1930年代而言，最迫切的题目，大概就是救亡了，“教育救国”的迫切性，就是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李泽厚以“救亡压倒启蒙”一语来概括，教育自然也包含在这个宏大叙事之中，概莫能外。因为编者的意图在于征集大家谈教育救国的措施方略，多数作者都从这个角度开始思考。西儒约翰逊曾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在愤青的时代，廉价的口头爱国流行，于是乎“爱国”这个词要成为一个坏意思了。但民国人物之爱国，跟当下愤青那种概念化的爱国完全不一样，他们将爱国放在了启民智、争民权之上，爱国是有所归依的，他们的爱国从来即是投身教育实业，从基层做起，扎扎实实，以身许国。那个时代的教育家们灿若星河，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做着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是因为他们心中埋藏着一团热火，而高明在于，他们还有一个成熟的理念，来缓慢释放这团烈火，不至于轰轰烈烈“革命”一场，而教育现状丝毫不见改变。关于这种爱国的观念，还是引用胡适的话最为契合，胡适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

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肯尼迪总统有句话广受诟病，就在于他将这个意思反过来了，他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里面有个可怕的延伸可能，就是为了国家这个概念，个体可以被轻轻抹去。所以我们在欢呼大国崛起之时，需要睁大眼睛，大国，是否是伴随着民权一起崛起的。这样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所以，爱国并没错，关键在于，国之主体，非弄清楚不可。否则，在民国看来是爱国的范儿，拿到今天，也许就被当作是汉奸了。

有本书叫《联大八年》，这是当年联大学生自己组稿编纂的一本联大文献，内容拉拉杂杂，大至闻一多被刺，小至食堂吃饭是否有椅子，事无巨细，一一记载，鸡零狗碎，国政鼎革，均有生动的细节。我从中看到的，却是教育该有的风度，那种元气淋漓，那种挥洒自如，那种视困难为无物，那种视学习为人生之大乐。无论从那个角度讲，这都是教育史上值得研究，值得我们后代不断回头反思的一个时代。因而，作为联大一年级新生的心田，在文章中敏锐的写到：“你想知道联大精神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又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在我看来，这种自由，便是教育本应具有的状态。

教育现状：我所思兮在何所

那种民国式的教育范儿，已成绝响，但有秋魂不可招。而由此反观我们现在的中学教育，这场近80年前的教育大讨论，却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已在中学里呆了14个年头，当下教育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总体感觉，这14年，是应试教育的缰绳越勒越紧，教师和学生所拥有的自由度越来越少的一个过程。也即是教育的行政规范越来越严格的一个过程。近来我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在于，我觉得如果照这么下去，教育的破产指日可待。而教育的破产，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没有人会从里面得益。

这里所谓的破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意识形态的破产，学校教育丧失公信力，因为你在这里听到的主流教育观念和价值形态，与现实相距遥远。而多数与现实紧密相关的消息，都很难进入中学这个封闭的系统。以围墙为界限，墙外拆迁的推土机已经迫近民众的栖身之所，而墙内依然安静祥和，歌舞升平。那么，意识形态教育破产之后留下的是什么呢？据我观察，留下的仅有实用主义跟投机分子。就是说，理念已经没有了，唯利是图、唯权势是趋，成为校园的主流。又加之敬畏之心早已没有了，神灵隐退，举头三尺的神明退场，真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状态，社会学家叫做社会溃败，而在学校里，则是教育溃败。教师多数没有从事教育的理想，学生多数没有求知的好奇。当然，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最直接的原因是高考制度，以及衍生之下的中考制度。而作为学生，首先对教师丧失了全部的尊敬。因为教育机构的投机主义，有什么理由要求学生给予尊重呢？我们知道，只有像《死亡诗社》中基廷这样的老师才值得尊敬，尊敬的地方即在于，基廷有自

由思想。其次失去了对知识真理的敬畏，剩下的多是拜金和对权势的依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至今安在哉？这种溃败的始作俑者自然不在教师，可怜的教师也是受害者，他们同被捆绑在应试机器的战车上。

第二个层面是教育的实体机构的破产。财政赤字在东南沿海等省份尚不算严重，但在西部地区，基础建设现在成为学校最大的开支，政府投资不足则以借贷为生，日渐入不敷出，会成为赤字累累的累赘。去年到今年成为热点的清退民办教师的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缩影。

第三个层面则是民众信心的崩溃，在“教育产业化”之下，教育资源被当作商品而待价而沽，另一方面则毕业生就业之难，亘古未有。这种投入与产出之鲜明对比，近年来日渐掀起弃学之风。我在《高考制度对年轻人的三重束缚》一文里说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几乎已经尘埃落定，社会阶层的流动呈板结状态，个人创业的成本奇高，个人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几近为零”。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如何支付高昂的学费，而其求职以及工作带来的收益，能配得上他巨额的教育投资吗？

当年秦晖先生说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的问题，这在一个侧面是事实，但据我的观察，目前的危机是，外部环境与体制也有问题，而教育本身也有问题，可谓内外交困。又因为巨大的惯性，这种状况还在不断持续下去。此时此地，重读80年前教育界前辈的思考与讨论，是非常合适，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我们面临的有些问题，并非新时代的新问题，80年前曾也碰到，只是未必有当下这么矛盾尖锐。

比如教育投资的问题。赵笃明在《中国教育应如何改革》一文中，详细罗列了数据，并绘制图表，指出当年教育投资仅占岁出的2%，而军费则占到岁出的45%。数据便是说服力，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说了。

教育投资的问题各个时代都有，但意识形态的统一教育失败，以及教育机构失去公信力，民众信心崩溃的问题，则是新时代的新问题。在80年前，教育是相对自由的，虽有教育部存在，但教育部仅负责政策性指导，其管束并不能到达每一处基层。再加上自由办学乃是时代风尚，不存在一个严格一统的意识形态，要灌注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倒是有人在主张三民主义，如吴自强先生分析当时教育的诸种病态，援引教育部的文件，要将三民主义的思想贯彻到教育中，“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培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因而，“现在要改造教育，就要使现在这种以复兴民族为目标和以实行三民主义为依归的教育宗旨，不要再加以变更，那才有改进的希望了”。这种论议，尚在教育的框架之内，在这场讨论中，也非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加上各种思潮纷纭而来，教育便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富有蓬勃的生命力。既然没有一统江湖的意识形态教育，何从谈及破

产呢？

至于师生的信念，前有传统的承继，后有西方思潮之砥砺，师生争相以学问相诘难，呈现了对真理的、对世界、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反观当下，高考制度成为选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刃，中学便成为一个封闭的场所，中学生只要应付考试就行了，基本上没有空闲去关注社会。所谓实其腹，虚其心。高考制度是一种很严厉的、不人道的制度。多数人看到高考制度的公平公正问题，却没有看到，高考制度是目前为止划分社会阶层的第一道门槛，也是最严厉的门槛。

对教师也是如此，高考制度使得教师不敢越雷池半步，加上中学里对教师的严厉的考核评价制度。这些考核评价制度将经济利益和应试成绩严格结合起来，使得学生的考分、平均分、重点率成为一个教师个体最为重视的东西，很难让教师有能力腾出空，去进行一些形而上的知识的引导——如果他本来就具有这些形而上的知识的话。我的朋友刘支书助理说过一个绝妙的词语，他称目前的中学教育体制，是一种“精致的暴政”，要说中学教师与中学的领导也都是富有聪明才智的群体，他们能以常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匪夷所思的方式，将应试教育武装到每一个牙齿缝。于是，教师群体的聪明才智没有被用来追求那些引起我们永恒的好奇与敬畏的知识与智慧，却用来做扼杀学生独立思考与个体觉醒的凶器，教育就这样沦为彻底的应试，除此之外的应有之义都不见了。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教育制度，都是建立在该时代的社会制度之上。而社会的开放，制度的推进，从教育的层面来着手，也是颇有成效的一条道路。因而，80年前的教育界先驱们，发起的“教育救国”的大讨论，意义即在于此。

赵廷为先生的意见我很赞同，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救国的工作，是一个极巨大的设计，包含政治、经济、实业、军事、教育等等的方面。教育的计划，应该要成为整个的救国计划的一部，与政治、经济、实业、军事等等要互相的联系着。倘然能够如此，教育的救国的力量，就不见得是十分的薄弱。”这就是说，教育是救国的整个方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至于教育中人该怎么做，周鲠生先生的意见，恰如其分，他说：“从事教育的人自然不妨各专一案，各发挥所长。但若是特别标榜某种某种教育救国，那只可看做一种宣传的口号，决不足为国家教育的根本方针。今日教育的作用应当是多方面的。我们要教人如何做人，要教人如何做国民，还要教人如何做生产者；在一极端我们要有教民众识字之粗浅教育，他一极端更要有促进学术之高等教育。”

这些意见，与我的想法有某些暗合之处。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学校之内，教师仍是强者，如果教师都不能再做些什么，学生就更加万劫不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教师和学生都变得强悍、野性、打不倒。我觉得，首先教师需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明白人，在体制之内，但看透体制运作的逻辑。这不容易，但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会教育我们。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是没有力量的，只能任人摆布，而一个明白的人，至少他能表现出企图战胜自己的恐惧和平庸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便是对摧毁

人的机制的反抗，这就足够了。其次则是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尽力保全自小而来的理想。没有人从来没有理想，而尽量保存我们的尊严，维护自身以及学生的权利，是切实可行的。

浅谈民国时期中学课外活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06881740.html, 浅谈民国时期中学课外活动 作者：毛佩玉 来源：《内蒙古教育·理论版》2019年第08期 摘要：当人们意识到书本知识并不能带来学生的全面发展时，寻求其他方式促进学生的发展成为理所当然。而课外活动就是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式之一。课外活动在民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它的概念如何，种类是否丰富，又有哪些应注意的原则，本文在这三方面给予关注。 关键词：民国中学;课外活动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9）08C-0010-02 课外活动是当前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不可缺少的途径，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是丰富学生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却并不是当前社会独有的教育形式。其实，早在我国古代，已经出现了课外活动这一教育形式。 《学记》中记载：“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所谓正业就是指课堂教学，“居学”就是指课堂教学以外的活动，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在课堂学习之外，还要进行与课堂学习有关的课外活动。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安礼”“乐学”，从而实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虽离师辅而不反”的目的。20世纪初期兴新学以后，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将学生的游戏列入学校工作范围。此后，课外活动作为补充课堂教学的方式不断得到重视。而本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中学课外活动，原因在于“一个人在小学时代，究竟年少识浅，一切自主的活动，轻易还谈不到。一到中学时代，那是一生事业奠基的时代，除了爱好学问，种种应世处事的能力，也何尝可以忽略”。可见，在中学开展课外活动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一、民国中学课外活动的概念 查阅资料发现，民国中学课外活动虽没有固定的概念，但本质上与今天有相同的地方。 赵廷为在《课外活动》中认为，其是指“不属于课程范围以内的各种学生活动而言”。王鸿俊在《如何从事课外活动》中将“课外活动”定义为：“课外活动是种种用以补充正课的合理活动，由学生自己的需要和努力产生，在相当指导之，俾完全实现教育目标。”彬然在《谈课外活动》中，将说明“课外活動”指“课内作业以外的种种活动而言。现行的《中学法规》里，规定以学生自治会为课外活动的中心组织。就活动的性质说，分为德育活动、智育活动、体育活动和群学活动四大种集会;就活动的种类说，包括各种集会，体育及娱乐活动，办图书馆、壁报、校刊，生产劳动，社会服务等等”。

高中历史《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优质课教案、教学设计

第11 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教学目标 1.熟悉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历程； 2.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原因。 3.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教学重点 1.中国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历程； 2.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教学难点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讲授新课 【导入新课】 （1）播放一段电视上张裕公司的广告，引出“张裕”这一百年民族工业老品牌。对张裕进行一个简单概括说明。 （2）展示出课题和课标幻灯片 师：本节课我们学习“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民国时期是指1912——1949 年，这一阶段又分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 年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 年两个阶段。本节课我们要了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史实，探讨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作用。现在我们透过张裕公司的发展历史，来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学习新课】 （1）展示张裕公司第一阶段“创建及初步发展”的内容： 1892 年著名华侨实业家张弼士为实现“实业兴邦”的梦想，先后投资300 万两白银在烟台建立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生产葡萄酒之先河。 提问：1、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何时起步的？ 2、到19 世纪70 年代又有什么发展？ 3、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在什么时候？ 解释：何谓民族资本？民族资本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拥有 的资本，一般是中小资本。 师：（总结）从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裕公司并不是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民族工业，但它成立后，马上就迎来了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乘着民族工业初步发展的大潮，张裕公司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短暂春天”。 板书：1912－1919 年：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 （2）展示张裕公司第二阶段“短暂春天”的内容： 1912 年孙中山先生到张裕参观，并题赠“品重醴泉”四字。 1915 年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张裕的四种酒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张裕”一跃成为一个世界知名企业。 1917 年张裕正式营业四周年庆典，张学良、康有为、黎元洪等社会名流前来祝贺并 留下诸多宝贵手迹。 提问：1912 年—1919 年，张裕葡萄酒公司步入一个发展的辉煌时期，这是不是偶然？如果不是，具体原因是什么？（参考教材）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有何表现？ 师：我们在思考问题之前，先来统一一下思路，我们分析原因一般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

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体系

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体系 一、国立大学（31所） 校名所在地校名所在地 中央大学南京重庆大学重庆 政治大学南京四川大学成都 北京大学北平南开大学天津 清华大学北平北洋大学天津 中山大学广州山东大学青岛 西北大学西安河南大学开封 交通大学上海山西大学太原 同济大学上海兰州大学兰州 暨南大学上海厦门大学厦门 复旦大学上海广西大学桂林 浙江大学杭州贵州大学贵阳 英士大学金华云南大学昆明 安徽大学安庆东北大学沈阳 中正大学南昌长春大学长春 湖南大学长沙台湾大学台北 武汉大学武昌 二、私立大学（25所） 校名地址校名地址 金陵大学南京震旦大学上海 燕京大学北平圣约翰大学上海 成华大学成都华西协会大学成都 广州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广州 北平辅仁大学北平武昌中华大学武昌 中法大学北平武昌华中大学武昌 中国大学北平民国大学湖南 广州大学广州华西协会大学成都 岭南大学广州成华大学成都 广东国民大学广州齐鲁大学济南 东吴大学上海福建协和大学福州 沪江大学上海东北中正大学沈阳 光华大学上海江南大学无锡 大夏大学上海珠海大学广州 大同大学上海 三、国立独立学院（23所） 校名地址校名地址 北平师范学院北平中正医学院南昌国立师范学院衡山（湖南）湘雅医学院长沙湖北师范学院江陵（湖北）贵阳医学院贵阳南宁师范学院南宁沈阳医学院沈阳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兽医学院兰州

昆明师范学院昆明成都理学院成都 西北师范学院昆明唐山工学院唐山 长白师范学院兰州西北工学院西安 女子师范学院重庆西北农学院武功（陕西）社会教育学院苏州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北平上海医学院上海上海商学院上海 江苏医学院镇江 四、省立独立学院（24所） 校名地址校名地址 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徐州福建省立农学院福州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广州 安徽省立安徽学院芜湖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广州 湖北省立医学院武昌广西省立医学院桂林 湖北省立农学院武昌广西省立西江文理学院南宁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重庆新疆省立新疆学院迪化 湖南省立克强学院衡阳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北 河北省立农学院保定台湾省立农学院台北 河北省立工学院天津台湾省立工学院台北 河北省立医学院保定山东省立农学院济南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天津浙江省立医药学院杭州 福建省立医学院福州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济南五、私立独立学院（32所） 校名地址校名地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福建学院福州 建国法商学院南京乡村建设学院重庆 求精商业学院重庆铭贤学院成都 朝阳学院北平天津工商学院天津 东北文法学院北平天津达仁商学院天津 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焦作工学院焦作 广东光华医学院广州南华学院汕头 上海法政学院上海辽宁医学院锦州 上海法学院上海华侨工商学院香港 诚明文学院上海湘辉文法学院四川北碚 同德医学院上海中国纺织工学院上海 东南医学院上海辅成法学院四川万县 新中国法商学院上海川北农学院四川三台 南通学院南通中华文法学院广州 之江文理学院杭州正阳法学院四川巴县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闽侯广州法学院广州 六、国立专科学校（20所） 校名地址校名地址 国立音乐院南京边疆学校南京 戏剧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工业专科学校重庆

探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

探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高低在于人才，人才取决于教育，科学教育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关键作用。 清朝建立后，教育制度更多地沿袭明朝，以教化和育才为两大宗旨。学校是育才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入仕做官是培养人才的目标。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教化和育才又有着不同的含义。教化的目的是利用汉文化来统治人口众多的汉人，育才的目的是培养一批统治汉人的官员。因此，清初迫切需要充实官员队伍，教育第一宗旨是培养官员即育才优先教化。 清朝后期以来，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20世纪初，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赴日留学高潮；由于国内形势巨变，旧有的科举制度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被迫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清末教育事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从事实际事务的有用人才，使中国教育逐渐走向近代化，便于西方科技和新思想的传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与现在学校课程相比较，清末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以经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增加了一些新课程，为培养大批从事实际业务的人才，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和新思想，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民国时期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国家，曾经出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爱国思潮与实践。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国几十年，中国战事频繁，论教育的规模、基础教育等肯定是不及现在的。但当时教育的态度，以及教育的制度都很完善。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更是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远非现在的当代教育所能比。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肯定也会有所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不复存在。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事关一个民族兴亡的千秋大业，我们必须从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反观当今的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民国时期教育的灵魂。少年强则国强，唯有将教育发展壮大，才能使国家繁荣兴盛。

民国时期的大学

民国时期的大学 智效民未分类浏览次数(2751) 2015-10-26 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要恢复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

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

[经典收藏]蔡元培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

3、蔡元培与国民时期的教育改革 一、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二、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实行的法令 1912年1月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成立。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决议与法令，决定改学堂为学校，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样，小学教育一律不得施行体罚。小学学习年限从清末“癸卯学制”的9年改为7年，可以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中学为普通学校教育，不分文理科，中学与初级师范由5年减为4年。中小学要重视手工与美术科目，高小以上的体操课应重视兵式体操。2月，蔡元培提出教育方针，4月，他对此进行了论述。着重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他主张中华民国的教育应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并重的方针。因蔡元培是将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与世界观教育划为德育、美感教育划为美育，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中华民国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四育并举。 7—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称这次会议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大会对民国的教育方针展开了讨论，赞同蔡元培关于教育要体现人的智德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会议决定重订学制，制定学校系统。会议的成果《学校系统令》于1912年(农历壬子年)9月3日颁布实行，史称《壬子学制》。 《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入高等小学校或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可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初小、高小均设补习班，学制2年。中学学制4年，毕业后可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类，各3年。专门学校本科3—4年，预科1年。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 1913年(农历癸丑年)8月，教育部将《壬子学制》颁布一年来新颁布的法令、规程与《壬子学制》一起综合成一个新的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到全国各地。 《壬子癸丑学制》的纵向方面明确地规定了教育的阶段，分为三段四级。初等教育阶段，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为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为宗旨。分为两级：初等小学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儿童6岁入学，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阶段一级，为中学校4年，以完成普通教育、塑造健全国民为宗旨，专门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高等教育一级，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工、农七科。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置。大学为研究学术设大学院，不定年限。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教育

第二节民国初期的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临时政府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的法令与法规，一度让中国教育的诸多领域出现了新气象。可是，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无法远离政治。民初不断变幻的政治形势，使得教育政策与教育方针许多时候沦为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政治的干扰、资金的匮乏，给民国初年的教育带来了重重阻碍。可祸兮福所倚，政治的纷争，无形中让各方政治势力在社会控制方面有心无力，这又为教育的独立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各种新教育思潮的传播，形形色色的新教育实践活动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一、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界的新气象 1、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月9日将清朝的学部更名为教育部，统管全国教育工作，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当时的教育部，下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普通司、社会司和总务厅。各司设司长，总务厅设厅长，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教育行政并未统一，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各县则仍沿用“劝学所”制，并于每县设视学一人至三人，视察全县教育。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各省才开始建立独立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 为了尽快改革旧式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走向正规化，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修正。其内容包括：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各府州县小学校，应于3月初4日（阴历壬子年正月16日）一律开学；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需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高等小学以上之体操课，应注重兵式；除高等师范一种外，允许私人举办各级各类学校；废止学校出身奖励制度；提倡社会教育等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时数。小学设置修身、国文、地理、算术、体操等科目，高等小学则在此基础上增设外语、图画、手工、裁缝等课程，中学、师范学校在此基础上增设理化、音乐、家政等课程。① 2月，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在文章中，蔡元培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所确立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已经不能适应中国新的社会形势，“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他明确提出，应该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为新的教育宗旨，“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 ②。他把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与世界观教育划为德育，美感教育划为美育，在我国教育史上率先提出德、智、体、美四育。蔡元培的这篇文章，为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在教育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蔡元培 ①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5页。 ②《民立报》，1912年2月8、9、10日。

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史

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史 一、清末期美术教育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摧残了中国人的肉体，也重创了中国人保守的思想。当人们从民族落后的反醒中寻求解答时，人们开始重视经世致用，以物质生产为目的实用知识，重视科学，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为洋务实用的美术人才。 应科学与实业的需求近代学校教育应运而生。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外，还包括画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随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 我国近代教育活动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图画成为所学课程中的必修课程。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1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兹单以图画言之，西洋画(铅笔、木炭、水彩油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等。”图画手工科的设立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美术教育体制，所设课程全面而完备，并且注意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的特点。图画手工科开设的课程为：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学生须通过预科文理普修方可进入图画手工科学习。 自此，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通州师范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 1852年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开始附设“土山弯画馆”。画馆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为天主教培养宗教画人才。学生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教师是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推动作用，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西画画家，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清末，一些有志于美术教育的知识分子，模仿日本和欧美的美术教育体制，开始尝试新的美术教学方法，编写出版“美术教科书”。俞复创办的“文明书局”1902年印发了一套学堂蒙学课本，其中就有丁宝书编写的《新习画帖》5种、《铅笔画帖》4种，《高小铅笔画帖》3种。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徐永清编绘的《中学用铅笔画帖》8册，这些教材对我国新式美术教育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吴汝纶等人到日本的考察报告为基础，草拟了《学堂章程》，同年8月15日奏准颁布，也就是《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近代学校系统，虽已公布，但并未执行。 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对《钦定学堂章程》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癸卯学制”将学前教育的“蒙养院”划出学校系统之外，将小学到大学分为三等六段。其中，第一为初等教育，内分为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和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二段；第二为中等教育，设中等学堂一段（学制为5年）；第三为高等教育，内分三段，初步构筑了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为三条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 《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下，决定：

我所了解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

我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大学教育 中国自186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接触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教育，至今一百五十余年了。在这些年里，我们的教育水平既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世界驰名，也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低谷。而今，中国人不满意的一大问题就是教育。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应当更多的关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问题。接下来，我会对自己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大学做一个介绍。 第一部分，民国时期那些著名大学中的校长 蔡元培校长是我从他人的评说中知道的，他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大有成就，奠定了北大百年发展基调。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

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蔡元培先生强调大学的自由精神，并为之努力。大学的自由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其主体，大学的设施与管理者只是为主体服务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这些都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之一。而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好相反，教授无权治校，大学管理行政化，管教育的不是教育者，所谓学生自治，只是大学管理者授意下的协管。如此这般，大学之自由精神荡然无存。大学自由精神的主体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学生没有自己选择学习课程的权力，学习的目的被强行引导为为了考试和学分，我无法想象这样教育环境下的毕业生会是什么样的水平。蔡元培先生的另一个主张是兼容并包。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聘请了一大批主张不同的大师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徐悲鸿、辜鸿铭……等等，因为大师的加盟，几年之内就将北大改制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府。对于任教老师的不同主张，他向来不干预，而是与其自由任其发展，使北大呈现一派学术自由之象。这是现在中国大学所不能比拟的。 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也值得称道。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比较古板，当时他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竺可桢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向西逃难，途中遇上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竺可桢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论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宗旨与学制体制

论中华民国 早期教育方针与政策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综合班 陈国刚 1004012007

论中华民国早期教育方针与政策 摘要 探究民国的早期教育的方针对现在的教育是很有意义的，民国的早期教育 方针是最先学习西方的教学经验以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教育方针。起作用对后世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一个榜样，对此，我们将深入探究其 教育方针与政策，他们过去的理论对当下产生的影响。 1901年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这不是一个政府的战争，而是一个民族的战争。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爱国的救亡运动，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蓬勃发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革命迅速在全国蔓延，1912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振兴中华，强国御敌，孙中山把教育放在了首位，给予了教育大力的支持，任命了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在碑亭巷设立办事8关。有蔡元培构建中国教育的蓝图。 民初教育方针的确立 当时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新生的临时政府的教育设计一个美好的蓝图，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就是确立了民国的教育方针。为此，蔡元培为了宣传他的教育方针于1912年2月在《教育杂志》、《民立报》等处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率先对民国教育方针的整体构想从理论上进

行系统的探讨，引起了很大一部分的关心教育的人士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大家都参与了讨论，再后来蔡元培又以《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作为题目，再一次的在《东方杂志》上进行发表，为的是征求各位学者的意见，。 蔡元培针对的是清朝末年的教育方针，那是的教育的宗旨是“忠君””尊孔“，他就很果断的宣布：“忠君与当前的共和体是不相符合的，尊孔与我们提倡的自由信教也是相违背”要予以取消，对“尚公”、”尚武“、”尚实“三项主义加以改造。使其符合当前的资产民族阶级的需求重新表述为公民道德教育，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又曾添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就是民国教育方针的指导。 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主张。

安徽省宿州市2018届高三上学期第一次教学质量检测文综历史试题含解析

1. 学者李治安认为，元朝总是在直接掌据某些基本权力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侧中央集权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中纯的地方分权。这说明该制度 A. 行省是中央派出机构，非地方行政机构 B. 地方缺乏自主性，不利地方政事推进 C. 行省所辖地区广阔，并且拥有较大权力 D. 符合历史趋势，适合国家治理的需要 【答案】D 【解析】“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等字眼足以证明材料中所说的制度行省制度既符合历史趋势，又适合国家治理的需要，所以选D是符合题意的，正确；行省是地方行政机构，选项A不符合题意，排除；材料未涉及缺乏自主性之类的信单息，选项B不符合题意，排除；行省的权力并不大，选项C不符合题意，排除；故本题选D。 2. 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照六年（1667年）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这一现象反映了 A. 明清两代统治者主动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政策 B. 资金来源和产品投放的差异导致了经营的不同结果 C. 江南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普遍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 D. 苏州丝织业引领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潮流 【答案】B 【解析】材料反映了私营机房和官营机房由于资金来源和产品投放的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的经营结果，选B是符合题意的，正确；明清两代统治者并未放弃传统的经济政策，选项A不符合题意，排除；新的生产关系只是在个别城市产生而非普遍产生，选项C不符合题意，排除；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 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 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 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当时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积极探索乡村教育道路，努力提高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以及实行乡村教育的理论实际。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也有利于当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乡村教育提出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国家的提倡在乡村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中国乡村社会曾兴起一股“废庙兴学”之风。其最初只是一种有知之士个人在民间的自发行为；清末新政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广泛推行；最为重要的是“癸卯学制”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探究与感悟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探究与感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0级 曹扬 1010306226 摘要：通过对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的始末探究，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教育意义。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对于当代大学改革仍有一定积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其特点对当代大学改革提出少许见解。 关键词：教育独立思潮发展、知识分子教育独立运动、当代大学改革 引言 民国教育界围绕着政教关系对教育主体规律的探索集中体现在民国教育独立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上。明国时期教育界所使用的“教育独立”概念重点是指尊重教育规律，反对教育被政治工具化，反对政权、政党、政潮和意识形态干扰、干预、控制教育；并对于教育界自身的政治关怀意识和参政方式也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教育独立于政治”或是“排斥政治对教育的干扰”是民国初年产生、到20世纪40年代末终端的教育独立思潮最核心的理念。这一思潮体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现代主体价值和独特规律的认知、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职业身份的觉悟、对知识分子自身独立人格的维护，它包含一系列的具体诉求，如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思想独立、学人参政自律，大学自治等。从逻辑内涵上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反对政治对教育的无知干涉，为教育争取更宽广的自主独立空间；二是教育界对自身参政的规约。 以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接近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它也有自身的政治社会背景，在民国教育史上曾昙花一现。这种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是在民国教育界扮演重要角色的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是自由主义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为了探究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对于国家学术发展之影响，作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由此引发了作者对于“教育独立”的个人见解。结合倡导“教育独立”具体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作者认为当今大学教育亦应“汲取前人精华”，针对自身存在的诟病应制定相应的方案并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本质问题。 一、教育独立思潮的萌生 中国近代教育与政治分离的因素最早是在清末民初（教育独立运动爆发之前）科举制度的革废过程中开始孕育，政学分离的客观趋向已然出现；而这一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时代信息，自觉地对科举教育传统下人们对教育目标、教育制度和教育家地位的习惯认知方向——单一的政治取向提出批判和烦死，澄清了有关现代教育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从而使教育与政治的分离从一种潜在趋向逐渐变成知识教育界的自觉能动意识；再加上民国初年，教育所依赖的外在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也使得教育界原先比较朦胧和

2020年镇海中学历史高考选考模拟卷及答案

2020 年浙江省历史高考选考模拟卷 历史 （答案在最后面） 考生须知： 1．全卷共 27 题，满分为 100 分。 2．本卷采用闭卷形式，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3．本卷答案必须做在答题纸上，做在试卷上无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 1．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对这一言论解读正确的是 ① 肯定了人君统治的权威性 ③隐含着以天制君和儒家道义的成分 A ．①② B ．③④ ② 宣扬了法家“依法治国”思想 ④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 C ．①③ D ．②④ 2．唐代的长安城“胡化”严重，都城的生活融合了西域的风尚，服饰、饮食、娱乐等皆 受到影响。其中，贞观年间“胡化”严重的主要原因是 A. 唐朝政府设置了安西都护府 B ．唐朝政府在六部下设鸿胪寺 C. 唐太宗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 D ．唐太宗提出“示存异方之教” 3．观察下图，判断下列各项中表述正确的有 乙图 ② 甲图武器在《武经总要》中可能会有介绍 ④两者皆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C ．①③ D ．②④ 既可投牒自列，即不得不就而试之，应试者虽不必 是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循私举之而不得。 B ．将知识分子引入统治集团 C ．保证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 D ．促成儒学经义的广泛传播 5．乾隆二十年，一些英国商船从广州开往浙江宁波贸易，乾隆批示： “今番舶既已来浙， 自不必强回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便。 ”该材料表明 A ．清朝政府已经放弃海禁政策 B ．海关税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C ．宁波成为新的对外贸易中心 D ．清朝曾经推行过有条件的对外开放 甲图 ①两者最早都出现于元朝 ③乙图技术 提高了活字印刷效率 A ．①② B ．③④ 4．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提到： 其皆见取，然终必于其中取出若干 料主要体现该制度的进步性是 A ．克服 了察举制的一些弊端

民国时期30所著名大学的校训

民国时期30所著名大学的校训 校训”一词原本是一个由日本引进的舶来词，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清末从西方引入中国的。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应该是中国近代最早厘定校训的大学，其校训为“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民国时期的各类大学大都效仿它，确立了校训。 教会大学的校训大都出自圣经，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校训多出自 中国的典籍。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训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出自《约翰福音》第8章。国立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出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还有的教会大学其校训是中西合璧的，如东吴大学，英文校训为：Unto a Full-grown Man，出 自《以弗所书》，意为“造就完美人格”；中文校训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其意出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中西文校训意涵 相同。 一、教会大学 1、燕京大学： 校训：英文：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出处：《约翰福音》第8章 2、辅仁大学

校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3、圣约翰大学 校训：英文 Light & Truth（光与真理） 中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出处：英文校训来自《以弗所书》，中文校训来自《论语》。4、震旦大学 校训：Per Auroram ad lucem（从震旦到光明） 5、沪江大学 校训：信义勤爱 6、东吴大学 校训：英文 Unto a Full-grown Man 中文：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出处：英文来自《以弗所书》，中文其意出自文天祥《正气歌》7、天津工商学院 校训：实事求是 出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8、齐鲁大学 校训：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出处：《约翰福音》第8章 9、福建协和大学 校训：博爱牺牲服务 10、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2020届高考材料作文模拟《关于“10位民国先生”》题解及范例

2020届高考材料作文模拟《关于“10位民国先生”》题解及范例 【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60分） 自古以来，先生是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也是一份崇敬，一种精神。民国时期，那些杰出的人物不论男女都被尊称为“先生”。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上述十位先生，不仅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更灿烂了中华的文化。请你任选其中的两到三位综合立意，在班级读书报告会上，推介他（她）们的道德品质、人生经历、精彩言论或作品风格……以凸显他（她）们的民族风骨与人格魅力。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请结合本单元所学论证手法，写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 【命题方向】 本题为学生提供“十大民国先生”的真实影像，要求考生萃取其思想精华，借鉴他 （她）们的民族风骨与人格魅力，为同辈的成长提供样本试题引导学生通过自主选择组合，展示人文积淀。人文底蕴类作文重在考查考生的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是新课标 核心素养中特别强调的一项。本题旨在鼓励考生以时代精神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文化魅力，思考文化传承，增强文化自信，以培养家国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能力方面重在考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借鉴什么样的民族风骨与人格魅力，传承什么样的文化；如何继承，如何践行。 【解题】

本题沿用2017年全国新课标I卷的作文题型，是带有明确写作任务的新材料作文题型。材料提供了“梁启超”“蔡元培”等10位“民国先生”的真实画像，特别能唤起莘莘学子对其音容笑貌的美好回忆。“不仅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更灿烂了中华的文化”是对其历史作用的准确定位；“任选其中的两到三位”是选材的数量限制；“推介他（她）们的道德品质、人生经历、精彩言论或作品风格……”是限定写作范围及重心；“在班级读书报告会上”是对交流对象的显性规定和表达方式的隐性要求；“凸显他（她）们的民族风骨与人格魅力”是写作本文的终极目的要求。整个试题限制与开放并存，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个人、班级、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考生既可以对这些“民国先生”的道德品质、人生经历、精彩言论进行推介，也可以就他（她）们各自的“作品风格”与“人 格魅力”进行深入思考，探讨如何成就国师风骨与学人风度，探究坚持自我与社会担当 的关系，表现人生感悟和家国情怀。 【立意角度示例】 ★角度一：梁启超+蔡元培＝教育图强 梁启超和蔡元培都是民国时期的杰出思想家、教育家，毕生矢志不渝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致力于改良旧教育、培养新人、改造国民性和建立新教育的长期实践。两位先生“亦政亦学”，合中西文化精华于一炉，构建有利于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新文化思想，给中国教育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角度二：徐志摩+林徽因＝爱与自由 徐志摩，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 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徐志摩人品率真而诚挚， 个性善良却不乏孟浪，他一生都在不停地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和理想。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规避当时一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一个多世纪前的康桥，在徐志摩眼里充满了浪漫的爱意。在这里，徐志摩邂逅了林徽因，点燃了爱的火花，也深尝失恋的痛苦。在对爱、美、自由的共同追求中，他们体悟到“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角度三：沈从文+冰心＝文如其人 他（她）们的人品就像他（她）们的作品一样一直被人歌颂与怀念。沈从文的小说融写实、记梦、象征于一体，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