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建安文学及其繁荣和发展的原因

简论建安文学及其繁荣和发展的原因

董迎春

沙市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本文论述了建安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就其繁荣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经济发展、文学发展等是基本原因。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建安文学繁荣发展主要原因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被曹操迎到许昌后建立的一个年号。建安时期即公元196到公元220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执掌着东汉政权。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建安文学即指建安时期到魏初一段时期的文学，主要是指北方的魏国的文学。

建安文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建安文坛作家大量涌现，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菜琰是其代表作家。二是诗歌、散文、辞赋以及文论等多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而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继《诗经》以后，四言诗再次放出光彩；紧接着{古诗十九首}，五言诗开始兴盛并获得我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第一个伟大丰收。五言诗是建安作家普遍运用的诗体，它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也正式出现，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七言诗。汉代的乐府诗主要是叙事，建安诗人学习创作的乐府诗则已从叙事向写景抒情方向发展了。曹操的诗全是乐府歌辞。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以乐俯古题写时事的做法对后代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俯和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有很大的启示。曹操二子和邺中七子也都用乐府旧曲改作新辞，写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乐府诗，很是出色。曹操，鲁迅谓作“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散文只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他的“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辞赋是汉代最发达的文学形式。然汉赋多鸿篇巨制，内容习于为文造情，形式行文俗套，辞多碓砌，千篇一律。建安作家改造了汉赋，多作抒情小赋，为情造文，各有个性和风格。王粲的《登楼赋》是其代表作品。建安文学树立了开展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我国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论。他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总之，建安文学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能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一页。

建安文学为什么如此繁荣和发展呢？前人对此，亦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又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文学内容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新的社会内容。东汉王朝经过黄巾大起义后已名存实亡，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的混战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建安诗人大都经历过汉末长期乱离，对现实生活有切实感受。如曹操本人即为乱世英雄，其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其“薤露行”、“蒿里行”被明代文学家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植则“生乎乱，长乎乱”,长期随父转战。他的《送应氏》、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禹的《驾出北郭行》、菜琰的《悲愤诗》等，或写征战之苦，或述社会之乱，`或记难民之流难，或诉孤儿之苦楚，或叙个人之遭遇，从不同侧面，给我们描绘了自董卓之乱到赤壁之战19年大混乱所致乱世之情。他们以悲愤的笔触，描绘过洛阳都诚“斩截无孑遗，”中原大地“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长城脚下“死人骇骨相撑拄”。******蔡琰《悲愤诗》悲愤交加地叙述了她被掠入胡到归汉的痛苦经历，重现了战乱的惨状。建安作家不仅是乱世的悲歌者，而且是国家统一的热烈追求者。他们慷慨歌唱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直抒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和英雄气概，充满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如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老骥自比，吐露了自己老当益壮的斗志。曹植的《白马篇》：“父母且不顾，何言妻与子。******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描写了一位聱鏊战疆场的青年战士的形象及其高尚的精神境界。也是作者豪放的胸臆。王粲、陈琳、刘桢等人的作品也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给文学提供了新内容，同时也促使文学新形式的产生。建安文学五言诗的成熟运用，七言诗的定型，抒情小赋的发展，文学批评专论的出现等都给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光彩。

文学的发展往往受到其他社会意识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政治思想的影响。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时，为了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废黜百家，独尊儒家”局面打破了，名、法、兵、纵横家等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这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爱好文学和对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文人的重视和延揽对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这里不妨引用前人的著述来加以说明：“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啷；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七子除孔融外都和曹氏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经济是文学发展的最后的决定性的因素。文学的高度发展往往有其社会经济根源，或者是作为经济繁荣的结果，即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或者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为经济繁荣发出的呼声。汉末由于军阀混战，繁荣的中原变得一片凄惨。“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的曹操，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强兼并，禁止豪民转嫁租赋于农民，广兴屯田，用军事组织把广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广罗“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发展了生产，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安定，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建安文学由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由人及物，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看到了文学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价值。他还分析了诗赋奏书铭诔等文体的特点，评价了建安诸子。曹植、王粲、徐干、应扬等的书记论文中也都夹杂着不少关于文学问题的卓见。这种文学批评对提高作家地位、扫除文人相轻的恶劣风气、促进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学的发展还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其自身的继承和发展的规律，这既表现在内容上又表现在形式上。建安文学亦是如此。建安作家继承了周代《诗经》和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和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时代的动乱社会现实，既富于忧国之思又有着济世的宏愿，慷慨悲凉、语言刚劲、形成了俊爽刚健的风格，后世誉为“建安风骨”，对中国文学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曹操继承了《诗经》四言诗的形式，其他作家普遍采用《古诗十九首》趋于成熟的五言诗形式，使五言诗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汉代的大赋，以铺陈排比的手法、堆砌辞藻、富丽堂皇，多以帝王贵族的宫苑、巡游、声色等豪华生活为题材，为统治者服务。“或以抒下情而通讽渝”，然其效果甚微，扬雄尝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故东汉后开始出现抒情小赋。建安作家多用此体，使赋也得到运用。总之，建安文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后世对它的称颂是高而不为过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曹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又称“汉魏风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于建安前期先后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首的文学群体，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权臣，位至魏王，死后被儿子魏文帝曹丕追尊为魏武帝。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全为乐府。南朝梁的《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诗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个），念之断人肠。”曹操一生为天下统一而战，他的诗歌也抒发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称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篇，是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论文，它论述了文章体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把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了“经国（即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曹丕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但多有变革。在内容上，他由反映社会问题转向抒发个人感情，擅长写离别相思之情；在诗体上，他大胆探索，创作了中国第一首七言诗《燕歌行》和长达77句的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在语言上，他由质朴自然转向清丽文雅；在风格上，他由慷慨悲凉转向委婉含蓄。他的诗歌已明显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趋势。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他才思敏捷，很受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他任性放诞，终于失宠。曹丕称帝后，他备受猜忌和迫害，名为王侯，实同囚徒。后来封为陈王，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曹植确是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约九十多首，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慷慨悲壮的情怀，爽朗劲健的形象，凝炼秀美的语言，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和赋也写得很好，其中《洛神赋》尤为著名。

建安文学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１.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２.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从《蒿里行》简论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从《蒿里行》简论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滥觞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精彩绝伦的一页。由于时代的动乱和文士自身的社会经历，建安文学体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感情基调，形成了后人所谓的“建安风骨”。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八个字，我认为这大约能用来形容“建安风骨”。下面，我就以曹操的《蒿里行》来简单地论述“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第一，建安风骨表现出深刻的现实性。建安时期，政治腐败、战乱频发，饥荒瘟疫相继肆虐。此时的文士大多亲历战乱，目睹惨象，因此他们常常泼墨挥毫，哀民生之多艰，表现出深刻的现实性。曹操的这首诗就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可以称得上是汉朝的“诗史”。诗中“军合力不齐”以下六句描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的局面，其中“踌躇”、“雁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诸路将领各怀私心,逡巡不前的姿态，。“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对袁绍、袁术等人以讨伐为幌子，行南面称孤之实的卑劣行径做了尖锐的批判。最后六句直接描写军阀混战带来的危害：军士铠甲生出了虱子，战场之上尸横遍野，百姓更是深受其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描述了一派荒凉，凄惨的景象，表达了曹操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的悲愤和同情。 第二，建安风骨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建安文士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能够无所顾忌地倾泄心中汹涌的情感，袒露胸中的真实想法。因此，建安诗歌往往蕴含着一种奋发蹈励的意气、慷慨高亢的激情和苍凉悲壮的情怀。《蒿里行》的开篇，就展现了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义士”、“讨”等词为全篇定下慷慨激昂的感情基调。接下来，曹操又用两个典故：周武王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候；刘邦、

什么是建构主义

一、建构主义理论前的教学回顾建构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教学的普遍认识是：学生的学习是把来自于教师和社会实践当中的分散信息资源和相对孤立的各种技能集合起来的过程；教师的教学主要是将已有的知识通过课堂教学直接传送给学生；教学与学习的过程主要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往。传统的教学组织方式普遍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授，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是从教师课堂讲授中得来。教育评价也是通过知识考试来进行，这在应试教育阶段是很普遍的通常是以讲课为传授知识的方法，以笔试和其他考试方法作为传统的评估方法。这传统教育中，教学与学习的重点都是围绕知识这个核心，教师依据知识进行教学，学生围绕知识进行学习，评价也是以知识为核心。从理论上看，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教学的主要任务也是让学生获得知识，教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学生在学习中通过记忆，在思维中复现这些知识也是无可厚非的。行为主义教育理论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行为上的改变以及脑力状态的变化。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可观察到的行为的改变或调整，它是个人对一定环境下产生的某种事件（刺激）所作出的反应而筛选出的提高与充实的结果。认知理论环境下的教学中，重点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思考的作用，也就说对知识成因的分析。谁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应该是主动参与者，而不是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知识的取得应该是在学习者自身的过程体验和与他人的互动的过程中进行。一种新知识的学习不应是教师全面的讲授，而是要在学习者中进行体验和互动来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谁知主义理论把理解、知识和能力表现当作成功学习的标志。把学习者的兴趣、学习中的价值观和态度作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这些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会成为学习的动力，这些非直接的学习因素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充分尊重某种知识，愿意努力去获取它，尔后运用这种知识的关健。认知主义理论认为，教师的任务不只向学生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给学生创造机会，激发他们的动力，让学生主动去学，积极去学。他们主张，除了一些必须靠记忆才能完成的学习任务以个，所有的学习内容都要求学生能主动地建构其含义；学生以前对某一问题或概念的理解和思想对后来学习的生成会有巨大影响；教师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使学生的认知结构或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产生变化；与他人合作的学习对学习的动力、支持、模仿和指导都有重要作用。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支持这种认知的教育理论，认为人对外界的感知能力是天生的，所以人能够从被动的观望者成为主动的学习者。二、建构主义理论含义建构主义是关于学习者如何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也译作结构主义，其理论基础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ＪＰｉａｇｅｔ）。他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被人们称为日内瓦学派。皮亚杰理论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中，即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来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可见，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图式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图式改变）。此后，心理学家对人的认知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有机整体和认知的观点分析知识的开发，强调了人可以通过多渠道建构认识，例如：读、听、探索、体验。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在整体关联中学习的重要性－－通过在应用知识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的交往建构认识。萨佛里和杜非等学者也从认知和社会的观点归纳结构主义的特征：当人们与他人交流理解并且探求一致的程序时，产生某种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三曹诗风异同

三曹诗风异同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开创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形成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风貌。三曹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及不同阶段的个体特征。 共同点： ①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一代诗风；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地替写实性，运用乐府艺术形式时引赋入诗，开拓了诗歌艺术表现；曹植在乐府诗中注入强烈的感情与个性，使原来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向以抒情为主，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②曹氏父子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和非功利、主激情、重个性，求华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特点。 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怨，强烈个性的表现及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表现贯穿其创作之中。 不同点： ①风格差异；三曹创作体现了建安风骨初期、中期及后期不同的风格特征。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激扬壮丽；曹植的诗歌豪宕深沉，情兼雅怨。曹操诗通脱，曹丕诗华丽，曹植诗沉著。 ②诗歌内容侧重点、艺术表现不同： 曹操的诗歌多从时事政治、军事民情方面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多从离愁别怨、家庭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曹植的诗主要从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内心的悲愤忧思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曹操的诗激烈深刻，勇于批判，顽强进取，多英雄本色，大将风度；曹丕的诗委婉平和，固步守成，多公子声气，儿女柔情；曹植的诗悲怆幽怨，多诗人气质，情感浓郁；曹操诗报国

述志，蒿目时难，侧重时事、政治、民情的抒写；曹丕的诗工于言情，重在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曹植的诗重在个体遭受挫折的悲哀与怨恨的抒发；曹操诗质胜文；曹丕的诗文胜质，曹植的诗文质合一。 ③题材表现、情调不同 曹操的诗多抒发生灵涂炭，四海未定的悲情，其情深沉、苍茫、浩大，主要借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直陈其事，明情显志，忧国悯时，充满“悲情”；曹丕的诗多怀着迷惘的思绪，淡淡的情愁，关注游子思妇的叹息，思考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情细腻深婉，纤巧细密，充满“忧情”；曹植诗歌着重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沉痛深挚，充满哀怨。曹操的诗多以乐府旧题填写新辞，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生命本体承受的气质沉重苦难；曹植的诗主要借游仙形式寄托情感，抒发人生变故，失意的悲愤。

第六章 建安文学

第六章建安文学 一、名词解释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论述题 1、建安时期有哪些著名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何共同特征？ 参考答案：建安时期著名的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其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表现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情调慷慨激昂，语言刚健爽朗，“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形成所谓“建安风骨”。 2、试析“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参考答案：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简述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参考答案：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完整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建安风骨和曹植诗歌的艺术特征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及原因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及原因 摘要：本文以特定时期著名的语法理论和语法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在一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并试图找出语法研究方法演变与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语法研究、方法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 1898年，马建忠参阅西洋语法，写出了《马氏文通》，才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全面建立。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问世，这是以白话文为对象，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第一部力作。《新著国语文法》建立句本位，打破了《马氏文通》以来的“词类本位”的传统。他把句子划分成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的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等六种成分，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方法，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这个时期，语法专题论文较少，最重要的当推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1938年，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真正建立起新的汉语语法体系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此外，还有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美国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北京口语语法》）等重要作品问世。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汉语语法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社会上很快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这个

时期可以称作语法学的发展时期。毛泽东对有关人士指示：“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要在全社会普及“文法教育”。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从此开始普及语法知识，重要的著作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吕叔湘的《语法学习》（1951）和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1952）等。一些学者进行科学的语法研究，对当时及以后的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王力的《汉语史稿》和陆志韦的《汉语构词法》等。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即教学语法。中国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使用的教学语法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它划分词类是根据词的意义和语法特点，往往对每类词的语法特点都详加说明，分析句子时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在确定主语宾语时不依据施受关系，而大体依据位置的先后。到了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空前深入，是语言学科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朱德熙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影响深远。80年代以来，研究的实践越来越证明，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多角验证”的思路是既宽展又有效的。90年代以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比以往更加活跃，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研究队伍更加壮大，取得的成果更加引人注目，新的理论、新的见解被提出来。“三个平面”理论、本位理论、配价语法、汉语的时体研究等问题都成为二十世纪末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这个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句法

“建安风骨”之流变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之流变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 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 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 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

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建安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阅读附答案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 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 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结构主义

并宣3.翻译应走出语义等值的局 限,实现文化中的功能等值,翻译 的等值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 层面的翻译不应该只局限于对 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 在译语文化中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out of bureau Limit the function, realize the cultural equivalent, translation Should not be the equivalent of a single, but should be more level功能的等值她认称翻译中多层次对等是必然的而不是单一的 \她不仅关注译文 读者，也关注原语文本在原语文 化中所有的功能。 4.翻译的原则和规范也is the original language in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All of the function.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学派之一，它对翻译的要求不同于以往的“对等”法则，它提倡充分展示目标语和源语之间的差别；强调意义是一种语境事件，即，意义无法独立于语境之外；鼓励译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使译者不再压抑其声音，地位也不再从属于作者；在解构主义看来，翻译就像是“一条通往另一个城市的一条路”[ ，即，翻译起着连接和导向的作用。笔者认为，解购主义对翻译的观点恰好能应对翻译模糊语言时的难点，笔者将从唐诗的模糊词和模糊主题两方面阐释模糊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对翻译有可能造成的困难，以及利用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启示提出翻译唐诗中模糊语言的标准和策略。』
    (一)唐诗中的模糊词和模糊主题笔者将唐诗中的模糊语言分为两大类，即，模糊词和模糊主题。西方语言学家Ulhnann对于模糊词的成因有如下表述：(1)词的生成性(generic character of words)；(2)词的含义是不雷同的，比如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meaning is never ho

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7918652.html, 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作者：陈逸鸣 来源：《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 摘要：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指出，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论证，得出陈子昂诗歌和建安风骨属于浪漫主义的结论。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论证了建安时代的主流是战乱而非发展；建安文学不是平民文学，而是名士文学；陈子昂诗歌与建安文学一样，既关注现实、悲悯苦难，又雅好慷概、高扬理想。本文最后反思、批评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 关键词：陈子昂；建安文学；名士风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54-06 一、《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内容概述 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原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于1987年收入林先生《唐诗综论》一书。《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全文分为提出问题的前言和论证观点五个章节。在前言部分林先生发问：“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1]5；在之后的五个章节里，林先生力证自己的核心观点：陈子昂诗歌属于浪漫主义。 在前言里，林先生除了提出上述的问题外，还摆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林先生的原话是：“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1]5；“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生产浪漫主义；当所遇到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1]6。随后林先生就在这个前提上开始论证自己的核心观点。在第一章“武则天的时代”里，林先生用“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等事例，论证了一个观点：陈子昂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些人说得那么黑暗，而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1]12。在第二章“建安风骨”里，文章先指出陈子昂钦慕的“建安风骨”是指一种“爽朗遒劲的风格”，它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高瞻远瞩”、“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具有英雄性格”。然后说建安时代也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乱”，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慷概”、“梗慨多气”的主要原因。在第三章“陈子昂的诗歌主张”、第四章“陈子昂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第五章“《登幽州台歌》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立足于陈子昂的具体作品——《修竹篇》《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说明陈子昂诗歌的确颇有浪漫主义的风骨。 如前所述，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前言与第一、第二章里，林庚是在摆设自己的逻辑链。此逻辑链可归纳如下。在前言道明一个论证的前提，即社会发展较好时更容易出现浪

建安文学代表作之七哀诗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