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社区理论观照下汉语指称标记的时代特征--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
收稿日期：2015-03-10作者简介：陈羽（1973-），女，安徽巢湖人，三江学院文新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现代汉语语义语法、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言语社区理论观照下汉语指称标记的时代特征
——
—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历史的解读陈
羽1，
2
（1.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23；2.三江学院文新院，
南京210012）引言
言语社区理论由徐大明于2004年明确提出，这篇具
有里程碑作用的文章概括总结了言语社区理论
（The theory of speech community /TSC ）的相关内容，即言语社区理论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它的发展将有利于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各类研究的有机整合。言语社区理论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
了一条新途径，
即对语言使用者的组织系统的研究[1]。言语社区理论提出的五要素原则，即人口、地域、设施、互动、认同，必须体现为一定的量和交际密度。
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很多经济学者通过不同的模型预测，
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2]。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城市化的逆转时期，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8%下降到1976年的17.4%[3]；而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之前，现代汉语指称标记对
于当时城市化的曲折反复进程则从侧面有所反映。现代汉语指称标记涵盖了如下两个层面：数量词（自然数词、量词）、指示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人称代词）本文希望在言语社区理论的观照下，对于这些标记加以解读。言语社区理论的核心观点为:语言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同一性和稳
定性的符号系统，既是人类言语交际活动的一种抽象，也是人类社会中群体结构的标记和区别特征[4]。
一、在言语社区理论观照下的数量词标记
1.数词标记的夸大表达。基数词表示数目的多少、分为系数词（零或0、一至九）和位数词
（十、百、千、万、亿、万亿、兆），两种基数可以组成复合数词。
红旗歌谣是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现代民歌选集，1959
年由红旗杂志社出版。全书收民歌300首，
是编者在1958年全国新民歌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歌谣集基础上选编的。
以下加点词为《红旗歌谣》[5]
中出现的数词范例。山歌向着河水唱，河水掀起·
千层浪。（《山歌向着青天
唱》
）毛主席来恩情深，
·
万首山歌唱不尽。（《海水磨墨写不赢》）大阳红，太阳亮，太阳的光芒·万·
万丈。（《太阳的光芒万
万丈》）总路线，天下传，
各族人员笑开颜，别提人有多高兴，
·百草·
万物也心欢。（《百草万物也心欢》）
照得·百花怒放·万里香，照得·
百鸟鸣出凤凰声。（《照到
哪里哪里好》）山歌·一声吼，·
万人齐动手。
·
两铲几锄头，
大山被搬走。（《大山被搬走》）日行·千里夜八百，赶英何须·十·
五年？（《东方巨龙上九
重》）
在《红旗歌谣》的叙事文本中，“千”“万”“一”成为高频复现的数词，有意思的是，1979年显然还没有对其的客观
性加以如实地审视，
在再版的序言中仍然将这些诗歌赞颂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
在极端计划经济的思潮下，数词的宏大叙事成为全民话语的蓝本，所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如果浮夸也能被解读为
“浪漫主义”的话，“赶英何须十五年”的豪言壮语也不难理解。
摘要：文章希望通过言语社区理论的观照，对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有关指称标记的相关内容做出解读。努力发现五要素与指称标记之间的耦合，
对1978年之前的一段历史进行反思，并力图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解析。文章主体分三个部分：一是在言语社区理论观照下的数量词标记；二是在言语社区理论观照下的指示词标记；三是设施因素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关键词：言语社区理论；
五要素；城市化；指称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117-04
W e n H u a Y a n J i u ☆文化研究☆
Theory Research
学论
理★★★★以下是从歌谣中摘录的跟数词有关的词语。[大数据]亿万人|万寿无疆|千里山水万里云|万朵红花两岸开|千河万水|万人|千军万马|千箩万箩|万马奔腾|六万万[众多归一]山南山北连一片|六亿人民|要学蜡烛一条心|[排序靠前]一马当先[夸大叙事]肩挑两山步生风、妹挑千担不觉累、百斤担子快如风
言语社区理论中对于人口因素的界定是：一个聚集在某一个地理范围的人口，这个人口是一个社会互动的单
位，这个人口有共同的心理认同。
笔者之所以选择《红旗歌谣》作为语料之一，
原因在于它是选自当时全国各地的民歌，另外被官方认可，即具有特定历史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性。共同的语言态度是社区成员心理认同和归属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成了言语社区的凝聚力，是言语社区赖以构成的条件[6]。
言语社区理论，不仅仅可以运用在城市化进程较为快
速和复杂的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它来观照当年的话语形态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曲折反复。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下，对于主观能动性的神
话式表达，在1958年，全民的集体性被无限强调，
成为正式的一种表达，人口因素在这里具有了特异性。在一个言语社
区内，除了宏观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一致性以外，微观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也应呈现内部一致性的特征[7]。本文选取了拨乱反正后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朦胧诗语
料与《红旗歌谣》语料进行了对比，两者均选取了727字，
在字数相同的情况下看其数词使用频率有何不同。
红旗歌谣选取了这些篇目：《百草也心欢》《东方巨龙上九重》《千把镰刀沙沙响》
《一座粮山高万丈》《一步跨万里》《万水千山听调动》《十万八千张》《螺丝要告你》《小高炉》《我是一
个装卸工》。朦胧诗则选取了车前子的《思想者》（1982），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80），顾城的《眨眼》
（1980），舒婷的《神女峰》（1982）[8]
。统计数词在语料中出现
的频率如下。
数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红旗歌谣》语料中出
现次数
12
2133341315《朦胧诗精选》语料
中出现次数
17
1
1
1
1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1978年之后，对于“百”“千”
“万”的使用已经不再盲目尊崇，
过分夸大的叙事逐渐淡出视野；《红旗歌谣》
中的“一”则具有失真性，如“母鸡闻听着了忙，一天下了三个蛋”，“一步跨万里”，在朦胧诗中，“一”仍然作为高频词不断使用，但是已经回归到常态叙事，且
个体意识更加明晰。
比如“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2.地域因素影响下对于量词的运用。1958年8月17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
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活动，表面上包含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跃进，但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冒进中，
实际已把生存之基的农业抛在脑后。造成大锅饭、吃食堂，而对农业生产，
集体式的合作，实际流于形式，真正的状况是对个体生产的
极端否定，导致农业生产失去原动力。
对于“城市化”的定义，一种观点是将产业结构由农业转为工业。而当年的这场冒进，无疑没有客观估计新中国
成立初期农业经济为主的根本情况。
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中的量词专指名量词。
一根铁臂三千丈，不得煤层心不甘。（《钻工之歌》）小农经济像灯火，一阵狂风就熄灭。（《小农经济像根草》
）人员公杜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员公杜是金桥》）
一朵朵红花山顶顶开，办起了公社幸福来。羊肚子手巾包沙糖，一个个社员喜详洋。（《想起了公
社忘不了你》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
两只巨手提山河，霎时挂在高山尖。（《两只巨手提山河》
）新娘笑容满面，她不慌也不忙，从怀里掏出张跃进计划，向大伙说端详。（《新娘子刚进庄》）
以上出现加点词为名量词中个体量词。
一丘田割两丘禾，高级社里好处多。（《一丘田割两丘禾》）
“丘”为度量衡量词，这两句，对于客观实际完全不可
能达到的场景，也能辑录入诗集，已经是意识形态被扭曲化的特例了。
今年成立高级社，
山南山北一家人。（《山南山北一家人》）
别看俺的锅炉小，产品堆起撑破天，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缠三圈。（《铁水滚滚似火
龙》
）[5]“家”和“圈”是借用名量词，即借用自名词。
摘录歌谣中含有量词的词语如下：
梯田层层、梯田块块、朵朵云上红旗摇、块块煤炭颗颗心。从地域的要素来看，
当时的所谓跃进计划，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农业，更扩展到全国的工业生产，
并导致“全民大炼钢铁”成为让中国人民至今难忘的荒诞一幕。当某一具体的语言形式得到社区成员的个人认同，则它仅以存在的价值形态出现；当它得到群体认同并被有规律地、频频地
使用或以某种方式凝结于语言产品之中，那么，它就转而实现了经济价值[9]。可悲的是，
这种经济价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
而从表达层面来看，对于客观现实的夸大表达，无论
是数词还是量词，
都保持了一致性，言语社区中“人口”和“地域”要素，
在当时，获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全民性和集体性。认同在言语社区中既是互动发生的催化剂
（没有最初步的认同，互动就不会开始），又是言语社区形成的最终标志[10]。
二、在言语社区理论观照下的指示词标记
Gumperz 认为言语社区是凭借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